中外对话新鲜出炉

时代的新风景

山姆吉尔 — Fri, 09 May 2008 06:20:00 -0400

《人造风景》是一部艺术电影，该片为爱德华•伯汀斯基的关于中国的静态照片赋予了生命，揭示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全球化世界的陌生的亲密，山姆•吉尔说。

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的作品叙事宏大，主要表现人类建筑和工业风景。他说，他的“目的既不是赞扬工业，也不是谴责。”但是，当他把镜头对准中国飞速的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呢？他那些引人注目的照片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世界飞速发展的经济所面临的环境挑战呢？《人造风景》敏锐且巧妙地提出了这些问题。这是一部由詹妮弗·贝齐沃尔执导的纪录片，将在5月9日于英国公映。

我在伦敦的英国电影协会拜访了贝齐沃尔。访谈一开始，我问她最初为什么她会被吸引到伯汀斯基那些描绘工厂生产线、拆船厂和堆积成山的电子垃圾的大幅照片上来。“当我第一次看见伯汀斯基的作品的时候，”她说，“我被它们毫无说教地改变环境意识的能力所震惊了。”贝齐沃尔的前一部电影包括神秘作家保罗·鲍尔斯的一幅肖像，她说，她被这幅图像的“朦胧”和神秘感所吸引。“它们看起来很美，但是你在看的是一堆垃圾。当你面对其中一幅画面的时候，你的思维经历了一次空翻——我想，它把你带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这种复杂与早些时候的环保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说，那些政策总是走向极端，并与普通城市居民的伦理想象无关。“不是每个人都打算移居乡下，成为一个种植有机作物的农夫，并自己做衣服穿。”反之，《人造风景》提出了另一种开始思考环境保护的方法。这部电影不是一部带有说教的政治信息的纪录片——以阿尔·戈尔的关于全球变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的形式——其舒缓庄重的节奏使观众能够“足够冷静地思考自己对环境的影响。”

贝齐沃尔承认，《人造风景》得到了与戈尔的电影类似的结论，“但是采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更成熟，使你能够看到那些应该为之负责却永远看不见的地方。”这部电影用可靠的报道——摄影师自己的语言和一个不和谐的工业背景音——为伯汀斯基作品中这些隐藏的地方赋予了生命。作品的核心是，在亚洲快速嘈杂的工业化进程与伯汀斯基不朽照片的可怕平静之间的表面矛盾。

贝齐沃尔告诉我，当伯汀斯基开始想知道，一旦他的计算机不再被使用了，它会葬身哪里的时候，他想到了去中国拍照。搜寻答案的过程把他带到了中国巨大的电子设备垃圾回收场，美国把至少一半的“电子垃圾”送到了这里，诸如铅和镉等物质常常给工人和当地居民带来环境危机和健康危机。所以，他拍摄那些垃圾计算机和电视机的大胆照片的目的是，让观众意识到他或她的消费所带来的后果。“当你丢掉垃圾的时候，并没有真的‘丢掉’，”北齐沃尔说，她引用了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美国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的话。“整部电影都是要你反省自己。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不只是在中国的人。”

然而，这部电影主要在中国拍摄，主题覆盖了从中国新兴出口加工业的工人到三峡大坝项目的建筑，从煤矿到为中国新中产阶级服务的城市夜总会。如同这些地方看起来的不同一样，风景是这部电影的组织原则，而且——正如标题所暗示的——这只是人造的不同。在这部电影中，人们听到伯汀斯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风景是我们改变的风景，是我们以进步的名义所破坏的风景。”贝齐沃尔还告诉我，她被这些地方独特的影响所震惊。“位于其中一些风景中，毫不夸张，你来一个360度的转身，会发现在环境中什么自然的东西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

但是，当聚焦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所造成的风景改变的时候，这部电影是在批评这个国家吗？“他们正在做其他每个工业化国家已经做过的事情：工业化；大量赚钱；难以置信的污染；然后再打扫干净，”贝齐沃尔说。中国的许多人都明白这种发展的后果，她补充到，并正在为改变发展方式而工作。“中国人知道原因，他们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但是我认为，坦率直言、提倡改变，或者不改变太多以避免被边缘化，在二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平衡。”

“我从未要任何人把这部电影当作是对中国的一次控告，因为它不是，”她继续说。“实际上，它更多的是要你考虑你自己、以及你自己参与消费循环。”这部电影把你带到了狂热的改革和环境退化的地方，不是为了原谅你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是为了激发一次个人改革。“一旦你看到一个地方，对之你有责任但是通常将永远看不到，它就会改变你。”贝齐沃尔说。这把你和世界另一端的生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感到鼓舞，大多数观众……看到了自己，并思考自己与一生制造熨斗喷涂装置的（中国）妇女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面对一个共同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是一种陌生的亲密，它支持着《人造风景》的环境意识。“我们都必须承认，不再有‘遥远’了，”贝齐沃尔说。

山姆·吉尔是“中外对话”的副总编

食品还是燃料？痛苦不堪的政策抉择

埃德克鲁克 — Thu, 08 May 2008 11:33:00 -0400

埃德•克鲁克斯撰文称，巴西用甘蔗生产乙醇，美国和欧洲可以向巴西乙醇更多地开放市场。这并非解决危机的万全之策，但能有所帮助。

1959年，经过德克萨斯州石油人士的多年游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美国原油进口实行配额制。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为抵挡外国原油而设置障碍的主意，现在看来真是荒唐可笑。由于燃料短缺迫在眉睫，尼克松于1973年春季放弃了配额制。

然而，支持配额制的诸多理由并不新鲜。保护国内产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石油人士称：美国需要在产能上投资，以防国外供应被切断。

如今，美国的乙醇产业所从事的活动如出一辙。关于能源安全的谈论颇多，生产商得到每加仑54每分的进口关税保护。在欧盟，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所谓的环境影响上，不过结果是相似的：该产业也得到了关税的保护，而且布鲁塞尔的欧盟官员正在讨论进一步的进口限制。

食品价格飙升，油价在2008年4月底达到每桶近120美元，此双重危机发出了明确的信号，那些政策不能再维持下去。

造成食品价格上涨，乙醇等生物燃料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过去几年来，用玉米等农作物制造生物燃料，仅对价格上涨起到约20％的作用；其他的评估表明，作用甚至更小。

但是很清楚，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食品价格和燃料价格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这种认识致使一些环保组织——其中有些组织，如“地球之友”，仅在几年前还是生物燃料的最大吹鼓手——敦促政策制定者制止生物燃料的发展。

以英国首相布朗为首的一些政治家，对上述关注作出了回应，呼吁反思生物燃料政策。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生物燃料满足10%的燃料需求，美国的目标是到2022年在燃料消费中有360亿加仑的“可再生”燃料，现在看来有点儿悬。

可是，停止生物燃料的扩张并不能一了百了。120美元的油价，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翻了一倍，脆弱的世界经济实在不能添加这样一个问题，而放弃生物燃料则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高油价标志着供求关系非常紧张。政策制定者可以帮助抑制需求：美国新的汽车燃料经济性标准将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效果可能一般。更高的燃油税效果可能更好：美国共和党拟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呼吁在夏季暂停征收联邦石油税，完全是南辕北辙。

不过，改变需求格局需要时间，在世界习惯于能源价格水平永远上升的同时，需要有额外的供给。

去年，生物燃料为世界油料供给贡献了约1.3％：贡献比例很小，但高于石油生产者卡特尔欧佩克早期成员之一的印度尼西亚。在未来几年，生物燃料对油料供应增加额的贡献预计会大得多。如果失去了这种贡献，供求关系将更为紧张，油价将更高。

削减生物燃料的产量，结果将使食品通货膨胀更加恶化：油价上升推高肥料和运输价格，而肥料和运输属于农业成本最大构成的一部分。

支持生物燃料也不是，不支持生物燃料也不是，政策制定者似乎左右为难。

很多政治家支持的纾困之法，特别是在美国，是能从秸秆或其他植物废料中提取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如纤维素乙醇，并因此不与食品供应形成竞争。

然而，支持纤维素乙醇的虔诚声明实际上纯粹是一厢情愿，还没有任何地方进行大规模生产。有很多企业和政府支持的研发正在进行当中，但即使是纤维素乙醇的支持者，他们估计获得商业生存能力可能得五年时间。挖苦者称，要一直等下去。

不过，倒有一个解决办法：巴西用甘蔗生产乙醇，美国和欧洲可以向巴西乙醇更多地开放市场。巴西可在现今用作牧场的土地上进行乙醇生产，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而扩大生产对食品供应或破坏森林的影响将很小。

巴西乙醇并非万全之策，但能有所帮助——而且，在适当的支持下，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也可以通过不必与食品供应竞争的方式发展生物燃料产业。

在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向外国石油打开了闸门的尼克松改变了看法。到1973年末，他投身于唤起登月和二战时代“曼哈顿计划”精神，要求美国在70年代末实现能源自给自足。

这一大胆的倡议无疑失败了，能源独立的所有努力注定要面临失败的命运。如果食品和燃料危机中能有一件好事的话，那就是认识到这一现实。

本文作者为《金融时报》的能源编辑

来源：http://www.ft.com

首页图片由Jurvetson摄

一个中国老太太生活中的“气候变化”

鉴强刘 — Wed, 07 May 2008 07:59:00 -0400

回家探亲的刘鉴强起初没有想到要和母亲谈及全球变暖的话题。出乎预料的是，这位农村老太太向儿子生动地讲述了她对气候变化危害的感受。

2008年2月初，我从北京回山东老家与父母过春节。当时，中国的南部正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雪灾，数以万计的人困在机场和火车站，坐在报纸上失望地过年。好在我的老家山东虽有降雪，但交通无碍，我在除夕那天终于回到了家。

母亲见我回来，欢天喜地的给我煎年糕吃，我站在一边陪她说话。谈起这场令半个中国瘫痪的大雪，她说这很奇怪，最不应该下雪的南方居然大雪不断，“这就是人家说的气候变化吧？气候变化不一定就是变暖，说不定有很怪的天气发生。”

在此之前，她跟我唠叨的是我的太太孩子，我的工作，我的身体，谈气候变化还是第一次。在我心里，气候变化应该是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的话题，一个76岁的农村老太太跟气候变化有什么相干？是什么让她关注这个问题？

我想到去年9月BBC公布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调查报告。在大部分国家，问卷调查的样本大约为1000个，但在中国调查了1800人，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很高， 87%的中国人相信人类活动(如工业和运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占71%，英国占78%，印度占47%。

7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只占59%，在英国占70%，在印度占37%。

如此看来，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之高，位于世界前列，这令人生疑。因此，就在三四天前，美国Rutgers大学“气候变化、社会政策与政治中心”的Martin Bunzl教授发信给我，怀疑说是不是接受访问的中国公众把“气候变化”和“污染”混为一谈了。

我查了一下BBC调查的英文和中国问卷，显然没有弄错，中国公众谈的就是气候变化。我告诉他，中国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有较高的认识，可能因为中国的调查局限于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这里的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美国和印度，受访者来自城市，也来自乡村。

所以我想，那份问卷不能代表整体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中国城乡仍然两极分化，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气候变化。

那么，我母亲是什么态度？她前50多年生活在农村，只在最近20年搬到这个小县城。她受的教育与接受的信息不如城市的人，但她是小学教师，喜欢看电视新闻，会用科学来解释生活中的事情，比一般的农村老太太有知识。

“你听说过气候变化？”我问。

“不用听说，我自己就感觉出来了，以前多冷，现在多暖和! 以前‘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很准。现在‘小雪’时很暖和，大雪时河也不冻。以前我们冬天穿棉袄、棉裤、棉鞋、棉帽，现在你们冬天哪有穿棉鞋的，连帽子也不用戴了。”

“你从什么时候感到气候变暖的？”

“好像是从尧河娶媳妇那一年，哪一年我忘了，反正他儿子现在都娶了媳妇了。”母亲说。尧河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他结婚时，我二哥为他写了大门上的“喜”字。

我大笑起来。这么说，应该有30年了。母亲说，尧河娶媳妇是12月或1月，应该大冷，但天暖得让人穿不住棉袄。“你小时候，最冷零下18度，现在最冷零下10度，差得太多了。”

最近四五年，母亲才从电视上知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两个词。但全球变暖的原因，母亲倒不必从电视上学，她有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原因嘛，我自己想，就是人多了，车多了，工厂多了，树少了，水少了。”

母亲说，以前的树林很多，夏天一进树林，一片冷气。我外婆的村边有片松树林，隔着一里地，就听到树林里沙沙的风声，凉气似乎就过来了。“现在早砍没了，盖了房子。树林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没了树林，气温自然就高了。”

工厂越来越多，也是变暖的原因，“夏天在汽车里坐着，一出汽车，就像跳到火里一样，为什么？那热气就是汽车排出来的嘛，这就像工厂，那么多工厂在烧煤，肯定排出热气，主要是二氧化碳。”母亲说。

就在这个小小寿光县城的周围，有全国最大的造纸集团、一个大规模的化肥厂、两个酒厂，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工厂。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排名前30。

我问：“气候变化和污染是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母亲说，工厂烧煤排出热量，也排出废气。“我小时候，天上一点污染也没有，天蓝蓝的，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晒得生疼。谚语说：‘云彩里钻出太阳，好比后娘’，说太阳晒得很狠。现在哪儿有蓝天？哪儿有太阳？我们这里出门就是灰灰的，像云彩落在地上，那个太阳乌蒙蒙的，算什么太阳!”

在母亲看来，河流的缺乏，也加剧了气候变化。30年前，我们村边的弥河又深又宽，但一转眼工夫，就成了一条干干的河床。弥河的干涸加速了地下水的流失，1976年之前，我们村的水位在两米左右，妈妈用扁担钩着水桶能打上水来。1976年，我们家第一次打水井，水位变成5米，两年之后，变成9米。1980年，水位变成20米。几年之后，我们村那口30米深的井彻底没水了。我们村名为“双井口”，一个井台上有两个圆圆的井口，建村600多年来，一辈辈人的井绳在青石板上磨出了深深的沟痕，而短短10年间，环境的恶化令绵延了600年的传统彻底消失了。

主要原因是几十公里外建立了大批盐厂、碱厂和化工厂，于是我们附近建了两个水站，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用一米粗口径的大管道运往工厂。

很快，寿光县的四条河流：桂河，弥河，丹河，尧河，流干了最后一滴水，这个100万人口的大县，在有历史记载的2100多年中，第一次成了没有河流的土地。河流的干涸与地下水水位的不断下沉，令生态系统持续恶化。

河流不见了，树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工厂，一座座烟囱，向天空排着浓烟，向地下排着污水，换来中国持续增长的GDP，母亲在一生中亲眼看到这巨变。也许Martin Bunzl教授说的对，中国人把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混为一谈了，因为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比如我母亲——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他们知道这一点，不是因为阅读科学报告，而是在几十年中观察生活的变化。

所以这位农村老太太也像一些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一样，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危害，并支持降低这危害，“工厂不能关，没有工厂人们怎么吃饭？但应该治理工厂，让工厂冒白烟，而不是黑烟。”她说。

刘鉴强，北京记者，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首页图片由Haldini摄

潮起：美国的气候立法

弗朗西斯百内基 — Tue, 06 May 2008 12:30:00 -0400

尽管布什政府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一直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但是政府内部的争论正在升温。弗朗西斯•百内基看到了美国气候政策发生巨变的曙光。

过去几年里，在美国国家立法机关国会中，关于全球变暖的争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0年前，国会还不相信自然科学研究，并对国际合作采取怀疑态度。例如，在1997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被称为《伯德-哈格尔提案》的提案，这项提案抵制克林顿政府就《京都议定书》进行谈判。很长时间以来，参议院的主要环境委员会一直处于詹姆斯·英赫夫的掌控之下，他是一名气候变化的否认者，公开指责全球变暖是“曾经对美国人民的最大愚弄”。

但是在这个10年的早些时候，国会辩论开始改变了，这表明了气候科学的力量，施加压力敦促在国家和地区层级上采取行动，并扩大了美国企业界对行动的支持。在2003年，现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引入了第一个限制和减少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立法。在2005年，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新的提案（宾格曼-斯拜克特提案），这项提案有效地取代了参议院1997年对行动所采取的否定。新的提案宣称，美国必须以身作则，通过限制与减排的强制立法，它还宣称，这一措施将有助于促进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同等的行动。

随着公众注意力的稳步增长，加上2006年国会选举中政党控制的更迭——从共和党到民主党，在最新一届国会中出现了一个进行全球变暖联邦立法的新契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受到了广泛承认。极端天气事件强调了行动的迫切性，如卡特里娜飓风、普遍的干旱，以及大范围的气候影响——如正以惊人速度融化的北冰洋浮冰。

问题不再是全球变暖“是否”正在进行中，而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应对它。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去年12月参议院环境委员会批准了由参议员乔·利伯曼和约翰·华纳发起的气候安全法案(S. 2191)。这项全面的全球变暖法案有望早在2008年6月就进行参议院全体投票表决。

这项法案将通过一个被称为“限额与交易机制”的排放贸易系统、以及一些补充政策。根据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和世界资源研究所的联合分析，这些法案将总共使美国的排放到2020年减少20%或更多，到2050年减少三分之二。

如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这项法案将：

•创建一个全国的排放跟踪与审计系统；

•创建一个由环境保护局管理的限额与交易机制，在2012年至2050年间每年的排放量稳步减少约2%；

•允许有限使用排放“补偿”，即来自那些限额与交易系统没有覆盖的美国实体的碳减少信用额；（单个发电厂或工业源能够利用最高15%的碳补偿，来履行其义务。）

•允许从外国达到一定标准的碳市场上购买信用额；

•在保持排放额度完整的同时，利用排放贸易、存储与借贷来帮助管理成本。

该法案也将为各种公众目的捐赠数十亿美元（通过排放许可的分配或拍卖）：

•鼓励能效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应用；

•发展低碳能源，包括带有碳捕获和碳储存的先进煤炭；

•加速清洁汽车和燃料的应用；

•促进能效建筑法规和扩大的公共交通；

•最小化受影响的行业和团体的过渡负担；

•支持国内和国际的适应行为和国际努力，以减少森林砍伐。

参议院的提案并不完美。在美国和国外，它都能够要求更多的减排，并在低碳技术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如果这项提案通过，它将代表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时刻，当面对气候变化的时候，美国最终转向了。

在美国众议院，进步也是引人注目的。在这次会期的早期，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希创建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致力于提高对全球变暖和清洁能源的意识。在将近30年中，在促成了汽车燃料效率标准的第一次提高之后，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代表约翰·丁格尔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全球变暖。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发表了白皮书，致力于到2050年将美国的排放减少60%至80%，并探索能够形成一项全球变暖联邦计划的不同政策。他的助理已经开始起草强制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立法了。

参议院和众议院正在设法处理由某些高耗能产业引起的竞争担忧，这些行业声称，相比于国际竞争者，美国的立法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几个应对这个问题的提案已经被提出，包括在一段时间的国际谈判之后，有可能要求某些产品（如钢材和水泥）的进口商在产品进入美国的时候购买排放许可。如果通过国际谈判，能够在促使其他国家采取全国性的适当行动的方面取得足够的进步，那么这些规定将不会生效。

今年，强大的全球变暖立法能够获得国会通过，并送达总统的办公室吗？气候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这意味着，除了尽可能地努力工作以使之实现，我们已别无选择了。预计6月份，全体参议员将对此法案进行讨论并投票。无论如何，对于新一届国会以及在2009年1月新一任美国总统任职的时候，今年国会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将有助于他们更快地采取行动。

很清楚，美国政策的改变眼看就要到来了。虽然布什总统仍反对对美国的排放采取强制性的限制：4月份，他竟然提议，至2025年前，允许其保持增长。但是三个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支持，采取强制性的立法，以限制美国目前的碳排放，并在未来几年来逐步减少排放。不论谁获胜，下一任总统都将把全球变暖立法当作执政第一年的首要任务。下一任总统还将在缺席8年之后，重新使美国参与国际谈判，以达成一项2012年及以后的全球气候协议，该谈判去年在巴厘岛开始并将于2009年晚些时候在哥本哈根结束。

经过多年的无所作为之后，美国几乎肯定不能在减碳问题上成为全球领导者。但是，当国会颁布全国立法以限制并减少气候变暖污染的时候，当一个新的总统任职的时候，这个国家将再次成为其他政府的一个可靠伙伴，共同推进全球努力，阻止气候灾难的发生。

弗朗西斯·百内基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主席。

巴西无声的革命

汤姆菲利普斯 — Mon, 05 May 2008 10:33:00 -0400

杰米•雷纳把一座拥挤、肮脏、充斥犯罪的南美城市改造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绿色生活和社会改革的典范。他对汤姆•菲利普斯说，任何一个大城市在三年之内都能做到这一点。

杰米·雷纳在离开家的时候，总是带上他的黑色小笔记本。在与俄罗斯参议员、欧洲外交官、韩国政治家和巴西官员的会议中间，这位70岁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打开这个笔记本，匆忙地写下他最新的想法。

本子里有“便携街道”的草图，这是一项把荒芜、破败的城市中心改造成热闹社区的计划。有“Dock-Dock”的蓝图，这是一种小型的未来派汽车，为降低塞车和污染水平而设计。也有说唱歌词。

“这是可能的，一切皆有可能！你能做得到！你真的能做得到，”最近的一首名为《可持续发展之歌》写道。“开始改变。减少碳排放！”

翻阅这个笔记本，很容易了解雷纳那些大胆、古怪的想法，这些想法使他成为了巴西的国家英雄、以及全世界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榜样。作为一个市长，在他的领导下，他的故乡库里蒂巴完成了曾经被认为是无法想象的变化，从一个肮脏、拥挤的州府变成了一个经济上切实可行的绿色生活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典范，这使他备受称颂。

雷纳越来越多地被称作一名环境英雄，他的笔记本里也许就记载着一些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他是一名改革者，力图改善子孙万代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

雷纳是波兰移民的后代，1937年出生于库里蒂巴，当时那还是巴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现在已经拥有了180万居民。他对城市的迷恋很早就开始了。雷纳回想起，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注视着家门外的城市中央车站里，贫困的移民工人涌出列车，政客们匆匆忙忙地去市政厅上班，小丑们在隔壁的马戏团里嬉闹。“在那条街上，我完成了理想与现实的课程，”他回忆到。

那是巴西的一个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全世界的移民涌进这个国家，试图寻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总是觉得，我与街道有密切的关系，”他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建筑师。”

他离开了工学院——那时，当地大学不提供建筑方面的课程——并最终攻读了建筑学，此后，为了解决故乡的现实问题，雷纳开始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实践。到20世纪60年代，库里蒂巴的人口已经增长到接近50万，所有大城市都面临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出来。

出于对当局反应的失望，雷纳和一些年轻的、有理想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开始自己设计城市的未来。“我看到很多我认为是错误的事情在发生，”他说。“他们在破坏城市的历史，建设宽阔的道路，这毁灭了城市的全部记忆，规划城市时只为汽车着想。”

相反，雷纳对城市的总体规划融合了低成本的综合运输以及一些社会和环境计划，这有助于消除社会分化，并为巴拉那州的首府带来新的生命力。1971年，刚刚33岁的雷纳被军政府“任命为”市长——军政府在1964至1985年间统治巴西。雷纳革命开始了，后来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复制这次革命，从哥伦比亚、古巴到俄罗斯。

“库里蒂巴城成为了一个典范，它与其他城市当时正在进行的一切完全相反，”他说。“当时，其他城市都在建设大桥和高速公路，而我们却在修建步行街。许多城市都在建设地下铁路系统，而我们则在开始发展自己的运输系统。”改革的关键是秘密行动，雷纳认为。“我说：‘我们必须行动迅速，因为从下周开始我们也许就不在这里了（由于独裁政府）。’你们也必须行动迅速，避免你们自己的官僚作风。官僚作风就像真菌感染，可以让一切都沾染上它。”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库里蒂巴经历了彻底而迅速的变化，其间雷纳三次成为市长。“我们花费两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歌剧院、三个月建成了植物园、五个月建成了尼迈耶博物馆。在72小时之内，我们把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变成了步行街。我们不是在追求记录——这是必须的。”

1988年，雷纳的杰作RIT（或称综合运输系统）建成了。这个网络——后来在波哥大、洛杉矶和巴拿马城被复制——包括未来派风格的“管道汽车”，一种管状的街边公共汽车候车亭，人们花费单一票价就可以到达城市的任何地方。实际上，综合运输系统是一种低成本的地上地铁。

然后是循环利用项目。在雷纳的领导下，库里蒂巴启动了一项先驱性的项目，用食品同城市周围贫民区（棚户区）的贫民交换分类的垃圾。“今天，库里蒂巴的垃圾分类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雷纳骄傲地指出。

雷纳回忆道：“当时，巴西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人口收入降低了。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更多地研究社会领域——教育、卫生、关心儿童。这是改革的黄金时期。”

雷纳城市革命的标志无处不在：曾经废弃的采石场和垃圾掩埋地，已经变成了公园和娱乐区；知识灯塔是教育中心，城市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学习并参加社会活动，无需付费；文化中心和剧院；甚至在悬挂于车库的标志上，都在骄傲地宣布，今年以来他们已经回收了多少个轮胎。

正如飞机场附近简陋的木屋和越来越高的犯罪率所显示的那样，库里蒂巴并不完美，但是跟南美洲大多数其他城市相比，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巴西的第四位，位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首都巴西利亚之后。值得库里蒂巴夸耀的还有，全国最低的文盲比例和失业率。“我不喜欢‘模范’这个词，但是库里蒂巴就是全世界的一个典范。”雷纳说。

因为市长任期的成功，1994年雷纳被选为巴拉那州的州长。由于财力不足，他被迫又一次寄希望于改革。“我们与渔民达成了一项交易，”他回忆道。“如果他捕到鱼，他自然就赚钱。如果他打捞到垃圾、瓶子、玻璃、铁罐，我们就将从他手里买下这些东西。如果捕鱼环境很差，他就会打捞到垃圾。收到的垃圾越多，他就能得到更多的钱，而海湾也就越干净。海湾越干净，他就能捕到更多的鱼。这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这些创新使雷纳在全世界赢得了许多“粉丝”，而今天他的计划已经成为了许多城市规划课程的一个必修内容。

1975年，他被联合国任命为城市规划顾问。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 (Habitat) 前主任沃利·恩多乌这样描绘库里蒂巴——“一个完美的典范，因为只要按照它的指引，一个城市就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帮助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人群，并使他们的城市变得清洁。”

自从2002年退出政坛，雷纳就成为了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国际代表。几乎每一周，他都要在库里蒂巴从前的家里接待国际代表团——他家用青草覆盖的屋顶隔热。

当谈到对世界城市的希望时，雷纳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激情。他相信所有的城市都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不管是里约热内卢和加拉加斯的贫民窟，还是伦敦和巴黎的塞车。“我对城市充满乐观，”他强调。“与我谈话的市长们说，‘这在我的城市里是不可能的；它太大了；它拥有1000万、1200万或1500万人口。’或者他们说，‘噢，我们的国家太穷了；我们的城市没有资源。’而我总是说，这不是规模或资源的问题。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能够取得改善，而且是巨大的改善。”

雷纳还认为，城市规划能够成为抗击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武器。“因为我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我有一些我们必须遵循的戒律。”他说。“第一条戒律：少开车。第二条戒律：垃圾分类。第三条：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或在家附近工作。生活、工作和交通都需要在一起。”

他说，其余的问题都很简单。“我学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遵循简单的原则。不必害怕简单。我们不能希望拥有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许多城市因为希望了解一切，于是在拖拖拉拉中就失败了。他们不明白，改革就是开始去做。管理城市是一个过程，你启动这个过程，然后给人们一些空间来做出反应。如果一个城市没有空间，那么它就不能变得更好。没有不能成为公主的癞蛤蟆，也没有不能成为王子的青蛙。”

来源：http://environment.guardian.co.uk/

首页图片由Guihermy摄

英国小镇“禁塑令”一周年记

汉娜普尔 — Fri, 02 May 2008 06:00:00 -0400

去年5月1日，英格兰西南部的莫德伯里成为欧洲第一个禁止塑料袋的城镇。一年过去了，这里的消费者和商家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居民们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汉娜•普尔报道。

英格兰东南部德文郡的莫德伯里镇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会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地方。这座小镇坐落在南汉斯海岸上，在普利茅斯以东27公里，是一个你转眼就会忘记的地方。这里只有大约1600名居民，要是教堂的墓地里没有你好几代的祖坟，你就还是一个“新来的”。“这里是彻底的乡下，彻底的德文，”丽贝卡·霍斯金说。她是一位野生动物纪录片制作人，也应该算是莫德伯里最（也许是唯一）著名的居民。

然而，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都还没有任何人听说过霍斯金或者莫德伯里，然而现在这二者在全世界已经成了一个东西的同义词，这就是塑料袋。去年5月1日，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颇为高调地宣布它将成为欧洲第一个“禁绝塑料购物袋”的城镇。霍斯金是这一活动的倡导者，她在太平洋上拍片子时，曾经被海洋污染吓得目瞪口呆。在看了她的影片《海浪的倾诉》之后，当地商家自发实施了一项塑料容器禁令，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整个城镇都投入了这个行动。

12个月过去了，当地人热衷于把这个行动描绘成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在莫德伯里向商家索要塑料袋，对方会很有礼貌地问你是否的确需要，如果你实在必须要一个，他们就会收你5便士(10美分)，给你一个玉米淀粉制成的袋子。合作商店也出售网兜，你还可以花六美元买一个特别设计的帆布莫德伯里“生活袋”（当然，这是出于道义而生产的。）

但是，很清楚，这个成功是付出了某些代价的。莫德伯里的店主和居民们已经习惯于来自全世界的电视转播车和新闻记者们在他们的大街小巷安营扎寨，霍斯金本人也对“袋子女士”这个称号安之若素了。

这个冲击的发生花了相当时间，但却非常猛烈。一开始，莫德伯里被描述成一个极端的地方，充满了反动的嬉皮士，同时也被说成一个充斥着高油耗的“喝油车”的城市，把大型的四轮驱动(4x4)车辆叫做“喝油车”的说法在英国越来越流行。（“你在这里看到的任何四轮驱动车都是干活的，满身都是泥巴，”当地画廊的老板苏·斯特顿反驳说。）然后又有指责说禁止塑料袋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象征性姿态，气候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把这形容成“重新摆放泰坦尼克号上的折叠椅”。

“对此，我绝对同意，”微微恼火的霍斯金说。“我们一直都说塑料袋只不过是冰山一角，但可耻的是这一点被忘了个精光。”

但是，一些商家由于仍然使用塑料包装而遭到了全国性媒体的批评。“人们感到有必要进行批评，这令人沮丧，”斯特顿说，“我们做过的唯一宣言就是要在莫德伯里禁绝塑料袋，情况确实如此。”

但霍斯金在反对的声浪里首当其冲。“我被称为绿色斯大林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写道：‘丽贝卡·霍斯金就是个西瓜——外边绿、里边红，’”她大笑着说。“我很尴尬。有很多环保主义者把大量时间重复花费在塑料袋上，但还有重要得多的问题等着我们讨论。”

实际上，如果你现在还在莫德伯里提塑料袋的问题，很可能会遭到抱怨。莫德伯里已经又前进了：居民们一旦放弃了塑料袋，就不可能忽视其它包装方式。这就是一个连锁反应，霍斯金骄傲地说，“他们已经觉醒了。”

比如，肉店老伴韦尔金森现在用可以生物降解的玉米淀粉袋子来包肉，花店也用玉米淀粉包装纸来包裹花束，并且用纸和拉菲亚纤维代替缎带。当地熟食店老板亚当·席尔勒也用牛皮纸袋代替塑料盒来装三明治。

“原来，我用塑料壶来装凝结的奶油和橄榄油，用塑料盒来装色拉，但现在我改用这些了，”席尔勒一边说，一边拿起一个新容器。“它们看着像塑料，却是用玉米淀粉做的，可以百分之百生物降解，因此不会增加你的堆肥。我们也不再用塑料包装三明治，现在我只是把它们放在纸盘子上或者牛皮纸袋里给客人。最初，我们改用白纸袋，然后我意识到造白纸袋要经过漂白，于是我又改用朴素的牛皮纸袋，这对环境更有利。”

其实就连这些包装物商家也很不愿意给你。莫德伯里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消灭我们使用一次性袋子的习惯，而不是单纯地改用纸包装（这仍然会带来巨大的碳足迹）。莫德伯里的觉醒并不仅仅限于塑料袋的害处。韦尔金森最近把他所有的电冰箱和真空包装机都换成了节能型的。“我们还改变了所有的包装，”他说，“我们甚至重新起用防油纸，现在我们所有的包装都是可生物降解的。”

走进皮柏菜店，你现在会在柜台后看到装在一个个大桶里的生态敏感洗涤灵。店里的大多数商品都是散着卖的（因此店里的味道十分好闻），旁边挂的是牛皮纸袋，而不是大多数菜店和超市使用的塑料袋。实际上，这里还有极少几样货品仍然用塑料包装，比如葡萄、沙拉和黄瓜，但这些塑料让它们看起来很碍眼、也让人食欲大减。

塑料袋禁令还影响到了居民们在其他事情上的思考方式。“一个月后，所有的商家都想知道他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霍斯金说。他们有了一个新目标，4月27日是距离禁绝塑料袋一周年最近的潮时，莫德伯里的人们进行了一次群众海滩大扫除。

“只要是能回收的东西，我们就会回收，”霍斯金说，“而那些不能回收的，我们就会拍照，这样我们就能记录下什么被清理掉了。只要是我们发现最惹眼的东西，它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消灭的目标。”

那么，最大的对手很可能会是什么？霍斯金对此是否有所预想呢？“塑料水瓶，它们的确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商家已经开始和最近的矿泉水厂商——德文希尔斯公司洽谈，看它是否愿意改用可再次使用的玻璃瓶。席尔勒还开始研究使用玉米淀粉瓶子的可行性。澳大利亚一家厂商的产品尤其吸引他的注意：“他们在每个瓶子里都放了颗种子，当它被扔在垃圾堆上时，你的瓶子里就会长出一棵树。我觉得这个主意太美妙了。”

来源：http://environment.guardian.co.uk/

首页图片由Kate_A摄

英格兰的莫德伯里镇因为禁绝塑料袋的行动而名扬世界，同时它还树立了其他的环境目标。和全世界许多大城小镇一样，中国也发起了抵制塑料袋污染的行动，将在今年6月1日开始禁止使用超薄塑料袋。

你的城市能够在哪些生态行动中发挥带头作用呢？

把你的想法在论坛上和我们大家分享吧！

你有权知道：一个历史性时刻

军马 — Thu, 01 May 2008 06:54:00 -0400

星期四是中国信息自由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马军解释说，由于新的透明度管理条例开始生效，将为公众监督企业的环境表现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将于2008年5月1日生效，并将为提高中国公众的知情权提供一个有力的手段。

作为对公众参与异常关注的政府部门，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为环境保护部——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为首个制定本部门相关措施的部级机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通过，旨在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允许公民和组织合法获得政府信息。

环保部通过加强公众对环境监管的参与，来促进减少污染。据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措施发布时称，对于不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和违反排放标准的企业，新规定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力。

新法要求环保部门公开17类不同的环境信息，包括区域环境质量、不同区域的排放量和污染物记录。根据新法，应向公众提供以下污染物信息：

• 违反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放配额限制的企业名单；

• 对企业污染环境的信访、投诉及其处理结果；

• 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 发生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

• 拒不执行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名单。

除了要求政府信息公开之外，新法还对企业信息公开作出了具体规定：

• 违反排放标准或超过排放配额限制的企业，应在名单公布后30日内，在当地媒体上公布其排放数据，并向当地政府部门备案。当地政府部门有权核实企业公布的数据。

• 污染企业不遵守信息公开规定将被处以最高十万元（14,270美元）的罚款，排放数据将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公布。

• 环保部门应依法在20日内通过政府网站、公报、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公布污染企业名单。

• 如果环保部门未公布这一名单，公众依法有权申请获取。环保部门应当在15日内予以回复，延长答复期限不得超过15日。

• 如果环保部门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申请，可以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环保部门应当督促下级环保部门履行其信息公开义务。如果公众认为拒绝信息公开侵犯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众所周知，中国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弱。作为一部体现新思想的法律，新法的执行预计将更富有挑战性。本地及国际环境团体，和政府部门及媒体一起，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加强新法的宣传，确保这一历史性机遇不被错过。

新法使得非政府组织能够在企业违反排放标准时发挥作用。我们的组织，即“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以下简称IPE），正在改善我们的水及空气污染数据库，以便在新法生效后，能更新我们的企业排放数据表。新的数据将使IPE的数据库更为全面，而且将最终允许用户比较上榜污染企业的排放量。

除了对上榜污染企业实施强制信息公开以外，新法还鼓励其他企业自愿公开污染数据。

IPE认为，如果企业公开的数据能够以连贯和交叉比较的方式公布，对公众而言意义会大得多。为了便于形成一个更加标准化公开模式，IPE制订了一个排放数据公开表格，并已散发给本土及跨国企业。

一些大型企业公民已决定自愿公开排放数据，十分鼓舞人心。溢达集团是世界大型棉衬衫生产商之一，应政府和公众要求，该公司三月成为首家自愿公布其排放数据的企业。该公司填写了表格，并提供了来自其主要衬衫生产基地的基本的水及空气排放数据，包括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种数据将在新版的IPE数据库中出现，并将作为纺织企业事实上的标杆。纺织行业是中国主要的污水来源之一，也是大的能源消耗行业。

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需要开始为短期和长期的应对之策作打算。短期内，在中国的企业需要确保具有企业排放监控及数据收集系统。IPE发现，许多企业，包括在中国经营的大型跨国公司，在数据收集、分类和排放数据记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我们的行为激励了一些企业采取行动来弥合这一信息差距。例如，德国博世向IPE提供的文件显示，该公司开发了一个数据库，追踪和编制在中国十几个分公司的内部和外部监控数据。这种与IPE的互动，还促使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承诺，从2008年4月开始，自愿公布基本的排放和能源效率数据。

美国的经验证明，在“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下，当企业表现得以改善，就能产生良好的宣传效果，并有助于企业重拾公众信任。在中国，一个更加透明的环境管理制度，可望提高具有良好环保表现企业的竞争力。

马军，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首页图片Ming Xia 摄

中国环保公众参与向纵深发展

之友自然 — Thu, 01 May 2008 02:58:00 -0400

透明度高的新法令的实施将促进地方社区参与环保。中国的绿色组织自然之友对政府的有关努力表示欢迎。

根据2007年召开的第六次中国信访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2006年中国信访总量较上年下降15.5%，但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近几年来却以年均30%的速度上升，成为中国信访的“五个重点”之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公众环境意识、权利意识的大幅提升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公众参与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事实，并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厦门“PX项目”风波和北京“六里屯事件”

厦门市围绕“PX项目”建设的风波，就是一个具有某种标志性的公众参与事件。

2007年初“两会”期间，105个政协委员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反对腾龙芒烃（厦门）有限公司拟在厦门市海沧区兴建的“对二甲苯”石化项目（简称PX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高达108亿元，建成后，有望为厦门市增加800亿元的产值。但是，“PX项目”距离厦门市中心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都只有7公里，而且海沧区已经成为一个新开发的居民生活区。因为该项目所处位置敏感以及存在极高危险性，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们乃至厦门市民的极力反对。成千上万的市民走上街头，表达心声。

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 6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要求就“PX项目”对厦门市进行全区域总体规划环评。12月，厦门市公开摇号产生市民代表参加厦门海沧南部地区环评座谈会。49名与会市民代表中，超过40位表示坚决反对上马PX项目。此后，有关媒体报道说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决定顺从民意，停止在厦门市海沧区兴建该项目，将迁至漳州古雷半岛兴建。

无独有偶，在北京也发生了一起影响较大的环境抗议事件。北京市计划在海淀区西北旺镇六里屯依托垃圾填埋场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后每天焚烧生活垃圾1200吨，制作堆肥400吨。由于六里屯一带已经建成了许多居民小区，社区居民担心环境污染，连续上访反映焚烧厂选址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7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建议地方政府对有关问题进一步论证，在完成论证之前，该项目应予缓建。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事件，明确表示，在一些群众不理解的前提下，该项目不会开工建设。该项目后来停止了建设，海淀区政府及北京市环保局正在积极准备专家论证工作。

这两起群体性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市民的理性维权，也显示了正在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力量。而政府的克制、理性、顺应民意，择善而从，体现出新的执政观，受到舆论的高度评价。但其肇因，都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缺乏更大范围的区域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本身的评价也缺乏开放的程序和公众的广泛参与，这都凸显了规划环评的重要性。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正在制定中的《规划环评条例》将引入程度较高的公众参与程序，坚持加入关于“公众参与”条款。按照条例规定，规划编制单位应该向公众公布信息，征求公众意见，重大意见比较集中的情况必须听证。

环境立法重视公众参与

2007年，政府在加大环境立法力度的同时，在环境立法中也更加注重公众参与的作用，公众参与立法过程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水污染防治法》修改为例，中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修订草案自9月5日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引起广泛关注。截至10月10日，共收到各地群众意见2400多条，来信67件。同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律规定也更加完善。

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前提。继2006年出台《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办法》之后，2007年4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将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在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政府部门发布的第一部有关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也是第一部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综合性部门规章，对于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有了法律的保障，公众环境参与权、监督权也就有了更坚实的基础。　

中国现有的环境法规中虽有“信息公开”的原则，但对谁公开，不公开怎么办等等，一直缺乏可操作性规定，给公众参与造成了巨大障碍。新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操作性。第一是明确了信息公开的主体和范围，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公开环保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行政许可与行政审批等十七类政府环境信息；强制超标、超总量排污的企业公开四大类环境信息，并不得以保守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鼓励一般污染企业自愿公开环境信息。第二是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详细方式。第三是规定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责任。对于不按照规定公开环境信息的行为，环保部门将被追究责任，企业将被罚款；公众认为环保部门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推动从公众关注到公众参与的转变

2007年，民众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有了相当幅度的提高，而环保民间组织也顺应形势，组织了一系列促进民众参与的活动，取得了广泛影响。6月5日，国务院领导亲自主持座谈会，邀请一批在基层做出突出贡献的民间社团代表到中南海共商环保。12月9日，由民间组织发起的关于怒江建坝利弊的讨论成了国家公务员考试试题。

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的环保民生指数，被誉为中国公众环保意识与行为的“晴雨表”。对2007年公众环境意识和行为的调查显示，在9个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环境污染排名第二，仅次于物价，其关注比例达到了46.1％，比2006年提高了3.8个百分点。66.9％的公众认为现阶段中国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比上年增加了3.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大多数公众认同政府的环保努力，64.4％的公众认为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和“比较重视”，比上年提高了3.4个百分点。高达73.1％的公众认为“应当在中国推行绿色GDP”。44％的公众把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片面强调经济发展”。58.3％的公众认为“企业只注重自身发展”，许多企业在环保方面缺乏社会责任。

“环保民生指数（2007）”显示，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42.1分，环保行为得分为36.6分，环保满意度得分为44.7分，三项指标均不及格，为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与行为敲响了警钟。公众的环境行为明显滞后与环境意识,约近一半（49.7％）的公众认为自己在环保过程中“不太重要”和“不重要”，只有13.7％的公众认为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这既说明公众在环保上有较强的依赖性，也从一个方面也显示政府还没有为公众参与准备好平台和条件。

政府似乎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提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充分反映了国家重视和扩大公众参与的决心。或许，这将为2008年的公众参与提供一个更高的起点。

"中外对话"根据自然之友2007年中国环保绿皮书内容改编。

首页图片Thomas F. Peng摄

伦敦雾灾将在广州重演？

昊唐 — Wed, 30 Apr 2008 11:08:00 -0400

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居民每天都在经受严重空气污染的折磨。但其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样的污染状况和致命的环境灾难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唐昊说，必须提高地区空气监测标准才能有助缓解这一情形。

广州近几年来灰霾天气越来越多，空气中微粒的浓度也越来越大，生活在这种天气中的市民们越来越多的出现憋气、咳嗽、头晕、乏力、恶心和情绪失控等呼吸道疾病症状。如此恶劣的环境人们之所以还能忍受，无非是因为它虽然让人困扰，但却不是立即致命的，所以其严重性往往容易被忽视。

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它很可能从一场慢慢发生的危机变成一次立即致命的危机。4月初的《南方周末》以超长篇幅报道了中国的灰霾现象，并警告伦敦雾灾可能在广州重演。所谓伦敦雾灾，指的是1952年12月伦敦发生的世界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事件。在短短五天时间里，有4,000多人因呼吸道疾病而死亡，其中多数是年长者。雾灾之后几个月，又有8000多人死于非命。其实早在2004年底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唐孝炎院士就已经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他根据在广州等地的研究，指出本地“可能爆发光化学烟雾”。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正在陷入一场严峻的环境危机当中。

事实上，珠三角地区长期的工业生产所造成的污染相当严重，在某些时候，空气已经接近伦敦雾灾时的水平，至于灰霾更是存在多年。去年深圳的灰霾天数达到了创记录的226天。而灰霾在黄淮海、长三角等地的城市群里也开始呈现区域扩散的特征。这些城市既是污染的主要产生地，也是污染的最大受害地。2006年全国监测的55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占4.3％，二级标准的城市占58.1％，三级标准的城市占28.5％，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占9.1％。

在珠三角，几乎所有的城市一年四季都受灰霾困扰。而随着新一轮产业调整，广东省试图将这一地区的污染工业加以转移，伴随而来的是这些工厂及其所制造的污染转移到了江西、湖南、以及粤北等周边地区。笔者几个星期前去清新县开会，这个原本以空气清新著名的小县因为承接了从珠三角转移出来的工业企业，而遭致全面污染的命运。近年来，这个县的工业产值连年增加，工业区内工厂林立，新的上万亩的工业园区还在兴建，应该说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空气质量却已经显而易见的恶化——从上空洒落的小雨落到挡风玻璃后不久就干了，留下了满车窗斑驳陆离的灰色痕迹——春雨竟已脏到了如此地步！

城市空气污染极大地妨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是因为受污染的空气，如灰霾的实质成分是城市上空长期悬浮着的无数黑碳、粉尘等颗粒物。灰霾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包含数百种大气颗粒物，其中有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气溶胶粒子，如矿物颗粒物、海盐、硫酸盐、硝酸盐等，它能直接进入并附着在人体的呼吸道和肺叶中，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病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据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王金南介绍，该院在2003年进行的研究发现，每年中国有多达30万人死于户外污染，住在都市的中国人成了“吸尘器”，每人每天要过滤掉15立方米空气中的毒尘。对于空气污染，只要有一次出国回国的旅程，就会有深刻的体会。

与此同时，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每天呼吸的空气有多么危险，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把自己身上的异常与空气质量联系起来。更有甚者，公众既是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污染的制造者。有调查显示，目前城市空气污染的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汽车尾气在变成为空气的首要污染源且甚至可超过工业污染程度。目前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地区，造成灰霾的污染物，首先是汽车尾气排放，其次才是人类日常生活排放和工业排放。2007年广州市机动车达180万辆，并以每年15万辆的速度增加。这些数据都在警告，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是一个渐进但是致命的过程，是一个慢刀子杀人的过程。而且这种慢性危机已经到达临界点，慢性病很快就会成为急性病，爆发性危机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没有爆发是因为广州特有的气候条件。但按照这样一个污染趋势发展下去，爆发性危机几乎是迟早的事情。

环境危机是不像一般性的公共危机，如一起污染事故、一次爆炸，这种公共危机来的快，去的也快。而环境危机则是一种总体上的、大规模的环境问题，是慢慢形成的，一旦形成也很难迅速消除。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危机不是短期的、临时性问题，我们其实每天都生活在环境危机之中。与这种慢性转爆发性的危机相适应，环境危机管理，不但需要突发事件的应对，更多的也需要日常工作上的应对。如通过立法，要求地方政府采取行动制止那些排放大量烟雾的工业；为防止空气之间的交叉污染，区域之间如珠三角城市群通过协调合作共同防治灰霾等。想方设法缓解和应对这种因长时间积累而导致的环境危机，应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现在的情况是，对于可能集中爆发的大规模生态危机，政府、企业和公众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当污染者显然不会主动采取措施减少烟雾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开始干预。目前这样严峻的态势，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失责有关系。如我们目前检测空气污染的国家标准就存在很大问题，导致对空气的监测不能反映客观实际。在环保部门那里，可吸入颗粒物国家标准是年平均浓度每立方米空气100微克，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五倍；而直径小于2.5微米的大气颗粒物更是没有列入监测指标，这恰恰是毒性最强的颗粒物。同时，在现有国家空气质量评价体系下，出现灰霾天气也并不都认为是空气污染。所以环保部门的空气测评与公众的实际感受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此外，在体制内，司法系统在执行国家环保法律、解决环境冲突方面发挥的作用还是偏小。在国外很多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都是通过诉讼手段实现的，但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由政府来管，法院不管，这导致环境问题处理上的低效率。至于公众、社会组织的力量比司法体系更弱，还处在一盘散沙的状态，甚至连环境知情权也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当然，制度上的进步也有很多，如广州就是全国率先对灰霾进行预测预报预警的城市，现在有很多城市开始效仿。尽管如此，针对制度和政策上的漏洞，政府管理部门以及科学界还是有责任调整监测标准，使其更符合真实情况，并向公众披露。包括珠三角城市在内，中国城市过去的污染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我们尚未失去补救的机会，还可以防止慢性危机转为爆发性危机而造成更大的危害。不过种种迹象显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

首页图片由23hours摄

社会企业家的兴起

约翰艾尔金顿 — Fri, 25 Apr 2008 07:21:00 -0400

约翰•尔金顿称，一种新型的企业领导者正在倡导新的技术、价值和商业模式。环保人士开始不再把市场视为敌人，而是了解人们需求的有效倾听手段。

美国正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不仅伊拉克战争还在持续，而且次贷灾难之后，衰退加剧，华尔街陷入混乱。值此之际，应该想到这个国家值得称道的地方。几周前，当我飞往加州圣巴巴拉去参加《华尔街日报》首度举办的绿色资本市场会议的时候，我回想起1969年发生的圣巴巴拉溢油事故，这一事件影响巨大，点燃了公民行动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导火索。我同时还想到，《华尔街日报》参与这一活动是多么的迟缓。这么大的一份财经报纸，不仅没有成为变革的先行指标，反而成为滞后指标，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当杰出的首席执行官们，如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和沃尔玛的李·斯科特，大谈他们如何加大努力将可持续性考虑加入其战略构建的时候，至少有一位《华尔街日报》编辑在听众中费力穿行，试图让济济一堂的企业领袖们表示他们认为所有这种绿色行动都是误入歧途，对股东价值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结果很快就清楚了，他们并不这么想，不管《华尔街日报》和当前美国政府相信的程度有多大。而且，情况很快变得明了，他们对伊梅尔特们和斯科特们努力要做的事情给予了广泛的支持。

美国之所以了不起，在于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大潮中充当弄潮儿的能力。在飞往圣巴巴拉的途中，我阅读了一本关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工作和生活的绝妙好书，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我愈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创新性破坏冲击发达国家的浪潮，这部分是因新技术所致，但同时围绕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担忧的加剧也是一个驱动因素。

这些变革的大潮很少是由大型的现有企业推动的。通用电气真的是一个稀有动物，该公司1900年就是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而且至今存在，并茁壮成长。在二十世纪初商业上最为成功的名单中独占鳌头的大多数其他公司如今早已作古。相反地，推动变革进程并周期性地重塑美国思维模式和经济的人，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创建像英特尔、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这类公司的企业家。

像先前时代的产业巨人——如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和亨利·福特——一样，一些新经济的开拓者成为了亿万富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开始把关于技术、价值和商业模式的新思想瞄准新的事业领域，开始投资于社会和环保企业家的工作。eBay创始人之一杰夫·斯科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三月举办的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五次“斯科尔世界论坛”中，表现尤为突出。

当时，斯科尔谈到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回忆戈尔在1992年为雷切尔·卡森新版《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这是一本颠覆原有思维模式的书，该书于1962年出版，距今已经三十年多年了。当时，斯科尔指出，卡森被化工行业以及科学界的一些人形容为“歇斯底里”。无独有偶，很多在牛津聚会的社会和环保企业家也被形容为“疯狂”，甚至其家人和朋友也这样看，因为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针对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的新书《不可理喻者的力量》中，这些人是书中关注的非凡人士。和该书合著者帕梅拉·哈蒂根的观点一样，我认为焦点正在从企业公民战略转向范围更广的解决方案，将需要在大企业家、主流商业及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更广泛的（而且力量越来越大的）公民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论坛举行期间，SustainAbility主持了两场会议，主题是社会和环保企业家如何才能与大公司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会议是在斯科尔基金会、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BLF)和国际设计公司IDEO的合作下举行的。会议非常成功，与会者排着长队进入，甚至有些大企业家无法获得入场机会。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参加的会议和阿尔·戈尔参加的闭幕会也都排着长队。斯科尔基金会主席萨利·奥斯贝格表示，虽然大家强烈意识到不存在“灵丹妙药”，但对于把最佳社会企业家的世界发扬光大的潜力，其乐观程度亦非同一般。

在滥用杀虫剂（雷切尔·卡森曾对此高度关注）以及圣巴巴拉溢油的时候，环保人士和大多数其他的活动人士是反商业、反盈利，而且根本上是反市场的。最近几十年的倾向转变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一位发言者称，市场是我们了解人们需求的“最佳倾听手段”。世界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存在诸多的巨大挑战，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经济又聋又瞎的领域。

我们SustainAbility斯科尔基金会资助的企业家解决方案的第三年工作，将从社会企业家（在我们2007年的调查报告《正在增长的机会》中涉及）及企业内部的同等角色（我们在一个新的报告《社会内企业家》中着重涉及）转向潜在的未来市场，一个人口越来越多、碳排放受到限制的世界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市场。

作者简介：约翰·艾尔金顿是“Volans Ventures” (www.volans.com)的创始合伙人，同时也是SustainAbility 公司(www.sustainability.com)的创始人和主办人。此外，他是《不可理喻者的力量：社会企业家如何创造市场并改变世界》（哈佛商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的合著者。

首页图片由 thinkpanama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