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 (第二部分)

环保需要重视文化和思想观念问题。潘岳在他撰写的有关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呼吁中国的青少年坚定理想和信念,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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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为什么是文化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具有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使我们大中华生存延续了几千年。这原本是防止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可惜两次大劫难使其几乎荡然无存。一是五四运动砸乱孔家店,虽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批判过激。二是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用“打,砸,抢”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把百年前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原因全归咎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传统道德文化缺失的危险中,人们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来解释和衡量一切,整个生产与生活的过程简化为赚钱和消费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核也统统被抛置天外。但我们抛掉的,有人却捡了起来,奇迹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儒学成了弥补和修正资本主义缺陷的东方特有工具。所以国学还是要学一点的。为了祖宗你们得学,为了未来,你们更得学。国学是你们应对未来的真正思想武器,未来复杂的世界变局不是靠敲着电脑就可以应对的。

环境问题也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起码是个思想观念问题。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多次被曲解、被教条化。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论述,提倡“唯生产力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却抛诸脑后。出于这种片面理解,我们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很少批判其过度的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问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一种叫做生态社会主义的流派,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都靠它来修正或挽救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改变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不光要改变生产关系,还要调整生产目的,即从追求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和消费,变成追求提高人类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幸福,把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成创造性的活动。与经济至上论者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要求珍惜自然资源,杜绝官僚主义的浪费;与极端环境主义者也不同,生态社会主义不赞成彻底否定工业文明或者提倡禁欲主义,而是寻求创造一种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减少浪费的新型发展模式。如此,人们才不再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欲望,才能摆脱工业文明的矛盾。这些对于中央今天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政治理论,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环境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反映了当前中国的一个侧面,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改造中国的实验。例如,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生态补偿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环境民主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开路;解决了环境文化问题,就能够重建一套充满活力的、适应中国绿色崛起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我说,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只有站在这种高度上,只有拥有这样的视野,才能够真正理解环保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才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绿色中国和怎样建设绿色中国。作为环保专业领域的青年学生,你们必须要认真严肃地从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对环保进行更深更透的新思考,你们必须要学会如何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参与社会生活。

接下来我要讲讲少年中国。小时候,我的叔叔阿姨们老跟我讲,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的事,便把希望落在你们头上,你们一定要争口气,将我们的理想完成。我那时很反感——你们欠的账,你们没有完成就往我们身上落,我们完不成再往下一代落,谁都不去做个先行者去牺牲,存在的诸多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人到中年,我又有些理解他们说的话。记得《走向共和》里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梁启超李鸿章挥师北上。李鸿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很多事情,不是上一代不想做,而是被很多历史条件所限制,有心而无力。环境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一代还能用“中国这么大,怎么折腾也能撑个十来年”来安慰自己,你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15年后,也就是你们40岁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今天的四倍,污染总量也将是今天的四至六倍,中国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根本无法支撑,你们可还有立锥之地?环境问题不是由你们的错误造成的,但解决它却是你们的责任。解决得不好,代价由你们来付;解决得好,光荣也由你们来领。这就是命运。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命运,也都在承接命运时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我们父母为了中国的解放赶走了帝国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启动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现代化转型的这个过程。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需要一点理想主义。什么是理想主义?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纵观历史,每一代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先不论对不对,但至少有。一二十年代的青年参加五四运动,为得是主义;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投奔延安,为得是独立;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志愿去边疆,为得是富强;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成了红卫兵,为得是继续革命;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希望出国,为得是从欧美学得强国之道。你们这一代我不是很了解,坦率地说我想跟你们像朋友一样交流,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不太好交流,我跟我儿子的交流就不成功。他崇尚个性自由,见了很多大世面也懂了很多事,但就是不懂国家、民族。我们经常吵架,见面也很少,按你们的话说我为此很郁闷。我总结了几句话,批评一下你们,不知你们能否听进去:你们这一代在一个丰富庞杂的环境中长大,但却缺乏坚定的根基;你们对未来充满过分的激情,但对于历史却往往关注较少;你们少有传统的束缚,但也缺乏成型的信仰。简而言之,理想主义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已经很罕见了,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不是一个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气候大环境的问题。

其实,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坏事,但过度的实用主义会导致集体短视,没有和时代结合起来的个人主义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不需盲从我们这一代,但你们必须有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和时代要求紧紧相连的。中国现在的时代要求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没错,我们正在崛起——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然而,我们的崛起主要依靠的是资源环境消耗、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埋藏的最大的定时炸弹。制约不光来自内部,还来自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使得“环境”和“人权”一样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和贸易的巨大因素。欧美把持的全球化秩序极其不公平:他们一方面指责我们不环保,一方面向我们转移他们的污染行业并且封锁环保技术;一方面占有最多的资源环境,一方面又设置绿色壁垒阻碍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中华民族要奋起,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讨还公道,让他们履行自己的环境承诺;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制度与技术,要勒紧裤腰带走绿色崛起道路;我们要团结周边邻国,进行区域合作,解决环境纠纷;要联合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等左翼组织向跨国集团施加压力,限制他们向中国转移污染行业……中国能在国际上作的环境工作有很多,在国内也不少。你们天天喊爱国主义,天天讲民族精神,环境领域照样可以体现你们的爱国主义。再说得微观些,中华民族环保意识的提高,便是中华民族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的提高。

总之,要干的事情很多。这是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伟大时刻,这一时刻来临时,我们已经老了,赶不上了。《老残游记》里写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人生之大悲哀也。但这种悲哀让我对你们有了更大的期许,因为真正创造历史的,永远是年轻人。梁启超主导戊戌变法时22岁,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26岁,胡适成为北大教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27岁,毛泽东在湖南发动铁路工人暴动的时候是28岁……再说个和环保相关的,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人大游行创立地球日,发起人丹尼斯·海斯当时也只有25岁!因此,我鼓励你们的激情、创造力和热血,我无条件地支持你们的努力。我们虽然比你们老,但人的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精神。我们的心没有老,我跟你们一起奋斗。我相信,在今天这个小礼堂中,如果大家都把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变成思想去奋斗的话,那么这个小礼堂将孕育着未来成功的种子。

梁启超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大家都读过。这是激励了我青年岁月的文章,我再和大家重温一次。它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前途最不确定的时代,列强讥之为日落西山的“老大帝国”。而梁启超却相信,只要中国的青年们能够慨然奋起,就能够将这个老朽的国家重新改造成青春的国家。今天的时代,同样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衰落后,中国是否能够重新崛起?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崛起?这个答案掌握在你们手中。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民主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绿色中国只能在你们这一代手中完成。我相信,一个绿色中国,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少年中国!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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