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环保运动必须着力于制度变革

发展真的可以拯救环境吗? 唐昊在他的专栏文章中继续对中国的发展, 政治前景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等作了具有争论性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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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美国宇航局NASA网站公布了1979年和2003年两次在太空拍摄的中国珠江三角洲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24年中,珠三角的都市和工厂区急剧扩张,与此同时植被及水系、滩涂则缩减不少,水系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整个珠三角呈现“灰色化”。这种直观对比所带来的精神冲击,大过任何抽象的数据。

 

耗尽资源的发展模式

珠三角近年的变化在任何工业化国家中都存在。所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提醒——从技术上说,目前这种把逐利当成发展、资本主导型的发展模式确实存在着耗尽一切资源的可能,特别是在珠三角这种大量依靠外来投资、尤其是国际资本来获致发展的地区。其原因在于:

一、在一些经济学说中,自然成本一向被认为是免费和随意使用的。空气、土壤、美景等很少被计入经济发展成本。如果有企业支付了这一成本,如一家工厂购进了污水净化设备,那么他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幅上升,工厂就要倒闭,而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的反而是那些偷偷排污的工厂。在环保逆向淘汰法则下,自然成本当然会被大范围地拒绝支付。

二、经济发展意味着产品增多,人均消费的提高,而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排放废料和对自然污染的增多,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不断增加的污水、垃圾、工业废料已经成了世界性难题,以至于发达国家企业想方设法将其转运他国。今年年初被媒体曝光的英国垃圾转运中国事件就是其中一例,事实上还有很多国外公司每年向中国倾泻大量的垃圾废物。

三、外来投资主导的经济模式下,资本需要的是短期回报,这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当自然资源已被消耗殆尽、土地和环境承载力饱和时,外来投资者往往选择在耗尽资源后撤退,把工厂搬迁到另外的地方,在现有水平上自我复制(外资从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就属此种性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耗尽资源而导致系统崩溃。

环保运动的效果

上述因素的存在,预示了一幅可怕的前景,即以投资为主导的、片面追逐利润、追逐经济增长的取向不改变,则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目前尚未有能够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现在已采取的一些做法仅仅从逻辑上看就难以实现其设定的目标。

目前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着力最大的几方面,一是技术改进;二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三是经济发展后的弥补。但问题是,寻找替代能源、技术进步根本不能解决环境问题。原因很简单,单位产品耗费的资源减少、污染降低,就会鼓励这种产品的大面积扩张,结果造成更大范围的资源耗竭和污染。同时人们也不会牺牲个人生活质量来保护环境,这种集体搭便车的心理已由中央电视台8月初的调查所证实。至于靠经济发展来促进环保,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环境的破坏程度是成正比的。

上述措施不起作用的结果就是,环保口号不断、运动不断、承诺不断,而环境依然一天天地恶化下去。在西方世界,经各国共同商定的《京都议定书》形同虚设,几年下来,美国、日本都增加了碳排放量,只有欧洲还勉强保持了90年代的排放水平;在中国,绿色GDP受到重重阻碍,直至被无限期搁置;在广东,珠三角以不足0.4%的国土,创造了全国近10%的GDP,但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空气污染、绿地减少,城市扩张,酸雨面积高达70%,珠三角渐由绿色变成灰色。

突围的窄途——从社会运动到制度变革

在环保遭遇挫折的情况下,指责集团自利、个人自利或者资本的不负责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是人类本性和经济法则。更重要的是,利益集团及其行为方式也是这种特定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环境在逐渐恶化,而是现有的相关制度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现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经济发展并不能消除环境恶化。通过经济发展为多数人谋福利的说法,实际上是一个借口,因为目前经济发展的成果往往是被少数人控制,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经济扩张。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未消除贫困;经济全球化和国与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选择了牺牲了环保。

其次,既有的政治治理机制也难于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民主政治本身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与环境恶化密切相关的资本全球化已超出国界,成为民主政治难以调控的超国家力量。甚至最大的市场经济国美国本身就无视环境恶化的现实,布什在许多场合为破坏环境的集团进行开脱就是明证。

全球治理缺失,资本独大,市场经济法则占尽优势,大国为其保驾护航,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各国政府的努力也越来越让人失望。所以,只有世界性的公众参与,才能为环保提供真正的动力。毕竟,在环境恶化过程中,普通人所遭受的损害最大。

但公众的直接行动,其目标不应仅仅是暂时性、具体化的,必须寻求普遍的刚性规则、根本制度的建立。这需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在部分国家和人民中间树立政治正确性,以制止人类过度开发和浪费利用;第二阶段,以公众参与和联合为主要形式的变革;第三阶段才是通过政治诉求而促进国际和国内制度的建立。现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国际组织专为全球环境政策做协调,这是不可思议的。

环保运动的最终目标必须从社会运动回归到制度变革,把运动成果固化为规则和惩罚机制,否则是没有出路的。受环境影响最大的普通民众要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惟有通过民主的进一步扩展来实现。

但通过扩展民主来解决环境问题也面临挑战: 一、以人为中心的民主程序是否适合环境议题?二、环境科学的复杂性并非每个公民都能理解。三、为环保而牺牲经济发展几乎可以肯定不为多数人支持,但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如果发展和环保真的不可兼得,我们将做何选择?

尽管如此,在全世界资本的力量经由全球化走向联合、进而突破任何限制的时代,世界民主力量的联合绝对是必要的。惟其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在所有温暖的土地被人造沙漠覆盖之前叫停出于经济利益毁弃家园的行为。

 

唐昊,男,生于1974年,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市民》杂志副总编辑,著名专栏作家。曾在《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南风窗》《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学术期刊和平面媒体发表文章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