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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环境危机大家谈 WHERE CHINA AND THE WORLD DISCUSS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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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 (第二部分)

胡鞍钢

2006年6月26日

胡鞍钢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现实。但现在中国只有采取绿色战略,才能够推进向前的发展。

二、绿色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纵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对比中国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职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过去我们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说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不管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因此,“猫的颜色”是不重要的。实际上,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的发展可以称之为“黑色发展”,形象地讲是“黑猫的发展”。它突出表现为高的资本投入,低的产出效率,高的资源消耗,高的污染排放。激化了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现在,“猫的颜色”是重要的,就是要从“黑猫”变成“绿猫”,就是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最近发表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在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这是不同于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增长优先”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快致富、后清理”,被视为危险之路,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深受其害。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在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我们认为,绿色发展模式与新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相辅相成的。

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有利条件: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物,发展节能型或非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二是市场化改革,放开能源价格引入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使用能源效率,减少政府对能源生产、运输、储藏等环节亏损企业的补贴,减少政府对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的补贴;三是城市化发展,使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缓解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效的密集的利用城市规模效益,降低生产与消费成本,集中供热、供暖、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四是技术发展,有效利用各类节能技术,各类环保技术,各类IT技术,各类生物技术,各类新式交通运输技术;五是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上述信息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他们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前,同样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保质量;六是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例如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模式;建立法制,取代人治;建立立法、执法、监管三为一体的体制;建立市场友好的环保激励制度;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益,鼓励公共广泛参与;披露各类环保信息与公共政策;消除贫困,寻求社会公证和社会公平。

绿色发展不仅代表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变革,也将是中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绿色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节约利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化之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崛起之路。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only way forward, says Angang Hu

三、中国如何走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未来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旨在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目标具体包括:

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数上升,贫困人口减少; 提高用水效率,有效治理水污染,恢复恶化的水生态环境; 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耕地的有效保有量; 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 促进二氧化碳的减排,有效控制和治理城市空气污染; 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森林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继续扩大;草原退化有所恢复,进一步提高水土流失治理率; 加强防御各种灾害的安全网建设,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紧急救援体系。

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的、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的益处的政策”。换言之,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为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的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中国可以在较低收入水平条件下走绿色发展之路,采用创新性的低成本战略来限制污染,大幅度降低污染密度。为此中国必须推行绿色改革,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大力推进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广泛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未来中国的“绿色发展”需要经历以下“黑色”到“绿色”的转变:

——从“黑色城市”到“绿色城市”。加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重点是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根据不同类别的城市,国家应明文规定和宣布实施各类污染达标排放、环境质量达标期限。适当时候开征污染税作为地方税种。鼓励城市使用清洁煤技术,严禁城市和居民使用高硫煤,提高城市集中供热能力和城市燃气普及率。强制性实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制度,限期各城市实行垃圾分类。

——从“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充分利用两种能源、两种技术和两种市场,大幅度增加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的进口、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的进口。大力发展水电,削减煤炭需求与使用量,进口或输入天然气,采用进口液化天然气,以天然气取代煤炭,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使用率和普及率。引入零增值税政策鼓励使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等新能源。

——从“黑色产业”到“绿色产业”。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继续关闭一批工艺技术落后、能耗和物耗高、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压缩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采用税收、环境认证、环境标志等市场手段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和私人资本向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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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色农业”到“绿色农业”。巩固已有“一退三还”的成果,有计划恢复重点生态恶化区域。按照生态系统功能发展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农业、林业、果树业、牧业、养殖业、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绿色植物、绿色药品等高附加价值、无公害、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农产品。


——从“黑色贸易”到“绿色贸易”。支持国内企业绿色产品的研发,积极推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产品认证,在国内市场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对国内外开放环保市场,积极吸引跨国公司进入能源与环保产业,充分利用国外成熟治污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事务,开展双边或多边环境合作。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大力推进增长模式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和平崛起”,而且应该是“绿色崛起”,中国可以对全球发展做出重要的绿色贡献。

 

 

参考文献

1.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2. ARUNDHATI KUNTE, KIRK HAMITON, JOHN DIXON AND MICHAEL CLEMENS, 1998, Estimating National Wealth: Methodology and Results[R]. January,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3. FANKHAUSER,S ,1995 ,Valuing Climate Change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M]. London: Earth scan.

4. KIRK HAMILTON and MICHAEL CLEMENS, 1998, Genuine Savings R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August.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5. SACHS, J. and WARNER, 1995,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517a, [M]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6. World Bank, 1997, Expanding the Measure of Wealth: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7.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CD-ROM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胡鞍钢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 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本文写于2001年1月,朱鎔基总理作了重要批示,发表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参考》;公开发表于《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作者于2004年10月19-20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十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又补充了新数据和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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