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华北地区进入“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笔者在考察中发现，很多地方的农田里又开始“狼烟四起”了，沿着农田的高速公路几乎被浓烟包围，呛人的气味隔着车窗也能闻到，从而使得能见度只有500米左右。更严重的是夜晚，因为白天查得严，农民们就在晚上烧。秋天的乡村，家家点火，处处冒烟。这样的秋收景象十几年前是根本看不到的。

某市召开“国际孔子文化节”，为了避免田间焚烧秸秆引起的不良国际影响，政府部门加大了“禁烧”力度：发现地头烧秸秆者罚款4000元，并处以15天的行政拘留。然而，就是这样的“高压”措施，仍不能有效阻挡农民焚烧秸秆的“热情”。为了避免被处罚，农民们就与执法人员打起了游击战：白天不让烧，就改在晚上；前半夜如果查得严，就改后半夜或者黎明烧。

秸秆焚烧为什么“禁而不止”呢？这主要是因为秸秆没有一个合理的出路。过去的秸秆，首先是重要的薪柴。现在农民们富裕了，也学城市人群的样子，改烧煤炭和天然气；其次，秸秆是牲畜的饲料。但是，现在农民种地基本都实现机械化了，畜力被拖拉机取代，农民不再饲养大牲口，秸秆就出现了富裕。尽管政府连续十几年来大力推广沼气技术，但是，“气化”的量非常小，仅占目前秸秆年生产量(6-7亿吨)的不足千分之五。消灭秸秆的最好的措施是养殖，但是，由于建立青储池造价昂贵，加上农民们买不起牛，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并没有发挥出来。依靠目前的力量，即使全国的牛羊都到农村(目前农区已高达85%)来吃秸秆，也难以消化大量过剩的秸秆。出路之一就是想办法增加反刍动物的数量。另外，尽管秸秆数量大，但分布通常非常分散，收集和运输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如果农民赚不到太多的钱(富裕的农民已经看不上三五十元钱了)，只好在地头“一烧了之”，以不误农时和他们进城去打工。

据《科学时报》报道，今年仅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田间焚烧的秸秆就超过了1亿吨。全国算下来，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农民们在田间地头烧掉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们烧掉的是牛肉，是“粮食”。我国每年生产粮食4.8亿吨，1.8亿吨供给人消费，1.2亿吨作为饲料供给畜牧业，其中用于猪饲料近1亿吨。农业下一步要解决的重点不是粮食产量问题，而是肉和奶的来源问题。我国秸秆可支持的动物鲜重达1.8~2.1亿吨，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以及“5斤粮1斤肉”比率估算，相当于从秸秆中收获了3.6~4.2亿吨粮。目前，国家为保证粮食安全，动用了大化肥、大农药、大水、除草剂、杀虫剂、农膜、转基因等措施，但是，粮食增产的空间已经不大。下一步如果能够把粮食增产的部分精力转移到占光合产物50%以上的秸秆上来，那么，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则可以很大程度上得到合理解决。

其次，农民烧掉的是肥料。种植小麦、玉米两季作物每亩需要化肥200公斤。通过一定的技术措施实现秸秆“过腹还田”，地就会越种越肥，化肥用量必然下降，对水的需求也将减少，可大大降低种植业成本。牛羊这些流动的“化肥厂”所“制造”的有机肥量是巨大的。如将全国50%的秸秆利用起来，就可以支撑3.6~4.2亿头牛的饲料消耗，全国可增加牛粪32.8~38.3亿吨，折合2835~3310万吨硫酸胺，逼近全国化肥的需求总量(3390万吨)。非常可惜的是，这些优质的“有机肥”经过焚烧后，仅变成了一点非常容易流失的矿物质而已。

第三，农民烧掉的是宝贵的能源。目前沼气和沼气发电技术都已经十分成熟，通过“秸秆－饲料－能源化－肥料－种植”这样的完整循环，可大幅度降低农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程度，缓解能源危机，并对减缓全球变暖做出贡献。由于沼气(发电)的能量来自植物从空气中当年固定的碳水化合物所携带的太阳能，所以并没有增加碳的排放, 即污染物零排放。沼气和天然气的有效成分均为甲烷，采取一定的技术就可以使沼气取代液化天然气，实现在农村范围内的工业化开发。因此，养殖场和农户就是亟待开发的“天然气矿”。

更关键的是，科学利用秸秆可增加农民收入。如将秸秆畜牧业大范围推广，则可使目前农民种植效益从“种两季收一季”提高到“种两季收三至四季”。令人头痛的秸秆焚烧问题也得以科学解决。几千年来，印度、孟加拉国的农民之所以不烧秸秆，就是因为他们视牛为神圣，胃口大开的牛需要源源不断的秸秆饲料供应。

可见，秸秆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在利用价值，秸秆问题是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全社会应从战略性、全局性和现实性的角度出发，给予高度关注。有关责任部门应成立秸秆综合利用办公室，围绕秸秆综合利用和生态循环农业，组织重大科技攻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试验示范基地，并尽快在全国推广，力争早日让农田里的“狼烟”烟消云散。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