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进行“竭 泽而渔”式的经济开发造成的恶果。这表明西方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发挥领导力，就要寻求人类发展模式的转变。“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这一思想应用到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发展模式，这也将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平等”原则为主。二十一世纪不是美国 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平等共存的世纪。气候变化威胁到了人类的共存，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世界， 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存在，世界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和世界需要平等的对话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平等”原则是核心。

现在，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来自国内外 的双向压力，都要求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采取实质行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也要体现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有力践行中。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 力，中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是继续被动应付“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掌握主动“战略应对冲出重围”？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争辩。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 特朗先生为巴厘会议撰文指出，巴厘会议将是启动后京都“程序”的重要安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程序化”的时代，启动程序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坚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运转，同时应积极主动寻求其它多边或者双边机制，作为“双轨”的补充，甚至可能成为推动双轨正常运转 的重要动力。而多种机制的内核，仍然是对平等原则的坚持和实践。

• 中欧、中美、中澳等双边机制。 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将加强双方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至今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不过最近美国 国内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澳大利亚刚刚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通过中美气候变化伙伴计划，中澳气候变化伙伴计划等，中美、中澳的合作将 有新的广阔前景。

从 已有的谈判进程看，中国政府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发展诉求，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强调“历史排放”的问题，以及中国的“生存排放”、 “发展排放”和部分西方国家“奢侈排放”的重要区别。最近，“出口型排放”责任的分担也备受关注。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强调和解决 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改变以防守为主的做法，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就可能打破“减排还受批评”的尴尬局面，为中国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 持。

笔 者以为，积极主动的战略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节能减排”可以帮助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 是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其次，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主动性，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威胁论”以及“价值观外交”等论调依然不乏 市场，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发挥全球示范作用，以上批评将不攻自破。

无 论对于减缓还是适应，技术是最基本的保障。中国现阶段，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以及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 术、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清洁煤炭技术、碳收集和埋存技术是环境友好技术需要重点突破的行业和领域。归结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技术不是最终的 解决方案，但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

从 技术可获得性来看，很多技术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虽然一直存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等问题，但在技术合作和开发上，也有一些国际机制的安排和双边计划的协 助，但中国对于自己的技术需求尚不明确，对各类最急需的技术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要考虑适用性和经济性，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对中国最适合。因此，归口行 业和领域的技术清单，以及寻求共赢的技术合作机制是技术需求的关键词。

从 国际看，应该坚持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的结合。在文中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对于启动程序、寻求多解的重要性，而在资金上，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 同样重要，多边基金影响力较大，但管理协调较为困难；而双边基金相对较好操作，但可能投入不足，作用有限。斯特朗先生最近提出联合国应提供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可以加入全球50个 零排放社区的示范。在零排放社区中全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但寻求不同自然基础、经济水平、文化形式乃至宗教信仰条件下，融合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建筑节 能、规划设计等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探索示范。加入全球对于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网络，是中国与世界增强了解，联合行动的重要基地，同 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自身智慧的平台。

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但因为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而催生的改变恰好是人类伟大转折的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使人类走向更为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将推动经济从以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转型，进而增强政府透 明度和推进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