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之路》是中国社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博士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送给我的新著。开卷有益，竟一气读完。

目前，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低碳经济大体上算得上是个新概念。这么说是因为它还有待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认知和接受，并进而将其作为各自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以后，其所包含的科学结论已经不容否认地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对于各国的决策者和人民来说，其所描述的世界面貌和危机也就很清晰了——人类必须一致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而低碳经济，就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人类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作者牢牢抓住这一主题进行深度开掘，并希望这一认识能够迅速成为中国各级决策者的共识。

如果说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情况则更复杂严峻。中国现在受到的是多重挤压，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面临的国际压力只是其中的一股力量。该书的第三章其实已经超越了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来探讨低碳经济。这一章应该是该书的心脏、该书的纲。

前不久看了一篇英国人马丁•雅克写的评论，大体上是说中国的崛起比九一一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大得多。这一类的说法多年来不绝于耳。我住在德国，知道德国人虽然还没像西班牙人那样烧中国人的皮鞋，但对中国人现在也是怨气冲天。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人民奔小康的心情太迫切，干活太玩儿命，太能吃苦；政府效能太高，出口太多，成本太低，“抢走”了太多人的“饭碗”，所以对全世界的“冲击”太大。这种冲击力也反映在资源、能源和环境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正走遍世界，花大价钱购买资源和能源，寻求出口市场。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太粗放，资源能源消耗太大，环境污染太严重，人民付出的社会代价太大。作者特别援引了中国发改委马凯主任对中国资源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精辟论述，我是心悦诚服的。中国再这样走下去有点儿像是在自杀。

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中国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这顶帽子一旦戴上就至少要戴半个多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仅仅因为这一点，中国就要进入一个长期挨骂的时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必须学会挨骂，要硬着头皮听着。中国的政治可以更清明，人权可以更进步，军事可以更透明，产品质量可以更精细，医疗卫生可以更普及。以中国的进步速度，这些也许都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到。但温室气体排放世界第一的帽子可不是短时间就能摘掉的。对此，中国除作解释工作外，惟有尽其所能采取措施，力图对世人有所交代。

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欧美部分国家用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其工业化进程，中国将在50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发展和富有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中国今天走到了工业化的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完全是靠劳动者的血汗和对国土的残酷掠夺。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约束，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走殖民主义道路当然想都不要想，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容许后来者拥有在世界上抢夺资源和财富的条件和机会。再者说，即便是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中国也从未具备这么干的民族性格与主观意志。那么，办法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向外发展，像五百年前郑和下南洋那样为世界带去友善和交流，以中华文明独特的软实力拓展生存空间；再一个便是向内挖潜。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和中共十七大的战略决策就无异于中国民族复兴绝地反击的号角。它的战略着眼点，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

其实，对于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只有美国是个例外），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英国在引领世界走向低碳经济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所幸中国已经甩开大步急起直追，只是这种追赶似乎还缺少必要的自觉性。庄贵阳博士的书，从书名到内容，都可以被视为中国的追赶，而且是自觉追赶的一部分。在此，我要对作者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表示祝贺。

我目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参与未来气候变化制度谈判的准备工作，对关于中国的文献非常关注，尤其是国内学者的相关著述。对于庄博士的新著，我比较喜欢的部分包括介绍英国经验、分析能源补贴与改革以及分析全球碳市场的有关章节等，尤其是那些分析中国具体政策（如中国二氧化硫排放贸易方面）得失和实践经验的部分，等等。对于论述中国经济低碳发展的现实途径、“十一五”能源强度目标以及关于后京都时代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之路等章节内容，我不是不喜欢，只不过是感到困惑大于收获。作者提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但实现这一任务的办法似乎仍然有限，而且还隐隐透出一丝悲观的调子。

作者在分析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六种可能途径时，除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提法外，关于遏制奢侈浪费的第四种途径则颇有新意，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论述浅尝辄止，没有把这方面的新意充分挥洒出来。第五种途径是碳汇，它的潜力实在有限，其实不提也罢。第六种途径是国际合作，当然是热门话题。国际技术合作长期以来举步维艰，进展甚微，也是今后气候变化谈判要重点解决的地方。目前公约框架外的国际机制多数都为追求某种政治目的，做秀重于实效，几年之后会不会偃旗息鼓也很难说。对它们最好还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作者在谈到后京都制度构建时，为呼应全书的主题，特别提到“未来气候制度的成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同时对能源安全和发展问题予以真正的考虑。”这倒是个有新意的提法。2007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我以为那是气候及环境目标同发展目标相融合的一个经典案例，也非常期待看到对此方案予以解析的文章或著作。未来40～50年间，中国将有约一个欧洲的农村人口移居到城市。如何让未来即将涌现在中国大地的几百座大型新城市直接进入低碳世界？我直觉地感到，那里有大文章可作。

书评作者简介：高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