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早上，我和张逸君乘一辆破旧的汽车从成都出发，两小时后置身于一片简陋的木板房与帐篷之间。彭州市中坝村已被地震从地图上抹去， 1006人中10人死亡，这里是临时安置点。地震时正是下午，大家都在田里劳动，房屋倒塌时没有伤亡，遇难的10人大部分是被垮塌的山体吞没。

5月12日的地震令近10万人死亡，地震发生时我在美国，在网上很着急地问吕植：“你们怎么救助灾区？”

吕植是北京大学教授，与朋友创办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山水”是总部在北京的自然保护民间组织，致力于鼓励基层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创造中国本土优秀保护方法并加以推广。四川与甘肃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是“山水”工作区域之一，那里恰恰是震区。吕植说正与同事们紧急协商，要帮助那些政府没有顾及到的山村。我深以为然，政府全力救助的地方被媒体放大，但那其实只是很小的区域，偏远村庄成千上万受难的人不被外界所知。

中国的NGO的发展受到限制，因为有些政府机构不喜欢NGO指手画脚。但震灾中政府救援力量不足，于是许多NGO进入灾区，这是有史以来NGO第一次大规模展现自己。我想看看NGO能为灾民做些什么，所以在夏天回到中国后，就在7月底去了四川灾区。这时政府和全世界的媒体聚焦在一星期后的奥运会，灾区的人们似乎被迅速忘掉了。

张逸君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大地震后她已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她走向一顶大帐篷，几个男人正在看电视，见她来了，热情地迎上来。这里就是“山水”建的“灾后生态文明重建中心”。

张逸君说，震后最初的紧急救灾过后，“山水”考虑制定对灾民的中、长期援助。5月底，“山水”成都办公室的田犎和同事来到这里，因为“山水”一直与国家级白水河自然保护区有合作，鼓励当地居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所以想帮助保护区周边受灾严重的社区，包括中坝村。

张逸君在一个灾民的枕头边发现一张好多天前的报纸，虽然叠得整整齐齐，但看得出已被很多人读过。“我们这里是不是受灾最严重？军队怎么还不来？我的亲威朋友怎么样？”他们焦急地提出无数问题。但灾后电力中断，他们看不到新闻，又赶上插秧季节，村民不敢误了农时，但既没秧苗又没化肥，农资信息很缺乏。他们手机也没电了，无法联系上亲戚朋友，灾民像生活在信息黑洞中，茫然无措。

张逸君说：“地震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打乱了。” 现在饮用水、粮食、衣服，以及上厕所，都是公共的，大家要重新过集体生活。建设一个和谐的社区，并不是光给物资帮助就可以的，有的村甚至因为分物资打起来了，比如分一根火腿肠要用尺子量，“这样社区怎么和谐呢？我们NGO能帮他们做什么？”

“要有电!”这是“山水”的第一个决定。他们和白水河保护区中坝保护站站长伍国林合作，买来发电机和电视，村民凑到帐篷里看电视新闻。没想到效果奇好，以前到了夜里漆黑一片，村民躲在帐篷和木板房里提心吊胆数着余震，现在灯一亮，大家好像不害怕了，聚在一起看电视，给手机充电后和亲戚朋友说说话，村子里又有了光明和笑声。这个帐篷就被称为“灾后生态文明重建中心”。

伍国林和“山水”又将30个村民组成一支巡逻队，既帮助分发救灾物资、大雨时救援老人孩子转移，又巡山以防有人私猎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附近村庄在灾后有偷盗事件发生，但中坝村人从没丢过东西。由于巡逻队公正管理，分发物资也从未发生纠纷。政府端午节给各村分发猪肉，邻近两个村委怕村民因分猪肉再起纷争，干脆不要，中坝村便把他们的份额要了来，全村人好好享受了一顿猪肉。伍国林说，巡逻队最大的收获是让村民有了社区归属感，自从30年前农村改革，村民就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以自己属于某个群体而自豪，这对中坝村民以后的和谐相处有重要意义。

电视机帐篷旁边还有一个大帐篷，是“山水”建设的图书室，在一个小方桌边，村里12岁的小姑娘龚丽娟带着几个孩子读书，她拿出一本书说：“我们来扮演《七只狐狸》的故事，可我们只有6个人，怎么办呢？”

“我来，我来。”我兴冲冲地说。于是我扮演了最小的狐狸，6个孩子高兴极了。

图书室是“山水”的又一个成果。村民告诉张逸君，学校塌了，孩子不上学，现在余震不断，担心孩子们在外玩耍不安全，也发愁孩子落下功课，“山水”能不能帮孩子补习功课，让他们有个愉快安全的暑期？“山水”和伍国林弄来几百本书，建立了图书角，孩子们立即围上来，“山水”又组织外来的大学生志愿者帮孩子们补习功课。家长们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去修房子种地。

“刘老师能帮帮忙吗？”张逸君喊我。在帐篷图书室的另一张桌子边坐着几个志愿者，他们想办一张社区小报，但为刊登什么内容争执不下，正巧我这个职业记者在这里。“太好了，我也志愿服务一次。”我说。

这些志愿者除了外来的大学生，还有两位中学生来自本村， 15岁的男孩李宗润和16岁的女孩陈露。张逸君说：“志愿者和‘山水’以后离开这里，中坝村自己也有人继续社区建设，这是‘山水’的目标。”因此培养当地人是他们的重点，而且成效显著，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志愿者，像成年人中的巡逻队，儿童中的龚丽娟，以及少年少女中的陈露和李宗润。本村中的志愿者如此涌现，在中国农村中极为罕见。这正符合吕植所说：“‘山水’要发现民间的智慧，培养公民社会的能力。”

陈露说，他们要办这张报纸，但不知道应该登什么，如果登村民的意见，比如对政府的一些救助不满意，又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又挑起矛盾，再说村委也不高兴。“我们是本村人，不想办一张对大家没好处的报纸。”她说。

我给他们讲“平衡”原则，并告诉他们，村民不但是读者，也应该是报纸的主角。编辑要充分表达每个人的声音，让这些名字一辈子没上过报纸的村民，从社区报纸上看到自己被尊重。

陈露说：“刘叔叔给我们写一句话吧，我们要贴到那棵愿望树上。”

我看到了墙上那棵“树”，一张绿色纸被剪成树干和树枝，很多孩子把自己的心愿写在叶子形的纸片上，小学生杜宇写“我希望世界不再有灾难。”罗中强歪歪扭扭地写下：“我长大想当医生。”那树五彩斑斓，像是长满了希望。

对面的大学生冯露露剪下一张巴掌大的叶形彩纸递给我。

陈露说：“你剪得太大，太浪费了!”灾难中的孩子知道每张纸来之不易。

我有些激动，认真地写下我的话，并把它贴在树上：“你们就是一个个希望生长在大树上。我很高兴在灾区发现了这棵希望之树。”

刘鉴强，1969年生，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