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中外对话：许多反对中国现在承诺减排的中国人认为，承诺减排会损害中国利益，减缓中国发展步伐。这也是你的批评者的主要观点。

胡鞍钢：这对中国来说不是损失，而是巨大机遇。我20年前就在《生存与发展》、《生态赤字》等国情报告提出持续发展战略，在1994年成为国家战略。进入21世纪后，我又提倡绿色发展理念。这是中国人的创新，我们老祖宗提出“天人合一”，绿色发展是主动的发展、智慧的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可持续，还有利于绿色产业、绿色能源，充满巨大商机，它更多的是基于新的社会需求，基于市场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更多基于政府作用有很多不同。另外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 应该发动一场第四次工业革命，因为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发达国家领导，中国丧失了机会，只是最后一次信息工业革命，中国从“落伍者”变为“追赶者”，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我们才追上了信息革命、工业革命。但是这次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起发动这场绿色革命，也就是说，未来谁掌握了绿色技术，谁就掌握了核心技术。未来谁发展了绿色产业，谁就掌握了核心竞争力。我们不能清醒意识到这样一个巨大发展机会，就愧对后人。

这几年我先后写了几篇文章，提出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绿色贡献。这里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的宏大思想，1956年他就说过进入21世纪“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他没来得及说到底是什么贡献？我把它发展了，就是“绿色贡献”。中国领导人已经公开承诺要对世界做出“和平贡献”，仅仅这个贡献是远不够的，所以必须有一个绿色贡献。

胡鞍钢：中国在重大的全球性事务中，应扮演越来越大的正面角色。刚才英国《经济学家》一位副主编来访，他给我的问题很清楚：“中国怎样尽快令经济复苏，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每当人类发生灾难和危机，世界从来没指望中国发挥什么作用。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就不同，这是以前我们不可想象的。同样，当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时，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转向中国。而我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但全球气候变化却是最根本的危机。什么是最重大的挑战？什么是最紧迫的任务？紧迫的任务不一定就是重大的任务，但往往由于“紧迫”而忽视了“重大”。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冲淡了人们对人类重大威胁、根本威胁的认识。你看最近两次 重要会议，一个是去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的高峰会，一个是今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高峰会谈，一个字也没谈气候变化。今年正是关键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要形成 人类共识，形成人类共同承诺，必须做出人类行动。

在人类共同行动方面，比较成功的是2000年联合国召开的全球首脑高峰会议，国际社会就减贫形成了人类共识，做出了人类承诺和人类行动，即“千年发展目标”（MDG）。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在2015年，使绝对贫困人口比例比1990年减少一半，中国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如果没有中国减少贫困人口数的话，世界实现不了目标，因此中国的成功导致了世界的成功。

历史又一次给中国一个难得的机会，当人类再次面临巨大威胁时，作为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对能不能达成这样的人类行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中国领导人应该像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式签署MDG协议，承担中国责任一样，到哥本哈根，不是拒绝而是签署这个协议。

中外对话：你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中国高层领导人有没有看到？

胡鞍钢：我的报告都送给他们了。我的《国情报告》会形成一个政治压力，我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上，1%的决策失误就会导致世界100%的失败。只要哥本哈根没有达成协议，中国绝对要负重大责任。温家宝总理5月20日在捷克表态，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我感到欣慰，但具体情况如何，要由实践来检验。

中外对话：一位政府内的学者告诉我们，胡鞍钢这样的学者能起到重大的作用。政府领导人的信息主要来自政府的气象局、科学院、发改委、各部委的报告，领导人会说，那再听听胡鞍钢这样学者的意见吧。他们听了很多体制内部门的信息，再听听重要学者的不同意见，会起到平衡作用。

胡鞍钢：我两年来已发表了7篇有关气候变化的《国情报告》。我不做非常单纯的科学研究，因为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我看的非常清楚，我看的是历史趋势、国际趋势，本届政府不做，下届政府也得做，你看外国人见中国领导人时都跟他们谈这事儿，躲都躲不了，我也是换位思维，感受到中国领导人所承受的国际压力。不能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不承担责任。刚才我说到，2000年中国签署千年发展目标（MDG），就是成功案例，我也告诉他们怎么学习江泽民， 也要学习邓小平，言外之意是，你们领导人不能错失掉这些机遇。

中外对话：那现在的中国气候变化政策是怎么形成的？你认为是哪些机构合力制定了目前的政策？

胡鞍钢：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并不像制定国家“十一五”规划那样公开、透明、民主，还是集中在少数有关部门内部小圈子里讨论，这是很少见的，这样的重大问题，不征求专家意见是不对的，已经违反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则》第四章《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明确规定：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国务院各部门提请国务院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都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并经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当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当事先听取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但我从来不去影响国家有关部门，我影响9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够了。相关国家部门从来不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只是信息提供者。我必须打破信息垄断，我就是竞争者。他们提供他们的信息，我提供我的信息，而且我还不只给一个人信息，九个人我都给，中央决策是中央常委集体决策，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决策机制完全不一样，与邓小平时代不一样，与江泽民时代也 不一样。现在是充分民主、政治协商、投票决定的集体决策机制。因此，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九个人，也就多大程度上影响决策者。但我并不是说他们就接受我的观点和建议，这是两回事，至少我白纸黑字给你们都提供了。这很重要，决策者不仅需要信息，而且更需要不同的信息，兼听则明。朱鎔基、温家宝两届总理多次讲过，你们作为专家要对国家负责任，要多送一些材料。那我就送吧，他们不嫌烦就行。这是开个玩笑。我们还是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中外对话”有时候我也 看看，必要的时候还会引用。

中外对话：5月20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一位专家告诉我们，他觉得那个中国的官方态度仍很冷硬。

胡鞍钢：这一文件，实际是要让占世界总人口不到20%的发达国家为世界80%以上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买单”，说白了就是，你们发达国家不买这个单，我们发展中国家就不减排。这个建议可能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支持，但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类别，相当多的岛国与气候贫困人口国家是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哥本哈根会议就会失败，达不成共识和协议。我不知道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可能性有多大，因为温家宝总理已在中欧会谈承诺要推动积极合作。现在只能观看，因为每个 国家都提出气候政策了，奥巴马提出了，欧洲国家的政策也很清楚，最后中国变成孤家寡人就有问题了，你必须对全世界政策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更理性、更务 实、更可行。


胡鞍钢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任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一流的政策智库成员。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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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图片：胡鞍钢，来自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