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地球工程:我们会否干预气候?

今天在英国发表的一项主要研究成果提出让地球工程技术在气候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谭•科普塞采访了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肯•卡尔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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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外对话关于环境与政治的系列访谈之一,中外对话的谭·科普塞采访了肯·卡尔代拉。 卡尔代拉是卡耐基研究所全球生态学研究部的资深科学家,也是“气候应急反应研究”领域的带头人。今天,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气候问题的地球工程学应 对:科学、管理与不确定性》的研究报告,卡尔代拉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该研究探讨了全球规模的地球工程学措施是否能用来防止气候变化最坏结果的出现。

谭·科普塞(以下简称“科”):你认为科学家们正在认真考虑的地球工程学观点都有哪些?

肯·卡尔代拉(以下简称“卡”):我想如果把这个问题的提法改成“我们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我们试图消除不断增加的气候风险或者气候破坏性,那么首先应该考虑转换我们的能源系统;如果我们想要解决灾难性的气候变化,那就应该考虑其他技术。

看看IPCC对本世纪全球气温的预测,无论哪种说法都认为地球都会持续变暖。于是问题就来了:如果降水模式改变过大,我们无法正常生产粮食;如果格陵兰岛开始没入大海,导致海平面迅速升高;如果西伯利亚的冻土带融化,释放出灾难性的甲烷……我们该怎么办?这样我们就必须去寻找能够让地球很快降温的办法。

我认为首先可以考虑的就是发挥那些大型火山的作用,就是把大量的微粒释放到平流层中,它们可以把阳光散射回外层空间。这肯定是管用的。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爆发时,地球的温度下降了0.5摄氏度。如果能够在平流层中保持足够多的微粒,温度可以下降3度、4度甚至5度。即使这种办法可能非常危险,我想在气候危机的形势下,我们也不得不去冒险。

别的办法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其中一个就是往空气中喷洒海水,让云层增白,这些小小的盐分微粒可以让海云变得更白,把太阳光反射回太空。

我认为这两种办法是最具可信性的。别的办法要么太难,要么太贵,比如有一个想法是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放置若干卫星,这可是一项无比艰巨的工程。

科:你认为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会有人采取某些形式的地球工程措施吗?

卡:我还不确定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但我想如果你是一只北极熊或者一片珊瑚,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人类不马上彻底改变排放模式,你剩下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显然,对某些生态系统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大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生存问题,这些人已经处在悬崖的边缘,而气候变化可能就是把他们推下去的那最后一根手指。但气候变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影响,我想这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吉姆·拉夫洛克等人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纸牌搭成的房子, 气候变化将动摇它的基础,变得摇摇欲坠。在近来的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美国的某些抵押贷款的失控导致了全世界经济的衰退,因此小小的破绽就可能扩展为巨大 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社会也是具有弹性的,人类也可能具有像老鼠和蟑螂一样强大的适应性。

尽管我还不清楚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到底有多大,但我确信一点:至少存在后果不断恶化的可能。因此,我认为我们有必要给自己填一张保险单。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气候变化的后果,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及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科:如果把地球工程当作一个解决办法,或者说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会不会带来什么风险?因为它会减轻各国政府采取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压力。

卡: 在这个气候工程或者说气候干预领域,至少存在两条不同的政治主线。首先,有些人声称如果我们降低气候变化的相关风险,人们采取减排措施的意愿就会削弱。还 有人支持地球工程学措施,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减排压力。但我们要看到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认真面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其中就包括我本人。如果 你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威胁,就会认为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通过减排降低其中的风险。但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风险降低到零。

科: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全球的分布式不均匀的。那么单个国家的行动能够得到支持吗?

卡: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没达到全球一致的情况下,谁都不应该采取这些全球工程措施,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也将这么做。但是,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气候变化在中国引起严重的粮食歉收,而同时中国科学家们估算出只要他们通过在平流层中撒播微粒,就能对气候系统进行干预,由此可能恢复中国的降水,让中国再次实现粮食自给,情况会如何?如果中国领导人认为通过在平流层中撒播微粒可以拯救亿万人民的生命,又会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中国领导人不会说:“不行,因为还没有达到全球一致,只能让我们的人民挨饿了。”我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一位政治领导人认为存在拯救亿万人民生命的可能,他就决不会 眼睁睁看着人民挨饿或死亡。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政治领导人们会在没达成世界共识的情况下采取地球工程措施。

换句话说,我认为对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政府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建立对这些技术的管理和规范,以保证对上述工具的运用达到最大可能的国际控制和共识。但是,我想当形势逼迫、政治领导人无路可退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不得不单方面地采取这些措施。

科: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比如中国)用在平流层中撒播微粒的办法来抗旱,肯定会增加另一个国家(比如印度)的适应负担。

卡: 是的。实际上1991年皮纳图博火山喷发的时候,恒河的流量达到记录最低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如果把一堆悬浮微粒弄到大气里,就会影响恒河流域的降水。 我认为如果一个陷于危机的国家或地区采取上述地球工程学措施,另一个地区很可能遭到严重损失。我们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预言这种情形的“人物、事件和方 式”,但它是很有可能发生的。那种认为每个人都将从地球工程学措施中受惠的观点根本没有任何依据。

这又回到了管理的问题上。采取这些措施的人一定会对那些受到影响的人进行补偿吗?与此类似的是1960年代美国的风暴防治研究,科学家们不断探寻把飓风从大城市引离的 途径,但最终他们停止了这项研究,因为担心要负法律责任。如果他们把一场飓风从大城市引开,却导致某个乡村地区受害,那么尽管整体损失减小了,那些受到飓 风危害的人们还是要告他们要求赔偿损失,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爱打官司的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在哪里都会发生。

科:听起来好像这会让地球工程的全球共识变得更加困难。你认为怎样才能达成一个共识,这有可能吗?

卡:我认为除非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人们不会采取这些措施。考虑到巨大的政治、法律和风险因素,用地球工程代替减排的办法不会起什么作用。我们决不能在正常的政治程序下采取这些措施,也不能达成什么国际协定,说这是好办法。但是,我想如果吉姆·拉夫洛克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正确的话,人们就会更加积极地采取让地球迅速降温的措施。

科:你是否把地球工程学看作一个拓展性学科?有没有什么基金来支持类似的研究呢?

卡:目前任何国家都还没有赞助这类研究的项目。我认为我们可能必须对这个研究领域重新进行概念化,而不是仅仅把眼光盯在具体的工具上,我们应该更多关注气候应急反应研究。换句话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到时候,我们决不能只有几个就事论事的研究者。

肯·卡尔代拉,卡耐基协会全球生态学研究部资深科学家。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运作和发展总管。

《气候问题的地球工程学应对:科学、管理与不确定性》,是英国皇家学会今天发表的一篇政策报告。

首页图片来自 the SeaWiFS Project,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and ORB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