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阿尔·戈尔那不同寻常的转型，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从他的敌人对他的评价的改变入手。仅仅九年之前，当时，在大众眼里，乔治·W·布什不过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不义之徒。而总统候选人戈尔则被世人嘲笑为一个呆板乏味之人。在未能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当然，像往常一样，这要看你如何定义“赢得”这个词的含义——戈尔接下来又被看成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然后又变成了一个可笑的气候变化专家。再后来，他又成了一名拥有奥斯卡奖获得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拯救地球组织者等多项荣誉的好莱坞自由派宠儿。

对于今天他所获得的成就，舆论又极尽奉承之能事。当然，新的官方反戈尔口号则是，他就是一个恶人：一个反美的伪君子，一个世界政府的拥趸，并且，还有可能跟巴拉克•奥巴马一样，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或者是两者皆是。近期一部由爱尔兰全球变暖否定派摄制的，针对戈尔的纪录片《并非恶，而是错》就犯了背离这一立场的错误，引起了其一部分美国目标观众的愤怒。并非邪恶吗？还是面对现实吧。

戈尔本人并不呆板，而且显然也并非邪恶之人。他只是一个内敛之人。他坐在洛杉矶一家豪华酒店的靠椅上，态度亲和，详细地回答着我的问题。而且，有时他的回答显得太过详细。但是，似乎跟大多数政治家一样，他的回答缺乏关联性。他衣着得体，相貌英俊，身穿一套深蓝色西装，脚穿一双黑色牛仔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刚刚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中国之旅，他却看起来毫无倦怠之色。（离开洛杉矶之后，他将回到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家中。一天之后，他又要前往南非和埃及进行一 场巡回售书活动。全球变暖的否定派以攻击戈尔自己的碳足迹为乐。而作为全球变暖的否定派，他们究竟反对的是什么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久之前，《时代周刊》称戈尔“具有非凡的魅力”。此话不假，但是，这句话也许是针对戈尔的新身份而言。戈尔似乎远不能被称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学者风范的气候变化专家，他却可以称得上是摇滚巨星级的人物。

面对逐渐犀利的批评声，戈尔乐观地认为这不过是“日落效应而已。是黎明前的黑暗”。他指出，因为余下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以及特权阶级开始意识到这场战役就要结束了，因此，他们必然会做出最后一搏。戈尔说道：“一些碳污染企业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行为说明他们意识到公众舆论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因此，他们变得更加不惜余力。当我说‘他们’的时候，并非指他们所有人。因为，目前商界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而这种意识则让一些碳污染企业不愿妥协。”

他指出，美国商会 最近所表明的反环境行动的强硬立场使得美国的几家大公司退出了商会。（其中就包括戈尔担任董事的苹果公司。尽管戈尔声称，他最初还是从报纸上看到苹果做出的这一决定的。）戈尔表示，“他们正在掀起一场新的斯科普斯审判”。他认为，美国商会试图将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理论的相信与人们曾经对创世论的信仰相提并论。“哈！斯科普斯的审判就发生在我的家乡。我跟你说，这种事情一次就够了。”然而，很多企业开始采取不同的方式。他指出，比如说，其中一些企业在英国参与了《卫报》支持的10:10减碳活动。戈尔认为这一活动“成果显著”。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运动在美国却无法开展。

戈尔的新书，《我们的选择：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案》既没有过多地渲染全球变暖的否定派，也没有关注政治上的两党合作：他将这些怀疑论者与那些试图证明巴拉克•奥巴马是肯尼亚人的“出生地论”者相提并论。认为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更是一些幻想主义者。他们眼中所看到的现实与我们截然不同。在引用席奥多·阿多诺，所罗门王，以及伊索曾经说过的话之前，他用其特有的方式写道：“过去那条划分已知和未知的黄金分割线现在已经被人们习惯性的忽视了。”可是，《我们的选择》主要是一本讲述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的书籍。其中含有大量图片，供人们茶余饭后信手翻阅。书中不仅阐述了戈尔所坚信的理念（包括地热能，生物炭，以及智能电网等），还包括了一些他持怀疑态度的理念（核能，碳捕获，以及被他称为“荒唐”的将二氧化硫注入平流层的方法）。

制作获得2006年奥斯卡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对戈尔来说似乎是易如反掌：因为，用灾难启示录般的场景吸引观众并不困难。而他的这本新书则赢得了更加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这本书着重探讨危机的解决。但 同时它也试图探讨了一个人们通常认为是——坦诚地说，是极为乏味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它力争将读者变成推动这一事业政治力量，而不是仅仅督促他们把供暖系 统的温度调低。在一段精致的原声片段中，他说：“换掉灯泡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政策和法律的改变。”

这或许还需要我们采取一些超 越法律的行为。戈尔预言，近期出现在英国的那种和平占领的方式将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温和抵抗有其悠久的历史。当人们的紧迫感和道义感超过一定程度时，那么，我想，采取温和抵抗的方式就相当好理解了。并且，这种方式的确有效。毫无疑问，我希望温和抵抗能够升级。”对于天生就准备当总统的戈尔而言，公众有时候会质疑他永不参加竞选的决心。但是，这却让我们看到了超脱于政界之外所带来的好处：有多少在野的政治家们能够如此近乎大胆地鼓励公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呢？

戈尔尤其注重对心理的研究：他在书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仅仅反复声明气候危机的严重性远不能达到让政府和人们采取行动的目的。他的做法是想方设法将环保目标同人们和企业所能理解的日常动机联系起来，最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通过总量管制与交易等机制给碳排放标上价格。戈尔写道：“如果价格是我们用来进行价值分析的唯一工具，那么那些没有标价的东西似乎就开始变得没有价值了。”他还对外层空间气候观测站可能产生的潜在心理影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外层空间气候观测站是戈尔在担任比尔•克林顿政府副总统时提出的美国宇航局的卫星项目（该项目曾被迪克•切尼束之高阁，后来奥巴马使之重见天日）。除了其它的一些功能，它还能够通过互联网不间断地提供地球的太阳照射面的影像。这相当于是著名的地出照片的实时版，不断地更新并提醒我们地球的脆弱状态。

但是，人们自然而然对戈尔的个人心理状况很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假设。人们想知道在经历了2000年总统大选的失败给他带来的无法想象的失落之后，戈尔的环保活动是否从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些许安宁。人们推测也许他对在竞选时没能对气候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而感到愧疚，所以在竭力弥补；也或许是他看到布什上任后所发生的一切，对在佛罗里达的问题上不够强硬而感到内疚。同《难以忽视的真相》一样，戈尔在《我们的选择》 一书中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可以选择继续犹豫彷徨，承担其给我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也可以选择直面危机——实际上，这是要我们大家一起参与到理论分析中。在这个会对他自己乃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时刻，戈尔他自己是否也曾有过视而不见的心态呢？

在经历了那次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之 后，戈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依靠黑色幽默来渡过那段时光、来抚慰他的听众。他蓄起了胡子，体重也有所增加。他总是说：“有得必有失。然后还有鲜为人知，介于胜利和失败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情况。”或者说：“我不想让你们觉得我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眠，在床上辗转反侧地数羊。”但是笑谈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戈尔说：“为了在将这种痛彻心扉的失望转化成新的希望，我意识到世上有千百万人正承受着比我的失败严重得多的失败，而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如果他们能走出失败的阴影，我又有什么不能的呢？如果我们走出这家酒店的大堂，走到外面的大街上，我们将遇到很多很多人，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他们都正承受着失败和失望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参与应对这一能够想到的最大的全球性挑战似乎确实有助于戈尔疗伤，甚至给戈尔 带来了比担任副总统更大的满足感。他说：“能够从事实现个人抱负的工作真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圣经》中有一段文章，我并不是一个总把宗教挂在嘴上的人，但 是《圣经》中有一段文章长久以来一直影响着我：‘无论汝手之所及，竭尽汝之所能’……有个非常不错的英国老电影，名叫《烈火战车》，里面的运动员有一句台词：‘当我奔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恰当地表述了一种全人类都有的情感。”

在这个时候，除了履行一个当选政治家的工作外，戈尔要想从事其他工作是多么地不可思议。而对于这点，人们却很容易忽略。戈尔出生于华盛顿特区，是田纳西州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的儿子。他自小就浸淫在政治氛围中。等到他去哈佛上学的时候，他竞选总统的决心已经尽人皆知。1965年，戈尔在高中毕业舞会上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蒂帕·戈尔。 尽管戈尔反对战争，他还是作为战地记者到越南服了兵役。1977年，当他29岁的时候，戈尔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1985年，他从众议院升至参议院。尽管戈尔本人并未亲自参与互联网的研发，但是他却为确保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互联网获得足够的资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非像有些评论家错误地指出戈尔曾声称他发明了互联网。在 1988年的选举中，戈尔未能成功地当选民主党党内总统候选人。1989年，戈尔6岁的儿子阿尔伯特在过马路时被车撞到，几乎丧命。戈尔说这一事故改变了 他，让他放弃了竞选总统的努力，而是于1992年加入到了克林顿的阵营。在2007年至2008年间，有呼声要戈尔再次参加竞选，事实上，出于道义，他也确实应该再次参选。他也从未彻底放弃这一想法，直到他后来支持奥巴马。跟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其他任何人比起来，戈尔的生活或许都在更大程度上被国会山和白宫所主导。

然而，现年61岁的他，生活在纳什维尔一座有着18个房间的豪宅里。这栋经过重新改装的豪宅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各地 飞来飞去，戈尔非常明智地把自己定位为既是终极知情人，又是敢于比知情人冒更大风险的活动家。他既是谷歌的顾问，也是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他不仅担任某个可持续投资基金的主席，还是凯鹏华盈创业投资基金的合作伙伴，凯鹏华盈是一个重点关注环保项目的风投基金。（因此，戈尔经常因利益冲突而饱受争议。但是戈尔强调他的所有收益都将用于他的非盈利组织—气候保护联盟。）蒂帕·戈尔对《时代》杂志说：“他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商界、政界领导人沟通，可以跟每个政治派别的人交流。他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想做多久就做多久。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谁会不想要这样的自由呢？”

同活动家以及舆论界所达成的普遍共识相反，戈尔一直对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谈持乐观态度。他乐观地认为，美国参议院将通过一项议案以明确华盛顿的立场，并为奥巴马提供急需的道德权威。由此，对于此次会谈本身将根据美国的承诺缔结一份有价值的协议，他也保持充分的乐观。

“两天前在中国，中国总理问我，从本质上来说，我为什么跟大家的看法相反，会对美国参议院能通过立法感到乐观。我的回答是：我一直参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对话，这给了我一个跟舆论界的一致看法所不同的视角。”他指的是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林赛•格雷厄姆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在《纽约时报》上所发表的评论性文章，文章呼吁立法能够获得通过。“诸如此类的惊喜还会层出不穷。”

对于在哥本哈根可能达成的协议，戈尔说：“我认为最终的协议会远不如我想要看到的那么强大。然而，重要的成就（将是）给碳标上价格，并且重新调整商界、政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机构对此的预期。”他把当前的形势跟针对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相 提并论。“全世界迅速对此作出反应，但是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却因为不够全面而饱受批评。”然而，他指出：当协议被修改时，“许多曾经反对[协议]的企业转而支持大幅度提高协议的力度。因为当他们开始履行协议时……他们意识到这并不像他们担心的那么困难。一旦他们承诺做出改变，他们就会迫切地希望能够取得进 展。”从财务和公关两个方面来看，全力以赴比半途而废都要有意义得多。

奥巴马亲自去哥本哈根是否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希望他能够亲自去。他还没告诉我他会出席。也没有任何人代表他告诉我他一定会去。但是我感觉他一定会去。”

毫无疑问，处在戈尔的位置上，面对公众时所能表现出来的唯一合理的立场就是在充满紧迫感的同时保持乐观。除非你要么不相信这场由人类所引起的全球变暖，要么 你认为现在情形已经无可救药了。否则，除了说说“尽管形势非常严峻，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之类的话以外，发表其他的言论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你能感觉的到，戈尔真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反复提到约翰·肯尼迪曾作出的将人类送上月球的承诺。或许将这一承诺与气候变化相提并论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将一个人送上月球根本不需要美国的普通民众做出任何努力。但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场危机也需要它的肯尼迪，戈尔，尽管其领导风格与肯尼迪大相径庭，但是却似乎正是最佳人选。

戈尔说道：“人类都倾向于把未发生过的事情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相混淆。如果某件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倾向于认为它在未来也不会发生……（但是）纵观历史，有很多实例证明当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在应对这些威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远比 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要多得多。”他认为，现在决定成败的关键是“我们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引起政界的足够重视，从而能够……使我们可以将法律的力 量用做人类自我救赎的工具。”我们要么会胜利，要么会失败，这跟充满欺诈的选举不同，实际上不会有第三种结果。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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