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美国作家比尔·麦克基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或许就一个：关于缩小家庭规模的个人环境性见解》。这本书当然有其不足，最明显的就是麦克基本在那个输精管结扎手术上花的笔墨有点太多了。但这并非假装虔诚或者虚张声势，如果说作者有点什么的话，他不过是有些过于谨慎，努力强调他并非试图左右他人的选择，也不认为自己全知全能而已。毕竟，题目里就有个“或许”在那里了。
麦克基本给书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或许至多就要一个孩子”，但它反映了该书整体上谦虚谨慎又模棱两可的基调。“或许一个”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想法。其实，他本来也可以像 “圣诞老人”或者“牙仙子” 那样，呼吁所有育龄男女去做绝育手术。然而，《纽约时报》说他“道貌岸然”、“假仁假义”，《华尔街日报》干脆给他贴上了“极端主义者”的标签（他们的具体论据就是麦克基本没有把核力量作为抵制全球变暖的手段，根本不管《或许一个》只是一本关于生育的书）。另一位评论家指责道：“这么薄的一本书里却有这么多错误的信息、这么多不良观点，”其实，该书一出版，麦克基本就说《或许一个》的话题是“最后一个议论的禁区”，看来他还真说对了。
1998年书出版的时候，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了什么环境的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是一个无稽之谈，更不要说为此少生孩子了。当然，此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无 论是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共识，还是做出牺牲应对这个威胁的意愿。但是，有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英美的任何主要环境团体，你可以听到少坐飞机、多做回收，但你绝对听不到中产阶级的西方人为了拯救地球应该少生孩子的说法。
即使那些对人口过剩提出警告的评论家们，骄傲地鼓吹他们多么乐于提出不“合时宜”的争议话题，但也极少强调我们（比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考虑着手减少人口。出于几个棘手的原因，在推行更加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的运动中， 家庭规模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而且最终将成为唯一的禁区。
要想弄清关于人口与气候的争论，那简直就象喝醉的时候一头撞进万花筒里。那些不可能同时为真的矛盾说法现在都进步了，看上去就跟事实一样。另外还弄出了一片超自然的盲从，比如，乔治·蒙比尔特和美国的神创论者全都对理想人口信托等组织不屑一顾，生育权的支持者们也和反堕胎主义者找到了共同语言。
你可以发现一些看起来非常疯狂的组织，如“人类自愿灭绝运动”， 但是如果给它的创立者莱斯·耐特（耐特是西海岸的一位代课老师，只有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才能和他谈话）打电话，会发现他非但根本一点都不疯狂，而且还头脑清 醒，谦逊有礼。（他只是希望人们选择不要生育。“我们终究都是要灭绝的，但是如果通过自然消耗的方式自我消灭，肯定会好得多，”耐特很亲切地对我说，“你知道，就是企业不解雇任何人而减少劳动力的那种办法”。）
关于这个话题,尽管十分混乱而敏感，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如果你生活在2010年的英国或者美国，面对环境的影响你几乎无能为力，除非少生一个孩子。
其中的意义凭直觉就可以知道：每个新出生的人类个体都是一个新的消费者，都拥有自己的碳足迹，而且会留下无穷无尽的后代。前年，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两位学者——保罗·莫塔夫和迈克尔·施莱科斯开始尝试厘清“碳遗产”的概念，去年夏天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全球环境变化》杂志上发表。
莫塔夫和施莱科斯的研究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入手。这个前提就是：如果一对夫妇生下一个孩子，每个人要为这个孩子毕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负50%的责任；如果这个孩子又生了一个孩子，则这对夫妇要为它们的孙子（女）的排放负25%的责任，后面依次递减。这样算来，这对夫妇平均要负的责任有多少呢？
要进行这个计算，有两个重要的障碍。第一个是未来的人均排放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它们几乎肯定是要上升的，但在许多西方国家随着能效措施的实行，很可能下降。第二个是未来的生育率，你不可能知道你的曾曾孙女到底会生几个新的排放者，一个？六个？或者一个都不生。
因此，关于生育率，穆尔塔夫和斯拉科斯使用了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在这个预测中，一些假设的家庭树最终消亡，另外一些经过业已决定时间后停止发展）。关于人均排放，他们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情境：一个是乐观式的，预测人均排放下降，一个是悲观的，排放上升，还有一个是折衷的，排放保持不变。
总的结果令人震惊。在保持不变的情境下，一个放弃生孩子的美国人可以减排9441吨二氧化碳，几乎是其毕生排放总额的六倍，相当于坐飞机在纽约和伦敦之间往返2550次。同样是这个美国人，如果他按照传统的节能减排做法，比如换一辆更省油的汽车、大量减少开车、安装节能窗户、使用节能灯泡、更换冰箱，以及把家里所有的纸张、玻璃和金属全都回收利用，能减少的排放还不到500吨。
俄勒冈大学两位学者的研究并没有涉及英国，而英国的人均碳排放已经降到美国的一半。（这并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主要是因为英国电厂使用的是天然气而非煤炭。）但在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其它国家（如日本，其人均排放和英国接近），少生一个孩子对环境的影响同样巨大。即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排放目标都得到成功实施（即所谓的“乐观情境”），一个美国人能够减排二氧化碳562吨，而一个日本人只能减排233吨。
既然如此，且不管全球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如果英国的环境团体主张富裕的西方人考虑缩小家庭规模，不是很有意义吗？绿色和平组织英国分部的执行总干事约翰·索文承认减少人口能够减轻地球负担的说法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但他不愿意在绿色和平组织内部发起这么一样运动，他说，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据他所知，环境意识很强的人们“所有人都只有两个孩子甚至更少”。
纪录片制作人法兰妮·阿姆斯特朗在《卫报》的支持下，发起了名为“10：10”的运动，即在今年——2010年实现英国10%的碳减排。她说在运动的策划阶段曾经考虑过减少人口的说法，但最后放弃了。“我们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出于时间表，没有采用。因为我们的10：10运动是一个短期活动，只是关于2010年的减排。”
此外，在比尔·麦克基本的《或许就一个》出版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显然仍旧没有做好接受这个信息的准备。“10：10是一个民粹派的运动，就是从容易的做起”，阿姆斯特朗说，“我完全同意（家庭规模）是室中大象（即众所周知但却被某方故意忽略不提的问题——译者注）的说法。但我们需要更有影响的思想者，比如乔治·蒙比尔特或者纳奥米·克莱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如果现在在一个民粹派的运动中马上提出来，只会让整个运动变得一团糟。”
这个议题在影响民众的层面上所遭遇的基本问题就是：几乎每个人（无论其政治立场或其它信仰如何）都有很好的理由对它避而不谈。如果你根本不把气候变化当回事，这个议题就是更无关紧要了，只是所谓“好事者”的无事生非。即使你立场偏左，或者进步，就像大部分人都强烈希望减少自己的环境影响，这个议题也会让你尴尬。因为发达国家要为大部分历史性气候变化负责，但这个议题就好像要把责任推卸到人口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头上似的。
而对于反对移民的右翼来说，这整个说法都是落后的，他们担心欧洲人口（通常指白人）增长得不够快，因此指责减小家庭规模是不通情理的。也许，最普遍的问题就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家庭规模只是个人的私事，根本不在政治法律或者公共运动之内。就算只是谈论这个话题就有些不恰当了。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历史上关于灾难性人口爆炸的语言似乎从来都没有实现过，从18世纪的托马斯·马尔萨斯，到20世纪60年代的保罗·埃利希，再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它在1987年预言“五十亿人口的世界将陷入大灾难”，而现在世界人口已经达到67亿）。
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对强制计划生育感到为难：中国政治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把“独生子女”政策当作气候变化危机的解决办法提出来，但实际上围绕这个政策产生了一大堆所谓强制节育和堕胎的报道，还有所谓杀婴的谣言。生殖选择支持者们的做法虽然毛骨悚然，却可以理解。如果再次提出通过自愿的方式（如推广计划生育）来实现类似的目的，会引发另一方的愤怒——“反堕胎”运动者们担心会引发堕胎高潮。
OPT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估计，通过计划生育实现的碳减排每吨的成本只有7美元，而通过太阳能实现的减排则要51美元，这一发现让环境组织陷于瘫痪，特别是美国的，在那里即使暗示要增加对堕胎的资金援助也会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
“我不知道如何足够坚决地说出‘无可奉告’”，美国绿色团体塞拉俱乐部的 大卫·汉密尔顿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有理由保持沉默：塞拉俱乐部自身早在2004年就曾遭遇过人口政治问题，当时一群人口控制主张者们试图夺取 组织的主导权，但这些人本身却强烈反对移民，理由是移民在踏上美国国土的那一刻起就造成了更大的碳足迹。这种主张让事情变得更加尴尬。）
严格来说，这些和具有气候意识的英国人的生育决定毫无关系。或许OPT是旷野中唯一一个勇敢的声音，就像其受托人西蒙·罗斯所说的“别人谁都不想（因此）掉脑袋”。又或许，像蒙比尔特所说的，他们是一个“无人教会”，不过是一群无所事事的中产阶级白人男人们为了把对于气候问题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没有责任的地方而已。无论是哪种情况，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选择少生一个孩子——特别是在高消费的社会中，仍然是一件确确实实的好事情。
而且，即使把话题的范围缩小，也会引起难以置信的怒火。两年前，《道德消费》杂志的记者莎拉·埃尔文成了《每日邮报》一篇文章的攻击对象之一，这篇文章是关于那些认同小规模家庭理念，选择不生孩子的夫妇的。（每日邮报的文章不经意地显得歇斯底里，其作者对于自愿不生育的概念难以理解，将一位妇女出于环境考虑而堕胎的决定说成“颠倒天性”、“否定母性”。）
“还有一些人花费很大功夫‘人肉搜索’，找到我的个人电邮地址，写邮件咒骂我‘你怎么不自杀呢’之类，”埃尔文说，尽管在《每日邮报》的文章还特别引述她的话说她根本不没想过告诉别人自己是否要生孩子。“总的来说，如果你敢谈论根本不要孩子，就会被认为是癫狂或者自私，还会受到蔑视：‘要知道，你肯定会改变主意的’。”
只要一个孩子的想法同样面临偏见，尽管麦克基本书中最激进的地方也只是说没有迹象表明独生子女是有害的。的确，他在一些地方暗示说，与更多孩子相比，独生子女更好交际，智力水平也更高，因为孩子更多的家庭必须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水准。
不过，对于不要孩子和独生子女理念的敌意可以解释为什么OPT把其针对英国人的运动定名为“两个就够”。（对此，人类自愿灭绝运动强烈反对，“不是两个就够，而是一个都不要”，莱斯·耐特说。）而且，就连“两个就够”去年也引发了小小的愤怒。当时，资深环境活动家兼英国政府可持续事务顾问乔纳森·波利特对一位采访者说：“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说明多于两个孩子是不负责任的。”
“这不过是老一套：为了拯救世界而去杀人，”反堕胎活动者约瑟芬·昆塔瓦莱按照自己独特的招牌逻辑推论说，与此同时，议员安·威德克姆把波利特说成“绝对癫狂的家伙”。
然而，至少在英国这个问题是可能可到自然解决的，因为没有孩子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正变得越来越普遍。2010年，英国50岁的妇女中有五分之一都没有孩子，同时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比例从1972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26%。已经有更多的家庭实现了“两个就够”，生育三个或者更多孩子的现象越来越少，这与一边高喊关心地球变暖一边抗议少生孩子主张的表现恰恰相反。
但是，还有更激进的主张在坚持。阿兰·韦斯曼2007 年的畅销书《没有我们的世界》描述了假想中人类消失后的地球：路面上开始长出杂草和树木，野生动物占据了被废弃的城市。这是一个天堂式的、同时也令人恐惧 的场景，但魏斯曼的意思并不是鼓励让我们努力实现这个结果。他的结论要稍微温和一点：如果每个人至多只生一个孩子，世界很容易就恢复生机。（他把这当作一次思想试验和启发，而非对强制政策的呼吁。）到2075年，人类数量就会减半。
“如果达到这个远远容易控制的数量……我们就可以享受 所有进步的红利，再加上可以控制人口的智慧，”韦斯曼写道，“这个智慧部分来自无可挽回的损失和灭绝，也来自目睹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好的喜悦。这些迹象决 不会只体现在数据里，而是出现在每个人的窗外，伴随着清新的空气和越来越多的鸟鸣贯穿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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