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德国的绿色“革新”

福岛的悲剧让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白核电不再是德国的正确选择,如今她正在着手制订世界上最宏大的可再生能源规划。克里斯汀•舒格尔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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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5月9日出版的《耶鲁环境360》杂志上,本站经授权转载。] 

德国总理默克尔绝非一个左翼绿色狂热分子。她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CDU)相当于美国的共和党,她的联合政府也绝对是亲产业的。默克尔经常被称为欧洲最强有力的政治家,她的首要课题是就业和经济增长。

三月中旬,日本福岛事故发生后不久默克尔就作出迅速反应,宣布要加速淘汰德国的17座核反应堆,这让德国公众和其他各国政府都大为震动。她表示要大力削减煤炭的使用,加速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的批准,大幅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这意味着生活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广大国土上的8100万德国人将在短短几十年内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地热和生物能来满足他们的能源需求。实际上,到2030年绿色发电就会成为德国产业和民用电力的主要来源。

“我们要中止核电的使用,尽快步入可再生能源时代。”默克尔说。

在默克尔上述令人震惊的宣言发表之后,左翼反对党就将其斥为一个政治噱头、一种机会主义举动甚至是一场危机,认为这不过是在非常关键的德国南部地方选举之前进行的一场宣传。但是,就在默克尔的政党输掉了这场选举之后,她仍然坚定不移地把计划执行下去。在过去几周里,德国政府官员已经拿出了这场被默克尔称为“能源转向”的革新运动的具体方案。

德国政府的雄心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默克尔政府计划最迟到2022年关闭所有核反应堆,但是要知道近年来德国四分之一的基本负载电力都依靠核电供应。德国政府计划在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占到35%,到2030年达到50%,2040年达到65%,2050年则超过80%。与此同时,默克尔还宣称到2020年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实现二氧化碳减排40%,2030年50%,2050年达到减排80%以上。

这将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绿色增长”实验室,这是20国集团中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即使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正在大力拓展为核电厂提供以政府为后盾的贷款担保,以建立更多的反应堆,而共和党则在阻碍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的实行。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因此,这个国家在可再生能源上的努力,毫无疑问将使它成为全世界关注环境和绿色技术产业的人们眼中的圣地。

但是,默克尔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在其他大国眼中过于冒险、代价过大的事情呢?

很显然,默克尔对福岛事故的反应与奥巴马或其他国家领导人截然不同。过去,默克尔也一直是核电的倡导者,她被灌输的理念是核电安全而且清洁,切尔诺贝利事故只不过是苏式低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就在去年,她还不顾左翼和环境团体的强烈反对,费尽力气地将德国核反应堆的平均运行时间延长了12年。

在我看来,默克尔发生这个180度转向的深层原因在于她过去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早在她从政之前,默克尔曾经在东德从事量子化学研究,探究亚原子领域发生变化的可能性。研究生涯让她逐步树立了自身对变化高度敏感的自信,不仅是在物理领域,同时也在政治领域。上世纪90年代她曾经对我说,那些反对核能的人都“不善于评估风险”。

但是接下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灾难,让默克尔意识到自己对高度发达国家核事故可能性的判断是极端错误的。她对事物可能性以及理性的感觉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她推论说,德国也很有可能发生于日本类似的灾难,当然不是海啸,但会是某种不可预料的大灾难。在她看来,核能的现场试验已经失败,作为一个自诩的理性主义者,她感到必须采取行动了。

“一切都结束了,”她在看到电视上福岛核电站的屋顶被巨浪掀掉后马上对顾问们如是说,“福岛彻底改变了德国定义风险的方式。”

就连默克尔政府中十分保守的环境部长诺贝特·罗特根最近都对总理的想法表示赞同。他说福岛的灾难“用一种再真实不过的可怕方式彻底改变了德国对核能风险的认识”。他还说:“我们绝对不能再把这种高达七级的风险说成‘很小’的,因为它已经在日本这样一个高科技社会里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但是从成本和可行性的角度来说,德国的新能源规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目前德国的电力需求峰值高达8200万千瓦,其中一半靠煤,23%靠核能,10%靠天然气,17%靠可再生能源。如果要实现新规划中淘汰核能以及二氧化碳减排的目标,就意味着要在短短几十年内通过绿色技术替代德国四分之三的能源。

但是,德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可再生能源法案已经为可再生能源发电铺好了道路,数十亿欧元流入参与绿色电力项目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手中。法律保证了每度绿色电力都能进入电网,而且发电者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电价回报。尽管各种绿色能源的电价有所不同,但都要比传统的电价高得多,而且这个价格能够得到20年的保障。这使得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非常具有吸引力,最近Google在德国投资太阳能电场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因此,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5%迅速提高到今天的17%。在德国各地,这种变化的迹象随处可见。在北部地区,风力发电场如今已经成为许多地区的特征,特别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带。而在阳光充足的南方,太阳能光伏板则覆盖了整座村庄的屋顶。另外到了春天,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也成为许多地方的耀眼风景,这种植物被广泛用来生产生物燃料。还有越来越多的农户建起了巨大的池子,存储用玉米和农业废渣生产出的“生物甲烷”。

默克尔把她的“能源转向”的巨大希望主要寄托在离岸风能上面。经过了萧条的起始期之后,如今好几个新的商业风力发电项目正在建设之中。5月2日,默克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项目启动仪式上骄傲地按下按钮,标志着21座离岸16公里的风力发电机正式开始运转,它们一共能为5万户居民提供可再生能源。

这座“波罗的海1号”是德国第一座商业性离岸风能发电场。它所用的风力发电机由西门子制造,这家公司直到最近都把修建核电站和化石燃料电厂作为最大的收入来源。至于风力发电场的日常运营则由EnBW公司负责,这家德国公用事业企业至今还主要依靠核能发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这家离岸风能发电场作为德国新能源政策的象征再合适不过了。

默克尔的巨大赌注就是环境科技将成为德国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实际上,该国已经在世界绿色科技市场上占据高达16%的份额,也就意味着数以百十亿计欧元的产业机遇。据罗特根说,过去十年中可再生能源已经为德国创造了30万个“绿领”工作机会。像西门子和博世这样的大企业注定将变成“绿色跨国公司”,而成千上万的中小型技术企业也把绿色技术当作其经营和投资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专家们也都认为这个能源转换的成本很高,需要承担经济风险。目前,为了支持可再生发电的上网电价,让风力发电机或者地热发电机的拥有者能够以令人满意的价格把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电力卖给电网,德国消费者已经要为每度电多付出5美分的额外费用。以一个普通的四口之家为例,单是这一项他们每年就要多支付220美元(1431元)的电费。随着新能源政策所需的数千亿欧元的投入,德国消费者们每月电费单上的这项附加费将会越来越大,这肯定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要看德国人民支持默克尔计划的意愿到底有多大。

但是,能源部长罗特根指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将让成本逐步降低。他说:“如果很多人都用石油和煤炭,价格就会上涨,但是如果人们都用可再生能源,价格则会下降。”他还认为,与其把几十上百亿的欧元送给俄罗斯或者其他能源出口国,德国现在宁可“把这笔钱给我们的绿色工程师和施工人员”。但是,维持这项转换的低成本,以及制止能源密集企业向罗马尼亚和中国等地的转移仍然十分困难。

还有一个会让成本更高的问题就是必须对德国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检修,只安装上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板是绝对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崭新的电网来作为存储绿色电力的路径。由于风和阳光的巨大波动性,电力的间歇性也会越来越大。此外,北方沿海地区产生的离岸风能电力必须要经过数百公里的输送才能达到西部和南部的各个工业中心。

专家们估计,把可再生能源电厂和消费者联系起来,避免停电事故,德国要新建4000多公里的“生态电力高速公路”。而在风力猛烈和阳光充足时进行绿色电力的存储目前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但是,即使所有的技术问题都得到解决,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新计划也绝非易事。许多德国人都嫌风力发电机碍眼。新的水力发电站和一些风力设施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就连和传统输变线路看起来并无不同的“生态电力高速公路”也遭到了抵制。看来,还必须说服当地居民为了更大的福祉而牺牲眼中的风景。

令很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这项可再生能源立国的计划竟然也会引发环境上的担忧。人们已经发现离岸风力电场的建设伤害到了鼠海豚的耳朵,而它们在欧洲是受法律保护的物种。毒物学家们担心太阳能光伏板中所含的高水平的重金属镉有造成污染的危险。环保活动者们则担心玉米种植的扩大会造成泥沼质土的干化,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并且危害生物多样性。而且如果要摒弃核能的话,在这个中间期德国将不得不更加依赖天然气。

尽管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隐藏的风险,默克尔的这项新政策已经吸引了来自国外大片艳羡的目光。美国国家环保局前局长威廉·瑞利最近在访问德国时表示对默克尔的能源转向印象深刻,并且盛赞其为其他发达国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结束了与德国政治家、NGO和商界代表的会面之后,我替《明镜》周刊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他说:“看到一个保守政府竟然推出了这样巨大的改革,实在令人惊叹。”

日本人当然也在密切关注。日本首相菅直人已经表示该国将修改核能在未来能源规划中的比重,而日本驻德国使馆的官员们则公开质疑道,德国这样的国家都能迈出如此大胆的步伐,日本政府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对核能的严重依赖呢?(在这篇文章发布在耶鲁环境360度之际,日本首相菅直人已经声明,将修改核能在未来能源规划中所占地比例。)

克里斯汀·舒格尔,环境记者。

图片来自 World Economic For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