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

气候专家谈:过去一年中

又一年过去了,又一轮气候变化谈判即将开始,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什么进展,又在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呢?中外对话就此召集各方专家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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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个周末,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和气候活动者们将云集南非德班,展开联合国主导下的新一轮气候谈判。两年前,曾经万众瞩目的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全球减排协议,让世界落入失望的深渊。去年的坎昆会议要低调得多,但是却在包括技术转移和为发展中国家设立新的全球变暖适应基金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以致在会议结束时东道主墨西哥获得了与会代表长时间的起立鼓掌。

如今,2012年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结束近在眼前。在德班,我们将会再次鼓掌,还是重陷瘫痪?我们又将期待从这一轮谈判中得到什么?为此,我们向来自中、欧、美的专家征询了他们的看法。

坎昆会议之后,气候变化谈判一年的进展有什么?

李雁,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绿色和平东亚
与其说进展,不如说有后退的担心。坎昆会议上,确立了绿色气候基金,并在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下,决定不由世界银行管理,而是设立专门的过渡委员会。过去一年本该接着理清机构设置,让工作运转起来。然而,美国在前阵的讨论会中表达,美国的责任、义务应该跟大的排放国对等,可能暗指如果排放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不愿进一步投入资金。这是一个混乱、阻碍谈判的信号。

马克·利纳斯,英国环境活动家、记者及气候变化作家
坎昆会议后的一年中,我们在(后2012气候机制的)关键症结点上并没有看到什么进展,只是在金融、适应和技术等难度稍低的领域有一些缓慢但稳定的进步。今年4月在曼谷举行的整个谈判都让人失望透顶,全部时间都耗在了议程争吵上,但晚些时候在巴拿马的会议就要积极得多,不说结果,起码气氛上是这样的。如今,很多议程领域的文本都已经摆到了桌面上,让最终的妥协看起来更有希望。

杨方义,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气候变化项目主任
资金问题开始谈及细节层面,比如资金管理体系、管理委员会成员构成、资金来源等,但相比《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长期合作行动LCA)协议的法律形式的谈判,都属细枝末节。

杰克·施密特,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国际气候政策主管
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重要的动力。首先,各国为了兑现其减少全球变暖影响的承诺,都在法律和政策的落实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尽管还没有达到我们所需要的速度和规模,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让动力改观的切实措施。澳大利亚今年终于通过了征收“碳税”的气候法律;美国实行了大胆的汽车标准,并且将Keystone XL的油砂输油管项目延期;中国则开始制订详细的法律和法规,以实现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能源和气候目标。

其次,清洁能源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增长。去年全球的清洁能源投资增幅高达创纪录的30%,总额为2430亿美元。非化石燃料能源占世界新增发电能力的一半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最后,我们在一些领域的方针和制度制订上取得了非常可喜的进展。比如提高透明度、设立新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实现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建立起更强大的机制促进低碳技术的部署。当然,在这个阶段会有技术上的差异,但这些差异要比我原来预想的小得多。各国完全可以有办法在德班会议上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

目前谈判前进的困难和困难的程度?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政治意愿不足。现在谈判和过去的谈判最大的不同是,现在有欧债危机。过去的谈判,欧盟的领袖角色对推动进程作用重大,但现在欧盟自顾不暇,领导作用有所下降。气候谈判出现群龙无首。

马克·利纳斯
事先把每个缔约方都看做孤注一掷的赌徒是个陈词滥调的说法。但对京都议定书来说,德班会议确确实实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地方。否则它就只会重蹈过去几年的覆辙,眼睁睁看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最后时刻一步步逼近,达不成任何可以替代它的协议。

在我看来,京都议定书的象征和政治意义大于一切。如果没有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的加入,它所覆盖的排放量还不到全球总量的15%。这就意味着气候减缓行动的主角落到了LCA身上(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但在这一舞台上的主要发展中国家把进行另外一轮京都谈判作为一切议程的前提,而美国则站在场外一言不发。气候谈判的情节就这么硬着头皮推进。

杨方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留,一个是长期合作行动(LCA)协议的法律形式。这两方面各方已有明确的表态,分歧明显,谈判无任何进展。

杰克·施密特
今年全球排放继续增长,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年不能实现显著的变化,很可能就会把我们自己逼上一条只能用更贵甚至更危险方式来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道路。就像之前所说的,我们还在一成不变地建造着发电厂、汽车、房子和其它基础设施,而这些正是造成今天能源和碳污染的元凶。国际能源机构最近所做的分析指出了现状的严峻:他们发现去年全球的化石燃料碳排放增长了5%,而且未来若干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大量投入将耗尽所有残存的碳空间。

当然,这些趋势是可以逆转的,这也正是全球变暖谈判最终的努力目标。各国必须做出重大的承诺来减少其全球变暖污染,更重要的是必须坚决兑现这些承诺。

李高,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谈判处处长
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发达国家自身减排意愿降低、政治意愿,我想这是谈判当中面临最大的问题。

你对德班以及德班之后气候变化谈判的展望?

李高:对德班会议的预期比较务实,可能不能达成一个全面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国希望德班会议能够落实巴厘路线图坎昆协议,解决坎昆协议为解决的问题,即《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安排。巴厘路线图和坎昆协议都明确要求的是,《京都议定书》第一、二承诺期中间不应该有空当。

德班会议应对资金机制的管理组织架构和透明度问题有所产出。怎么样从快速启动资金过渡到2020年每年一千亿美金的资金支持,我们也需要讨论出明确的路线图。对2013年到2020年之间资金的支持,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德班会议成果。

杨方义:德班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有个时间上的安排,防止无限期的拖延谈判。

张海滨:如果有进展的话,可能会在以下3种情况下:1.IPCC第五次报告发布并给出更严峻的气候变化预测。2.世界走出经济危机。3.其他国际形势的变化。

德班谈判如果在《京都议定书》第一、二承诺期之间的过渡期时间上达成共识,也可以算是一个成果。

杰克·施密特
在德班会议上,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各国要努力促成方针和制度的达成,这些有助于各国更有效地向着低碳社会发展。我们不能前一年还为(全球气候协议的进展)起立鼓掌,第二年就置之不理了。这样的话,全世界都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全世界的公民们都会质问:“对着这个人类面前最严峻的挑战,你们这些家伙都在干什么?”我希望各国能够想方设法让一些目前还无法实现的东西能取得点进展,而非将其绑架。

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一年我们需要各国重归里约峰会,做出新的减排行动承诺,比如禁绝低效灯泡、增加可再生能源部署、实行强制性汽车能效标准以及制订禁止购买加剧森林破坏的制品的法律等等。通过这些和其它措施,各国能够证明它们正在“做该做的事”。它们可以表明准备用真正的法律和政策变化兑现自己的国际气候承诺。通过这种办法,我们能够为更多的行动创造势头,因为各国将会发现采取气候变化行动可以刺激就业,可以为消费者省钱,可以减少污染,同时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

李雁:透明度问题上,从坎昆会议中国积极表态后,谈判中基本已经排除了大的阻碍,最可能在德班会议产出成果。

马克·利纳斯
毋庸讳言,无论南非人还是其它任何人,大家对德班会议的期待值都在不断降低。他们当然都不愿步哥本哈根的后尘,但从主要排放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再加上印度和中国)的口气来看,它们现在谈的都是要达成一项“后2020”法律约束力单一协议。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协议的实施期限推迟9年。对环境活动者、小岛屿国家以及任何希望把气候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的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我把2015年视为最后期限,因为到时达成的新条约可以在2013年到1015年(对第一承诺期成果)审查的基础上确认新的全球减排目标。我们必须想方设法确保这样一个新条约的如期达成和立即执行。

张海滨和李高的观点来自其在腾讯201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第17次缔约方会议)会议上的发言。 

图片来源:Hobbies of To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