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詹姆斯•卡梅隆

碳排放的意识和责任

Fri, 10 Nov 2006 12:06:00 +0000

碳披露专案的目的在于鼓励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披露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该项目的主席詹姆斯•卡梅隆接受了山姆•吉尔的采访，阐述了项目的进展以及中国公司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碳披露专案始于六年前，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该方案被视为鼓励全世界各大公司披露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个创新性措施。2006年，该项目第四次施行。目前机构投资者已经超过200家，可控资金达到31.5万亿美元，它们签署了一个全球性的呼吁函，号召包括《金融时报》所排出的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全球2180家大公司公开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信息。

山姆·吉尔（以下简称吉）：请简单介绍一下“碳披露专案”的目标是什么？

詹姆斯·卡梅隆（以下简称卡）：碳披露专案是一个慈善性创意，目的就是在机构投资者群体和那些著名的大公司之间建立起关于气候变化事务的对话。

吉：目前你已经发表了第四份碳披露专案的报告，从开始以来，这个项目有什么进展呢？

卡：进展相当显著。年复一年，许多投资公司已经在呼吁函上签字，有更多的公司收到信件并作出了回应，而且通过碳披露专案的申请书，获得的资金也有了巨大的增加。

公司回应的质量也有提高。因此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现在，225家机构询问约2000家公司气候风险对经营的影响以及它们准备如何应对。这些机构为我们的项目提供了31.5万亿美元的可控资金，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很大比例。这个项目的确很起作用，在短短四年之内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吉：这个项目似乎很有效地提高了大公司对碳排放的认识。你认为这些公司和投资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其转化为行动呢？

卡：有人期望在短短四年之内，就让投资企业或者大公司发生从认识问题到明显改变行动方式的飞跃，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今年认识和行动之间的差距受到了重视。我们在每一个宣传和发起的行动中，都让听众对这个问题加深印象，对话双方都接受并理解了有关信息。

我并不想夸大它的功效，因为最初几步确实比较审慎，这和政府在改善温室气体减排的投资环境方面的谨慎步伐是相呼应的。但是我们现在终于拥有了一个碳市场。尽管刚刚起步，但毕竟确实建立起来了。这使得碳排放价格体制的建立以及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的投资成为可能。投入其中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温室气体减排，并且通过整体投资来减少对投资者自身的威胁。

另外，作为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副主席，我已经为一项特别碳基金争取到了10亿美元资金（这一基金的来源也就是签署碳披露专案的那些机构投资大户），这对于碳市场来说是很大一笔钱，但是如果和流向相反方向、使气候变化危险加大的资金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吉：中国公司对碳披露专案的反应如何？

卡：反应各不相同。比如香港的新鸿基地产集团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尽管其股份的48.89%都掌握在四个碳披露专案的签约公司手中。换句话说，实际上该公司一半股票的持有者是要求作出回应的，但他们就是置之不理。而你无法断言气候变化对房地产管理和开发就没有影响。

然而，如果我们把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反应还是比较好的，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总共联系了39个亚洲公司，其中有11个没有回应，12个断然拒绝，3个提供了排放数据，另外13个回答了问卷。也就是说，39个公司中有16个提供了有用的东西，这还达不到欧洲那么高的比例。

吉：中国公司要进一步参加到项目中来，这似乎很重要吧。

卡：问题的全球性本质反映在回应的全球性本质之中，这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市场中，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海外投资，同时自身也在进行着海外投资，营造着超越国境的大市场。

吉：你认为该如何鼓励中国公司参加到项目中来？

卡：我认为中国公司需要在机构投资者中建立信誉，即它们也了解目前的一些全球性问题。我并不是说如果你要在中国投资，在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寻求回报的话，必须把气候变化放在各项重要标准的最前列，但是那些机构投资者（他们掌握着全世界投资总额的相当部分，包括在中国的投资）都已经把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关注的重点。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这个问题未来的解决，和中国的关系都越来越紧密。

因此，无论是中国的公司还是中国的投资机构，绝对都应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行动，认识到气候变化给他们的经营造成怎样的风险，学会如何减小这个风险、如何投资和寻找机会——即如何避开损失进行投资。

吉：你对这个项目未来的预测如何？

卡：我认为现在它的势头不错。碳披露专案将和其他披露行动一起保证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数据不断完善、保证数据是可比较的、保证计算标准的改进，这样人们就可以准确地比较各企业的表现了。如果投资者真的想改变投资方式的话，就需要可依靠的好模式。达到这一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是展望未来，我认为维持披露活动的持久性能够促使投资者更积极地参与到政策领域中来，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投资者的风险将会增大，除非政府插手建立并维持碳排放的价格体制，而很有可能采用更多的调节杠杆来保证市场能够随时获得各个企业那些可能带来系统风险的信息。因此，我认为，把碳披露专案这个简单的措施维持下去，能够促进政策制定领域和调节领域的工作，这两方面都能使投资者更容易地改变他们分配资本的方式。

詹姆斯•卡梅隆，碳披露专案主席及气候变化资本集团副主席，气候变化资本集团是一个投资银行，特别注重资助由低碳经济创造的商业机会。

山姆•吉尔，“中外对话”总编助理。

首页图片Gareth Davies摄

以资本促减排（1）

Sun, 19 Apr 2009 07:27:00 +0000

为了建立低碳经济，我们需要将全球资本流动从促使排放增长的经济活动转向那些限制排放的经济活动。大卫•布拉德与詹姆斯•卡梅隆报道。

[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资本主义正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人类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例如：气候危机、水源短缺、极度贫困和人口迁徙等，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采取应对措施。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长期的繁荣发展将无法得到保障。目前，全球经济的现状与这些挑战交织在一起；实际上，此次金融危机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那就是，在未来的25年间，可持续性发展将会是推动经济变革和工业变革的主要动力。

气候危机需要我们将大量的资金投向那些跨行业、跨领域的低碳解决方案。这种资本的流动虽然很难，但是还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资金多寡并不是问题，资本的流向才是关键。国际社会在财力、政策洞察力和技术等方面有能力满足调整排放变动趋势所需要的投入。

从根本上而言，我们面前的挑战是资本再分配和时机的问题：我们如何将资本从高碳量投资转向低碳经济？并且，更关键的是，我们如何控制资本的转移速度以防止气候变化朝危险的方向发展？

当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商业环境就必然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为今后金融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了适应新的风险和机遇，各行各业正在寻找新的战略。各国政府也正在通过促进对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来推动就业和经济增长。今天，绿色经济复苏继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就在几年前，这一切还是无法想象的。

例如美国的一揽子财政鼓励政策，其中就包括一些旨在将资本转向低碳资产的条款。商业社会都在呼吁对碳排放建立一个一致的价格信号，这样才能影响长期投资的决策。在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已经拨款数十亿投资于与气候相关的项目。而这些举措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将低碳增长作为实现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杠杆将最终成为政府的长期政策。

针对这种新的现状，金融行业正在进行调整。投资者们也在调整他们的风险与报酬预期；对于如何持久地保证利润，各投资委员会、董事会和股东们的观念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与前几年相比，长远的投资眼光和投资于有形低碳基础设施对投资者们而言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现在正是我们重回根本的最佳时机。特别是在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长期投资战略将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需要投入多少资金才能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呢？

一个我们能够应对的挑战

针对低碳经济的投资应该能够有效地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避免全球平均气温的灾难性上升。今天我们投资兴建的基础设施所使用的技术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发挥作用。所以，未来10年，我们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对于长期排放变动趋势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投资于那些能够使CO2类气体的大气浓度保持在科学界认为安全的水平上的基础设施。

很多研究都清楚地告诉我们采取行动防止气候危险性变化的成本（以及不采取行动所需付出的代价）。虽然这些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中心思想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解决气候危机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所需的投入虽然可观，但还是可以控制的。

根据受英国政府委托编写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的话，为了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全球范围内一年所需要的投资可以控制在全球年GDP总额的1%以内。相反，如果不采取行动，其后果就是每年至少损失全球GDP总额的5%。虽然斯特恩报告发表之后的科学共识是，气候的变化比报告中预期的要快得多，但是，报告所做出的估计对于我们了解这次挑战的规模仍然是很有帮助的。

据麦肯锡公司估计，如果我们追求那些经济上最合理的减排机会的话，除了常规运作的资本支出之外，在2020年和2030年，前期投资总额将分别达到每年5,300亿欧元和8,100亿欧元。相当于当年常规运作固定资产投资的5%和6%。然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可以与未来节约的能源成本相抵，这就使得2030年的年投资总额降到2,000亿至3,500亿之间，这还不到2030年全球GDP预期总额的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认为，要在未来的25年内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就需要“根本地改变投资流向和财政支出的模式。”而联合国研究估计，要使温室气体排放回到现在的水平就需要2,000亿到2,100亿美元的额外资本投资和财政支出。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对特定领域的投资需求进行了估计。国际能源机构预计，2030年，要使温室气体浓度保持在450PPM的水平上，就需要将当年全球GDP的0.6%用于增加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新能源金融及世界经济论坛则预计，为了防止碳排放达到科学家们认为的不可持续的水平，未来每年需要在清洁能源上投资至少5,150亿美元。

受英国政府委托对全球森林资源融资所做的《伊莱亚斯评论》显示，为了使林业部门的排放在2030年降低到一半，需要每年投入大约170-330亿美元。短期内，40个林业国家在未来五年内需要大约40亿美元投入到他们的能力建设计划中。

这些研究使我们更加了解为什么说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有能力应对的。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减排措施所节约的所有成本的话，许多投资甚至可以产生净收益。在很多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可以使前期投入的资本得到回收。据麦肯锡统计，2030年，大约每380亿吨的减排机会中就有110亿吨由于未来所产生的节约价值超过了其前期投入而产生了净利润。

目前的研究结果还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关键性认知，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减排措施需要在新兴经济体中进行。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最关键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国家存在的投资障碍的问题。

大量的研究还显示，需要采用优先性政策工具对资金流向进行指导。由于全球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都与能源紧密相关（如电厂、建筑、交通、工业等），因此，需要从减碳能源的供给和降低需求两方面对能源解决方案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尽管相关的能源技术（诸如更严格的建筑条例和能源效率标准）已经比比皆是，但是却缺乏政策支持，使得投资者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长期发展框架，因此，这些解决方案迫切地需要我们的关注。

我们还需要将投资和财政支出用于保护那些重要的碳汇不受破坏，毕竟有20%以上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是由于土地用途的改变所导致的。

投资于低碳经济所遇到的障碍有些是行为性的，或是局限于某些领域的。例如：解决在建筑节能改造投入方面业主所面临的受益问题。具体来说，建筑的拥有者不愿支付建筑改造的前期费用，因为最终从节能中受益的将是租户而不是他们自己。

而有些障碍则是制度性的。例如：解决森林破坏的问题所需要的所有投入几乎都要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新兴经济体展开，这种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直接导致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安全感。许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以及多边组织同私人投资者们一道正在积极地创建所需的制度保障，并且监督和遵循各项制度以确保降低排放。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应该极大地加强为解决森林破坏的问题所做出的努力。

下一篇：我们怎样才能实现改变？

大卫·布拉德是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兼创始人。

詹姆斯·卡梅隆是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副主席兼创始人。

[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手页图片由Swisscan摄

以资本促减排（2）

Sun, 19 Apr 2009 07:22:00 +0000

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资本分配模式，将资本转向清洁产业？在关于低碳经济复苏所做出的评估的第二部分，大卫•布拉德与詹姆斯•卡梅隆给出了结论。

[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要解决系统性气候风险就需要对资本的配置进行系统性的改变。就我们目前的技术以及对于立即采取行动的迫切需求而言，什么样的工具能够使资本配置模式发生改变呢？受风险回报预期的驱动，一些资产比其他资产更受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就需要降低低碳解决方案的风险，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投资者应该认识到不仅是次贷，碳资源也是有害的。

我们需要在以下三条核心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解决系统风险的新途径：

•长远的眼光
•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透明度
•通力合作

在执行这三条原则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坚定地遵从这三条原则，同时还需要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原则一：长远的眼光

大多数投资者和政府不愿将长期目标作为他们制订决策的依据。投资绩效是以季度为基础进行判断和奖励的；而如果公众认为政府在短时期内没有兑现他做出的承诺，那么政府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就可能遭到失败。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短期主义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抵制；如果不对短期主义加以控制，结果会怎样？当前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为了使资本的配置达到所需的规模，向投资者发出的政策信号就必须是长期的、响亮的、合法的。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应该是以长期为导向，明确定义，并且写入法律。在事先定义并且长期导向的前提下制订减碳政策对促进低碳投资具有最关键的推动作用。这种政策一旦制订出来，这些资产的利润和定价就不再会受到政策不确定性的侵蚀。政府需要落实相关的政策方针，这样就可以为投资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缺乏长期、可靠的政策信号，如对碳进行定价等，低碳投资就无法达到所需的规模。在欧洲排放贸易计划(EU-ETS) 和清洁发展机制的影响下，近年来，全球碳信用额市场的规模稳定增长。2008年，其规模已达到1100亿美元。虽然这一市场成功地确立了受市场驱动的碳价格机制，但是，事实证明这个价格信号还不足以起到促进低碳投资的作用，其规模还无法达到决策者的期望和投资者的需要。

2012之后全球气候体制的不确定性已经引起价格信号的波动，使它丧失了引导长期投资决策的作用。例如，EU-ETS指导下的价格信号就没能为作为其成员的欧洲公用事业企业的能源利用模式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未来，随着市场的发展，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参与，以及诸如航空工业和林业这样的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的行业的加入，这个市场有望为私营部门提供可靠的引导。同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促进措施，放开对低碳解决方案的投资，促使其按照既定的速度达到所需的规模。

由于基础设施的减碳是气候危机的核心，所以，这就需要用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战略来鼓励养老基金和散户投资者投资于气候解决方案。各国政府可以仿效战争公债的理念制订资助计划，即用储蓄公债的方式集中各方力量来抵御共同的敌人。例如，可以将“气候债券”作为一种政府担保的债务票据以保证其收益直接用于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这种金融产品可以向散户投资者和养老基金募集资金，并保证将收益用于气候解决方案。

美国和欧盟对现代化电网基础设施的需求说明调动私有资本必须与政府基础设施投入并行。10年间，新的“智能电网”基础设施的成本仅在美国就能高达4000亿美元。政府支出和绿色刺激计划有可能会通过政府支出对经济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调动私人投资。

除了新的金融产品之外，为了促进针对低碳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正在规划的还有一系列促进措施，包括贷款担保、信用额度、产权投资和保险。在美国，这一想法得到了人们的支持。2009年美国的联邦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有数十亿资金用于支持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电力传输技术的贷款担保。

最后，就各个家庭而言，有关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投资决策关系到千家万户。这就需要针对个人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投资策略。特别是，使用广泛的“绿色贷款”能够为家庭提供贷款以资助他们为了提高住宅的能源效率所需付出的额外的前期资本，也使住房的所有者能够随后通过节约能源来分期归还贷款。

原则二：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透明度

采取措施对CO2排放等行为所产生的各种外部效应进行定价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二战后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应运而生，以建立完善、必要的体制结构从而促进全球贸易、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今天，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同时发生提醒我们，各国需要再次共同努力对这一体制结构进行修订和更新。全球经济真正进入了一个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为了解决今天所面临的金融挑战和环境挑战，并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找到应对之策，对贸易、金融和发展的国际惯例进行改革就显得刻不容缓。而第一次提出改革设想是在60年前。

我们需要新的制度安排以满足全球气候治理的需要。目前提出的全球机制林林总总，从全球碳基金到为生态系统和林业提供全球信托的方式。这些提议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理念确是相同的。那就是，以着眼长期、多边主义和保护“全球生态系统”为宗旨。

有效的管理和良好的透明度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需要加强对非财务状况的披露，使资本配置远离那些碳气密集型资产。加大对气候风险的披露能够使投资者发现那些隐藏在他们持有的证券中的气候风险和机遇。对上市公司颁布更加严格的气候风险的披露条件，以及在年度财务报表中对气候风险的披露质量和数量制订更严格的要求，也许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可行之策。

世界各地碳数据的计量和管理所做出的共同努力还不够完善，我们还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气候融资的中心机构。碳研究不应该再依赖于为其它目的而收集的数据了（如化石燃料的消耗或交通数据）。正如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数据的采集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地严格和正式，碳数据的采集同样需要集中的国际化数据处理设施。

我们需要可靠的排放数据。它们应该和GDP、非农业就业人口、消费者物价指数、工业产值和房价一样及时准确。

全球基金

为了促进和扩大流向低碳解决方案的资本，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全球基金，该基金的唯一宗旨是为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项目提供融资。我们应按照联邦储备金的方式来运作该基金，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用于减碳项目的投资，同时防止经济的发展偏离安全排放的轨道。资金来源于各国政府，基金管理机构应该按照多边体的方式来运作。基金应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协助减排金融交易，并且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一揽子救援计划”。

由于森林资源已经危在旦夕，并且它还是所有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全球基金可以向致力于防止森林破坏的各国政府提供资金帮助。通过提供林业信托或者生态系统基金，主办国政府可以向全球碳基金销售森林以换取某些保障。此外，该基金还可以作为一种利用国外援助换取对重要碳池的保护的手段。

为了加快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速度，催化剂项目已经尝试性地创建了一个“银行”，根据《京都议定书》来推广清洁发展机制（CDM）。这样的一个全球系统要求发达国家以该国的市场（边际）价格从“碳银行”中购买信用，“碳银行”再用这笔钱以接近实际（平均）成本的价格从发展中国家购买信用。“碳银行”利用买卖差价赚取的利润，以类似于现行的CDM征税的方式，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和改造项目。

原则三：通力合作

在未来的几年内，如果不大力加强合作，我们就不大可能在对抗气候风险和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任何进展。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同时爆发，全球需要通力合作，合作的紧密程度或许是二战后未曾有过的。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威胁决定了合作等同于自保。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动物间为了生存而选择合作的实例。表现出合作行为的物种群落通常比只存在竞争关系的物种群落生存的时间更长。

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或许太过强调竞争的好处，而忽略了合作所能带来的长期利益。面对当前的问题，竞争与合作缺一不可！通过竞争，我们能够在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进行创新，这对迈向低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合作精神来使其更加完善。

例如：为了扩大建筑改造的规模，我们需要通力合作来制订出融资策略。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通过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许多建筑改造项目的前期投资大约可以在10年后收回。然而，首笔前期投资、代理商等根本问题以及人们的惰性所构成的综合因素是这些投资的最大障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基金会和非盈利组织正同银行合作制订出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允许建筑的所有者在不支付首期资本开销的情况下就开始实施改造项目的策略。而他们也将完全拥有他们的改造项目所节省的能源成本。按照计划，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偿还房屋改造的贷款，或者由他们来自由支配。在城市中实施减碳策略也需要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来制订长期的指导方针，以引导相关投资投向更洁净的基础设施项目中。

为了确保一致性并取得进展，各国政府还应该大力推广他们之间的合作方式。在需要合作的项目中，解决森林破坏问题的项目基本上是需要最大程度的合作才能成功调配资金的。由于绝大多数与土地使用相关的减排机会都发生在新兴经济国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动用外汇储备和主权财富，并凭借该国的经济实力给予协助和支持。

对于生态系统而言，森林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对保护生命和维持生计都是至关重要的。大约有16亿人口依靠森林来获取他们的福利和收入。为了建立信任，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不仅需要履行自己的减排承诺，而且还要同那些受助国家加强合作实现气候改变方面的目标。新的合作平台要求运用绩效标准来建立信心，相信合作项目能够达到预期的减排目标。为了抗森林破坏，挪威同巴西之间的合作为这一方式做了很好的诠释。

由于我们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在发生着系统性变化，因此合作更加至关重要。我们正在朝着多极化发展，新兴经济大国在全球事务中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创造性地超越那些无法适应新形势、收效甚微的技术转让方案。按照“发达”还是“发展中”来对国家进行区分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新兴经济大国正如火如荼地创造着财富，为了在这些国家之间继续建立信任，合作是必须的。

许多合作都是为了在新兴经济国家中建立起更完善的制度，以确保更多的投资流向低碳基础设施项目。在未来的几年中，许多国家将会需要新的、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他们所做出的技术选择未来会把世界锁定在一个特殊的排放模式上。

最后，成功解决气候危机的方法需要通过创新与合作来解决我们的社会当前所面临的其他根本性挑战，例如：能源安全、水短缺、人口变化、极度贫困和疾病等。这些挑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紧密合作以控制其复杂程度、挖掘出综合解决方案，例如：综合考虑气候变化和水资源两方面问题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推动经济繁荣。

大卫·布拉德是世代投资管理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兼创始人。

詹姆斯·卡梅隆是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副主席兼创始人。

[本文的首次发表是作为哥本哈根气候理事会思想领导力系列的一篇论文。在此经授权转载。]

首页图片由extranoise摄

界讨论环境詹姆斯•卡梅隆

碳排放的意识和责任

以资本促减排 （1）

以资本促减排（2）

以资本促减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