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西蒙•扎德克

社会责任：另一种气候变化

西蒙扎德克 — Fri, 24 Nov 2006 16:09:00 +0000

社会责任咨询公司总裁西蒙•扎德克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紧迫威胁的时候，呼吁人们考虑个人利益和进行长远考虑是绝对必要的。

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报告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文件。它呼吁在文明范围内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挑战。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还不可能达到报告所指望的效果，原因是：当今政治和经济利益息息相关，这可能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并保证这个星球有一个体面的未来。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感到如梗在喉，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可怕。但这种情况可能是真实的。

我这样的预测，使人联想到美国生物学家贾德·戴蒙在其畅销书《崩溃：社会是如何选择成功或失败的》中分析的为什么社会会崩溃。他说，当社会的精英们在追求权利与特权时，他们对自身的所作所为不计后果，那么社会就处于危险之中。他以复活节岛为例，该岛由于竞相生产宗教图腾，致使过度砍伐木材，最终毁掉了当地居民生存的前景。

贾德·戴蒙认为，如果那些有权利实施砍伐树木的人，早些时候曾经遭受过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恶果，那么他们就会阻止这种自我毁灭的螺旋式上升的力量。经济学家们会说，这些领导人在领导的岗位上呆得太久，以致于他们“外化”了对别人造成的负担以及别人生活中要承受的代价。

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富裕的发达国家。这些人认为，发达国家拥有知识，拥有可采取集体行动的许多机构，以及使拥有权利的人担负起责任的能力。

但这正是问题所在：缺乏真正重要的社会责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受控于各种社会责任机制。比如：如果我们在学校没有放假前就带孩子度假会被罚款，如果我们允许狗在公园里拉屎撒尿也会被罚款。然而，在一些重大的集体问题上，社会责任机制要么不存在，要么就发挥不了作用。毕竟，没有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领导人为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人员和财政开销掏腰包，或者向因多哈贸易谈判失败而致贫的人们进行赔偿。

贾德·戴蒙的故事让我们对我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悲哀和不安。我们的精英们还没有感觉到因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足够多的苦楚，来让我们进行需要的改变，更不用说让他们引领我们所需要的改变。

那需要做点什么呢？实效主义和头脑冷静清醒地研究历史让我们觉得，“人民”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危机。相反，我们更有可能堕落成为享乐主义与分裂的原教旨主义的混合体。面对一个显然不能解决的问题，世界公民们将在这台晚会上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直到晚会的大幕徐徐落下。

KellyK 摄

有争议的话题

然而，有一种令人感到不愉快但却是必要的选择。如果我们无法让那些当权者感受到因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苦难，那么我们能够让他们带领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同时让他们获得好处吗？

这就涉及到对那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明立场的政治领导人、对那些愿意告诉公民气候变化的严酷事实的政治领导人、对那些同否认这一事实的人做斗争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对那些致力于创建顽强不屈联盟的政治领导人给予奖励的问题。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必须得到授权，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通过全球公民社会和媒体的放大效应。而对于那些唱老调的领导人，无论他们是谁，也无论他们在哪里，连同他们的顾问及其赞助者，都应该被毫无保留地曝光，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他们的面目。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企业的领导人。企业有所不为，解决不了气候变化问题。顺服只是任何认真的解决方法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企业可以通过自身作为和完善这种作为来发挥作用，比如发明、制造和销售新产品和服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全球１００家最大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评比时，要测量它们在将社会和环境动力融入企业运做模式时有多么高明，而不是多么有道德水准。）

我们是选举那些能够进行变革的领导人，还是选举那些阻止变革的领导人，这需要“企业责任”成长为塑造一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全球性有责任竞争机制的传动器。我们需要这样的全球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必须通过做正确的事情来赚钱，和通过把“外在事物内在化”来创造价值和利润，否则就会毁了我们。

企业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依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重塑市场需要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不大可靠的联盟。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在诸如劳动力标准，有权利得到挽救生命的药品、腐败和保护动物权利方面，我们跨越了形形色色的挑战。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能够，而且也必须做到，为了我们的集体利益，重新制定企业运做的条款。

谁能担起领导之责？

在复活节岛，十几个部落的首领没有任何一个首领能站出来重新塑造木材市场。这对我们思考在当今全球“部落”中，哪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担当起驾驭明天的竞争责任领导角色时有启发作用。

欧洲因其在《京都议定书》中的领导作用，并因其有把社会责任同市场联系起来的悠久历史，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欧洲作为一个被亨德森全球投资者公司社会责任投资基金主管尼克·罗宾斯形容为“责任过剩，创新不足”的地区，至今也没有把它的这种“社会好处”转变为其有竞争力的优势。

美国也不太像候选人。美国就其本质来说，恰好是欧洲强项和弱项的翻版。美国属于创新过度、但对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不太关注的国家。虽说有例外，引导其企业考虑长远利益还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它需要美国选民及其投资集团在利益和时间范围内有大的转变。尽管在这两件事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也许我们要指望中国充当这样的领导角色了。我们现在可能会指责它的经济发展给环境造成了污染。但中国的文化和决策的制定与众不同。中国文化和决策制定根源于其悠久的历史。莫埃人像是新兴强有力领导的象征。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会成为其创世纪的莫埃人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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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扎德克是社会责任顾问公司总裁

该公司关于《通过企业责任提升欧洲竞争力》的报告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发布

责任竞争力: 中国的机遇

西蒙扎德克 — Fri, 19 Oct 2007 05:58:00 +0000

中国能够影响下一代负责任企业的标准吗？中国能够促进全球市场的重塑吗？西蒙•扎德克认为，中国正好可能这样做。

中国的竞争策略正在发生变化。几十年来，在“廉价和不洁”出口的支撑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且动力强劲。但是现在，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条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中国强制关闭了生产污染食品的工厂、强化了劳动法并严厉惩罚腐败的高层官员，这些都是变革的标志。对于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中国官方的反应从辩解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转变为声称要为其承担责任。中国林业部最近发布了一本手册，文中指出，“积极指导和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可持续林业活动，促进这些国家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并）维护我国政府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像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有限公司、海尔集团和中国远洋运输公司(Cosco)这样的中国公司已经接受了“联合国全球契约”最近发起的“关注气候”宣言，并承诺把扭转气候作为其长期责任竞争战略的一部分。汇丰银行（HSBS）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关心气候变化的国家之一，也是对克服气候问题持最乐观态度的国家之一。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对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是“对政府责任感的一种测试，也是中国应该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前总裁王基铭在“联合国全球契约”部长级圆桌会议上强调了企业责任行为的重要性，他说“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经济角度看，向“责任竞争力”的转变也是有意义的。中国的竞争伙伴宣称中国在进行社会和环境倾销，这些言论给中国造成了贸易障碍；国际社会担心中国不愿意采用社会和环境投资标准，这可能最终限制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寻找自然资源；中国通过收购全球品牌来提升价值链的胃口越来越大，当其面对国内社会组织对劳动标准和环境安全的强烈反对时，这种欲望可能遭受挫折。提升价值链关乎生产力、创新及名誉。柔性制造、准时库存管理、与高流动性的技术工人合作、开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文化、并雇佣与出口市场联系更紧密的员工，这些都需要中国企业摆脱它们目前“指挥与控制式”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是与恶劣的劳动条件、以及对更广泛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漠不关心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责任竞争力不仅涉及出口市场，而且还涉及国内环境。中国建设银行在其第一份“共同责任”报告中，总结了这种挑战，“……我们的国家仍然面对着许多挑战，例如城乡地区、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和资源储备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且这项任务需要整个社会的完全参与和贡献，包括每一个企业和公民”。

中国的战略转变非常及时。现在《财富》世界 500 强中的前 30 名中有3家中国企业。24家中国上榜企业的收入总和为8380亿美元。在过去4年中，中国的GDP已经从全球第11位上升到第4位。然而，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目前的“责任竞争力”仍然比较薄弱。

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全球契约领导人峰会”的一次部长级圆桌会议上，国际智库AccountAbility发布了其第4份双年报告——“2007年责任竞争力状况”。有100多位中国代表参加了这次峰会。这份报告包括一个独特的指数，用以衡量108个经济实体在促进负责任的企业行为来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进展。数据缺陷和解释问题限制了“责任竞争力指数(RCI)”的科学精确性。但是，抛开这个问题，2007年的“责任竞争力指数”是AccountAbility自2003年以来发布的第3个指数，它在把深奥的经济计量学应用于21个权威资源的数据流融合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些权威资源包括，国际标准组织、国际劳工组织、透明国际和世界银行。该指数还把国家发展水平作为一个衡量因素，从而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全面的评估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指标。

责任竞争力指数试图衡量在一个国家经济中的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的程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建立全球市场竞争力。因此，把该指标与衡量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指标相比较，是非常重要的。2007责任竞争力指数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增长竞争力指数(R₂=0.85)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这说明，责任和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最权威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两个指数使用的数据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结果很令人吃惊。2007年责任竞争力指数和世界银行的年度“经商便利性”国家指数也具有高度相关性。

在国家层面上，2007年责任竞争力指数表明的总体结果有：

*中国的责任竞争力指数排在第87位，是金砖五国（BRICS）中排名最低的国家（排名最高的南非列第28位，印度列第70位），但是高于许多“欠发达”非洲国家和许多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列第103位，孟加拉列第106位）；

*一些新兴经济体表现得非常好，位于前25%，特别是智利、马来西亚和韩国（分别列第24、25和27位）。前20名总有13个是欧洲国家，亚洲排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与中国大陆分开计算）、日本和新加坡，美国位于第18位。

这些总体结果掩盖了各个具体指标和领域内的巨大差异。

*例如，中国在男女同工同酬方面表现得比较好，在职业病和工伤保护方面也高于平均水平，在审计和会计标准的力度和员工培训方面略低于平均水平，在腐败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表现则比较差；

*比较中国与金砖五国的其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在三个主要领域（政策、企业和社会）的表现，可以很快发现，中国在政策方面表现得最好，在社会推动力方面最差，而印度和南非在企业行为方面的表现胜过了金砖五国的其他国家。

因为2007年责任竞争力指数中所包括的108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和规模，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分析。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富有国家可以把对社会和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输出到其全球供应链中去，从而获得高分，而这种输出将降低在供应链中承担较多活动的国家的分数（这就是所谓的“污染避难所假说”）。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拉低了中国分数的珠江三角洲空气污染问题上，有将近40%的污染与向欧洲和北美这些高分数的进口国家的出口直接相关。遗憾的是，在当前阶段，我们没有关于大国样本的充分系统性数据，无法在主要的“责任竞争力指数”中验证这个假说。我们曾经计算过一部分国家的“责任竞争力指数”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会议（UNCTAD）所提供的污染货物和服务的进口数据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得出的结果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无法提供任何观点或与政策相关的结果。在今后发布的报告中，我们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

这份报告还包括15篇世界知名专家的文章，对数据进行了补充和扩展。这些文章探讨了用责任竞争力战略创造经济成功的可能性。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直到不久前还是英国财政部的首席经济学家，曾针对气候变化引起的经济后果撰写了一有开天辟地意义的报告，乔纳森·拉什是享誉世界的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他们一起强调了在新兴的年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适应气候变化的市场中，明智的商业战略和公共政策的结合，如何使国家和企业获得先动优势。微软国际部门总裁吉恩-菲利普·卡托伊斯详述了这些行为如何促进其公司的发展。国际工会联盟主席盖伊·赖德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罗斯·哈维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提高劳动标准能够促进生产效率，并且在注重国际声誉的全球品牌进行无风险采购时，增强国家的吸引力。透明国际的顾问委员会主席彼得·艾根和马来西亚前副首相、AccountAbility现任名誉主席安瓦尔·易卜拉欣让大家了解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反腐败必须放在每个以实现可持续竞争为目的的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

该报告强调，责任竞争力不仅是在处理社会和环境问题时应该符合道德标准的问题。通过负责任的行为获得竞争优势，要求在实践中应用明智的战略。正如阿尔·戈尔在其报告的前言中所强调的那样：

“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意味着能对长期表现做出回报的市场，意味着把负责任的企业行为视为企业和企业管理质量的指导，意味着有助于企业采取正确行动的公共政策和公民行动。”

而且，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这种战略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负责企业和工业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根特·费尔霍伊根在报告中强调了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对于增强欧洲竞争力的作用：

“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关键词是创新，而且最好的企业已经认识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是密切相关的。”

该报告定义了四种国家类别，每一个类别国家的责任竞争力战略都有其鲜明的特点：

*起步者：由31个得分最低的国家组成，包括中国、孟加拉和俄罗斯联邦。其中许多国家都签署并认可了国际公约和其他推动负责任行为的政策，从而承诺要表现出负责任的行为，但是这些国家还在努力实现一些基础的责任，比如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和反腐败问题。

*服从者：除了印度，这个类别其他32个国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巴西、土耳其和墨西哥，占全球10000美元的贸易额。这一类别的国家关注的主要目标是，展示它们在满足国际质量、劳工和环境标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且已经开始寻求在注重质量的品牌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坚持者：包括24个国家，它们都试图抓住责任竞争力的机会。其中一些国家，如智利和南非，积极地推行国际标准以获取竞争优势。一些国家则在创建国家的“责任形象”，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输出第一代全球产品和企业品牌。

*创新者：这个在责任竞争力方面最先进的类别包括20个国家，它们都把责任放在了国内经济的核心位置，通过执行非常得力的法律法规来管理，并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市民行动主义所支持的道德意识强烈的消费者所强化。知识创新对于这些经济实体的竞争力来说非常关键，这需要灵活的工作环境，以及充满活力并值得信赖的公共和私人机构。

责任竞争力必须能够支持任何一种可持续的未来，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保持长期竞争力的战略则是其实现可持续未来的关键。不仅对中国，对世界其他各国也是如此。市场中有私人公司，也有公众公司，用协作的方法来管理市场，也许可以最有效地获取责任竞争力。正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报告的开始部分突出强调的那样：

“责任竞争力……融合了前瞻性的企业战略、创新性的公众政策和投入且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责任竞争力能够创造新一代的可获利产品和商业流程，而这些产品和流程是符合支持更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目标这一规则的。”

设计并实现这些战略，需要企业领导人去迎接挑战和随之而来的机遇。对于全世界的商业界来说，要想巧妙地把社会和环境成本转变成可获利的产品和流程，就必须具备新的知识和能力。企业的一个核心是能力，就是能够建立一种既涉及公共组织也涉及私人组织、既涉及商业组织也涉及非营利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组织都能影响新标准、人际关系网和创新资源的建立。正如企业社会责任协会的主席及首席执行官阿伦·克雷默在报告中所写到，“现在，中国追求企业责任行为的方法正在逐渐发展，把本土特色和全球视角结合了起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CFCSR)成立于2006年10月，是中国新出现的几个商业联盟之一，这些联盟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分享经验和培养相关的能力。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与国际性的商业网络——世界领导人网的合作，证明了学习和关系网络的建设将帮助中国下一代成功的企业学会负责任竞争的艺术。

对那些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来说，在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合作提升中国公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机会。就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它们会要求中国的供应商和客户提高标准，从而推动这些企业采取责任竞争战略和实践。这实际上会建立一支“市场监察员”的队伍，提高中国立法的效率，并大幅度地降低政府的执法成本。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将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更高的价值链的能力，在这个价值链中，优质的产品能够卖到更高的价格。以这种方式加强中国的“社会推动力”，将加速中国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经济转变。

在国际上，中国能够影响下一代标准，而这些标准将重塑全球市场，使之表现出更具市场竞争力的行为。中国在多个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中占主导地位，这使她具有得天独厚的机会，能够积极地“出口”好的实践标准。而欧洲就是因为能够向其他国家提供进入该地区富裕的市场的准入机会，向其他国家推行其国内标准的。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例如，中国参与了制定《ISO26000社会责任标准》这样的ISO工作。在国内，通过《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国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经验。中国正在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软规则”标准的发起活动中，如赤道原则（关于项目融资）、“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森林管理委员会”以及“多纤维协议论坛”（关于可靠的纺织品）。中国经济将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并创造更广泛的国际利益。通过参与类似的“协同政务”活动，中国可以使自己处在下一代全球经济规则设计的核心位置，其中有些是“软规则”，还有一些是法律规则。

简而言之，责任竞争力就是为了促进将负责任的企业行为置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地位。AccountAbility 的《2007 年责任竞争力现状》说明了在这方面取得的全球性进步，并指出了中国在推进这一议程的过程中取得全球领导地位的得天独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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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扎德克是AccountAbility的首席执行官，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资深院士，以及《2007年责任竞争力现状》的合著者，该报告可以在www.accountability21.net下载或者订购其打印稿。

本文首发于《财富》（中文版）

"经《财富》（中文版）授权转载"

“中国需要时间”

西蒙扎德克 — Fri, 06 Nov 2009 08:55:00 +0000

周四，格雷希拉•齐齐尔尼斯基建议依靠碳市场避免中美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僵持。西蒙•扎德克就此做出回应。

格雷希拉•齐齐尔尼斯的建议为美国如何体面地资助中国提供了一种创新机制及精神食粮（见《拯救京都议定书：解决气候谈判僵局的方案》）。然而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机制是否奏效，而在于它能否很好的解决问题。

美国不会以任何途径支付中国的减排成本。首先，国内政治环境不允许美国这么做。其次，中国能源产业的减排成本（40至80美元/每吨）相对巴西热带雨林减排所需更甚（5美元/每吨）。毫无疑问，美国企业自然更倾向于价格便宜的一方。

还好，中国的问题其实并不真正关乎于钱，上述或许也就构不成一个问题。

中国已然放弃通过气候协议获取任何大额资金的想法了。中国只希望继续保持当下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的势头，并在整个价值链上维持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意味着中国无法舍弃当下污染较重的产业，但同时需要增加在清洁科技领域的投资，力争在未来处于领导地位。

国际社会依然由美国主导，而中国期望从中获取的包括：其一，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均能对减排做出承诺，以最小化气候对他们生存构成的威胁。其二，消除气候管理中存在的贸易保护伞。其三，共享技术开发与利用，避免因技术为由被国际市场拒之门外，并防止重蹈当下知识产权锁定所致的高昂代价，同时考虑加速全球减排行动。

最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时间来争取一致的行动。它需要确保国家在未来十年，不会因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气候争辩及单边政策而打乱发展的阵脚。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诚然格雷希拉•齐齐尔尼斯基的建议在某种程度是解决问题之道。然而这个问题因种种原因，要赢得谈判双方的坚定共识既不现实，也不是当务之急需处理的核心冲突。

西蒙•扎德克是社会责任顾问公司合伙人

碳交易是否能挽救哥本哈根？中国期望从工业国家获取什么？您对此有何看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在论坛留言参与讨论……

下周：凯文•斯密思对格雷希拉•齐齐尔尼斯基的建议给予评论。另外，西蒙•扎德克提出自己的建议，中外对话的作者也将就此做出回应。

首页图片由 Bert van Dijk 摄

改写拯救气候“A计划”

西蒙扎德克 — Wed, 11 Nov 2009 12:30:00 +0000

现在很多观察家都预测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西蒙•扎德克指出，基于自身利益的单边和双边行动,可能才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希望。

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哥本哈根会议有可能成为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失败。但是现在重要的不是指责，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有机会促成21世纪第一个全球气候协议。

现有的承诺即使得到百分之百的落实，到2020年也只能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9%到14%。要把全球气温的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这种程度还不到所需减排数量的一半，更别提防止上升3到4度了。如果气温升高这么多，南欧将变成半干旱地区，亿万人的生计和水源供应都将面临断绝的威胁。

有人说，金钱就是协议达成的阻碍，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对于“增量成本”的估算，大家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需要800到1200 亿美元，总共约为1.5万亿美元。如果能够拿出这笔钱，就兑现了富裕国家为增量成本提供资金的承诺，弥补国家预算、国际援助和私人投资的不足。

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据美国财长蒂莫西·盖特纳估计，经济衰退在短短一年之内导致全球产出减少3到4万亿美元。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闭幕式上说，所有主权国家总共要花费约5万亿美元才能爬出全球衰退的泥潭。换句话说，到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总成本，实际上只有这短短几个月中金融动荡损失的12%到15%。

如果用低成本的长期主权债务的形式进行，富裕国家实际上每年只需要分担150亿到200亿美元就可以在10年时间里凑够这1.5万亿美元。要知道，这对于总年收入500万亿到600万亿美元的富裕国家来说根本就是小菜一碟，还不如它们每年花在宠物食品上（400亿美元）的钱多。

短期经济及其相关的政治能够更好地解释我们的失败。这场博弈当然会有失败者，就是那些不能收拾自己烂摊子的重污染产业，以及那些恋栈污染产业或者无法改变国民不可持续行为的国家。但同时低碳增长也孕育了一些潜在的胜利者，而且打发失败者的成本也微不足道。

然而，短期的失败者在积极活动。据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估计，在华盛顿有超过2600个反对达成全球气候协议的企业游说者在活动。美国反对者们持续的公共活动使得相信气候变化是人为引起的公众数量不断下降，2009年从72%降到57%。

欧洲尽管一向在气候减缓承诺中起到带头作用，但东欧领导人的立场倒退使欧洲“开明旁观者”的光彩大大退色。而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主张的西方历史责任虽然是正确的，但它们对短期目标的执著和对富国承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产生了负面效果。要知道，大自然的底线是无可退缩的，这个底线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采取彻底的集体行动，所有的发展努力都会化为泡影。

对当前任务的误判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推进性的力量都认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在主权国家谈判和管理下，达成一个约束性的国际协议。但是，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叫卖所愚弄。要达成全球协议，也许还有更有效的方式。事实证明，所谓的带有“主权约束力承诺的” 全球协议从来都是令人失望的。无论是好是坏，那些已经缔造了历史的力量都更加低调，包括： “强权就是公理”、对“相互确保摧毁”的担心、建立在自身利益上的单边行动，以及在特殊情况下偶尔的公民直接行动。

人们期待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协议，依靠主权国家之间具有约束力的长期承诺实现减排，并对发展中国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行动进行资助，看来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许多人都不愿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担心这会影响我们共同努力的愿望，担心正中那些不愿意达成协议人的下怀。但是，进程迄今显而易见的失败让这些担心显得毫无意义。

要达成协议，必须从实践开始，然后才能逐渐形成原则和规范。这主要存在三个原因。首先，要在将近200个主权国家之间达成复杂的协议本来就是痴人说梦，眼前的气候和贸易谈判足以说明一切。其次，主权国家之间的所谓约束性承诺实际上一文不值。欧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赤字、竞争和补贴规定随随便便就被扔到一边。第三，所谓经过“ 全球演绎”的协议过于注重无所不包的机制以及相关的制度性安排。几乎在所有个案中，这些都会由于官僚机构、政治干预、寻租行为甚至赤裸裸的腐败而失败。过去半个世纪中总额达到5万亿的官方发展援助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要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基于自身利益的单边行动、再加上可能的国际合作支持，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所在。

当前的迹象是鼓舞人心的。中国的5000万辆电动车，以及每几个小时便有一台新风力发电机投入使用的事实，正是上述单边行动的明证。另外，巴西关于制止森林破坏的单边承诺，印度雄心勃勃的国家太阳能计划都是如此。欧洲也发起了地区性的单边行动，率先进行立法试点，建立一个覆盖全大陆的碳交易机制。

这些行动并不是全球协议的“替代品”，而是达成一个国际游戏计划唯一可能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与其不切实际地空想一个“全球协议”，不如脚踏实地面对真实发生的情况。这并不是作为备胎的“B计划”，而是真正有用的“A计划”。

那么，“把注意力放在促进国家行动上”在实践中如何体现呢？我在这里想强调三个特别的要点：

* 低碳增长与发展：AcountAbility公司将于2010年1月启动一个名为“国家气候竞争力指数”的项目，追踪并鼓励朝向低碳路径的进展，指明每个国家在低碳未来中发展和繁荣的走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促进类似的努力，当然，不是作为官样文章空空地规定一下海市蜃楼的资金援助，而是投射为一个国内进程，树立人们的意识、选民支持和战略。

* 快速启动俱乐部：我们只能更加依靠暂时的“俱乐部”来促发雄心勃勃的早期行动，而不是张罗着构建什么包罗万象的永久性机制，这些机制很快就会变成问题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由国家或私人行为体构成的“俱乐部”，我们吸取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的教训，可以更好地完成在能效、太阳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以及避免森林破坏等关键领域的行动。一个“快速启动基金”可以支持这些行动，使即刻行动能够得到鼓励、种子基金和重视，这应该成为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特征，而非细枝末节。

* 全球性税收：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未来十年碳市场有可能出现巨大的缺陷和分裂，因此我们确保早期而强大的碳价格信号的唯一希望就是强制实施碳关税，至少是在美国和欧洲实行。我们知道这将成为一个动摇全球体系的政治炸弹，但这个认知不会让我怀疑它的功效，技术上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挑战也不会让我动摇。如果把所有最不发达国家(LDCs)完全排除在外，并且把明确达到承诺以外进展的生产部门层面协议排除，公平和期望中的效率都可以得到实现。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曾经指出，有缺陷的均衡解决方式还不如精心设计的不均衡方式有效。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带有承诺和目标的有效全球协议，我肯定要第一个热烈鼓掌。但这只是一个妄想，而且是一个很危险的妄想。我的三个建议其实并不新鲜，甚至可能并不正确或者并非最重要的。但重要的一点是，21世纪的解决方案中，世间应该引导并生成规范，而非反过来。这在理论上是第二选择，但实际上却是达到我们必要目标的最佳路径。

作者简介：西蒙·扎德克，AccoutAbility公司首席执行官。（邮箱：simon@accountability21.net）

界讨论环境西蒙•扎德克

社会责任： 另一种气候变化

责任竞争力: 中国的机遇

“中国需要时间”

改写拯救气候“A计划”

社会责任：另一种气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