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

北京建筑向环保型发展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 — Wed, 20 Dec 2006 10:10:00 +0000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说，北京的房产开发商正在建设越来越多生态友好型项目。但是，由于北京危险的资源消耗型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还面临着艰苦的历程。

在中国完成第一座经过认证的绿色建筑之前的几年，一支来自北京的设计队伍到美国和那里的工程师讨论环境友好型设计。但是当中国方面向美国同事展示初步的草图时，美国人的反应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美国工程师说这些计划完全是不可行的，无论是照明设计、供水系统还是通风设备等都必须全部返工。罗伯特·沃森是位于纽约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就绿色建设向中国政府提供建议。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个挫折让中国的首席建筑师高林（音）看上去完全蒙了，他眨眨眼，看着我说：‘这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建筑似的。’”

尽管可能缺少北京新设计的灵性，但这个最终于2004年完工的建筑却是一个环境型设计的杰作，也是获得美国绿色建筑理事会“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简称LEED，即由罗伯特·沃森主持）黄金认证的第一个中国建筑。这座中美21世纪合作发展协会（ACCORD21）的办公楼坐落在北京西部玉渊潭公园南边，高十层，和类似的建筑相比可节省70%的能源，同时通过雨水收集手段，每年能够节水1万吨。这样，未来7年节省下来的费用就可以盖一座类似的大楼。

中美21世纪合作发展协会（ACCORD21）的办公楼

在一个建筑热潮和污染同样出名的城市里，似乎很难会有谁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去做优秀的可持续性设计。但是，在对环境的关注、能源成本上涨以及房地产业激烈竞争的大背景下，“绿色”正在从一个流行词汇迅速转变为北京另一种最受欢迎的色彩。

向政府提出可持续发展建议的专家金瑞东（音）说，“多年来，建设部一直不喜欢‘绿色’这个词，甚至不使用这个词。”他指出，“绿色”这个词的恶名一部分源自惯用的手段“洗绿”——即私营开发商为了让他们的楼盘具有独树一帜的卖点而吹嘘可持续性。但是金瑞东说，随着“绿色奥运”的临近，中国建设部开始认真对待此事：就在2006年3月，他们决定颁布一套建筑标准，要求新建筑的能效必须比以前提高50%以上。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郝东（音）解释说，有的人已经把眼光放在更高的绿色目标上，“绿色是关于节能的，但还不仅仅是这些，人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一事实。”比较进步的建筑师都开始遵循LEED之类的严格标准，这些标准在进行建筑评定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步行路径、减少空气和噪音污染、有效用水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等。沃森说；“如果每一座非居住建筑都能像ACCORD21的办公楼那样，节省的电有三峡电站的发电量那么多，节省的水则足以供应上海的生活用水。”

除了ACCORD21，中国还有另外三个得到LEED认证的项目：苏州的美国缤特力公司新工厂、哈尔滨的乐松购物广场和深圳的泰格公寓。同时，北京也有许多正在建设的项目，包括：当代MOMA (又称为Linked Hybrid)、幸福二村（XF2C）商业楼、沿海·赛洛城、以及位于朝阳区的一座新的家乐福超市和世纪财富中心。

当代MOMA (Linked Hybrid) 就在东直门北边，将于2007年底投入使用。这是一个设施完备的项目，包括公寓、写字楼、商店以及一座电影院。这座建筑的可持续设施包括地热采暖、一个废水再利用设施（可为逶迤伸展的花园提供部分浇灌）和一个能提供洁净空气的精良的室内通风系统。开发商当代集团将其环境友好型特征作为这座豪华公寓最大的卖点，当代MOMA (Linked Hybrid) 的售价高达每平方米23000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同类的公寓。而购房者也络绎不绝，8座塔楼中已经有两座售罄。

Linked Hybrid 建筑群

萨利娜·唐是一位艺术馆馆长，她最近刚在这里购买了一套272平米的顶层公寓，还带着一座屋顶花园。说到这个项目功能齐全的设计，她说：“环境肯定是一个要素，我不想从城里搬出去，但是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却不能不动这个念头。”

尽管在中国人们对绿色建筑材料很有兴趣，也越来越容易购买，但北京的建筑行业仍然执意使用非绿色的技术。由国内外著名大公司设计的粗糙而耗费材料的商用高楼仍然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二环路周边，同时传统的教育仍然鼓吹着“苏联体制”——这么叫是因为其庞大的结构能够迅速组装完毕，没有经过广泛的咨询，而且造价通常极为低廉。

随着可持续建筑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另一个挑战出现了：如何促进设计者、建造者、开发者以及业主之间的合作，这些合作有时还要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奥雅纳工程顾问公司（Arup）北京分公司的顾问弗雷德里克·王说：“旧式建筑经常不在意咨询，而当你修建绿色建筑时就必须进行广泛咨询。对开发商和业主而言，这笔费用使得（是否修建绿色建筑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大家比较熟悉的反对意见认为，把一座建筑“变绿”，可能会比原有成本高出2到5个百分点，但高能效带来的节约可以抵消这笔费用。但是，在中国，这件事情很快就会大打折扣。开发商们仍然不把绿色设计当作明智、经济的象征，而是将其视为奢侈的标志。“这是一个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推销房地产的手段”，王洪(音)说。他是绿色建筑顾问企业——EMSI环境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该公司帮助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得到LEED认证的公寓——深圳泰格公寓，并且正在为上海一个LEED式设计的宾馆和一个公寓项目的开发商提供咨询。由于消费者对于绿色建筑的益处仍然缺乏认识，“开发商得以提高价格来卖他们的房子，甚至没有给终端用户节省费用”。

政府已经开始尝试按照LEED的路线制定一个国家绿色建筑标准，部分是扩大对潜在投资者的激励，但也有打击“洗绿”设计的目的。罗伯特·沃森说，“在市场领域有这么一种挖苦或者说无知的态度，说只要有树就算绿色。”看到铺天盖地的“生态小镇”、“花园别墅”之类的字眼，沃森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些建筑实际的绿色设施寥寥无几。举个例子，去年北京的一位开发商竟然在尚未动工的时候就宣称拿到了LEED认证。“当人们知道LEED认证是无法购得时，感到吃惊不小。”

还有一点令人担忧的是，开发商们已经习惯于压低造价、唯恐成本升高，他们可能承诺“绿色”却并不实际执行。沃森说，他所看到的许多优秀的绿色设计可能永远都建不起来。当当代MOMA (Linked Hybrid) 的建筑师李先生最近搬进二环路边的一座新公寓时，他发现一项对于废水再利用至关重要的绿色设施被省略掉了。他推测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设计这个，也许是因为太贵了”。

亲眼目睹了绿色设计风靡世界的沃森说，“有许多想趁机捞一把的开发商混到了这里，但不守规矩的人肯定会被清除、被罚款，或者干脆被市场淘汰。”对于那些仍然坚持（绿色建筑）的费用太高、障碍太大的人，沃森强调，中国依然正经历一段学习曲线：“增加成本的不是绿色，而是‘新’。绿色建筑在中国还很新，就把这当作是‘绿色建筑大学’的学费吧。”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是驻在北京在的自由撰稿作家。他同时是生态生命科学网站treehugger.com的通讯员。本文首次登载于that's Beijing 杂志。

北京巨大的交通问题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 — Tue, 02 Jan 2007 14:52:00 +0000

北京正在奥运会之前进行公共交通的投资，但是专家们更担心在奥运会结束后他们将面临的规划危机。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探询中国的首都如何能治理无计划扩展。

去年夏天，在国际奥委会到访期间举行的一次午后记者招待会上，荷兰籍的国际奥委会北京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海因·韦尔布鲁根称，北京对奥运会的准备“令人印象深刻”。另一名官员说，他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从没有见过为奥运会进行如此有组织的计划。尽管北京天气阴霾，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对记者说，污染问题将得到控制，到访的奥委会官员也乐观地支持这种说法。随后，有人问到了交通问题。

此时，蒋先生的脸上不再显得神采奕奕。韦尔布鲁根在作出措辞谨慎的评价前非常紧张。他说：“我可以想象，对于要做交通系统规划的人来说，这会是一个问题。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攻坚战。交通相当繁忙”。

对于一座看起来更像巨大的停车场、而不像生机勃勃的大都会的城市而言，“繁忙”一词不仅说得过于含蓄，而且缺乏特定的准确性，“散乱”也许更恰如其分。即使北京努力铺设新道路，以承载对汽车的持续渴望（每天路上新增1000辆小汽车），拥堵照样在加剧。对于严重依赖高负荷运作的地铁和公交系统的数以百万计的通勤者来说，上班意味着每天要和汽车、人流和致癌物质作斗争。当北京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名中下降10名位列第14时，糟糕的交通取代污染成为最大的民怨。世界银行7月的一份报告批评北京和其它城市“零打碎敲和临时权宜的”公交规划不仅破坏了城市的生活质量，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高层官员已经放弃了典型的含蓄说法，他们的黑色坐轿同样避不开北京街道的混乱。2004年，在非典威胁逐渐远去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更困难的目标上：“房地产开发和交通管理之间的矛盾是目前困扰北京的最大难题”。

北京的城市人口已经多得要爆炸了，奥运会还将给北京增加100万来客。为改善交通，北京预计将斥资2000亿到25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运动场馆预算的17倍。在新增数千公里道路和三条地铁线之外，规划者还承诺开设专用车通道，并在场馆附近实行机动车限行以控制交通。但专家们更担心的是在奥运会结束后，北京要长期面临的交通危机。

“奥运会只是暂时性的，”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的杨新苗教授说，“如果我们要赢得战斗，其实很容易。”他指的是拓展公路、开辟快速公交道等政府规划，以及对在特定路段行驶征税、根据交通需要进行改道等技术措施。“但如果我们要赢得战役，会花很长时间”。

专家们认为，北京这样大城市的深层问题是要更多地应对新修道路的准确走向，抑或其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杨新苗说，与其增加一条连接城市边缘居民区和市中心商业区的地铁线，不如研究缩小办工地和家的距离，或者干脆取消通勤的必要。杨说，“我们应该学会如何让城市变得更紧凑”。他强调，北京规划部门需要更多地关注培训与协作，而不是开工建设。“这不仅是交通工程师的事，更是城市规划者的事”。

一个更平衡的交通规划办法是减少汽车使用，倚重公交线路、地铁线和徒步行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罗伯特·切尔韦罗对于这一办法的渴望和他对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怀念一样强烈。他回忆说，“因为距离合适，到处都是步行和骑车的人，这使得城市富有动感”。那个时候，很少见得到汽车，许多市民都坐公交车或徒步到附近的工作单位。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重回北京时，切尔韦罗看到的是一个市中心政府办公楼林立，三个商业区簇拥在一起的城市，许多市民已经搬到三环外的大型社区里。

他说，“这就像休斯敦（得克萨斯），环路不断增长，外围是近郊住宅区”。随后，修路连接郊区和市中心就带来了反直觉效应。切尔韦罗说，“无论你在哪里拓展道路，开发项目就在哪里扩展，以利用新道路的运输能力：有更多的人买车，道路很快又堵上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再怎么修路都不算快”。

更不用说增加新的道路或地铁线还会威胁到消耗住宅和商业用地，甚至步行或骑车用地。内维尔·马斯负责位于北京的城市规划实验室动态城市基金会，他说，“通过这样的建筑方式，你可能在拓展，但却没有赢得任何可居住的空间”。他厌恶北京宽阔的马路，以及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桥（“北京比任何城市都多！”）马斯用Infrasprawl一词来形容那些制造问题比解决问题还多的建筑――“使城市更难以接近。甚至当地的地铁站都难以到达”。

在一个路网密布、汽车激增的城市里，对那些步行者来说，不可达性不仅仅对身体而言，它还可能影响政府营造“和谐社会”的计划。切尔韦罗说，“汽车很重要，但它们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离群索居的一大来源”。提高汽车或燃油税以及对拥有汽车的限制在政治上有风险，既然几十年来的政策总是鼓励建造更多的道路，而汽车制造业也继续优先考虑小汽车而不是公共交通。北罗莱纳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规划教授宋岩（音译）和北京政府有过磋商，他说，“地方官员就是这样晋升到更高的职位的。这不是阴谋理论，而是现实”。宋和杨说，政府必须确保规划者受过良好的培训。她说，“他们描划美好的蓝图，但问题是，公共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为弱势群体准备的，这在规划中经常没有得到讨论”。

规划者们认为，为了增加可达性并减少拥堵，公共交通绝对应该成为未来城市开发的中心。在商业和住宅区附近开发公共汽车和地铁站，不仅将减少对小汽车的需求，还能把传统城市中心的城市活动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区域。宋提出一个“指状”网络，类似于哥本哈根，开发项目是沿主要公交线路进行的。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主任金凡说：“公交导向型开发增加了公共交通的乘坐率，并创造了更加宜居、和谐、鼓励人们步行的社区”。

去年，市政府宣布将关注在东部建设三个以公交为主心的“城镇”：顺义、通州和亦庄，它们将通过地铁和快速公交道与城市其余部分相连接。与此同时，北京的规划研究所正在验证未来的以公交线为主心的开发项目。但是，把一个公交只占运载总量三分之一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城市，变为一个公交占主导的城市并不容易。宋说，新线路和更多的汽车还不够；一个装备了空调的清洁公共汽车和地铁车辆组织的系统，以及减少候车时间将会吸引人们放弃自己驾车。金凡说，“有钱一族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乘坐快速公交车”。

而一些人说，切实提高公交档次需要私营部门的大量投资，或者像香港或东京那样，将公交系统彻底私有化，而北京在近期内不会采取这种模式。宋说，“我们仍然是在一个社会主义体制下，但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采用私营模式建设道路，这样的例子已有不少”。在中科院学习交通的周义新（音译）认为，一般来讲，官方正酝酿着改革。他说，“几年前，环路和高速路频频开工上马，但他们已开始对此进行反思，考虑投入使用更多的公共交通，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奥运会，更是为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杨教授却不以为然。他说，“我认为未来几年内，问题会变得越来越糟糕”。尽管他致力于在政府和学术界之间增进协作，他磋商过的规划者们却“没有影响决策者的能力，决策者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

几天后，当切尔韦罗教授回到他曾经景仰的北京，他说感到自己像是遭到了准备咨询的官方规划者的断然拒绝。他们有礼貌地点头并感谢我，却继续铺设混凝土路。

切尔韦罗警告说，正如新的道路会导致新的拥堵，城市缺乏明智发展，将会变得寸步难行。在制订城市完美方案之后，就需要有最佳的地铁线、公共汽车线路和城区发展。他说，“在快速增长时期，你发展的任何交通技术将决定未来50年的交通模式。现在为时已晚了吗？我不认为。但我感觉[需要有一种剧烈的]路线改革，以达到一种愿景，即城市发展到哪里，就要有公共交通跟进”。

首页图片由decade_null摄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是驻在北京在的自由撰稿作家。他同时是生态生命科学网站treehugger.com的通讯员。本文首次登载于that's Beijing 杂志。

发表在中外对话的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的其它作品: 北京建筑向环保型发展

中国建筑从灰色走向绿色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 — Thu, 13 Sep 2007 15:51:00 +0000

通过推进大型建筑的节能措施，中国每年能够节省1亿3500万吨燃煤，但是这能说服房地产开发商迈向绿色吗？亚历克斯•帕斯特纳克北京报道。

“这不是白宫。”在去年3月的国际建筑会议上，中国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屏幕上展示了一座精美的灰白色官邸。“这是一幢区政府办公楼，”他说。他不是简单地曝光其他地方政府官员滥用资金修建高级办公场所。中国的最高建筑官员目标直指大型建筑计划，由于它们大量消耗材料和能源，正在导致中国的环境崩溃。根据仇保兴办公室的一份最近的报告，中国现有的大型建筑95%是高耗能的，造成能源浪费，能源消费是工业化国家的2到3倍。而中国的收入——及其建筑——则刚刚开始增长。

但是随着人们对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关注的不断升温，国际上对可持续发展建筑的呼唤已经在欧美的城市里处处可闻，而且正在开始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传播。

在仇保兴的北京讲话几天之后，这种呼唤声就被联合国放大了。联合国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全球建筑业占世界能源消耗的30%到40%，通过现有技术，如绝缘、隔热窗、遮阳、表面防潮、更高效的照明设备和电器，很多能耗是能够被控制的。报告指出，最重要的是，这种容易实现的能耗降低——环境学家称之为“触手可得的果子”——将大大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排放正在使地球变暖。随着温度纪录被打破以及另一个极端气候夏季的到来，毫无疑问，中国可以采用其中一些技术。

改变的动力

尽管温室气体一直都没有被纳入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范畴，但是宣传正在加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迫切需要进行更多的节能减排工作，”温家宝总理最近说。毋庸置疑，污染严重的行业，如煤矿和水泥厂，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建设部也注意到，全国建筑业最容易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建设部推断，如果中国能够使现在所有的大型建筑更加节能，国家每年的煤炭消耗将减少1亿3500万吨。

当然，让中国建筑从灰色走向绿色的理由不只这些，金钱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石油供应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建筑消耗了国家一半的能源，而在上世纪70年代，建筑的能耗只占10%。于是，绿色设计不再只是一个美好的、或者很酷的事情，它正在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然。

那不只是仇保兴或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想法；中国绿色建筑最大的粉丝是胡锦涛。胡锦涛主席拥有清华大学的水利工程学位，经常可以听到他强调节能的优点、“十一五”规划的两个重要原则——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及其前景。最近一次党的会议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不断提到利用价格、税收和其他金融手段来抑制建设中的浪费和促进建筑节能的可能性。

具体问题

然而，真正的“室中大象”实际上是如何将所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变成一个具体的现实。看到今后10年将有几百万人涌入中国的城市，建设部已经下令，到2010年之前，新建筑要比2005年节能50%，同时颁布了更为严格的关于政府大楼和高耗能建筑的区域法。但是，由于去年建设的步伐依然狂热，国家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只降低了1.2%，根本达不到每年4%的目标。

如果政府确实有意使建筑走向“绿色”，那么其在“绿”化快速发展的资产市场方面就称不上成功。“中国在绿色建筑方面起步较晚，而且在一开始就伴随着快速都市化、没有充分的理论支持，意识仍停留在低水平，市场机制的发展也不完善。”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开彦教授如是说。虽然去年95%被批准建造的建筑达到了政府的各种能效标准，但是仇保兴副部长承认，超过80%的已完工建筑——面积大约为20亿平方米——完全忽视了这些标准。

“中国乐于接受新观念，并且越来越愿意改革，但是将其转化为立法将花费一些时间，而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应对挑战，”尼克·汤普森说。他是Cole Thompson Anders建筑公司的首席合伙人，曾经为中国的绿色项目工作。“中国的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常常是针对高端市场，有时需要车载运输才能使之起作用，而且很少认真地专注于环境性能。”

事实上，尽管外表灰色、略显笨重，北京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好像都沐浴在一片绿色之中。在健身中心和电影院的宜人背景前，矗立着北京一些最新建筑的户外广告牌，这些建筑都冠以牧歌式的名称，并拥有田园风光般的环境标准。但是房地产经理琼斯·兰格·拉塞尔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北京和上海，只有少数建筑真正达到了基本的可持续发展标准。甚至连承诺环保的国家体育场，也因过度使用钢材而遭到了批评；其他人则把东滩，这个上海附近一个横空出世的奢侈的生态城市称作“漂绿”而不是绿色胜利。建设部部长对“绿色”一词被滥用非常失望，以至于直到今年，建设部的官员只说“可持续发展的”建筑。

不管是什么词，现在建筑专家都正在努力做出规定。3月份，开彦所在的房地产研究会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绿色建筑委员会(CGBC)，目前正致力于使美国LEED（绿色建筑评估体系）的绿色建筑标准适合于中国的建筑商。北京的第一座绿色建筑，被称为ACCORD21（中美21世纪合作发展协会）的政府办公楼仍是中国唯一通过LEED鉴定的建筑（虽然其他一些楼房也在鉴定中）。虽然政府已经设定了自己的绿色建筑标准，而且像万科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也很欣赏其内部政策，但是很多人都承认，对于中国来说，LEED才是真正的绿色建筑的标志。它更全面、更容易理解，而可能最重要的是，它被全球承认。

“特别是对一家国际公司来说，拥有一个全球标准是重要的，” 可持续发展建筑专家、American Sinotech公司顾问团主席罗伯特·沃特森说。“不久，人们将认识到，这些建筑更出色，或者它们在经济上表现得更好；他们会想，‘我们最好顺应潮流，否则我们将败给竞争对手。’于是，价格将会降低。”

绿色建筑的最初附加成本——大约超过一个常规建筑的5%——很容易被长期节能所弥补，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从拥有巨大潜力的绿色建筑市场获取的利益。虽然，到2020年中国可能会投资15000亿元人民币（1940亿美元）用于建筑的绿色升级，但是沃特森估计，到2012年，节能建筑和绿色升级的市场价值将超过550亿美元。沃特森认为，在中国能够最有效地推动绿色建筑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考虑到哪里有钱可赚——而且一共可以赚到多么大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想法。

更长远的考虑

毋庸置疑，一个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的建筑。充足的资金投入，遵循国际质量标准，通过投资“绿色”，外国公司将不只改善它们在中国的形象；它们还将树立一个强有力的共同责任典范，教育“公众”并减少“绿”化成本。

在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中，这种公司可能是绿色建筑的数字时代的空间竞赛。“在美国，对尖端技术投资的是军方和企业，然后，消费者从中获益，” 可持续发展研究者范·杨说，最近他作为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北京。“我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相同的事情。” 通过继续在其自己的建筑中推行绿色，支持大学研究并为私人开发商创造经济动力，政府依然能够，并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最近的一次建筑会议上，当提及昂贵的绿色建筑材料和技术时，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表示：“需要有一种机制，在消费者、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间分摊提升的成本。”

一个解决方案应该能回应国家——和世界——对绿色建筑的呼唤，那就是在国内生产材料。中国太阳能热水器的产量为世界最高，这千真万确，中国因此而自豪，而且一些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已经在风力技术和太阳能技术领域获得了回报。但是相对于德国、欧洲、芬兰和日本，其绿色材料工业就相形见绌了。

但是，与绿色材料一样重要，中国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长远的考虑：城市如何设计，绿色技术如何组合，以及建筑如何能够在改善环境的同时还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小细节成就大事业。政府表示，一开始就进行合适的家庭装修，避免重复装修，一年便能够节省300亿元人民币（约40亿美元）。

这是全中国的一个教训。当建造大型建筑和城市的时候，中国从一开始就必须要考虑“绿色”。否则，亡羊补牢，为时晚矣。

亚历山大•帕斯特纳克是驻在北京在的自由撰稿作家。他同时是生态生命科学网站treehugger.com的通讯员。

首页图片Peter Morgan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