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约翰•艾尔金顿

气候变化的正误措施

约翰艾尔金顿, 乔夫赖 — Fri, 09 Feb 2007 14:46:00 +0000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鉴于此，约翰•艾尔金顿和乔夫 •赖指出，采取有效技术来抗击全球变暖的行动必须是真实而长期的。

铁路代替了马匹、汽车代替了火车，那么汽车之后下一步的进化又是什么呢？和北美以及亚洲的同行一样，欧盟的汽车产业界认为答案仍然是汽车。尽管可能失败，底特律的一些厂商仍然希望他们广受欢迎的高利润跑车能够像大平原上的野牛群一样遍布高速公路。但是事实表明，他们的希望同样注定落空。

目前正在不断提高的技术措施也无法挽救这个命运。的确，用于SUV车辆的混合技术（例如福特用于Escape系列的）以及燃料电池（例如通用和其他厂家打算逐渐应用的）可以暂时进行一些边边角角的改善，但是我们似乎正面临着未来一系列愈演愈烈的交通战争。

随着全球能源争夺的加剧，一些战斗将会继续延伸到石油以及其他能源供应领域。但是在经济体、产业、价值链和企业之间，会爆发其他的争夺。随着应对我们的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挑战的措施改进的竞赛进入白热化，小摩擦已经上升成为“定位球”战争了。

例如，欧洲的汽车工业已经被迫服从欧盟不断强调的新排放标准。由于已经无法再承受，德国总理默克尔挺身而出，宣称布鲁塞尔不应该强制推行那些可能削弱宝马和戴姆勒—克莱斯勒等汽车厂商的标准。这或许可以理解，但10年之前这些公司就是工业怪兽了。

同时，面对庞大的汽车产业联盟，欧盟环境委员会主席斯塔罗斯·迪马斯（Stravros Dimas）的态度似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淡化汽车尾气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他原来的观点是，汽车产业应该采取新技术，在2012年之前达到每公里排放120克的目标；而现在，他把标准降低为每公里130克。的确，比起日本在2015年之前达到每公里138克的目标，这个标准是比较低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汽车产业取得了一个短期的胜利，代价就是让欧洲——以及世界的气候变化风险大大增加。

一个新的联合

如果你是宝马总裁赫尔穆特·庞克（Helmut Panke）或者戴姆勒—克莱斯勒总裁迪特尔·齐泽(Dieter Zetsche)，一切都好办了。但如果你很熟悉《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 on the Economices of Climate Change）或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第一部分于2007年2月2日出版——上的结论，就会深感忧虑。

《斯特恩报告》的一个关键性结论就是，那些不采取行动的企业的成本要比那些采取及时有效行动的企业高得多。如果能够将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正确地内化，市场份额就可能扩大为每年几千亿美元的巨大规模。那样，毫不奇怪，随着气候压力的迹象显现，某些领头企业就会改变态度，甚至完全扭转。

美国出现了领头企业和NGO非同寻常的新联合，名为“美国气候行动伙伴”（Climate Action Partnership）。该联合在布什总统的2007国情咨文演讲和IPCC的报告之前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美国立法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把二氧化碳当量总和（即大气中所有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稳定在450-550ppm。由于目前的当量总和已经达到430ppm，所以形势的危急就不言而喻了。

随着斗争变得越来越严酷，看到美国泄漏IPCC报告，人们也毫不奇怪——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就是为了给气候怀疑论者赢得辩护的时间。确实，随着布什政权的任期进入倒计时，气候专家们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指出它是如何压制、篡改以及扭曲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的。但是，无论政治的终局变得如何严酷，也都是一个终局。

IPCC所预言的结论就是，越来越多的科学事实敦促我们采取紧急行动，这意味着汽车和燃料产业将面临越来越猛烈的批评，更重要的是，推动根本转变的立法和市场驱动力也越来越强大。未来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至少其中一部分的答案仍然是汽车——但是这应该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是柴油车而不是汽油车，是其他人而不是司机本人拥有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发展新一代的电动汽车，例如TH!NK以及Tesla Roadster电动跑车，但此时呼声最高的还是生物燃料。

布什总统在发表国情咨文之后的第二天就参观了杜邦公司，这绝非偶然。因为这个化工巨头正在和BP公司一起开发新一代的生物燃料。欧盟现在正积极推动新的立法来强迫石油企业在其燃油供应中加入昂贵的生物燃料。

不幸的是，转向生物燃料并不是灵丹妙药。一方面，生物燃料的生产将和粮食生产发生竞争。美国农业部已经预测说，2008年，生物燃料加工厂将需要6千万吨玉米作为原料，而地球政策研究所（Earth Policy Institute,EPI）所估计的数量则达到1.39亿吨，是政府数字的两倍还要多。

如果地球政策研究所的估计基本准确的话，该研究所的结论是：“汽车和人之间的谷物需求竞争日益显现，很可能促使世界谷物价格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关键问题是：这个价格究竟会到多高？这个危机什么时候到来？粮食价格的上涨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欧洲人很可能不愿意看到铺天盖地的转基因燃料作物，种植者也将面临肥料、杀虫剂和用水等一连串的挑战。

正确和错误

在下面我们所列举的这些措施里，一些可能是“正确”的，另一些则可能是“错误”的。

错误（短期的）措施：

·市场措施：在没有引发行为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前，不要轻易断言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气候事务都变成经济机会

·生物燃料：没错，在任何权威的燃料名录上它们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同样可以触发一连串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

·海水增养：一些人打算在海里洒上铁屑，以加速浮游生物的生长，吸收更多的碳。这在实验室里也许有意义，但是我们已经造成大气的失衡，难道真的愿意冒着风险在海里这样做吗？

·给地球盖上保护伞：如果对于玉米种植者来说生物燃料毫无意义的话，那么对于航空航天业来说这也一样。美国政府呼吁IPCC要看到先进技术的潜在作用，包括设置巨大的太阳防护板来减少太阳射线的侵袭。

正确（长远的）措施：

节约：这是绝对的第一要义。单纯地改变能源结构以及试图寻求减少碳排放的技术措施永远都只能是第二位的选择。

立法：自觉自愿可能有助于激发早期的商业实验，但关键还在于立法——以及实施。这也是“美国气候行动伙伴”工作的核心

刺激：必须刺激汽车厂商将其技术进步转向改进燃料而不是性能。如果交通限制以及其他方式的道路收费得到广泛应用的话，比起采用新技术，我们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都将下降的更猛、更快。

政治：最大的挑战是政治挑战，需要政治意愿、领导和行动。我们需要更多的“美国气候行动伙伴”，致力于创造更明智、更有效的转变动力。如果斯塔罗斯·迪马斯和其他的欧盟环境委员不能说服我们、推动我们，也许我们就需要更换委员会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可持续”公司的创建者和总裁。这里是他的博客。

乔夫·赖是“可持续”的副总裁，牛津大学格林学院研究员。

气候的“室中大象”

Tue, 20 Mar 2007 16:05:00 +0000

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都越来越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问道，中国因高速发展会抵消其它国家的努力吗？还是说这个国家将能酝酿和促成积极的解决方案？

成语“卧室中的大象”被用来形容一些大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坐大，以至最终熟视无睹。随着气候变化的争论进入白热化，中国就成了地球这间卧室里的一头大象。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很可能使世界其他地区为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但同时，也有一些人预言说，正因为中国的问题可能变得如此严重，反而可能促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办法的摇篮。

这些都是近期在华盛顿召开的G8+5会议的部分背景，会议的焦点就是气候变化。2月16日，代表们达成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和富裕国家一样，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去年12月，联合国进行了一次谈判，力图在现有的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2012年到期之前，达成一个强制新减排的时间表，但是失败了。这次的G8+5气候变化对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除了G8国家，为期两天的会议还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的立法者。会议协议的一项内容就是建立一个“上限与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市场。

尽管这个宣言并不是正式的，但从中也可窥到目前世界政治“气候变化”的一斑。我们可以把这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放在一起来看，该片大获成功，还取得了奥斯卡奖。更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已登上了今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议事日程，其中有17个独立的议程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很清楚，今年是全世界的最高决策者们开始认识到风险之巨、市场机会之大的一年。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和印度在谈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时摇摆不定，但两国都打算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加速清洁科技的转换。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达沃斯的一次讨论中强调说，中国的水泥厂家的能效只有西方同行的一半，而同时中国的水泥消费则达到世界产量的40%。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达沃斯论坛上许多与气候相关的行动的宣言，包括“气候公告标准理事会”（Climate Disclosure Standdard Board），这是一个由七个组织构成的新的国际联合，目标是通过企业的报告，建立一个广为接受的气候风险计算体系。这七个发起组织包括：加州气候行动登录专案（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碳披露专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对环境负责经济体联盟（Ceres）、气候集团（The Climate Group）、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Association）、WEF全球温室气体登录处（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reenhouse Gas Register）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成员组织一致同意：把它们对企业的核心信息要求联合在一起，以保障在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报告上的标准化，它们希望投资者、管理者和公众可以由此更容易地做出比较性分析。

有趣的是，这次论坛正好夹在两大气候展望报告之间。其中的第二份报告就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达沃斯论坛刚刚闭幕之后发表最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有90%的可能性是由人类和工业活动引起的，全球温度的上涨可能比六年前报告中所预测的还要剧烈。

第一份报告发表于去年年底，由影响巨大的英国经济学家、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撰写。这份报告的结论就是，气候变化的代价是跨地区、跨时间的，其损失相当于全世界年消费额的5%到20%。他估计，如果要在2050年之前把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到稳定化的550ppm，所需费用大约是全球GDP的1%，也就是每年约3，500亿美元。而根据预测中的2050年全球GDP水平，届时这个费用每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

现在有些部门已经开始采取有趣的方法应对这个新挑战，其中一个就是超市行业，这一趋势对正在形成的市场中的出口者有着长远的影响。开始采取行动的企业包括：英国的马克-斯宾塞公司——他们承诺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店铺中实行碳中和，一个目标就是在12个月内实现食品的本地供应翻一番、拓展现有的地方供应网络，实现货运最省化；Tesco——承诺在所有的商品上加上碳标识，并在2010年之前将每平方米仓储空间的能耗减少一半；美国的沃尔玛公司——表示它将在全美的店铺使用可再生能源。

从长远来看，碳减排的需求将产生巨大的商业机会。比如，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建立了私有企业的碳交易系统，而现在中国也要加入进来。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联合国的合作把北京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碳信用额交易市场。到本世纪中叶，对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预计可以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行业的发展还方兴未艾。在达沃斯论坛上，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共同总裁斯科特·费利德海姆预测说：“将发生一场从共同的社会责任到长期可持续性的转换。”2007年是布伦特兰委员会成立20周年，当年正是它把可持续发展带入了产业界的主流，在这个时候，上面的预测标志着一个全球可持续战略新时期的开始。

约翰·艾尔金顿，“可持续”公司的创建者和总裁。他的博客在：http://www.johnelkington.com

乔迪·索普，可持续公司新兴经济项目的经理。

金字塔地层的能量

Fri, 11 May 2007 14:10:00 +0000

类似的经济发展和因此出现的问题使得中印两国经常被相提并论。约翰•艾尔金顿和朱蒂•索普写道，世界资源研究所对印度经济金字塔底层的研究或许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启发。

这些天来，几乎没有人还没在全球媒体中听说过中国崛起。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0％，经济表现异常出色，风头盖过之前的亚洲四小龙。中国近年来在新兴市场博得了最多的眼球，与此同时，印度也备受瞩目，两国经常被相提并论。印度有时被描绘为“笨拙的大象”，而中国则被称作“矫捷的巨龙”。因此有人也认为印度的成长步伐更为稳健，这源于它雄厚的民主体制，广泛的教育基础，以及关注更具高附加值服务的领域。

这样的类比是我们最近访问印度时的基本想法：这些国家丰富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之前，它们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像中国一样，印度已经看到了伴随着人口激增和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当你走进因信息技术领域在印度兴起而欣欣向荣的班加罗尔，你会想起新兴经济中繁荣城市的诸多特征。交通成天拥堵，犹如蜗行。你几乎窒息。盘旋在阴霾里的风筝和其它猛禽一定像置身于缭绕的浓烟里。贫穷随处可见，尽管不像德里和孟买等印度其它城市那么明显。但是空气里也弥散着令人兴奋的气息，蠢蠢欲动，不乏机遇。

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中印还是都迫切需要创造和拓展这些发展机会。尽管被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艳羡，这两个国家还是有大量被边缘化的人口，他们过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生活，置身于全球化经济金字塔的底层。

目前，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一份最新报告对金字塔底层（BOP）市场的本质和规模进行了考察，并关注成功的商业如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篇名为《下一个40亿》的报告论述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40亿人，他们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当地购买力，因而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按目前的美元来计算，在中国少于2.11美元，在印度少于1.56美元。虽然在像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农村占了金字塔底部市场的多数，而在像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方，城市则占了多数，但是金字塔底层市场的需求通常得不到满足，且受非正规经济支配，因而也就相对缺乏效率和竞争力。

世界资源研究所把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描绘成需求明显未得到满足、勉强糊口、饱受“金字塔底层苦难”。处在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人缺乏医疗或公共卫生这样的基础服务，没有银行存款或电话，居住条件很不像样。他们只能有限地享有他们的市场劳动或他们的劳动产品，因而不得不依靠那些从中渔利的中间人。他们常易受制于自然力，例如农夫或渔民，几乎无力对抗灾害。比起那些富裕些的同胞，他们通常要为质量低劣的货物和服务花更多的钱。然而这正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主旨，这些人汇集起来就拥有可观的购买力：金字塔底层组成了一个5万亿美元的全球消费市场。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可观的市场依然服务水平低下，这给金字塔底层的家庭制造了重重困难，但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注意到，人们正在错失商机。市场的规模视领域而变，从全球约200亿美元的水市场、510亿美元的信息通讯技术市场，到4330亿美元的能源市场、高达28950亿美元的食品市场。通过发展金字塔底层策略，公司对零饥饿的目标作出的贡献或许比最慷慨的慈善事业都要巨大。这种策略承认，穷人完全被置身于商业和市场的进程中，现金和劳力交易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求。金字塔底层方式的关注点将这些人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更关注让他们置身的市场更为有效和包容的途径。理解了金字塔底层市场后，公司就能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来满足需求。

尽管金字塔底层概念诞生数年，且不乏议论，但这些市场的信息已大为丰富，也积累了足够的切实可行的商业策略，证明应该大力关注这些商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些领域的先行者，大型国有公司也正表现出最为锐意进取的态势，而较小型公司和民间企业家则日益活跃起来。世界资源研究所发现，那些注重提供适合金字塔底层需要的独特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在这些市场中获得了成功，他们使价值创造本土化，利用当地的卖主和供应商，对包装、定价、销售等环节进行创新，与政府和民间发展非常规的合作。

那么，20年后的中国或印度又会是什么样子？壳牌公司最近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名专家，讨论科技以及可持续机动化的未来。班加罗尔作为会议举办地是合适的，因为在印度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可持续性争论中都具有全球意义。正如圣雄甘地所强调的：“我们所做的和我们能做的之间的区别就足以解决世界上大多数问题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建人和主办人，其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朱蒂·索普是SustainAbility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http://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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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商业的新面孔

Thu, 26 Jul 2007 13:03:00 +0000

法国环保记录并不出名，反而常常被环境保护论者看作恶人。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蒂•索普写到，如果有像达能这样的公司带路，情况也许会有改变。

在最近几个月里，一些美国公司宣布了它们主要的环保新举措，得到了媒体广泛报道。例如，美国银行宣布，今后十年将投资200亿美元用于环保项目。而花旗集团将投资500亿美元。通用电气称，两年间“绿色创想”计划的收入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120亿美元，还有正在处理中的令人吃惊的500亿美元订单。在过去的两年中，沃尔玛遭到激进主义分子和媒体越来越多的伤害性攻击，现在它已经在不同领域启动了环保项目，如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性捕鱼。所有人都欢迎这些进步，特别是当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等危机问题上的进展看起来停滞了的时候。但是有一种风险，美国这种日益加剧的挥舞绿色旗帜的竞争，会转移人们对其他同样令人感兴趣的变革的注意力。

再看看法国。法国刚刚选举了一位新的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这个国家并不以环保而著名。法国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85年在奥克兰港，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彩虹勇士号被法国特工击沉，导致了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摄影师的死亡。当其他多数欧洲国家正在停止投资核能的时候，法国依然大力投资，尽管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这也许已被证实是一个独特的战略措施。但是总而言之，即使法国的美食和美酒享誉天下，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爱好并不为世人所知。

但由于像达能、拉法日和苏伊士这样的公司强势进入这一领域，事情也许会发生改变。苏伊士公司已经公开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与能源、水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有关的市场机会时，考虑了可持续性的因素。而拉法日公司在水泥制造业界率先发表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但是更吸引人的仍是达能集团，它以依云牌瓶装水和达能酸奶而闻名。达能集团不但购买了美国一家业内领先的有机食品公司——石原农场，而且现在已经在孟加拉与格莱闽集团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伙伴关系——双方正在商谈启动一个特殊的基金，以支持全世界的微型贷款。

达能集团主席兼CEO弗兰克•吕布解释说，这些新举措都是公司刺激“积极的全球化”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使吕布显得与他的同胞们不同，那些人对全球化发展的方式深感不安。他相信，新的商业模式不但能够帮助跨国公司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市场压力，而且符合迄今为止仍远离市场系统的人们的需求。美国教授C.K. 普拉哈拉德和斯图尔特•哈特都关注“金字塔底层”市场产生的财富。跟他们一样，吕布相信，像达能这样的公司能够接受挑战。“有30亿人每天只花费2欧元，”他提到。“那么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商业模式，以适合于这个低收入但是人数众多的群体呢？不是为了慈善，而是采用分红的理念。

2006年，吕布在孟加拉与格莱闽集团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格莱闽集团由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并领导。尤努斯因其在微观金融领域的努力、以及给穷人提供贷款而闻名于世。这个与格莱闽集团合作的新合资企业，在孟加拉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第一批50个酸奶工厂。第一家工厂耗资70万欧元，但是预计第二个工厂耗资将降低30%，使得当地村民能成为该项目的股东。产品用于帮助营养不良的儿童恢复健康。

这些新举措已经深深扎根于达能集团。该集团于1966年创建，最初是一家包装公司，但是后来蜕变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食品集团。10年前，当弗兰克•吕布从他父亲手里接管达能集团的时候，基于一种“可购性”战略，他决定将达能集团向国际化扩张，这种战略包括发展并提供新的产品线，使更贫困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他们的产品。这种商业冒险有意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弗兰克•吕布主张，与格莱闽集团合作的合资企业为达能集团提供了一个实验室，有助于公司为富国市场发展新产品。

达能集团计划启动一个新的基金——“达能共同体”则更是雄心勃勃，该基金力争社会目标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达能集团希望首次融资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承诺返还的保证利率与货币市场账户相当——每年3%到4%。该基金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管理，将对法国公众及金融机构投资者开放。该计划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将以下列指标为基础进行评估：对公共卫生、减少营养不良、缓和贫困的贡献，并着眼于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果达能集团的股东感兴趣，他们可以将全部或部分股息以“社会股息”的形式再投资于该基金。对达能集团来说，将在以下方面得到回报：公司声誉、经营资格、以及吸引并留住人才的能力。

我们了解到，最近股东有意对被提议的基金进行表决。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没有在表决后的一周内听到结果。我们确实开始担忧是否表决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但是当我们与达能集团联系的时候，我们得知，表决已经以达能的方式进行了，出乎意料的，有99.8%的股东投了赞成票。如果在其他地方，那已经是一个头条新闻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建人和主办人，其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朱蒂·索普是SustainAbility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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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第三次解放运动

约翰艾尔金顿 — Thu, 06 Sep 2007 11:12:00 +0000

印度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试图建立起一种有益于穷人的经济制度。这个尝试强调了在全球商业前景中的重要变化，约翰•艾尔金顿写到。现在中国能够加入到印度的“商业可持续发展的轴心”中来吗？

8月16日，印度庆祝独立60周年的第二天，当我和尼拉吉·巴贾注视着孟买全国证券交易所电子显示器上每况愈下的数字时候，我在他旁边开玩笑地计算着，随着全球市场调整咆哮而过，作为印度最大的商行的负责人他穷了多少。当天晚些时候，在城市的另一端，他主持了印度商人协会（他是该协会的主席）主办的一个会议，会上我发表了重要讲话。我直率的预言一点都不令人感到舒服：在国家独立一百周年之前，印度将面临一场更大的市场动乱。

巴贾在介绍中指出，我在1994年提出的三条底线(TBL)的概念，现在为“印度联合公司”提供了一种方法，能够帮助其应对莫汉·辛格总理在独立日讲话中提出的挑战。然而，在解释三条底线法将如何起作用之前，我强调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目前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已经开始了第三次伟大的解放运动。而且第三次解放运动可能比前两次加起来还要伟大。

第一次解放运动是从英国统治下实现解放的过程，最终在1947年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印巴分制真正将国家分开了，其余震或许在2047年仍将影响世界。

从1991年开始，随着印度努力赶上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过程，第二次解放运动目睹了国家的铁腕最终撬动了经济实力的杠杆。这一次，国家经济仍然受到了冲击，但是有一些商界的弄潮儿成为了新秩序的受益者，比如我在阿格拉、德里和孟买的一周中遇见过的那些人。

那么第三次解放运动呢？好吧，如果说第一次解放运动打破了英国的束缚，而第二次解放运动打破了国家束缚，那么第三次解放运动必将同时完成一次“三重突破”——把现代经济的利益带给10亿印度人口中2亿5000多万生存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打破贫困的束缚，同时保护国家的自然环境。

变化的前景

污染和自然资源退化已经成为了今日印度的显著特征，除此之外，现在气候变化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总理的讲话强调了这一点，他同时指出，经济、社会、政治和教育等形式的授权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与之并列的还有，通过有效努力以解决范围日益扩大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

然而，与中国一样，印度的领导人常常坚持，倘若它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仅仅”有几个百分点，全球变暖不是印度的问题。的确，这周早些时候在阿格拉的由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组织的企业领袖高峰营中，我听到一个退休的高级环境官员明确地指出了那一点。

在那里，我发现与短短几年前相比，参会的企业领袖们的态度明显更加投入。几年前，国家的“第二次解放运动”使解决印度可持续发展（或者更确切的说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责任越来越多地被移交给企业，导致企业领袖的态度不积极。引起企业态度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持续发展卓越CII-ITC 中心的工作。

ITC公司最初代表皇家烟草公司，我对它的看法一分为二。一方面，它像一个印度版的烟草公司飞利浦莫里斯，尽管其销售烟草的收入比例已经下降到大概47%。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在社会林业等领域的非凡成就，ITC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在其CII活动的讲话中，Y.C.戴维什沃承认，公司的形象使之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境地，但是他强调，“我们决心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做出一份贡献，”而ITC“达到三个底线基准”的承诺 “是关键因素” 。在他介绍的成就中包括，ITC已经连续5年成为一个“水积极”的公司，而且在过去2年中一直是“碳积极”的。ITC还力图达到“零固体垃圾”，在过去一年中它已经回收了超过90%的固体垃圾。

国内社会

虽然这种声明是鼓舞人心的，但是显而易见，尽管有大量的NGO，国内社会组织在监视和挑战发达国家企业方面还是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发展这种组织方面，印度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参加了CII的活动，目前它正在号召建立一个中印“可持续发展轴心”，以保证世界经济的转变在日益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继续前进。当然，越来越的人注意到，这将是21世纪的一个显著问题，去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着重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及时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进行所有的市场调整。当我还在印度的时候，有消息透露，由于发现某些玩具的涂料中铅含量超标，美国美泰公司被迫召回了大量的产品，一个为该公司供应玩具的中国工厂的老板自杀了。虽然，如果过于强调诸如全球变暖等问题，前面提到的问题可能无足轻重——而当社会其他各界试图做出一个有效的反应时，人们发现企业界并不合作。

在孟买的IMC活动中，我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是对1984年博帕尔惨案的看法。我相信，起初，联合碳化公司是有罪的，2001年陶氏化学公司购买了联合碳化在博帕尔的资产，它没有彻底掌握全世界不同的法律、财政和道德责任体制。我还认为，由于对悲剧后果的完全混乱的处理，印度各级政府应该受到谴责。

SustainAbility公司本身在印度从事的工作一直以来不断变化，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其议程总是在不断变化。首先，客户是非印度公司（如福特印度分公司），它们想要测试应对新兴地方企业的地区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客户也可能是将呼叫中心和其他经营活动外迁至印度的公司，想要评价相关的操作和关系的责任。然而，人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印度公司自己将在市场上寻求帮助，在“三条底线”日程所覆盖的区域中，塑造其策略、执行和责任机制。

一个结果是，我们正在计划明年在印度建立我们的第一个新兴金融市场。那说明，当印度进入独立后的第7个十年的时候，我在印度的经验使我毫不怀疑，如果要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改变商业模式。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挑战，但是由于新兴金融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决定了全球经济的形态和方向，越来越多的企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判断我们表现的人，将不是一直密切监视着最近市场调整的投资者和股东，而是数以亿计的仍被排除于主流经济之外的人们——而且，最主要的是印度和非印度的未来几代人。那么，中国能加入印度的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轴心吗？目前的证据表明，这一点也不乐观，但是值得关注9月在大连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在那里我将参加4个独立的会议——从“经营管理风险”经由“慈善事业的新趋势”到“绿色科技”。至少，将我满怀希望地前往。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始人及主办人；他的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首页图片Felix Francis摄

钱的颜色

Mon, 26 Nov 2007 09:06:00 +0000

将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问题整合到投资决策中似乎是不可实现的愿望。不过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称，一些重要的倡议行动正在引导资金流入正确的轨道

7 月份，联合国全球契约 (UN Global Compact) 与国际金融公司 (IFC) 及瑞士政府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有心者胜”倡议行动系列活动。这项倡议行动于 2004 年启动，旨在支持金融行业将环境、社会与治理 (ESG) 问题整合到投资决策中，该行动的发展显示了金融行业在国际议程方面的重大变化。

今年的工作方向侧重于探讨 ESG 问题对新兴市场投资所起的作用。此次活动聚集了来自银行、公共机构投资商、投资顾问、数据提供者、证券交易所、多边代理机构和政府的大约 70 位代表，其目标是评估 ESG 问题的重要性、展示有关 ESG 问题在资产管理和投资研究方面的最佳实践，并确定未来的发展机遇——所有内容都与新兴市场有关。

退后一步可以清楚地发现，此次活动只是范围不断扩大的倡议行动中最近的一次，这些倡议行动形成了广泛的 ESG 问题与金融机构的全球投资和借贷活动之间的联系纽带。其他的实例包括责任投资原则（侧重于公共机构投资商）、赤道原则（项目融资）以及碳披露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的危险）。所有这些成果都显示了各主要公司正在启动一类差别很大的金融计算方案。

引起这种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各公司担心公司的声誉、品牌和估值遭受损害，兼之愈加意识到这是更利于控制新风险的机会，以及在改善客户关系的同时扩展服务的机会。许多金融机构都在倡导组建公司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团队，以便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并且都在评估对新政策的需求，同时在必要时引入这些政策。诸如荷兰银行 (ABN Amro)、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和汇丰银行 (HSBC) 等公司在发展专业团队，对主要的金融交易进行系统的 ESG 风险评估方面的进展颇为显著。

在投资行业，开始有迹象表明服务提供商围绕 ESG 风险和机遇问题，在开发新服务和进行分析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投资于清洁技术呈现兴旺景象，其投资指数、主题基金、私募股权工具和凭证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微型金融，在此领域中商业产品既带来可观的社会影响，又获得实际的财政收益。

卖方研究人员和独立研究人员也逐步增强了 ESG 分析能力。包括高盛公司和瑞银 (UBS) 在内的规模不断扩大的主流机构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领导下，正在发布有关“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问题对净资产定价的重要性原则”的详细研究报告。

同时，现在有更多的资产经理人提供的产品与可持续指数相关联，例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伦敦的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FTSE4Good)，以及约翰内斯堡和圣保罗证券交易所的类似指数。如 CalPers（加利福尼亚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这样的一些公共机构投资商也将 ESG 作为其长期投资决策的考虑因素，以确保获得更多收益。与此同时，新一代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投资商正在形成，其中包括由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大卫·布拉德共同管理的时代投资管理公司 (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转向新兴市场方面，“有心者胜”活动的许多参与者依据其作为资产管理人和投资研究人员的经验证实，在新兴市场投资领域中，人们对 ESG 问题的关注甚至比发达市场更为强烈。本次活动发表的一份由 IFC 发起的《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调查显示，76% 接受调查的资产所有人赞成或非常赞成 ESG 问题是他们在研究、投资组合和经理人选任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84% 的人认为 ESG 问题在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

此次活动的参加者列举了若干考虑 ESG 问题的理由，其中包括这一事实，即在新兴市场上执行效果差的 ESG 问题，有在发达市场上执行效果更差的趋势。参加者还指出，在新兴市场上 ESG 问题趋向于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和增长环境，因此将更广泛地影响投资（参考美泰 (Mattel) 中国公司事件的影响）。同时，由于基于发达市场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受到新兴市场的事件和条件的影响（例如，通过供应链），新兴市场上的 ESG 问题会通过相当一部分投资组合而发生连锁反应。

总体来说，与国际投资商相比，新兴市场的投资商似乎更清楚地意识到 ESG 问题的重要性。这些被看作是“机会主义者”的国际投资商，在国家风险提高时会收回投资，而国内的投资商则驻足并受限于本地经济，因此他们对理解 ESG 的影响更加关注。此外，来自新兴市场的参加者认为，社会与治理问题比国际投资商所认为的更为紧迫和“重要”（或更具有金融重要性）。

无论是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虽然近来的发展可能十分显著，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将 ESG 引入金融主流。变幻莫测的市场使 CEO（首席执行官）和 CFO（首席财务官）面对强大的压力，而这又不时地导致一种“精神分裂症”状态：著名的公司层面方针和策略未能拉动各方面业务，其结果是，“照常营业”往往成为一般的惯例，与其他惯例一样，实际上面临着相冲突的指令和不平等的激励机制。

只有更好地分析 ESG 的风险和机遇，并通过进一步创新来填补无数的市场空白，才能真正取得进展。目前市场上提供的大多数产品仍然侧重于大型公司净资产方面，而很少涵盖其他投资。不过，近期的投资和凭证已侧重于可持续发展主题，例如，替代能源或用水效率。随着气候变化等问题在金融市场掀起热潮，除了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外，会越来越需要采取行动，在整个主流投资产品和服务范围内理解 ESG 资料，并且使这种理解深入人心。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始人和主办人，其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乔迪•索普是SustainAbility 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 。((http://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本专栏得到了瑞士苏黎世 onValues 公司 (www.onvalues.ch/) 艾佛·诺菲尔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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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产业新视野

Thu, 31 Jan 2008 07:07:00 +0000

发生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产品召回让供应链的管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写道。对于制造者、种植者、零售商和消费者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过去的2007年，有很多东西将被铭记。但对那些从新兴经济体采购产品的产业来说，这一年最刻骨铭心的却是全球性的失控而招致的风险，这个风险已经大得无以复加。美国玩具厂商美泰公司进行了那一系列著名的产品召回行动，与之相关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产品可追溯性问题被媒体、政治家和产业界领袖一起推到了聚光灯下。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产品召回的短期后果，感受最明显的首先是消费者，他们不得不退回商品；其次是美泰公司（其市场资本损失高达27%）和其他直接卷入的企业；再次是其他产业，只要与“中国制造”或多或少有关系，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开始，中国指责西方企业对其供货商管理不力，这个指责非常公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西方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遏制危险商品的出口。作为回应，中国取消了750多家玩具厂的出口资格，这些企业也遭到重创。

受害者还不止这些厂家。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广东省有700多家企业被勒令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且提高其产品质量。显然，这种快速行动很有效，但报告也对另一项更加基本的事项表示了关切，这就是中国许多工业部门都存在的记录保管工作落后问题。“对（玩具）工业和中国来说，可追溯性都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位欧盟委员会的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

那么，什么是可追溯性，它对于制造者、种植者、零售商和消费者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追溯性的基本理念就是：对于每件产品，消费者和零售商应该能够回溯到其制造者和种植者，这样，产品安全、质量、道德以及环境方面出现的问题就能得到回复。简而言之，可追溯性就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供应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其他部分的情况。

显然，即使对于最老到的零售商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看看在更加长远的日程上需要列入哪些内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担心（或者说感兴趣）的范围越来越广。1988年，《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问世，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销量达到100万册。那时，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安全性、健康和环境问题。现在，那些给孩子购买玩具的妈妈们得到的警告，可能仍然是颜料的毒性或者容易折断的产品的危险；但是，消费者整体关注的问题范围已经越来越广，都要求超市等零售商进行应对。这些问题包括：过敏、糖尿病等人群的特殊需求、关于某些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对肥胖的影响日益增加的关注、以及那些想要购买公平贸易、有机或者“可持续”商品的人们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众所周知，未来几年里，忐忑不安的消费者们可以得到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将帮助他们对想买的产品的供应链进行追溯。比如，我们的一位同事给加利佛尼亚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这家公司所投资的一项最新技术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可追溯性的实施将变得多么便捷。这项技术是一位在大学任职的创办者提出来的，就是把条码扫描仪和手机合为一体，这样，未来消费者无论购买什么商品都能用手机当场查询生产者、产地以及所有相关信息。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企业想要留在西方超市等主要客户的供应链之内，它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些压力？从气候友好灯泡到“可持续”的鱼类，美国的沃尔玛和英国的乐购等零售企业在每一件商品上都对供货商发出挑战，这样的要求只会越来越大。对于上述问题，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面临挑战的产业必须加大投入，提高供应管理和智能系统水平。

在这个领域，有一家新成立的瓦蒂斯公司，设在巴黎。它将其业务定义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该公司刚刚完成一项调查，对象是100家对供应链方面感兴趣的大企业。公司的共同创立者皮埃尔-弗朗西斯·泰勒说：“两年前，采购经理们都问‘为什么’，现在他们问的却是‘我们怎么做？’”他还说，这些人“正在寻找工具和向导，以帮助他们在成百上千的供应商中部署负责任的采购活动。”

泰勒接着说：“在我们的调查中，80%的采购负责人都把‘可持续采购’当作一个重要的首选，这比四年前高了一倍。但同时，90%的人也承认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瓦蒂斯公司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差距，办法就是用信息技术来创造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表现进行评估。”

但是，成本方面的问题怎么办呢？采购负责人会不会仅仅把这作为另一种形式的保险，一旦他们看到风险消退，就立即抛弃呢？不会这样的，泰勒坚称。“当然，采购负责人仍然会关心可持续采购的额外成本，但我们坚信不出三年，他们就会更多关注潜在的价值创造。这个趋势实际上和‘全面质量管理’运动一模一样。现在，只要是想认真做生意的企业，没有一家会担心全面质量管理的成本。实际上，全面质量管理的带头者——日本汽车厂商，已经被公认为成本最低的生产者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始人和主办人，其博客为http://www.johnelkington.com。

乔迪·索普是SustainAbility 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http://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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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家的兴起

约翰艾尔金顿 — Fri, 25 Apr 2008 07:21:00 +0000

约翰•尔金顿称，一种新型的企业领导者正在倡导新的技术、价值和商业模式。环保人士开始不再把市场视为敌人，而是了解人们需求的有效倾听手段。

美国正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不仅伊拉克战争还在持续，而且次贷灾难之后，衰退加剧，华尔街陷入混乱。值此之际，应该想到这个国家值得称道的地方。几周前，当我飞往加州圣巴巴拉去参加《华尔街日报》首度举办的绿色资本市场会议的时候，我回想起1969年发生的圣巴巴拉溢油事故，这一事件影响巨大，点燃了公民行动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导火索。我同时还想到，《华尔街日报》参与这一活动是多么的迟缓。这么大的一份财经报纸，不仅没有成为变革的先行指标，反而成为滞后指标，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当杰出的首席执行官们，如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和沃尔玛的李·斯科特，大谈他们如何加大努力将可持续性考虑加入其战略构建的时候，至少有一位《华尔街日报》编辑在听众中费力穿行，试图让济济一堂的企业领袖们表示他们认为所有这种绿色行动都是误入歧途，对股东价值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结果很快就清楚了，他们并不这么想，不管《华尔街日报》和当前美国政府相信的程度有多大。而且，情况很快变得明了，他们对伊梅尔特们和斯科特们努力要做的事情给予了广泛的支持。

美国之所以了不起，在于其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变革的大潮中充当弄潮儿的能力。在飞往圣巴巴拉的途中，我阅读了一本关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工作和生活的绝妙好书，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观点。我愈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轮新的创新性破坏冲击发达国家的浪潮，这部分是因新技术所致，但同时围绕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担忧的加剧也是一个驱动因素。

这些变革的大潮很少是由大型的现有企业推动的。通用电气真的是一个稀有动物，该公司1900年就是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而且至今存在，并茁壮成长。在二十世纪初商业上最为成功的名单中独占鳌头的大多数其他公司如今早已作古。相反地，推动变革进程并周期性地重塑美国思维模式和经济的人，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创建像英特尔、苹果、微软、亚马逊和谷歌这类公司的企业家。

像先前时代的产业巨人——如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卡耐基和亨利·福特——一样，一些新经济的开拓者成为了亿万富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已开始把关于技术、价值和商业模式的新思想瞄准新的事业领域，开始投资于社会和环保企业家的工作。eBay创始人之一杰夫·斯科尔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三月举办的关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第五次“斯科尔世界论坛”中，表现尤为突出。

当时，斯科尔谈到了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回忆戈尔在1992年为雷切尔·卡森新版《寂静的春天》写的序言。这是一本颠覆原有思维模式的书，该书于1962年出版，距今已经三十年多年了。当时，斯科尔指出，卡森被化工行业以及科学界的一些人形容为“歇斯底里”。无独有偶，很多在牛津聚会的社会和环保企业家也被形容为“疯狂”，甚至其家人和朋友也这样看，因为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针对的是大多数人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我们的新书《不可理喻者的力量》中，这些人是书中关注的非凡人士。和该书合著者帕梅拉·哈蒂根的观点一样，我认为焦点正在从企业公民战略转向范围更广的解决方案，将需要在大企业家、主流商业及金融机构、政府机构和更广泛的（而且力量越来越大的）公民部门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论坛举行期间，SustainAbility主持了两场会议，主题是社会和环保企业家如何才能与大公司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会议是在斯科尔基金会、国际商业领袖论坛(IBLF)和国际设计公司IDEO的合作下举行的。会议非常成功，与会者排着长队进入，甚至有些大企业家无法获得入场机会。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参加的会议和阿尔·戈尔参加的闭幕会也都排着长队。斯科尔基金会主席萨利·奥斯贝格表示，虽然大家强烈意识到不存在“灵丹妙药”，但对于把最佳社会企业家的世界发扬光大的潜力，其乐观程度亦非同一般。

在滥用杀虫剂（雷切尔·卡森曾对此高度关注）以及圣巴巴拉溢油的时候，环保人士和大多数其他的活动人士是反商业、反盈利，而且根本上是反市场的。最近几十年的倾向转变令人耳目一新。正如一位发言者称，市场是我们了解人们需求的“最佳倾听手段”。世界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存在诸多的巨大挑战，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经济又聋又瞎的领域。

我们SustainAbility斯科尔基金会资助的企业家解决方案的第三年工作，将从社会企业家（在我们2007年的调查报告《正在增长的机会》中涉及）及企业内部的同等角色（我们在一个新的报告《社会内企业家》中着重涉及）转向潜在的未来市场，一个人口越来越多、碳排放受到限制的世界所需要的解决方案市场。

作者简介：约翰·艾尔金顿是“Volans Ventures” (www.volans.com)的创始合伙人，同时也是SustainAbility 公司(www.sustainability.com)的创始人和主办人。此外，他是《不可理喻者的力量：社会企业家如何创造市场并改变世界》（哈佛商业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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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希望背后的教训

Thu, 05 Jun 2008 07:55:00 +0000

“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项目向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承诺了新的教育机会，但它也并非没有问题。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报道。

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没有使用指导的电脑对贫穷国家的孩子会有多大帮助？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理论认为，无论住在哪里的孩子都能从早期的电脑接触中获益良多。为了测试这个理论，印度电脑培训公司NIIT进行了一个“墙洞”项目，就是在德里贫民窟的中间设一个电脑小屋，旁边架上照相机来记录实验的过程。结果令人震惊：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当地的孩子们——基本上都不识字不上学——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鼠标，在短短几周之内，他们就学会了如何使用应用程序、改变桌面设置以及浏览网页。

这正是“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 (OLPC)项目的出发点。这个项目的发起者是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他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宣称，要让全世界所有的穷孩子都用上笔记本电脑。OLPC设计的笔记本名为XO，标价略低于200美元，尽管这比当初宣称的100美元电脑要高出一些，但它却有着许多极为不同寻常的特点。比如，它坚固无比，既防水又真的耐摔耐打；它能在刺眼的阳光下工作、无线上网功能强劲、电池寿命长而且用闪存代替了硬盘。更重要的是，对小孩子来说，它就像是一个时髦的玩具，带着许多讨孩子欢心的特征，比如带有作曲和聊天软件。

这种笔记本由台湾的广达电脑公司制造，已经有不少国家开始购买，包括秘鲁、乌拉圭和墨西哥等，其中墨西哥的商人兼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为小学生购买了5万台。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也开始小规模的尝试，包括巴西、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泰国。

在向发展中国政府进行推销的同时，OLPC在美国也进行了一个名为“买一个、送一个”的项目。顾客花399美元可以买一台笔记本，同时另一台将被送给卢旺达或阿富汗等发展中国家。这个项目已经售出了16万台笔记本，总销售额达到3，500万美元。

然而，OLPC也绝非没遇到任何批评。批评的范围也决不止于生产延误和价格超出尼葛洛庞帝最初承诺的100美元（这点毫不奇怪）。比如，人们对笔记本潜在的环境影响非常关注，特别是因为其中使用了电脑普遍存在的有害材料。尽管OLPC宣称它尽量多地采用环境友好材料，笔记本也符合欧盟的有害物质法规，并且强调笔记本的能效极高。

某些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称这个项目反映了一种过度的美国心态。这些国家提到了清洁用水和学校等其它紧要的东西，认为与更多需要花钱的迫在眉睫的需求相比，这一大笔效果无法证实的冒险花费很难让人认同。

同时，OLPC面临的竞争也在不断形成。在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已经宣布了一个为小学生提供笔记本的计划，价格仅为10美元；据报道，学界已经提交的设计方案，即使在生产量很小的情况下，成本也能低于50美元。无论印度政府是否能够成功的生产出这种笔记本，OLPC仍然是一个见识远大的行动，开创了低成本计算机的潮流。Grameen 银行的创立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购买价格低廉的电脑。“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他。”尤努斯评论道。

考虑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主要的IT企业都将抓住这个机会，投入到低价笔记本市场中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开始，OLPC就面临着微软的敌意，这毫不奇怪，因为它选择了LINUX软件的公开资源（而不是WINDOWS）。但是，后来微软和其它企业（包括AMD、谷歌、广达电脑和英特尔）也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

然而，最近英特尔退出了，对外宣称的原因是“哲学差异”。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巨大的微芯公司也成功地开发出了一个面向儿童的低成本笔记本，名为“同学”。当英特尔还和OLPC处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它暗中破坏OLPC和很多国家的生意，为的是提高其自身产品的销量。举一个尤为不愉快的例子，某个英特尔的销售代表被发现向秘鲁政府大肆诋毁XO，而秘鲁政府下了一个大订单。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这仅仅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问题吗？也许是这样，除非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英特尔已经明确地在法律上承诺永远不会挖XO的墙脚。据OLPC说，英特尔还同意在软件和XO的信息处理器上进行合作，但却没有做到。这里的问题似乎不是竞争，而是不公平、不合法的竞争。英特尔的行为无可避免地遭到媒体的广泛批评，从《财富》等主流商业杂志到技术界人士的博客等。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仍然坚持说，OLPC与英特尔的关系有一点像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麦当劳。这两个组织建立的目的全然不同，也没必要发生直接冲突。也许情况是这样，但对那些想象着大企业和小型非营利机构之间永远合作愉快的人来说，这件事是一个及时的警告。英特尔-OLPC的纷争告诉我们，一方面应该对于主要的合作心怀希望，一方面也要保证自己能够请得到优秀（并请得起）的律师。

作者简介：约翰·艾尔金顿，SustainAbility创办者兼非执行主席，Volans Ventures联合创办人。

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新兴经济国家项目经理。其新著《不理智者的力量》（哈佛商业出版社，2008年版）讲述了SustainAbility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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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与环保

约翰艾尔金顿 — Fri, 04 Jul 2008 06:33:00 +0000

家族所有权能够使一家企业具有其竞争对手所缺乏的使命感和价值观。对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约翰·艾尔金顿表示，在这个颇受忽视的领域，到了该考虑最佳实践的时候了。

最近，在圣保罗机场，女士们追着我搭话，真是罕见。度过紧张的一周之后，我从巴西回国，行李塞得满满当当，一个透明的大包都不够用，里面装了12只五颜六色的小小的人字拖鞋。这种迷你鞋吸引了女性的目光——有几位女士叫住我问，这些拖鞋是在哪里搞到的。我解释说，这是当地一家公司送的礼物，还有一个匣子，里面是我向他们要的一套有关他们对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看法的材料。

当我告诉她们送包给我的公司时，追问者似乎被吸引住了，而当我提到里面的东西时，则没那么感兴趣。然而，我的反应却恰好相反。在所有的经济体中，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所起的重要作用，几十年来基本上被我忽视了。是的，我知道，像庄臣这样的公司，能够在环保领域先行一步，因为它们是家族企业。而且，SustainAbility与福特公司合作的近十年来，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的家族纽带是如何有助于他在内部提出一个可持续动力的议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由于燃料价格飙升，削弱了该公司的运动型多功能车业务，该议程到现在才开始获得吸引力。

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活动人士和企业社会责任（CSR）“行业”往往关注上市公司，部分是因为这样的企业具有制造全球显著问题的规模，不过，部分也是因为活动人士发现，企业品牌和声誉能对企业的所有者造成影响。在过去，那些易受到活动人士和媒体攻击的品牌很少是由大型的家族企业控制的，只有糖果公司玛氏和包装生产商利乐属于例外。现在，全球化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的参与，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必须想办法如何解除这些企业的限制。

家族企业包括那些在巴西和印度等国的公司，这类公司我们见得越来越多。就我那诱人的行李而言，生产者是人字拖鞋品牌Havaianas，最终所有者是Camargo Corrêa公司，这家公司从事多种经营，从水泥和建筑，到环境工程，到生产鞋类。这里，参与更广泛的企业责任和可持续性议程，很多来自家族股东的推动，他们的父辈是公司的创立者。在印度，塔塔家族——已经是第五代了——和伯拉家族经营着庞大的家族企业集团，在经营上形成了很强的价值观和道德感。

鉴于国企或者被私有化的国企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也许没有像巴西卡马戈、印度塔塔或伯拉这样的大型家族企业。即使如此，规模更小的国内外华人家族企业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有一项估计表明，华人私营公司是继北美、日本和欧洲之后的世界第四大经济力量，其中很多是家族企业，很多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像其他国家的家族企业一样，华人家族企业显然为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提供了同样的机会和挑战。机会是，企业主能够将营利和超出营利之外的使命感和价值观渗透到企业的经营之中——这是所有权分散的大型上市公司难以做到的，无论公司使命写得如何漂亮。

有两位充满激情的中国企业家正在这样做，一位是禽蛋生产商德清源的钟凯民，一位是远大空调的张跃。远大空调创立于1988年，生产不用电的吸收式空调。张跃相信，环境考虑应该是企业研发和销售活动的核心，该技术是实现其信念的关键。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历了十年的商业成功之后，这一信念遭遇了挑战。随着能源供应和政府政策的变化，电价明显下降，危机随之而来，导致远大空调的产品市场份额下降，被价格更低更易用的电力空调夺走了。对于远大而言，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转而生产电力空调。但是，张跃坚持己见，对非电力空调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其价格更低，甚至能耗更低，更易维护。结果，在中国和国际市场上不断取得成功。

就德清源而言，张凯民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挑战。该公司计划在中国市场生产和销售高品质的鸡蛋。考虑到这个国家的一系列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以及行业分散的特点，价格面临着来自为数众多的小生产商的压力，这确实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商业环境。但是，钟凯民打赌——结果证明是做对了——他的高品质鸡蛋将切合越来越关注健康的中国消费者的需要，如果德清源能够建立一个品质与健康的品牌，消费者将愿意支付更高的价钱。

尽管远大空调和德清源获得了成功和环保资质，真正的挑战依然存在。家族企业的系统治理、透明度和企业责任还不为所知，而股东们对国际上市公司在这些方面的期望越来越高。不过，德清源在这个方向上已采取了明确的措施。SustainAbility未来的任务之一将着眼于家族企业中的最佳（和最差）实践，以更好地了解如何帮助这类企业处理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www.sustainability.com）的创始人兼非执行董事，同时也是Volans Ventures（www.volans.com）的创始合伙人。SustainAbility的新兴经济体项目（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经理乔迪·索普为此文的写作提供了帮助，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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