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乔迪•索普

气候的“室中大象”

Tue, 20 Mar 2007 16:05:00 +0000

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都越来越关注全球变暖问题。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问道，中国因高速发展会抵消其它国家的努力吗？还是说这个国家将能酝酿和促成积极的解决方案？

成语“卧室中的大象”被用来形容一些大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坐大，以至最终熟视无睹。随着气候变化的争论进入白热化，中国就成了地球这间卧室里的一头大象。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迅猛，很可能使世界其他地区为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但同时，也有一些人预言说，正因为中国的问题可能变得如此严重，反而可能促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办法的摇篮。

这些都是近期在华盛顿召开的G8+5会议的部分背景，会议的焦点就是气候变化。2月16日，代表们达成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和富裕国家一样，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去年12月，联合国进行了一次谈判，力图在现有的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2012年到期之前，达成一个强制新减排的时间表，但是失败了。这次的G8+5气候变化对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除了G8国家，为期两天的会议还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南非的立法者。会议协议的一项内容就是建立一个“上限与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市场。

尽管这个宣言并不是正式的，但从中也可窥到目前世界政治“气候变化”的一斑。我们可以把这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放在一起来看，该片大获成功，还取得了奥斯卡奖。更值得注意的是，气候变化已登上了今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议事日程，其中有17个独立的议程都是关于气候变化的。很清楚，今年是全世界的最高决策者们开始认识到风险之巨、市场机会之大的一年。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和印度在谈到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时摇摆不定，但两国都打算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加速清洁科技的转换。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在达沃斯的一次讨论中强调说，中国的水泥厂家的能效只有西方同行的一半，而同时中国的水泥消费则达到世界产量的40%。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达沃斯论坛上许多与气候相关的行动的宣言，包括“气候公告标准理事会”（Climate Disclosure Standdard Board），这是一个由七个组织构成的新的国际联合，目标是通过企业的报告，建立一个广为接受的气候风险计算体系。这七个发起组织包括：加州气候行动登录专案（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碳披露专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对环境负责经济体联盟（Ceres）、气候集团（The Climate Group）、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 Association）、WEF全球温室气体登录处（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Greenhouse Gas Register）和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 Institute）。成员组织一致同意：把它们对企业的核心信息要求联合在一起，以保障在气候变化相关信息报告上的标准化，它们希望投资者、管理者和公众可以由此更容易地做出比较性分析。

有趣的是，这次论坛正好夹在两大气候展望报告之间。其中的第二份报告就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达沃斯论坛刚刚闭幕之后发表最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有90%的可能性是由人类和工业活动引起的，全球温度的上涨可能比六年前报告中所预测的还要剧烈。

第一份报告发表于去年年底，由影响巨大的英国经济学家、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撰写。这份报告的结论就是，气候变化的代价是跨地区、跨时间的，其损失相当于全世界年消费额的5%到20%。他估计，如果要在2050年之前把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到稳定化的550ppm，所需费用大约是全球GDP的1%，也就是每年约3，500亿美元。而根据预测中的2050年全球GDP水平，届时这个费用每年将达到1万亿美元。

现在有些部门已经开始采取有趣的方法应对这个新挑战，其中一个就是超市行业，这一趋势对正在形成的市场中的出口者有着长远的影响。开始采取行动的企业包括：英国的马克-斯宾塞公司——他们承诺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店铺中实行碳中和，一个目标就是在12个月内实现食品的本地供应翻一番、拓展现有的地方供应网络，实现货运最省化；Tesco——承诺在所有的商品上加上碳标识，并在2010年之前将每平方米仓储空间的能耗减少一半；美国的沃尔玛公司——表示它将在全美的店铺使用可再生能源。

从长远来看，碳减排的需求将产生巨大的商业机会。比如，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建立了私有企业的碳交易系统，而现在中国也要加入进来。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和联合国的合作把北京发展成一个全球性的碳信用额交易市场。到本世纪中叶，对低碳产品的市场需求预计可以达到每年5，000亿美元，行业的发展还方兴未艾。在达沃斯论坛上，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共同总裁斯科特·费利德海姆预测说：“将发生一场从共同的社会责任到长期可持续性的转换。”2007年是布伦特兰委员会成立20周年，当年正是它把可持续发展带入了产业界的主流，在这个时候，上面的预测标志着一个全球可持续战略新时期的开始。

约翰·艾尔金顿，“可持续”公司的创建者和总裁。他的博客在：http://www.johnelkington.com

乔迪·索普，可持续公司新兴经济项目的经理。

金字塔地层的能量

Fri, 11 May 2007 14:10:00 +0000

类似的经济发展和因此出现的问题使得中印两国经常被相提并论。约翰•艾尔金顿和朱蒂•索普写道，世界资源研究所对印度经济金字塔底层的研究或许能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启发。

这些天来，几乎没有人还没在全球媒体中听说过中国崛起。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0％，经济表现异常出色，风头盖过之前的亚洲四小龙。中国近年来在新兴市场博得了最多的眼球，与此同时，印度也备受瞩目，两国经常被相提并论。印度有时被描绘为“笨拙的大象”，而中国则被称作“矫捷的巨龙”。因此有人也认为印度的成长步伐更为稳健，这源于它雄厚的民主体制，广泛的教育基础，以及关注更具高附加值服务的领域。

这样的类比是我们最近访问印度时的基本想法：这些国家丰富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之前，它们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像中国一样，印度已经看到了伴随着人口激增和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实际上，当你走进因信息技术领域在印度兴起而欣欣向荣的班加罗尔，你会想起新兴经济中繁荣城市的诸多特征。交通成天拥堵，犹如蜗行。你几乎窒息。盘旋在阴霾里的风筝和其它猛禽一定像置身于缭绕的浓烟里。贫穷随处可见，尽管不像德里和孟买等印度其它城市那么明显。但是空气里也弥散着令人兴奋的气息，蠢蠢欲动，不乏机遇。

尽管存在诸多不同，中印还是都迫切需要创造和拓展这些发展机会。尽管被世界上其他几乎所有国家艳羡，这两个国家还是有大量被边缘化的人口，他们过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生活，置身于全球化经济金字塔的底层。

目前，来自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一份最新报告对金字塔底层（BOP）市场的本质和规模进行了考察，并关注成功的商业如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篇名为《下一个40亿》的报告论述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40亿人，他们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当地购买力，因而过着相对贫困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按目前的美元来计算，在中国少于2.11美元，在印度少于1.56美元。虽然在像印度这样的亚洲国家，农村占了金字塔底部市场的多数，而在像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方，城市则占了多数，但是金字塔底层市场的需求通常得不到满足，且受非正规经济支配，因而也就相对缺乏效率和竞争力。

世界资源研究所把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描绘成需求明显未得到满足、勉强糊口、饱受“金字塔底层苦难”。处在金字塔底层的大多数人缺乏医疗或公共卫生这样的基础服务，没有银行存款或电话，居住条件很不像样。他们只能有限地享有他们的市场劳动或他们的劳动产品，因而不得不依靠那些从中渔利的中间人。他们常易受制于自然力，例如农夫或渔民，几乎无力对抗灾害。比起那些富裕些的同胞，他们通常要为质量低劣的货物和服务花更多的钱。然而这正是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主旨，这些人汇集起来就拥有可观的购买力：金字塔底层组成了一个5万亿美元的全球消费市场。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些可观的市场依然服务水平低下，这给金字塔底层的家庭制造了重重困难，但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注意到，人们正在错失商机。市场的规模视领域而变，从全球约200亿美元的水市场、510亿美元的信息通讯技术市场，到4330亿美元的能源市场、高达28950亿美元的食品市场。通过发展金字塔底层策略，公司对零饥饿的目标作出的贡献或许比最慷慨的慈善事业都要巨大。这种策略承认，穷人完全被置身于商业和市场的进程中，现金和劳力交易满足了他们的基本需求。金字塔底层方式的关注点将这些人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更关注让他们置身的市场更为有效和包容的途径。理解了金字塔底层市场后，公司就能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来满足需求。

尽管金字塔底层概念诞生数年，且不乏议论，但这些市场的信息已大为丰富，也积累了足够的切实可行的商业策略，证明应该大力关注这些商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些领域的先行者，大型国有公司也正表现出最为锐意进取的态势，而较小型公司和民间企业家则日益活跃起来。世界资源研究所发现，那些注重提供适合金字塔底层需要的独特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在这些市场中获得了成功，他们使价值创造本土化，利用当地的卖主和供应商，对包装、定价、销售等环节进行创新，与政府和民间发展非常规的合作。

那么，20年后的中国或印度又会是什么样子？壳牌公司最近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30多名专家，讨论科技以及可持续机动化的未来。班加罗尔作为会议举办地是合适的，因为在印度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在可持续性争论中都具有全球意义。正如圣雄甘地所强调的：“我们所做的和我们能做的之间的区别就足以解决世界上大多数问题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建人和主办人，其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朱蒂·索普是SustainAbility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http://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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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商业的新面孔

Thu, 26 Jul 2007 13:03:00 +0000

法国环保记录并不出名，反而常常被环境保护论者看作恶人。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蒂•索普写到，如果有像达能这样的公司带路，情况也许会有改变。

在最近几个月里，一些美国公司宣布了它们主要的环保新举措，得到了媒体广泛报道。例如，美国银行宣布，今后十年将投资200亿美元用于环保项目。而花旗集团将投资500亿美元。通用电气称，两年间“绿色创想”计划的收入已经增加了一倍，达到120亿美元，还有正在处理中的令人吃惊的500亿美元订单。在过去的两年中，沃尔玛遭到激进主义分子和媒体越来越多的伤害性攻击，现在它已经在不同领域启动了环保项目，如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性捕鱼。所有人都欢迎这些进步，特别是当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等危机问题上的进展看起来停滞了的时候。但是有一种风险，美国这种日益加剧的挥舞绿色旗帜的竞争，会转移人们对其他同样令人感兴趣的变革的注意力。

再看看法国。法国刚刚选举了一位新的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这个国家并不以环保而著名。法国在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1985年在奥克兰港，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彩虹勇士号被法国特工击沉，导致了一名绿色和平组织摄影师的死亡。当其他多数欧洲国家正在停止投资核能的时候，法国依然大力投资，尽管由于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这也许已被证实是一个独特的战略措施。但是总而言之，即使法国的美食和美酒享誉天下，他们对可持续发展的爱好并不为世人所知。

但由于像达能、拉法日和苏伊士这样的公司强势进入这一领域，事情也许会发生改变。苏伊士公司已经公开表示，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与能源、水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有关的市场机会时，考虑了可持续性的因素。而拉法日公司在水泥制造业界率先发表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但是更吸引人的仍是达能集团，它以依云牌瓶装水和达能酸奶而闻名。达能集团不但购买了美国一家业内领先的有机食品公司——石原农场，而且现在已经在孟加拉与格莱闽集团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伙伴关系——双方正在商谈启动一个特殊的基金，以支持全世界的微型贷款。

达能集团主席兼CEO弗兰克•吕布解释说，这些新举措都是公司刺激“积极的全球化”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使吕布显得与他的同胞们不同，那些人对全球化发展的方式深感不安。他相信，新的商业模式不但能够帮助跨国公司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市场压力，而且符合迄今为止仍远离市场系统的人们的需求。美国教授C.K. 普拉哈拉德和斯图尔特•哈特都关注“金字塔底层”市场产生的财富。跟他们一样，吕布相信，像达能这样的公司能够接受挑战。“有30亿人每天只花费2欧元，”他提到。“那么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商业模式，以适合于这个低收入但是人数众多的群体呢？不是为了慈善，而是采用分红的理念。

2006年，吕布在孟加拉与格莱闽集团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格莱闽集团由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建并领导。尤努斯因其在微观金融领域的努力、以及给穷人提供贷款而闻名于世。这个与格莱闽集团合作的新合资企业，在孟加拉已经完成了计划中的第一批50个酸奶工厂。第一家工厂耗资70万欧元，但是预计第二个工厂耗资将降低30%，使得当地村民能成为该项目的股东。产品用于帮助营养不良的儿童恢复健康。

这些新举措已经深深扎根于达能集团。该集团于1966年创建，最初是一家包装公司，但是后来蜕变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食品集团。10年前，当弗兰克•吕布从他父亲手里接管达能集团的时候，基于一种“可购性”战略，他决定将达能集团向国际化扩张，这种战略包括发展并提供新的产品线，使更贫困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他们的产品。这种商业冒险有意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是弗兰克•吕布主张，与格莱闽集团合作的合资企业为达能集团提供了一个实验室，有助于公司为富国市场发展新产品。

达能集团计划启动一个新的基金——“达能共同体”则更是雄心勃勃，该基金力争社会目标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达能集团希望首次融资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承诺返还的保证利率与货币市场账户相当——每年3%到4%。该基金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管理，将对法国公众及金融机构投资者开放。该计划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将以下列指标为基础进行评估：对公共卫生、减少营养不良、缓和贫困的贡献，并着眼于环境和社会影响。如果达能集团的股东感兴趣，他们可以将全部或部分股息以“社会股息”的形式再投资于该基金。对达能集团来说，将在以下方面得到回报：公司声誉、经营资格、以及吸引并留住人才的能力。

我们了解到，最近股东有意对被提议的基金进行表决。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没有在表决后的一周内听到结果。我们确实开始担忧是否表决采取了错误的方法。但是当我们与达能集团联系的时候，我们得知，表决已经以达能的方式进行了，出乎意料的，有99.8%的股东投了赞成票。如果在其他地方，那已经是一个头条新闻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建人和主办人，其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朱蒂·索普是SustainAbility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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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颜色

Mon, 26 Nov 2007 09:06:00 +0000

将环境治理与社会治理问题整合到投资决策中似乎是不可实现的愿望。不过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称，一些重要的倡议行动正在引导资金流入正确的轨道

7 月份，联合国全球契约 (UN Global Compact) 与国际金融公司 (IFC) 及瑞士政府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有心者胜”倡议行动系列活动。这项倡议行动于 2004 年启动，旨在支持金融行业将环境、社会与治理 (ESG) 问题整合到投资决策中，该行动的发展显示了金融行业在国际议程方面的重大变化。

今年的工作方向侧重于探讨 ESG 问题对新兴市场投资所起的作用。此次活动聚集了来自银行、公共机构投资商、投资顾问、数据提供者、证券交易所、多边代理机构和政府的大约 70 位代表，其目标是评估 ESG 问题的重要性、展示有关 ESG 问题在资产管理和投资研究方面的最佳实践，并确定未来的发展机遇——所有内容都与新兴市场有关。

退后一步可以清楚地发现，此次活动只是范围不断扩大的倡议行动中最近的一次，这些倡议行动形成了广泛的 ESG 问题与金融机构的全球投资和借贷活动之间的联系纽带。其他的实例包括责任投资原则（侧重于公共机构投资商）、赤道原则（项目融资）以及碳披露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的危险）。所有这些成果都显示了各主要公司正在启动一类差别很大的金融计算方案。

引起这种转换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各公司担心公司的声誉、品牌和估值遭受损害，兼之愈加意识到这是更利于控制新风险的机会，以及在改善客户关系的同时扩展服务的机会。许多金融机构都在倡导组建公司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团队，以便致力于研究这些问题，并且都在评估对新政策的需求，同时在必要时引入这些政策。诸如荷兰银行 (ABN Amro)、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和汇丰银行 (HSBC) 等公司在发展专业团队，对主要的金融交易进行系统的 ESG 风险评估方面的进展颇为显著。

在投资行业，开始有迹象表明服务提供商围绕 ESG 风险和机遇问题，在开发新服务和进行分析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创造性和革新精神。投资于清洁技术呈现兴旺景象，其投资指数、主题基金、私募股权工具和凭证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微型金融，在此领域中商业产品既带来可观的社会影响，又获得实际的财政收益。

卖方研究人员和独立研究人员也逐步增强了 ESG 分析能力。包括高盛公司和瑞银 (UBS) 在内的规模不断扩大的主流机构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领导下，正在发布有关“社会、环境和公司治理问题对净资产定价的重要性原则”的详细研究报告。

同时，现在有更多的资产经理人提供的产品与可持续指数相关联，例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伦敦的富时社会责任指数 (FTSE4Good)，以及约翰内斯堡和圣保罗证券交易所的类似指数。如 CalPers（加利福尼亚公务员养老金计划）这样的一些公共机构投资商也将 ESG 作为其长期投资决策的考虑因素，以确保获得更多收益。与此同时，新一代具有长期战略眼光的投资商正在形成，其中包括由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和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大卫·布拉德共同管理的时代投资管理公司 (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转向新兴市场方面，“有心者胜”活动的许多参与者依据其作为资产管理人和投资研究人员的经验证实，在新兴市场投资领域中，人们对 ESG 问题的关注甚至比发达市场更为强烈。本次活动发表的一份由 IFC 发起的《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调查显示，76% 接受调查的资产所有人赞成或非常赞成 ESG 问题是他们在研究、投资组合和经理人选任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因素，84% 的人认为 ESG 问题在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

此次活动的参加者列举了若干考虑 ESG 问题的理由，其中包括这一事实，即在新兴市场上执行效果差的 ESG 问题，有在发达市场上执行效果更差的趋势。参加者还指出，在新兴市场上 ESG 问题趋向于影响广泛的宏观经济和增长环境，因此将更广泛地影响投资（参考美泰 (Mattel) 中国公司事件的影响）。同时，由于基于发达市场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受到新兴市场的事件和条件的影响（例如，通过供应链），新兴市场上的 ESG 问题会通过相当一部分投资组合而发生连锁反应。

总体来说，与国际投资商相比，新兴市场的投资商似乎更清楚地意识到 ESG 问题的重要性。这些被看作是“机会主义者”的国际投资商，在国家风险提高时会收回投资，而国内的投资商则驻足并受限于本地经济，因此他们对理解 ESG 的影响更加关注。此外，来自新兴市场的参加者认为，社会与治理问题比国际投资商所认为的更为紧迫和“重要”（或更具有金融重要性）。

无论是发达市场还是新兴市场，虽然近来的发展可能十分显著，但到目前为止仍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将 ESG 引入金融主流。变幻莫测的市场使 CEO（首席执行官）和 CFO（首席财务官）面对强大的压力，而这又不时地导致一种“精神分裂症”状态：著名的公司层面方针和策略未能拉动各方面业务，其结果是，“照常营业”往往成为一般的惯例，与其他惯例一样，实际上面临着相冲突的指令和不平等的激励机制。

只有更好地分析 ESG 的风险和机遇，并通过进一步创新来填补无数的市场空白，才能真正取得进展。目前市场上提供的大多数产品仍然侧重于大型公司净资产方面，而很少涵盖其他投资。不过，近期的投资和凭证已侧重于可持续发展主题，例如，替代能源或用水效率。随着气候变化等问题在金融市场掀起热潮，除了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外，会越来越需要采取行动，在整个主流投资产品和服务范围内理解 ESG 资料，并且使这种理解深入人心。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始人和主办人，其博客是http://www.johnelkington.com。

乔迪•索普是SustainAbility 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 。((http://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本专栏得到了瑞士苏黎世 onValues 公司 (www.onvalues.ch/) 艾佛·诺菲尔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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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性：产业新视野

Thu, 31 Jan 2008 07:07:00 +0000

发生在中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产品召回让供应链的管理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写道。对于制造者、种植者、零售商和消费者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过去的2007年，有很多东西将被铭记。但对那些从新兴经济体采购产品的产业来说，这一年最刻骨铭心的却是全球性的失控而招致的风险，这个风险已经大得无以复加。美国玩具厂商美泰公司进行了那一系列著名的产品召回行动，与之相关的供应链管理以及产品可追溯性问题被媒体、政治家和产业界领袖一起推到了聚光灯下。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于产品召回的短期后果，感受最明显的首先是消费者，他们不得不退回商品；其次是美泰公司（其市场资本损失高达27%）和其他直接卷入的企业；再次是其他产业，只要与“中国制造”或多或少有关系，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最开始，中国指责西方企业对其供货商管理不力，这个指责非常公平，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西方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遏制危险商品的出口。作为回应，中国取消了750多家玩具厂的出口资格，这些企业也遭到重创。

受害者还不止这些厂家。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广东省有700多家企业被勒令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且提高其产品质量。显然，这种快速行动很有效，但报告也对另一项更加基本的事项表示了关切，这就是中国许多工业部门都存在的记录保管工作落后问题。“对（玩具）工业和中国来说，可追溯性都是一个关键问题。”一位欧盟委员会的官员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说。

那么，什么是可追溯性，它对于制造者、种植者、零售商和消费者又有什么意义呢？可追溯性的基本理念就是：对于每件产品，消费者和零售商应该能够回溯到其制造者和种植者，这样，产品安全、质量、道德以及环境方面出现的问题就能得到回复。简而言之，可追溯性就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供应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其他部分的情况。

显然，即使对于最老到的零售商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看看在更加长远的日程上需要列入哪些内容。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担心（或者说感兴趣）的范围越来越广。1988年，《绿色消费者指南》一书问世，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销量达到100万册。那时，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安全性、健康和环境问题。现在，那些给孩子购买玩具的妈妈们得到的警告，可能仍然是颜料的毒性或者容易折断的产品的危险；但是，消费者整体关注的问题范围已经越来越广，都要求超市等零售商进行应对。这些问题包括：过敏、糖尿病等人群的特殊需求、关于某些食品以及食品添加剂对肥胖的影响日益增加的关注、以及那些想要购买公平贸易、有机或者“可持续”商品的人们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众所周知，未来几年里，忐忑不安的消费者们可以得到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将帮助他们对想买的产品的供应链进行追溯。比如，我们的一位同事给加利佛尼亚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这家公司所投资的一项最新技术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可追溯性的实施将变得多么便捷。这项技术是一位在大学任职的创办者提出来的，就是把条码扫描仪和手机合为一体，这样，未来消费者无论购买什么商品都能用手机当场查询生产者、产地以及所有相关信息。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企业想要留在西方超市等主要客户的供应链之内，它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些压力？从气候友好灯泡到“可持续”的鱼类，美国的沃尔玛和英国的乐购等零售企业在每一件商品上都对供货商发出挑战，这样的要求只会越来越大。对于上述问题，一个解决办法就是面临挑战的产业必须加大投入，提高供应管理和智能系统水平。

在这个领域，有一家新成立的瓦蒂斯公司，设在巴黎。它将其业务定义为“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该公司刚刚完成一项调查，对象是100家对供应链方面感兴趣的大企业。公司的共同创立者皮埃尔-弗朗西斯·泰勒说：“两年前，采购经理们都问‘为什么’，现在他们问的却是‘我们怎么做？’”他还说，这些人“正在寻找工具和向导，以帮助他们在成百上千的供应商中部署负责任的采购活动。”

泰勒接着说：“在我们的调查中，80%的采购负责人都把‘可持续采购’当作一个重要的首选，这比四年前高了一倍。但同时，90%的人也承认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瓦蒂斯公司要做的就是填补这个差距，办法就是用信息技术来创造出一个简单的办法，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性表现进行评估。”

但是，成本方面的问题怎么办呢？采购负责人会不会仅仅把这作为另一种形式的保险，一旦他们看到风险消退，就立即抛弃呢？不会这样的，泰勒坚称。“当然，采购负责人仍然会关心可持续采购的额外成本，但我们坚信不出三年，他们就会更多关注潜在的价值创造。这个趋势实际上和‘全面质量管理’运动一模一样。现在，只要是想认真做生意的企业，没有一家会担心全面质量管理的成本。实际上，全面质量管理的带头者——日本汽车厂商，已经被公认为成本最低的生产者了。”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公司的创始人和主办人，其博客为http://www.johnelkington.com。

乔迪·索普是SustainAbility 公司“新兴经济计划”经理(http://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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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希望背后的教训

Thu, 05 Jun 2008 07:55:00 +0000

“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项目向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承诺了新的教育机会，但它也并非没有问题。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报道。

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没有使用指导的电脑对贫穷国家的孩子会有多大帮助？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有理论认为，无论住在哪里的孩子都能从早期的电脑接触中获益良多。为了测试这个理论，印度电脑培训公司NIIT进行了一个“墙洞”项目，就是在德里贫民窟的中间设一个电脑小屋，旁边架上照相机来记录实验的过程。结果令人震惊：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当地的孩子们——基本上都不识字不上学——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鼠标，在短短几周之内，他们就学会了如何使用应用程序、改变桌面设置以及浏览网页。

这正是“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 (OLPC)项目的出发点。这个项目的发起者是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他在2005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宣称，要让全世界所有的穷孩子都用上笔记本电脑。OLPC设计的笔记本名为XO，标价略低于200美元，尽管这比当初宣称的100美元电脑要高出一些，但它却有着许多极为不同寻常的特点。比如，它坚固无比，既防水又真的耐摔耐打；它能在刺眼的阳光下工作、无线上网功能强劲、电池寿命长而且用闪存代替了硬盘。更重要的是，对小孩子来说，它就像是一个时髦的玩具，带着许多讨孩子欢心的特征，比如带有作曲和聊天软件。

这种笔记本由台湾的广达电脑公司制造，已经有不少国家开始购买，包括秘鲁、乌拉圭和墨西哥等，其中墨西哥的商人兼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为小学生购买了5万台。另外还有几个国家也开始小规模的尝试，包括巴西、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泰国。

在向发展中国政府进行推销的同时，OLPC在美国也进行了一个名为“买一个、送一个”的项目。顾客花399美元可以买一台笔记本，同时另一台将被送给卢旺达或阿富汗等发展中国家。这个项目已经售出了16万台笔记本，总销售额达到3，500万美元。

然而，OLPC也绝非没遇到任何批评。批评的范围也决不止于生产延误和价格超出尼葛洛庞帝最初承诺的100美元（这点毫不奇怪）。比如，人们对笔记本潜在的环境影响非常关注，特别是因为其中使用了电脑普遍存在的有害材料。尽管OLPC宣称它尽量多地采用环境友好材料，笔记本也符合欧盟的有害物质法规，并且强调笔记本的能效极高。

某些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称这个项目反映了一种过度的美国心态。这些国家提到了清洁用水和学校等其它紧要的东西，认为与更多需要花钱的迫在眉睫的需求相比，这一大笔效果无法证实的冒险花费很难让人认同。

同时，OLPC面临的竞争也在不断形成。在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已经宣布了一个为小学生提供笔记本的计划，价格仅为10美元；据报道，学界已经提交的设计方案，即使在生产量很小的情况下，成本也能低于50美元。无论印度政府是否能够成功的生产出这种笔记本，OLPC仍然是一个见识远大的行动，开创了低成本计算机的潮流。Grameen 银行的创立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认为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购买价格低廉的电脑。“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局面，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感谢他。”尤努斯评论道。

考虑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主要的IT企业都将抓住这个机会，投入到低价笔记本市场中来，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开始，OLPC就面临着微软的敌意，这毫不奇怪，因为它选择了LINUX软件的公开资源（而不是WINDOWS）。但是，后来微软和其它企业（包括AMD、谷歌、广达电脑和英特尔）也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

然而，最近英特尔退出了，对外宣称的原因是“哲学差异”。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巨大的微芯公司也成功地开发出了一个面向儿童的低成本笔记本，名为“同学”。当英特尔还和OLPC处在同一个战壕里的时候，人们就发现它暗中破坏OLPC和很多国家的生意，为的是提高其自身产品的销量。举一个尤为不愉快的例子，某个英特尔的销售代表被发现向秘鲁政府大肆诋毁XO，而秘鲁政府下了一个大订单。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这仅仅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问题吗？也许是这样，除非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英特尔已经明确地在法律上承诺永远不会挖XO的墙脚。据OLPC说，英特尔还同意在软件和XO的信息处理器上进行合作，但却没有做到。这里的问题似乎不是竞争，而是不公平、不合法的竞争。英特尔的行为无可避免地遭到媒体的广泛批评，从《财富》等主流商业杂志到技术界人士的博客等。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仍然坚持说，OLPC与英特尔的关系有一点像世界粮食计划署和麦当劳。这两个组织建立的目的全然不同，也没必要发生直接冲突。也许情况是这样，但对那些想象着大企业和小型非营利机构之间永远合作愉快的人来说，这件事是一个及时的警告。英特尔-OLPC的纷争告诉我们，一方面应该对于主要的合作心怀希望，一方面也要保证自己能够请得到优秀（并请得起）的律师。

作者简介：约翰·艾尔金顿，SustainAbility创办者兼非执行主席，Volans Ventures联合创办人。

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新兴经济国家项目经理。其新著《不理智者的力量》（哈佛商业出版社，2008年版）讲述了SustainAbility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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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慈善

Thu, 31 Jul 2008 10:24:00 +0000

中国企业家为地震赈灾提供了巨额捐赠，掀起了慈善捐赠的高潮。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则认为，企业将社会责任整合到核心战略中更为重要。

比尔·盖茨为了追求慈善梦想结束了在微软的全职工作，每周只为微软工作一天，在欧美媒体对此事大加赞颂的同时，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对发展慈善事业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金融时报》在7月的报道称：“四川大地震发生过后，中国企业正呼吁出台一部新的慈善法，以允许企业建立私人基金会。此举有望开辟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这不失为一则好消息。

早些时候，《金融时报》另一栏目FTWealth着重报道了最近中国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数量异乎寻常的增长。各方估计说法不一，不过《福布斯》和《胡润百富》等杂志的统计显示，中国有66-106位亿万富翁（按美元计）。FTWealth总结道：“中国的很多新富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真心要为社会作贡献。但他们同时也确实毫无选择机会。”几年前就想着散财的富人现在愈发谨小慎微，以免引发社会不安——有些分析人士把新掀起的慈善热情仅仅是看作同一倾向的另一种表现。

不管动机如何，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受到欢迎，但也许我们应该进一步看清楚，慈善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在优点和缺点。很多中国企业领袖对“5•12”大地震的反应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其中包括房地产开发商SOHO中国的张欣，以及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万科的王石。SOHO中国的捐款从最初的200万元（约29.2万美元）跳到2000万美元（近300万美元），万科的捐款从200万元增至1亿元（近1500万美元），但都是在受到网民指责其吝啬之后才增加捐赠的。

尽管慈善是社会健康的重要元素，而且自愿转移财富的趋势加快应该受到欢迎，但其中似乎至少存在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有些挑战只有政府才能应对，这意味着在把政府主要职责转包给政治上不可靠的商界人士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小心从事。第二，私人管理如此庞大的资金流确实存在贿赂和腐败的风险，尤其是捐款流向缺乏透明度。第三，我们应该当心促使“企业精神分裂”：企业捐出一小部分从其他领域取得的利润，有时候根本就是不义之财。

比尔·盖茨和微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我们应该作点声明，微软在过去曾经是我们SustainAbility的赞助商。随着微软在软件领域成为全球的支配力量，盖茨和他的商业伙伴保罗·艾伦创造了庞大的财富。然而，微软团队建立支配地位的方式导致了竞争者和政府等方面的不断抗议和反制措施。关于建立和保护市场份额，目睹过微软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做事的人，毫不怀疑这家公司硬派作风。实际上，微软的战略有时似乎是不惜牺牲声誉地将竞争者碾碎铺路，然后通过设立像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慈善组织“买回”一些损失的声誉。

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在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日益强烈的观念，从约翰·D·洛克菲勒到现代富豪，他们这种显然是精神分裂的做法不是资本主义和创造财富与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得以兼顾的唯一答案。越来越多的商界领袖开始认识到，在建立企业基金会以体现他们的良心和价值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将21世纪的价值观整合到其核心业务的商业模式和战略中去。

这种做法无疑是属于21世纪的，它在新兴市场的企业中是如何被应用的呢?我们在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市场先行者：来自创新前沿的经验》中进行了探究。这份报告是与国际金融公司合作而成的，其中介绍了四家探索新的可持续商业战略的企业。这四家企业分别是：斯里兰卡的MAS控股公司，这是一家对价格敏感的纺织行业供应商，与大型的国际零售商合作，并为女性雇员提供高规格待遇；中国的鸡蛋生产商德清源，这家企业在北京树立了提供健康和高品质鸡蛋的品牌；印度化工企业Jubilant Organosys，吸引了那些对环境、健康和安全要求严格的投资者；以及巴西的水管制造商Amanco，这家企业在成功地开创了一个有利可图的业务，并兼顾了低收入农民的利益。这些企业通过成功建立有利可图的业务来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一旦造成损害便“捐出一些东西”。

约翰·艾尔金顿，SustainAbility（www.sustainability.com）创办者兼非执行主席，同时也是Volans Ventures（www.volans.com）的创始合伙人。 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新兴经济体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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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与需求

Thu, 11 Sep 2008 10:28:00 +0000

全球化的幕后英雄乃是那些促进供应商开展有效且可持续行动的人，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写道。而今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供应链经理们属于全球化的幕后英雄，他们的挑战就是促进零部件及服务供应商尽可能有力、有效和节约地工作，以满足顾客的需求。SustainAbility、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全球协议联合公布的一项新的研究《释放价值》称，如今这一艰巨任务的难度正在加大，原因是对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的要求不断提升。

可追溯性是指追踪产品及其成分或零部件最初来源的能力，正受到诸多因素的推动——从确保加强安全的需要到对整个供应链碳足迹的关注。就商业责任而言，我们现在看到期望值增加了。比如气候变化：一个反应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关于本地采购和生产的商品相对于进口货之间的优劣讨论越来越激烈。连锁超市开始把产品标记为本地采购，部分是因为农贸市场的成功，成为本地采购的一个主要优势。

很多供应链经理会说，他们的管理系统已经加入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和环境考量。但是，可持续性和全面质量一样，是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在探讨食品饮料行业和信息与通讯技术行业之前，这项新的研究对若干主要的趋势进行了探究。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五个主要趋势：

第一，在走向更加复杂的战略方面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调研公司AMR Research公布了一份名为《供应链25强》的年度报告，按照《金融时报》的说法，这些公司具有“先进的供应链管理，从基础的物流、材料储运和采购，到现代需求驱动的价值网络，这是全球化的、基于互联网的21世纪商业环境所需要的”。在最近的榜单上，诺基亚位居榜首，其后依次是宝洁、可口可乐、耐克、IBM、思科、沃尔玛和丰田。

排名榜上的每一家公司都成功地“整合流程，在经营中建立需求驱动的价值网络：结合信息、可见度、交叉指标和市场规则，协调参与者在供应链中的角色。”这听起来很复杂，而且确实如此。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在前一个年度报告公布以来的一年里，25强公司的股票表现比一般股指高出近100%。

现在供应链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能不亚于公司之间的竞争。如今，成功的供应链经理必须在整个链条上始终关注成本与效益，突破短期的财务考虑，以确保在质量、数量、可靠性和成本方面有可靠的供应。他们通过权衡取舍、建立激励措施、分享信息和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实现更低的“整体拥有成本”，从而达成目标。

第二，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向越来越多的整合管理。200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一群回复者中，近60%具有企业可持续性战略，仅有半数在供应链中的可持续性方面具有成文的指导方针或政策，制定了正式供应链可持续性战略的企业则更少。尽管这说明企业对供应链中可持续性的重视还不普遍，在不同行业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世界大型企业已发展了一套战略、工具、技术和制度，帮助他们把可持续性的各个方面更好地整合到供应链管理中。而且，由于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等公司的参与，可持续性议程正强制进入全球人数越来越多的供应链经理的议程中。

第三，现代供应链管理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知识转移和能力建设，如今大公司正在与供应商协作，制定和执行有效的可持续性标准。很多不同行业的公司与其供应商一起进行能力建设。例如，在信息与通讯技术行业，《电子行业行为规范》就是戴尔、惠普和IBM等跨国公司和旭电、新美亚、伟创力、天弘和捷普等电子产品制造商制定的，其目的是为了改善条件，并在电子产品供应链中培育社会和环境责任文化。

第四，有证据表明，这些新的需求渐渐地不仅仅被看作是供应商的额外负担，还被看成是灵感与创新的潜在源泉。不过，这种积极成果无法得到保证。一项调查发现，超过90%的亚洲公司看不出有供应链劳工标准。而且，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劳工权益会议上，一位来自美国服装公司的代表指出：“我的一位孟加拉国纺织品供应商告诉我说，他的可持续性战略就是停止供应西方市场。相反地，他计划销售给印度和中国公司——那里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标准没那么严格。”

第五，从关注充满争议的资源问题点到合作解决方案的转变。例如，硅对于信息与通讯技术产品和太阳能板而言都是一项重要的投入，两者需求的增加正导致两个行业的竞争加剧。

曾担心被所有这类活动包围的非政府组织如今正在参与进来。以世界自然基金会的“One Planet Business”计划为例，它把商界领袖、政策制定者、投资者、消费者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召集到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平台上来，了解和协助促进使市场经济可持续的体制变革。其中的关键是，根据生态足迹、二氧化碳排放和物流的分析，建立一个评估资源消费的框架，其目的是确定在哪里干预可以在整个供应链中产生最大的积极影响。经济衰退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需求，但长期轨迹似乎是清楚的。

约翰·艾尔金顿：SustainAbility 及Volans 的联合创始人。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新兴经济体项目”经理。

行动起来，突破多哈僵局

Mon, 13 Oct 2008 13:21:00 +0000

民族主义的趋势使世界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能力大打折扣。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指出，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同时促进合作。

多哈回合谈判的再次崩溃把贸易又推回到聚光灯下，这场长达七年漫无尽头的谈判的光芒虽然已经十分微弱、愈来愈暗，但毕竟还依稀可见。最近一次谈判7月份在日内瓦进行，仅仅九天之后就中止了，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和发达国家（美国）在农业贸易上陷入僵局。现在大家对这种停滞的方式已经司空见惯。

“多哈发展回合”谈判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发起。作为“9·11”事件后多边友好情绪激增的成果，《多哈宣言》宣布要把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置于贸易日程的中心上来，并且要消除限制贫困国家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但是，这种友好并没有维持多久。尽管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也激起了一个短暂的全球合作浪潮，但这些友好的姿态很快就被更大的负面波涛所吞没，包括：不断上升的保护主义；对恐怖主义、对食品、燃料及其它资源竞争和对气候变化的恐惧；以及围绕谁该为解决这些挑战承担责任而展开的争吵。此外，美国尽管自从1945年以来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现在它与多边主义愈行愈远，肆无忌惮地放手追求一己私利。

这种现象并非仅限于美国，在许多国家，国内情绪都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即美国记者和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笔下的“边缘的崛起”）经济力量和影响的扩大，让欧美国家都惊恐疑虑，担心对其就业产生影响。同时，在这些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对自身能力信心的增强也发挥了政治性的影响，另外还有民族自豪感的增加，对以美国及其盟国为代表的外国政策的不满也在产生。

在新书《后美国世界》中，扎卡利亚引用一位年轻中国外交官的话说：“你对我说我们是为了得到苏丹的石油而支持它的独裁政权，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那你们支持沙特阿拉伯的旧式君主政权又为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你们这种行为的虚伪，只不过没有说出来罢了。”

在历史上，二十世纪前半叶也是一个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当时，由于既缺乏国际机制，又没有领导国家（英国不能，美国不愿），结果导致了半个世纪的混乱和危机。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克服了历史性的孤立主义，在一系列新创立的全球制度中占据关键的领导地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制度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世贸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美国还投入巨资，在欧洲和亚洲进行战后重建和发展。发达世界（包括欧美）在这个“美国帝国统治下的和平”中获得巨大的利益，而同时这也为新兴市场的繁荣创造了前提条件。

但是，由于国内人民支持的下降以及当今政治领导层日益倾向孤立主义，美国现在似乎已经对引领世界贸易失去了兴趣，或者说失去了这个能力。许多人都指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任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彼得·曼德尔森），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农业补贴法案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美国的倒退有多么严重。

与此同时，由于其遗产受到双重质疑，多边机制已经被严重削弱。一方面，美国寻求自由决定权，以保护它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新兴市场认为多边机制的管制是过时的，而且严重偏颇，损害了发展中国家。

至于欧洲，尽管存在广泛的多边主义，但它内部太分散了，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担当起领导责任。7月日内瓦谈判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主要行为体愿意第一个作出明显的让步来维护全球的福祉。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是美国的政府更迭？特别是奥巴马，因为他许诺说要坚持多边主义，将重塑美国全球贸易热情支持者的形象。抑或是欧洲？这个选择更有风险，但它毕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而且会做好充分准备，以便承担起领导责任，树立一个多国之间成功整合和合作的榜样。再或者，全球化的领导权将交到“剩余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手中。

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关重要的是要找到一种办法，能够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同时促进合作。为了做到这一点，咨询公司兼智囊机构SustainAbility将在10月份参加“埃维昂组织”的多边利益关系者对话。这次对话旨在寻找方法，在贸易和气候变化这两个全球利益的关键领域促进合作、缓解对抗。

埃维昂组织成立于1995年，宗旨是在一个规则导向的国际框架内培育起开放、兼容的全球市场。借用一个有点刺耳的说法，它就是一个“意愿联盟”，就是把跨国企业、各国政府以及意见领袖们聚集在一起，提出倡议来影响公共政策进程。

如果我们希望让这个世界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保持和平、稳定，并且对全球的共同财富进行公平的分配（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体系，来促进贸易、寻求解决，并为我们的资源进行有远见的管理。我们不能把这些挑战单单丢给那些在日内瓦、布鲁塞尔、北京或者华盛顿关门密谈的高级政客们去解决。我们必须把问题放到一个更广大的范围里，参与者都能从一个新的“世界和平”里获益，包括产业界、各级政府和市民社会，换句话说，最终要靠我们大多数人。

约翰·艾尔金顿，SustainAbility公司 (www.sustainability.com)联合创办人及Volans (www.volans.com)的创始成员。
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公司新兴经济体项目经理(www.sustainability.com/emerging-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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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可信之路

Tue, 13 Jan 2009 07:30:00 +0000

公司环境业绩的信息披露可以成为提高中国公司声誉的一条重要途径。约翰•艾尔金顿和乔迪•索普解释了其中的理由。

中国也许到了编制“可持续发展”和“非财务”报告的时候了，即向社会披露公司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管理与业绩。最近发生的与产品质量有关的丑闻，例如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是采纳这一做法的重要原因。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少数公司的错误会使很多公司的市场前景受到影响。

尽管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全球实行约20年了，但是对中国而言还是新生事物，中国第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壳牌中国于1999年发布的。不过，此类报告的数量增长迅速，2006年有18家中国公司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报告。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迎头赶上？15年来，SustainAbility“全球报告”项目一年两次公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调查结果，对全球各大公司披露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与业绩方面的信息进行评估。从全球来看，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数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2007年公布了近3,000份报告。而且，这些报告越来越多地来自新兴市场。1998年亚洲、非洲和拉美只公布了少数几份报告，但到了2007年，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家公布的报告数量占到全球总数近10%。在巴西，可持续发展报告呈指数级增长， 2007年公布了约80份报告，是五年前的三倍。中国的报告数量看来也开始激增，增速甚至比巴西更快。

SustainAbility已将其“全球报告者评比”项目的工作重心从广泛的国际调查转到探索具体的问题、行业和国家，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出现上述变化的结果。我们依据新的思路首次为巴西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撰写报告，对巴西10家大型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质量进行了评估，报告的标题是《通往可信之路》。

显然，《通往可信之路》的结论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原因是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背后的驱动力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背景。例如，巴西公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是由不同的问题推动的，包括股市的透明度要求导致越来越多的公司曝光，以及可持续发展指数的出现，如圣保罗证券交易所的可持续发展指数（ISE）。另外两个因素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和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在中国，尽管GRI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但政府是鼓励中国公司肩负企业社会责任（CSR）的主要推手。实际上，中国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公司依然多数是国营企业。

尽管如此，《通往可信之路》为引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有关最佳实践和潜在缺陷方面的借鉴。尽管巴西可持续发展报告在评估中平均得分低，为47%，但这和我们2006年国际调查计算的全球平均得分57%相距并不太远。然而，在我们的巴西调查中，顶级公司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Natura（一个大型的化妆品公司）的得分是54%，而2006年英国电讯公司获得的全球最高得分是80%。巴西顶级公司仍然落后全球顶级公司三四年。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全球顶级公司更善于把报告内容集中在“实质性”问题上，即那些与公司影响不相称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上，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巴西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倾向于报告过多的信息而未考虑问题的轻重缓急。例如，我们分析了十份报告，平均长达161页，简直是浪费纸张。

此外，尽管巴西报告者善于清楚地说明他们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和能力，但是当描述执行这一远景的制度或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披露业绩时就差远了。这表明，对于巴西的企业而言，可持续发展报告依然是商业外的企业社会责任考虑，而非本身就是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巴西公司的首要挑战（这一点已在我们的报告标题中体现），是如何让读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报告诚实可信，表明真正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在巴西这种“可信度鸿沟”很大，而且与以下因素有关：普遍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缺乏硬性的指标和商业目标；在报告中缺乏可信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领导层缺乏真正的责任感。

根据这些发现推断，我们对期望开始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或改善其现有编制方法的中国公司提出三个建议：首先，“更少就是更多”。尽管可以理解报告者希望确保读者获得感兴趣的所有信息，但一份承载过多信息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实际上有碍于读者的理解。相反地，报告应该确定最重要的问题（通常不超过四五个），并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其次，尽管提供企业赠予和慈善方面的信息是有用的，但展示如何把可持续发展切实整合到中长期商业活动中，最终会更加有说服力和吸引力。而且，这将使你的公司在这方面独占鳌头。

最后，不要害怕报告挑战、失败和困境。利益相关方知道这些都会存在，因而对来自执行公司可持续发展远景的挑战作出诚实的说明，才能具有基本的可信度。如果报告未能提到这些明显困难，利益相关方会想知道还隐瞒了别的什么。其他提高信任度的因素包括：领导层具有真正的责任感（一封高层管理者发出的具有激励性的信函通常可以体现这一点）；把相关利益方的意见纳入其中；使用定量指标和目标。

对诸如巴西和中国的公司而言，这些建议具有挑战性，使得通往信任度的道路漫长而坎坷。然而，对于在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渴望成为领导者的公司而言，建立来自社会的信任和支持乃是必由之路。

约翰·艾尔金顿是SustainAbility（www.sustainability.com）及Volans（www.volans.com）的联合创始人。

乔迪·索普，SustainAbility“新兴经济体项目”经理。

《通往可信之路》可在www.sustainability.com/roadtocredibility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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