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詹妮弗•摩根

八国集团：如何创建一个低碳未来

詹妮弗摩根 — Wed, 13 Jun 2007 16:05:00 +0000

今年八国集团峰会的议程被针对气候变化的谈判所主宰，但是这次会议能够有助于产生出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国际协议吗？詹妮弗•摩根进行了报道。

在今年八国集团峰会之前，没有什么问题比气候变化更主宰着政治议程和新闻报纸。有世界科学和经济界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做后盾，以及史无前例的公众支持，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2007年由德国担任八国集团峰会主席国和欧盟轮值主席期间，均把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作为核心议题。

这种关注非常及时：我们现在知道，应对不断增加的能源供应危机和气候变化挑战，均需要协力将能源基础设施向安全、清洁和多元化的能源服务供应转变。这要求用新的方式整合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以便保证为私营部门提供持续和明确的投资信号，并且为提供明确的公共利益引导公共投资政策。

八国集团针对能源和气候安全争论的回应是意义深远的。对于一个能源竞赛日益加剧的世界来说，为保持气候稳定而进行合作和投资调整将会越来越不可能了。各国政府应该共同致力于减少总需求，实现其能源供给的多样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相应增长，满足贫困人口的能源需求，而不是专注于寻找新的能源供给。

然而，对于能源安全、高价油气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国内自然资源限制和气候不稳定性，存在一种人为的割裂。这模糊了这些问题强烈的相互依赖性，减少了制订协调一致的政策的机会。

对于八国集团来说，明智的做法是，鉴于其成员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抓住这次机会投入讨论，向商界和决策层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投资需要从以往传统的化石燃料向未来的高效、低碳能源体系转化。

此次德国八国集团峰会确实试图这么做，峰会提供了一张表明前进方向的“路线图”，提出国家层面和住房、交通、能源等亟待变革的关键部门的能效目标，同时确保可持续的生物燃料进入交通体系。这样一个明智的能源策略巩固了德国为主席国的八国集团峰会的一揽子气候政策，它提出启动2007年12月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下一轮国际谈判，以及设定指导这些谈判的长期目标。这一目标贯彻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成果，并应提供未来能源投资的标准。

气候科学确定，将气候变化限制在2摄氏度内应该成为政策制订者的标杆，以便减少无可挽回的毁灭性破坏的风险，尤其是在那些最贫困的国家。这门科学还提供了日益强有力的指导，以便用统一方式评估不同的风险。风险级别当然要依照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复原力而有所变化，但面临减轻贫困状况的巨大挑战的国家和地区，却更大程度地承担着升温2度后果所造成的危险。由于这些国家在八国集团峰会上没有代表，八国发出如下明确的信号就显得尤为关键：所有最终决定都将由联合国作出，因为那里每个国家对自己的未来都有发言权。

采纳目标和时间表对于将投资转向低碳未来与气温升幅控制在2度以内是一致的。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30年，将在能源基础设施业投资20万亿美元。这将为资金转投新的可持续、有效率的能源系统提供天赐良机。然而，为了保证这种转变，需要从政府最高层发出长期、响亮和合法的信号。欧盟在召开春季理事会会议时采纳了这个办法。该会议是德国在兼有两个主席国身份期间主持的第一次会议。

最终，他们同意，不管其它国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欧洲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至少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20%。他们还同意，如果其它国家准备切实行动起来，那么欧盟就准备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30%，对于那些工业化国家来说，则进行强制性深度减排。为了保证目标能够实现，国家元首们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到2020年增效20%；使能源供应多元化，到2020年由可再生资源所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0%；到2020年，在所有的欧洲新电站里安装碳捕获和存储技术。为了增加可能性，一致达成了12个碳捕获和存储示范项目。

在欧盟层面上就能源和气候一揽子计划达成一致，为默克尔总理和欧洲国家元首们展示领导能力，并将这种方式带入八国集团峰会提供了舞台。八国集团峰会议程的制订正是为了应对能源和气候安全的双重挑战。通过将能源效率设定为优先讨论议题，八国集团峰会还准备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几个所谓的“加5”国家就它们的优先考虑问题进行对话。德国比以前的任何主席国更多与加5国家进行正式接触，强调由于气候变化相互依存和国际化的特性，每人国家都休戚与共。

这个议程与北美国家存在较大差别。布什政府和加拿大的斯蒂芬·哈珀都拒绝了由德国提出的为避免升温2度而进一步减排的建议。在峰会之前，似乎双方都质疑是否应以联合国为主要论坛来达成协议。这一立场的核心是对将目标和时间表捆绑在一起的作法的根本性反对。布什政府强调的是自愿措施和长远科技，而哈珀政府最近发表的声明说，他们不准备继续努力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这两个国家都在致力于将辩论拉回到过去。说得准确一点，就是在里约环发大会之前的1991年，当时类似的政府提出了“承诺与评议”机制。包括中国这样新兴经济体在内的许多国家政府都认识到了里约协议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性失败。像巴西、南非这样的国家认识到，如果继续照常发展，就无法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亟需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

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共同面对的困境以及需要一个共同、雄心勃勃的响应是8+5国家的一个完美任务，但这又是一个他们只能部分响应的任务。峰会的结论明确认为，未来2012年后的气候情势将在联合国的范围内进行磋商，并最终于2009年结束，这是向前迈出的很坚实的一步，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意料。八国集国国家现在必须同心协力，以保障12月巴厘岛峰会达成这一成果。然而，这些结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最终，针对减排或增效没有设定什么目标。尽管大家认识到，应该认真考虑到2050年推动全球至少减排一半，但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压力肯定还会继续加大。

詹妮弗·摩根是E3G（第三代环保主义）气候变化项目的主任

中欧合作以面对挑战

詹妮弗摩根 — Mon, 15 Oct 2007 06:40:00 +0000

中国和欧洲都在关注着能源安全和未来的气候变化。日益增强的合作使得前景一片光明，詹妮弗•摩根报道。

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比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更强大的发展动力。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将近20年中保持8%到10%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仅仅13年中，完成从主要石油输出国到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的转变，并预期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经济的空前扩张给气候带来了重大危机。人们开始害怕中国，不仅因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还因为随之而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欧洲和中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而又彼此联系的挑战。二者都对能源安全感到忧虑，特别是对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日益依赖；二者都对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影响感到忧虑；二者都希望在不损害能源安全的同时，实现气候的稳定。欧洲已经吸取了教训：与使用“硬”力量争夺稀有资源相比，走“软”力量的道路——合作——是一条更好的路线。如今，中国正在尝试这两条道路，而无论中国决定采取哪一条路线都将对世界产生强烈影响。硬的方法很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而软一些的路线则能够为国内可再生能源带来巨大的改善和发展。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及其飞速发展的经济需要共同努力，以确保中国走软力量的道路。

事实是，欧洲不能独自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威胁做出回应。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世界里，因此欧洲必须与中国建立一份约定，保证中国拥有一份平等的利益。

中国的选择至关重要。一个稳定的、发展的中国将会给欧洲的投资和贸易带来更高的回报，这对保证欧洲老龄化人口的养老金安全非常关键。全球在稳定及最终减少排放方面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其基础设施需求的决策。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的14%，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17%。中国正在迅速调用资金，从而为新的、清洁的能源技术推向成熟提供了一条最快捷的路线。通过共同努力，欧洲和中国能够大大降低低碳技术的成本，使全世界其他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都能负担得起。

对于在能源和气候安全上进行合作来说，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利益相关是二者拥有的最佳机遇。二者都在努力实现一个基于合作和法规的系统，而不受单独一方力量的控制。在战略上，欧盟有兴趣与中国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以反映其共同利益：对进口原油和天然气的日益依赖的关注；推进能效技术、可再生技术和新技术的目标；以及建立煤技术标准的共同兴趣。为了与中国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欧洲需要使中国能够参与到共同面对的困境的两个方面中来，并抛弃基于对中国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的过分担心而产生的广泛忧虑。

我们并不缺少资金、技术或政策，在今后二十年里，现有的能源系统中还有很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我们缺少的是政治意愿。投资和政治资本需要联系在一起，而在能效领域的联系应该首当其冲。欧洲和中国都有其国家能效目标；二者都希望减少能源需求，并享有减少空气污染和碳排放所带来的好处。然而，二者都在艰难地执行着。共同努力提高能效并想出有效的办法，这将为二者都带来巨大的利益，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例如，统一欧盟和中国的能效产品标准——并降低相关关税——是一个切实的开端，双方都将对此感兴趣。廉价高效的中国设备为欧洲带来了能源和气候安全利益，实际上这压倒了任何可能存在的以降低关税为中心的 “竞争力”问题。

同样，相比于对清洁技术知识产权（IPR）的过分保护，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保证能源与气候安全有更大的兴趣。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担心阻碍了欧盟与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合作，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煤和节能。然而在中国和印度，很多欧洲公司已经成功地把知识产权当作其商业和政府关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如果最终目标明确，就能够实现风险和回报的战略平衡。根据每项技术及其发展阶段，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真真假假必须公开说明并具体分析。

如果中国和欧盟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加速双边技术合作，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将为气候制度的技术因素提供一个依据。例如，欧洲和中国共同努力，为燃煤电力创造一个新的、碳中性的全球标准，就能赢得一切。我们知道，实现这些的技术触手可及；关键的是欧洲和中国要共同努力来推动其实施——而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2005年中国和欧洲达成了协议，合作进行碳捕获和储存的开发与现实论证，这是一项使煤气候友善的关键技术。尽管工厂本身能否建成还不确定，但是之前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来实施该项目的第一阶段。欧洲已经声明，它计划建立10到12个小规模试验项目。根据一份关于如何分摊建筑和工厂运营成本的协议，其中至少3个项目将在中国实施。

相互依存及合作潜力超出了能源本身。对于欧洲和中国来说，气候安全在很多方面已经危如累卵。中国政府和欧洲委员会最近的一项评估指出，除非排放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二者都将在农业、水、极端事件和生态服务方面受到影响，破坏稳定。当欧洲修正其共同农业政策和欧盟总体预算的时候，它应该首先考虑中国对粮食稳定供应的需求。当中国建造新的大型建筑的时候，应该确保这些建筑能够适应更加剧烈的极端天气事件，并实现碳的低排放或零排放。

处理能源和气候安全问题需要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它能够以一种全面的、理性的方式进行管理。关键因素是发展跨部决策机构，对风险和机遇进行评估。然而，确保在局部和区域执行对中国和欧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各种治理结构都需要强化，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新的发展，以管理智能基础设施、高效运输系统、低能量需求建筑、清洁煤、可再生能源、节能、需求侧管理、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通过共同努力，欧洲和中国能够提高企业和投资者对于这些地区长期市场机遇的信心。例如，通过利用中国观察家和顾问来帮助其实现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德国可以作为一个典范。

真正的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人们应该接受并利用这一点。中国为人所知是因其实用主义与雄心，而欧洲则因其改革创新和生活质量。聚焦于能源和气候安全的共同目标，这种联盟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赋予全人类一个更安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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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妮弗·摩根是E3G（第三代环保主义）气候变化项目的主任

欧盟对气候问题的承诺：优势与劣势

詹妮弗摩根 — Wed, 20 Feb 2008 09:07:00 +0000

欧洲在抗击全球变暖的战斗中一直被誉为领袖，不过其政策真的足以防止灾难发生吗？詹妮弗•摩根对欧盟最新的气候政策建议进行了评价。

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上个月说：“回应气候变化的挑战，是我们这一代人政治上最大的考验。”他说这番话时，正值欧洲委员会发布了一组雄心勃勃的建议的详细内容。这些建议最先于去年达成一致，当时欧盟各国首脑提出了一揽子有关气候变化和能源的新政策。

2007年3月，欧盟决定单方面执行此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202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总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并且，若其他主要经济体也能承担此挑战性责任，则要进一步减排，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 3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盟各国达成了一个约束性指标，到2020年，欧盟能源供应的20% 将是可再生能源，并且在2020年前将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20%。根据规划，到2015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行10至12座碳捕获和存储的示范工厂。上个月，还公布了未来欧盟排放贸易计划（ETS）的详细内容，该方案将在2012年完成现阶段目标。ETS 这种政策方法，对欧洲经济的关键部门（如电力行业）规定了强制性的上限要求，并且如果公司将排放量控制在规定的目标以下，则允许其将许可量出售给其他需要额外许可量的公司。

那么，这个一揽子计划的挑战性表现在何处？逐条阅读，你就会发现其优劣参半。改后的 ETS 就是该计划的优势之一。如果欧洲委员会的这项建议被采纳，排放贸易方案将会获得很大改进：其覆盖的行业类型会得到扩大，例如将包括制铝业和制氨业。另一项进步是，在第一阶段是直接将污染许可量分配到各公司——此种方法被称为“免费发放”。但是，新建议摈弃了分配许可量的做法，而是要求公司进行购买，这种机制被称为“拍卖”。这种方法将确保排污者实际支付由于排放二氧化碳而产生的环境破坏的成本。同时，这种办法也会产生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将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分配以用于气候保护。这些收入也可以进行分配，用于 2012 年后国际协议的项目，例如设备改造、防止森林滥伐或进行技术转让。在这些方面，当其他国家进行各自的排放贸易辩论时，欧洲市场可以成为他们的样板。

这个一揽子计划草案中的“可再生能源的指导方针”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提出国家约束性目标的建议，欧州委员会可将再生能源置于低碳经济的中心地位，侧重于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并降低国际社会的成本。

碳捕获

然而，欧洲委员会计划的主要缺点是对碳捕获和存储 (CCS) 的建议。将发电厂和其他生产装置中排出的二氧化碳捕获并存储在地质层中，常常被引用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之一。但是挑战是，此技术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论证。

在 2007 年，欧州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来解决全球煤炭使用问题。为此，欧盟不仅要建设12座使用CCS的大型示范工厂，而且还计划到2020年对所有新建的工厂强制使用CCS系统，并给2010年后建成的工厂加装CCS系统。同时，该计划也力求创造新技术，用以解决在中国、印度和美国快速增长的燃煤排放问题。

可是，2008年的建议却代表了一种退却：欧洲委员会从其欲使欧盟成为发电行业实现脱碳的最先进经济体的抱负退却。尽管欧盟已在媒体和政界对可再生能源计划做了很多宣传，但是即便有了 20%的可再生能源，欧洲超过 75%新增发电量仍将来自化石燃料。煤气价格高、担心能源依赖俄罗斯，迫使人们选择煤作为新燃料。未来5年内，计划新建40座大型煤电厂。这将阻碍实现欧盟 2050 年的减排目标，即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60%。

新的一揽子气候计划在这方面是一个退步。它未能为示范工厂提供欧盟担保资金，并且如果私营部分资金到位很慢，该计划或许仅将CCS的强制使用作为可能的最后手段。这将牵涉到其他国家，因为有些展示项目要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进行。关键是要为这些展示项目开发一个更利于集中筹资的机制，才能在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不超过工业化前2摄氏度的相关期限内建成这些项目。为避免温度升高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全球排放量必须在未来10至15年内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世界各地目前正在建设新的煤电厂的情况下。考虑到如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尽快发展并配置零排放燃煤电厂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谈判及其后的事态发展

该一揽子计划中的一些关键元素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结果是有联系的，这些谈判于最近在巴厘岛联合国主持的会谈中启动，并将于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中结束。称为“巴厘岛行动计划”或“巴厘岛路线图”的这些谈判，将在《京都议定书》现阶段到期后，涵盖2012年之后协议的核心内容，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关于减缓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概括为，到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5%到40%。尽管欧盟在巴厘岛会议上强烈支持这个削减范围，其自己的计划中却打算仅削减20%。欧盟委员会并未将减排计划确定为如前所述的 30%，而是建立了一个渐进机制，按国际上将共同达成的指标来修改其减排指标。这是该一揽子计划的缺点之一。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该计划得以成功通过，并且能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订立 30% 减排实施法，则该一揽子计划原本是更为可取的。

如何对待ETS方案中的国际竞争性产业同样也与国际环境有联系。谈判结束后，在2011年的评估中将对这些产业的处理方式进行回顾，在评估中将考虑任何可能缔结的约束性行业协议。这与“巴厘岛行动计划”中的某部分有直接关系，该部分涉及的即是国际竞争性行业，以及进行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可报告、可测量、可核查”的新行动谈判。现在，很多非正式的建议都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承担行业减排的义务。此问题现在与ETS的进展有了正式的联系。

欧盟委员会的ETS建议允许继续使用某些“清洁发展机制 (CDM)”的信用额度，但是规定在全球谈判结束前限制使用。该建议还排除了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森林信贷额度，提出其选择使用拍卖收入来支付减少滥伐森林的资金，而不是将减少滥伐森林与排放贸易直接挂钩。这些建议很明智，表明欧盟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在于使欧洲完成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以及 2012 年之后的谈判。《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中有关排放贸易和CDM的条款如何发展，是谈判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期待各国献计献策，提出为森林采伐、适应和减缓筹集资金的创新性方式，而在筹资过程中，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拍卖收入都将发挥主要的作用。ETS提供了极好的平台，用于检验这些理念在国际间的筹资领域是否适用。

欧盟拥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向世界展示如何转变为低碳经济，同时又能创造新的职位，并且使基础设施和各个行业实现现代化。这些经验中的许多经验对于如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是很重要的，他们愿意行动起来，但可资借鉴的模式却不多。欧盟的成功对于奋力推进美国重新回到游戏中来也会起到关键的作用。随着下届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揭晓，让我们希望他（她）能够关注欧洲并找到具体例证——找到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将解决气候问题与能源安全相结合的例证。

詹尼弗·摩根是E3G（第三代环境保护主义）的气候与能源安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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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克拉，迷雾渐渐消散

詹妮弗摩根 — Thu, 04 Sep 2008 05:55:00 +0000

最近在加纳举行的气候变化谈判为今后的国际协商阐明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提议——以及潜在的难处。詹妮弗·摩根预见前方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各国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制定一个更强有力和更全面的协议，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复杂谈判。去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国同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之下启动新一轮的谈判。基于《气候公约》和第一批目标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平行谈判力求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结束。

这个后京都协议的基本原则将建立在《巴厘行动计划》之上——该计划为低碳经济的共同愿景设定了基本原则，加大各国在减缓（减排）、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合作和筹措资金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缔约方自2005年12月以来也一直就强化该议定书缔约方工业化国家限额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商谈。由于没有批准该议定书，美国只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些谈判，而这些谈判也预定于2009年12月结束。自巴厘召开气候大会以来，各国迄今举行了三次会议，最近一次于2008年8月27日在加纳阿克拉闭幕。

为期一周的阿克拉会议包括两个研讨会，就如何减少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献计献策。会议还深入研究了来自金融领域与会者的一些有前景的提议。环保组织表达了一些担忧，有些涉及谈判的缓慢进展以及最后行动期限的紧迫性，但很多人注意到，加纳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

不同国家的立场开始有了更深的了解，在重要的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有待协商的新的选择。《气候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制定了详细的步骤，确保下次在2008年12月波兰波兹南会议结束之前起草一份谈判文本材料。这些都是达成实际协议所需采取的逐步措施，但是科学家警示我们社会经济中所需的转型性变革在其中并无体现。

谈判中，最具推动作用的提议很多是在融资领域。行动计划称，需要解决“促进为支持减缓、适应和技术合作行动提供资金来源和投资的有关行动”的问题。在一个协议的制定中，获得足够的、可预估的和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气候公约》估计，203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需要280-670亿美元的额外投资和资金流量；这一数字大大超出了《气候公约》当前的融资机制，需要新的创收手段，用于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减少砍伐森林所致的排放。挪威提议称，可以通过拍卖各个发达国家的部分排放配额并将拍卖所得放入一个基金来实现。例如，拍卖2%的这类资产将创造150-250亿美元的年收入。所需的资金数额可以决定配额拍卖的百分比或者数量。

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利用气候变化体制产生的收入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当然，这要求作出一项决定，把这种新的资金来源用于气候目的，而不是满足经济中的其他需求（例如医疗），但它避免了关于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棘手讨论。今年秋季，欧盟将就其排放贸易机制第三阶段作出决定，讨论增加用于气候变化目的的拍卖及其收入。鉴于在国际谈判中欧盟还需制定融资计划，财政部长们了解国内争议和国际期望以及需求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行业机制是一个疑惑甚多的关键问题，也在加纳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很多国家对一些国家的意图没把握，例如对提出行业机制的日本。但是，研讨会有助于阐明国家立场，并表明哪里可能会出现困难。例如，现在已清楚，工业化国家必须实行国家限额标准，而且不可以行业减排承诺取而代之。下一届美国政府看来似乎会支持国家限额机制，尽管达成目标的努力程度尚在讨论之中。

在发展中国家，不太可能实施国家限额标准，在确定需大力减排的行业方面，例如电力行业，行业机制会十分有用。阿克拉会议显示出对行业机制越来越大的兴趣，该机制将把发展中国家的行业减排行动与碳市场联系起来。然而，若要继续向前推进，有必要在测量、监控和核实这些排放的能力上予以迅速且大力的投资。行业机制还可能进入技术转让问题的讨论。

很多观察人士着重关注围绕着《巴厘行动计划》的谈判，但也应注意《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讨论，这可能预示今后所有的谈判。在阿克拉，各国就一套文本材料达成了一致，这些文本材料列出了该议定书中所有谈判问题的选择项。由于《京都议定书》之下的谈判在于强化目标并对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进行评判，所有的灵活机制（例如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机制）以及土地利用变更和林地管理规章都在讨论之中。实际上，在碳市场、行业机制、评判发展中国家行动和砍伐森林上，已出现具体的提议草案。这些文本材料清楚地阐释了仅仅一年之后各国将在哥本哈根必须作出的决定。然而，这些文本在完备程度以及在获得理解和赞同方面还相差甚远，说明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阿克拉会议只是通往哥本哈根路上的诸多会议之一，但却是有益的，因为这次会议开始为政治家确定在后京都协议中会有何选择。透过《巴厘行动计划》和《京都议定书》的迷雾，可供谈判者审查的提议正在浮出水面。存在的挑战是，确保全球各利益相关方和政府也能看到它们，并且能够参与到这些重大抉择中来。

詹尼弗·摩根是E3G（第三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全球气候变化项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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