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阚哲

谁侵扰了中华鲟？

哲阚 — Fri, 28 Sep 2007 15:48:00 +0000

发生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中华鲟伤亡事件每年都在增加。工业化发展是造成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锐减的原因吗？阚哲对此进行了报道。

研究部门监测表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如今已不足500尾。据估计，目前野生中华鲟的繁殖群体不足1000尾。

上海嘉定某水产养殖基地，一尾身长3.37米的巨型中华鲟正在空调房里“享受”着人间的夏日清凉。尽管身上还挂着累累伤痕，但与那些无辜葬身于鱼网、螺旋桨的同胞们相比，能够被及时救治，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7月17日，金山渔民的一张大网无意间将它从杭州湾水域连拉带拽地拖上了岸，挣扎中，中华鲟表皮被大面积擦伤和刮伤。好在上海市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及时接报，连夜将其运送至嘉定暂养基地，组织专家紧急救治。

这样的事故并不罕见。今年以来，作为这种与恐龙同时代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最主要的繁育和栖息地，下游长江口频频传来巨型中华鲟受伤或者死亡的消息。

就在一个月前，中华鲟“生生”刚刚在这里重拾生命。1月19日晚，当“生生”被特制担架抬入暂养基地的时候，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胸鳍基部严重充血，腹部伤口多达27处，尾柄、尾鳍、臀鳍大面积刮伤流血，部分地方出现腐烂，呼吸微弱，各项生命指标都趋于衰竭。渔民误捕制造了这一令人痛心的惨剧。幸运的是，此后的5个月，“生生”在专家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的悉心救护下日渐康复。

“回家”的日子定在6月17日。临行前，上海的中小学生为这条伤愈的中华鲟取名为“生生”，寓意中华鲟种群生生不息。然而，就在放流当天，宁波石浦地区又传来两尾体长超过3米的巨型中华鲟的死讯。人们忍不住担心，“生生”是否真的能够生生不息？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11月至今，长江流域先后发生13起巨型中华鲟伤亡事件，其中仅2尾获救存活。无独有偶，今年1月至今，共有8起大型珍稀水生动物“落难”长江口。在“落难者”名单上，除5尾巨型中华鲟外，还有2头江豚和1头小抹香鲸，它们同属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尤其令人揪心的是，5尾大型中华鲟身长均超过3.2米，体重超过200公斤，年龄估计都在20以上，处于生育的最佳时期。青壮年中华鲟的频频遇险，无疑对于整个种群延续影响巨大。

如此密集的伤亡事件，是天灾还是人祸？从中华鲟的死因中，我们不难看出答案。为了繁衍后代，成年中华鲟必须从大海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在1000多公里的路途中，除了要躲过星罗棋布的鱼网和高速运转的螺旋桨，还要忍受污染的毒害，这些都成了中华鲟面前的一道道“鬼门关”。对此，国家农业部曾明确要求在全长江流域禁渔，但要做到一禁到底，谈何容易！为贪图蝇头小利，大量插网甚至一直插到576平方公里的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水域，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极大威胁。

严格地说，人类每建一项工程都是对自然的“破坏”。据了解，整条长江共有106座大桥，多处大型水坝，以及不计其数的江湖通道上的水闸。这些设施将流动的长江阻隔成一段段静止的“水库”，硬生生地阻隔了水生生物的洄游路线，也改变了长江的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围湖造田等人类活动几乎占用了长江沿岸所有滩涂湿地，而这正是水生动物最重要的产卵场、育肥场和栖息地。如此一来，从上游而来的水生动物千里迢迢游到长江口，一路上很难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今年5月2日，一尾3.26米长的中华鲟被螺旋桨一截为二，尸解结果显示，它的胃里居然是空的。专家推测，失去了休息的驿站和补充能量的“饭馆”，中华鲟只能不停地朝前游，直到累死、饿死，或是因为精神不振、反应迟缓而被鱼网裹住或被船撞死。

尽管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大型水生珍稀动物的集中“落难”还是引发了专家们的种种猜测。为何死亡区域和地点相对集中？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沈新强推测，长江深水航道的建设可能把许多水生生物的洄游路线规定死了，“想象一下，原本有多个岔道可以自由选择，现在人为挖出了一条平坦大道，水生动物们也就别无选择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搁浅、不适，甚至死亡。”

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程家骅则认为，应该重视环境噪音对于水生动物的影响。“鲸类、豚类等水生动物都是靠声波来探路，并作出相应判断的。”程家骅说，水上在建工程发出的打桩声、机械轰鸣声很可能混淆水生动物的听觉，让它们“找不着北”。

正在建设中的长江隧桥工程也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一项由上海水产大学主持的“长江隧桥工程对中华鲟洄游的环境影响监测”初步表明，大桥桥墩让水流速度减慢，使得中华鲟的通过速度也随之放缓，这无疑增大了其被误伤、误捕的几率。

也许13起中华鲟的伤亡事件只是出于偶然，也许种种的原因还只是推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华鲟的遭遇不仅凸现了珍稀水生动物的保护问题，更是长江向人类发出的生态危机警报。

阚哲，“中外对话”驻上海特约记者。

昂贵的阳光

哲阚 — Wed, 14 Nov 2007 11:37:00 +0000

上海的赵春江教授开启了被称为中国首个太阳能的“家庭发电厂。” 但高代价是否会影响它的推广？阚哲对此进行了报道。

位于上海西区的莘庄某住宅小区，一幢16层楼房的屋顶格外引人注意。由22块硅晶板组成的光伏电池板阵占据了朝南的半个屋顶，沿着电池板的接出线路，人们的视线一直延伸至屋内的一只电表，上面清晰地显示着“2750kWh（度）”的字样。

去年冬天，房屋的主人、上海电力学院教授赵春江博士爬上屋顶，亲手设计并安装了这座自给自足的“家庭发电厂”。12月15日，“电厂”发出了第一度“太阳电”，“2750度”正是“电厂”运转至今的总功率。靠着这些完全由阳光转化而成的“绿电”，赵春江家的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电轻盈地运转着。

10个多月来，“家庭电厂”的运转一切正常，尽管其工作热情会随季节的变化而起伏不定——艳阳高照的8月以352度的总发电量成为“月度冠军”；而在阳光慵懒的1月，“家庭电厂”的产出只有8月的一半——约174.8度；4月22日这一天的太阳特别“卖力”，创下17.5度的日发电最高记录。

同样，一天之中，“家庭电厂”的工作效率也有所不同——阳光充沛的白天，来自赵家的多余“绿电”通过电缆输送给城市电网，供他人使用；夜晚，当“电厂”进入梦乡，赵家再从大电网中汲取少量电能，以维持生活所需。据初步估算，这座22平方米大小的“太阳能发电厂”一年可发电3000多度，基本满足赵春江一家的用电需求。

对于3000度“太阳电”的含义，赵春江再清楚不过了：“它意味着一户家庭一年少消耗1.14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吨。”除去这些能源与环境因素，对于使用者而言，它的直接好处是用电自主——即便在烈日炎炎的夏季用电高峰，女主人也不必担心空调临时“罢工”，或是电饭煲突然跳闸。

很快，赵春江发现，自己“投资建厂”发电的举动，远没有看上去这般完美。首先，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与现行上海城市电网0.617元/度的价格相比，显得过于昂贵。赵春江分析说：“我家这套系统的总投资超过14万元，它即使耗尽生命发出10万度电，每度电的成本也要1.4元以上。普通市民谁愿意做这种有益环境却亏本的‘傻事’？”

换句话说，按照目前上海0.62元/度的民用电费，安装一套家用太阳能光伏设备的代价，可以购买24.3万度大电网的电，供普通家庭（假设每年用电3000度）使用81年，而太阳能电池板的寿命一般只有30年。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太阳电”与传统煤电之间的性价比相去甚远。

其次，让赵春江困惑的是，自己向电网输电非但没有回报，家庭电费反而成倍增加。原来，为防范窃电行为，电力公司给每家每户安装的电表一律都是正向运转。也就是说，不管用户从大电网上“下载”用电，还是将电“上传”至大电网，电表上的数字总是在增加。显然，这对于白天向电网送电、晚上从电网取电的赵家来说，这样的收费方式似乎不太公平。

谈话间，赵春江从一打电费帐单中随手抽取了一张，“你看，今年3月，我家竟付了400多元电费。”而在日本，发“绿电”的家庭会安装两个电表，分别记录电的进出总量，一旦输出大于输入，这户家庭就能靠“屋顶”赚钱。

前些年，赵春江曾在日本攻读研究生，获到博士学位后一直从事太阳能技术研发。“日本的家庭太阳能发电发展得很红火，目前已有60万户家庭安装了屋顶发电系统。”于是，去年，赵春江趁着搬新家的机会，安装了中国首套专为家庭设计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可惜，出于成本和价格的因素，他吃的这只“螃蟹”，目前还无法向普通中国家庭推广。

事实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已于去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确鼓励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太阳能。至于如何鼓励，具体操作细则至今尚未出台。比如，民用太阳能发电如何才能进入城市电网？电网又将以何种鼓励性价格采购这些“绿电”？中国亟需一个能够有力撬动太阳能发电产业的经济杠杆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绿电推广机制。

太阳能的利用总量基本上和一个国家的地表面积成正比，从这个角度来说，幅员辽阔的中国堪称太阳能的“富矿”。最近几年，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也看似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2006年，中国一共生产了37万千瓦的太阳能电池，占世界总产量的15%，位居全球第三。以施正荣为代表的涉足太阳能领域的先驱，也连续几年跻身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前列。2007年9月18日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太阳能大会上，国际太阳能学会主席托本爱思本森曾对国内媒体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太阳能领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但是在这些看似辉煌的成绩背后，却掩盖不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所生产的太阳能电池绝大部分用于出口，中国自身对于太阳能的利用甚至还只是处于一个最早期的理论探索阶段，远远没有形成规模。

早在2004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崔容强教授就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及上海市经委等部门的支持下，在沪开展了一项名为“十万屋顶计划”的可行性调研。调研预测，若将上海现有2亿平方米屋顶的十分之一，即约2000万平方米用作光伏发电的话，每年即可获得30亿—47亿度“绿电”。如今，这一预测已经在赵春江家的屋顶上初步得到证实，却因为种种原因很难有更多家庭加入这一行列。

究其原因，除了成本之外，国内相关政策的制约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发达国家们对于太阳能发电，一般是由当地的电网企业按照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加上合理利润全额收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或者对电网或者对用户实行相应的补贴，再加上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一家一点”式的太阳能发电的普及。但是目前中国却因为激励机制的不到位，直接导致国内的太阳能消费市场一直无法成型。到2006年底，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装机总量还不到8万千瓦，跟中国6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太阳能发电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更不用说通过并网获取收益了。

幸运的是，出于对国内太阳能发电前景的长期看好，赵春江坚持让屋顶的“太阳能电厂”运转着。近一年来，他在电脑里记录了大量与家庭太阳能发电有关的数据，诸如每天的平均气温、太阳辐射功率、实际发电量……明年，他将根据这些数据发表论文，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阚哲，“中外对话”驻上海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