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尼克•玛贝

一起迈向低碳未来

尼克玛贝, 永怡李 — Mon, 15 Oct 2007 10:03:00 +0000

欧洲必须与中国携手，共同开创下一次工业革命——缔造低碳经济。但是，李永怡和尼克•玛贝在本文中指出，这需要现实的眼光和政治上的鼓励。

随着世界认识到低碳未来的重要性，在全球经济中都可以感受到其连锁反应。政府和企业在贸易、金融和生产规划上都做出了一致的决定。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我们需要做出新的战略决策，避免落入贸易保护主义本能的陷阱。我们必须理解全球化和强化合作所带来的益处，这个需要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就在几周前，欧盟的贸易官员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投票，决定取消针对中国节能荧光灯的反倾销关税。一个月后，欧洲委员会又提出推迟一年再取消。

这项反倾销关税对从中国进口的灯泡加收66%的额外税金。因为欧盟决定到2009年逐步淘汰非节能照明，取消这项关税似乎很合逻辑。如今，中国占据了世界节能灯泡产量的五分之四，去年的出口额为15亿美元。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取消这项关税将帮助欧盟每年减排2，300万吨二氧化碳。

围绕反倾销关税的争吵是近来中欧贸易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从灯泡一案中可以看出，气候变化大大改变了这一争吵的方式。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更多是由欧盟方面的行为体提出的，而不是中国。德国西门子的分支——欧司朗公司主张提高关税，认为从中国的进口会造成欧盟千百人的失业；荷兰的飞利浦公司和另外两家照明设备制造商则支持取消反倾销关税，因为这将有助于扩大欧洲的高效照明市场。飞利浦大多数的节能灯泡都是在欧盟之外生产的，包括在中国。

随着经济的整合，牺牲进口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来满足生产者的竞争需要已经司空见惯。欧盟和中国等经济体都不得不面对艰难的交易。2005年8月，由于法国和意大利制造商的抗议，发生了所谓的“文胸贸易战”，超过50万件中国生产的毛衣、T恤和文胸被扣压。但在现实中，我们必须在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条和政治经济景观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进行公共政策选择。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就业、出口竞争力之间寻求平衡，将成为政府及其公民之间政治对话的核心内容。

围绕灯泡的讨论也表明，未来中国和欧盟面临着双赢的机会。如今，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推动着一种新的工业革命。石油和天然气全球供应的吃紧也激励着新技术的发展和能效的提高。就连美国国家石油委员会也认为，未来二十五年预计的能源需求增长无法得到满足。

简而言之，高价、供应不稳、进口依赖和气候变化等因素都把人们的新思路引向一个低碳的未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启发人们思考这一转换潜在的经济和政治收益，而不是只考虑代价。

共同的挑战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中国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二者的合力无比巨大。这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它可以产生巨大的收益，有助于为我们所有人降低气候友好产品和服务的成本。

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早就密不可分了。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直接投资来源，投资额几乎是美国的三倍。在中国大部分的投资用于制造业（70%）和公用事业。中国也是欧盟最大的水泥、灰浆、石材以及钢铁进口来源。

未来二十五年，中欧两强还面临着能源和气候安全上的共同挑战。三年前，中国国内能源短缺推动中国石油进口需求，从而将国际能源价格抬高到20年的最高点。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届时，双方的石油供应中有8%要靠进口。

因此，保障供应安全（以及维护产油地区的稳定），对于双方来说都很重要。中欧还必须处理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水分胁迫、农业区的变动以及极端天气事件。这些影响可能会广泛作用于食品、水和人类安全等各个方面，其范围远远超出国家边界。

由于基础设施的老化以及基本需求的增长，一些电厂将被关闭，欧盟（实际上也包括美国）对新发电能力的需求水平和中国差不多。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里，在碳捕获和储存等技术在商业上变得可行之前，中欧都必须避免把钱扔到被高碳项目里去。它们还制定了非常类似的能源政策，雄心勃勃地打算通过提高能效和采用可再生能源来加强供应安全。

获取收益

这些新挑战呼唤新的领导方式。正如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所说，欧洲能够“带领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或者说……后工业的革命——朝向低碳经济的发展”。实际上，通过加强双边的能源和气候安全接触，欧盟和中国可以一起描绘迈向低碳经济的路径。这可以从以下三个领域的共同探索开始：

第一，中欧都急需气候友好技术，它传播迅速，并可以立即用于市场。将技术传播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削减这一技术创新者和投资者的利益，而是用可以接受的价格——比如提高价格弹性，让最多的人获得气候技术。

中国和欧盟可以从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中吸取重要经验，它帮助人们满足获得专利技术授权许可的要求。

第二，各国争相寻求彻底解决的新办法，这为中欧提供了探索技术合作新模式的真正机会。传统观点认为，通过专利保护，赋予技术创新者暂时的垄断收入，可以吸引更多的创新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点，人们经常运用补贴、退税和直接研究等诱发机制。

为了实现能源和气候安全的目标，我们必须探索一切可能的选择。比如，政府和企业可以设立一项新的中欧气候技术奖励基金，激励发明创新，这和约瑟夫·利伯曼今年1月在美国参议院提出的概念是一致的。

第三，要鼓励朝向低碳未来的转化，必须消除在低碳、节能以及环境友好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由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中国和欧盟可以带头进行低碳和节能产品的自由贸易。其他的选择对于加速这些转变也非常重要，如气候友好双边投资安排和相互承认，甚至是在低碳标准上的共同开发。

分享低碳的蛋糕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说法，未来二十五年，全世界的能源供应基础设施需要20万亿美元投资，其中单是中国就需要3.7万亿。为了避免把钱投入高碳项目，我们今天必须做出慎重的决定，以保证更加顺利地实现低碳未来。

我们面前摆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路是老式的贸易，强调出口利益和为国家而奋斗；另一条路则利用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提供的机会，寻求双赢的解决方式，这些方式不仅会带来国家经济上的收益，还能带来能源和气候安全的公共福祉。

如果要让第二条道路变得可行，关键一点就是保证中国在低碳的蛋糕上分到相当大的一块。这会激励中国在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老式的产业下，这一点无法实现，因为既得利益者会要求国家的倾斜，在政治上也会更害怕中国的投资。

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巨大动力，推动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确保能源和气候安全。这需要在政府和产业最高的层次上做出战略决策。只有考虑到长远的国家利益，环境、规划、贸易、投资和科技等政府部门的政策才能在推动低碳未来中相互强化。

欧洲必须建立与中国的深入合作，只有对上述变化进行全面的政治描述，才能让公众支持这一合作。进步的政治和产业领导人的责任很清楚。他们必须开始引导讨论，塑造未来的外交政策。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将眼睁睁地看着构建低碳和能源安全未来的努力毁在鼠目寸光的特殊利益集团手中。

访问"变革大气候"论坛

本文首见于《今日世界》10月号，伦敦查达姆研究所出版。

管理气候安全（1）

尼克玛贝 — Thu, 15 Jan 2009 07:15:00 +0000

气候变化以及我们对此的反应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战略安全环境。尼克•玛贝倡导的新专题项目——"地球前线"将对未来面临的空前挑战进行分析和研究。

全球粮食价格动荡，北极掀起新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各国竞相保护耕地，以及官方预测到2012年达到石油峰值；在过去的一年，资源稀缺政治已上升为全球安全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其重要性目前不及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但是，人们的观念已从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不切实际地认为未来资源丰富、永不枯竭，变为勉强接受自然资源迅速接近极限的事实。

首先，气候变化的全面影响正逐渐进入主流的安全分析——从2007年4月联合国安理会首次讨论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到非洲因旱灾导致冲突的残酷现实。这些仅仅是气候变化（以及我们所作出的反应）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如何根本改变战略安全环境的最初迹象。

这种转变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或许来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美国情报界。八年来，乔治·W·布什政府从意识形态上否认气候变化，布什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见到了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的两份不同的分析报告。两者均强调了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是对美国安全和利益的重大战略威胁。没有美国否认气候变化作盾牌，许多其他国家就不会有借口不清醒对待气候变化对其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自然资源的冲突，无论是需求还是贪婪所致，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过去向我们表明，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紧张摧毁了许多发达的社会，例如旱灾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和秘鲁早期文明的衰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资源将越来越稀缺，环境退化愈发严重，以及气候变化的破坏性日益增大，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这些趋势却是可预测的，令人感到不安。

气候变化已开始制造难以对付的安全威胁，却缺乏有力的安全解决方案。气候变化如同一座嘀哒作响的时钟：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每一点增加都会永久地使气候发生改变，而且我们无法回拨时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即使我们明天就停止排放污染，世界几十万年来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悄然发生着气候变化。如果我们未能阻止污染，我们将在下一个世纪经受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将直接迫使数亿人背井离乡，并严重影响数十亿人的生计。

这些影响尚存在某些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但是当这些影响将要发生的时候——而不是如果这些影响将要发生，这种不确定性也就不存在了，除非气候变化减缓。要防止灾难性的、无法控制的气候变化的发生，就需要全球的努力与合作进行和平时期罕见的动员。

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变化将与冷战结束一样，促使战略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对安全造成的影响将跟世界大战一样巨大，而且将持续数百年之久。过去无法为这样的未来提供指引；要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基于最佳科学预测作出清晰的评估。

尽管存在这些威胁，但目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既迟缓又不充分。即使是领导全球努力走向低碳经济的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费用大约只相当于其国防预算总数的0.5%，不过直接管理所产生的作用没有计算在内。防止气候变化需要更直接更具干预性的行动，其原因之一是经济分析系统地低估了气候变化的潜在极端影响，没有向决策者充分说明最严重风险的影响。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未能就最糟糕的情况予以确认和作好准备，和管理恐怖主义或核武器扩散的风险一样危险。

安全部门的参与者必须不仅仅是准备对气候变化的安全挑战作出反应，他们还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减少其业务和活动的气候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把无法控制的极端气候变化造成的安全影响和代价传达给政治领导人和公众。除非把实现气候安全视为至关紧要而且关乎生存的国家利益，否则很容易因为避免产生即时成本和对经济竞争力的假想威胁而延迟行动。

然而，气候变化也是获得安全的一次机会。一个低碳的全球经济将是一个能源更加安全的经济。原本打算投入到油气生产越来越集中的不稳定地区的数万亿资金，将发展出新技术和本地清洁能源。这将减缓基于化石燃料储量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大大减少“石油峰值”到来时的安全影响。

此外，政府如何推动技术发展和基础设施配置，使其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类似规模，安全部门在这方面具有极其重要（而且代价高昂）的经验。在能源和气候安全关键技术的发展和配置方面，安全部门的参与者应该促进投资的大幅增加。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却是可实现的。最近的估计表明，这将要求技术投资与当前“反恐战争”的支出相当，如果需要紧急应对极端气候变化的情况，投资水平将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相当。

气候变化的现实，要求在如何开展国际关系方面进行根本的变革，并将改变国际安全政策中的许多核心内容。它将改变战略利益、联盟、边境、威胁、经济关系、比较优势和国际合作的性质，并有助于确认联合国在大多数世人眼中的持续合法性。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学将远远超出环境的范畴，并将以新思路思考老问题。

管理我们共同气候安全的复杂性，将成为对外政策中愈发重要的部分。气候变化将要求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重新审视其国际产业政策，共享先进的能源技术，并在经济竞争对手国家（如中国和印度）进行大规模投资。经合组织成员国必须认识到，与实现国内公司利润有限的最大化相比，实现气候安全是关系更重大的国家利益。

能源安全利益将越来越多地通过与能源消费国在技术发展和扩散方面的合作得以实现，而不是通过在化石燃料的发现和输送上与能源生产国发展关系来实现。减少使用进口化石燃料可能导致与很多生产国的关系紧张，以及它们内部的不稳定性。使用煤炭而不进行碳捕获，破坏他国气候安全，将无法实现本国的能源安全。不能保证所有国家的能源安全，就不会在气候安全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假如核能的发展规模将对气候变化起到真正的作用，核扩散机制就需要大大加强。对于某些国家而言，气候变化将被作为一个政治面具加以利用，以获得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发展和共享危险性更小的替代能源是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的最好保护。在下一个十年，气候变化导致的一次重大灾难，将导致全世界制定迅速发展核能“紧急计划”的压力——其发展速度将危及当前核工业供应链保持安全的能力。

尼克·玛贝： E3G创始董事、首席执行官。E3G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创造气候安全：国际安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是他撰写的、以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名义发表的报告。

首页图片Alex Lichtenberger摄

管理气候安全（2）

尼克玛贝 — Fri, 16 Jan 2009 11:02:00 +0000

公正和道义是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若要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和价值，就需要作出一个有想象力的即时反应，尼克•玛贝写道。

海平面上升，北极冰盖融化，正导致大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小岛屿的消失可能把有价值的海洋资源释放到印度洋、太平洋和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水域。环境难民和移民的权利将成为国内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特别是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和埃及这样的三角地区。水产资源将消失或迁移，毁掉数百万人的生计，破坏精心商定的国际管理制度。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将无法以其当前的形式继续存在。

有预测称，所有大河流域水流量将更加不稳定，各国由此将在上游新建水坝和水库。在未来的十年里，这种“气候变化适应”将导致跨边界的紧张局势，包括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为了和平处理共同水资源和渔业资源所发生的变化，保护迁移人口和国家的权利，需要强化国际准则，以及国际社会采取更为激进的防范性外交手段。

公正和道义是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富国导致了问题的发生，但首当其冲的则是穷国。如果未能达成和实现激进的减排目标，或者充分帮助气候变化的受害者适应并获得补偿，全球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不满情绪将增加。

全球激进的抗议运动正逐渐增多，反对新建机场和发电站的直接行动也在增加。暴力极端分子将利用这些紧张关系，给现有的问题火上浇油，而且奥萨马·本·拉登曾多次谈到气候变化的不公正，并强调了美国的不作为。受气候变化冲击最大的将是穆斯林国家。如果对减缓气候变化全球不作为感到失望，激进的环保运动可能催生生态恐怖主义组织，类似于1970年代极端左翼运动的暴力演变。

若在为控制气候变化而达成后京都联合国协议方面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将破坏国际体系的合法性，降低其处理其他安全威胁的有效性。这份协议必须保护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最低的最贫困人口的利益和权利——而不仅仅是温室气体所有主要排放国的富人的利益。这意味着要防止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的极限，在这一极限水平上，传染病死亡率和水短缺程度将剧烈上升。

总之，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国际关系更加协调合作，也可能使国际和国内紧张关系加剧，由于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上着力于自保而导致“不安全政治”。合作模式将取决于气候变化如何有效地与主流外交政策相结合，并被视为在广泛的安全和地缘政治问题上改变主要国家的国家利益平衡。

由于脆弱的管理体系受制于旱灾、饥荒、洪灾、迁徙、极端气候事件和海平面上升引起的社会紧张局势，气候变化正在增加不稳定地区的冲突风险，尤其是非洲。气候变化处于中等程度，冲突可以防止，而冲突的诱因是复杂的，因为气候变化只是现有紧张关系的放大器。但是，这种复杂性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有关当前和未来气候安全影响的信息正在逐渐增加，与在安全规划和评估中例行使用的其他信息相比，即使不是更好，也是同样好。如果气候变化没有减缓，越过了关键的环境极限，那么，它将成为国际和国内冲突的祸首。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尽管气候变化依然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气候变化是否导致严重冲突，其决定因素在于政治体系如何对其造成的紧张局势作出反应。很多时候，气候变化影响分析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所有政府都会把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世界多数地方，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在社群和冲突之上，而且极不可能以可预测的、理性的和综合的方式来应对气候危机。

当前萨赫勒（尤其是达尔富尔）不稳定的情况表明，在环境危机时期，资源争端变得政治化，并使当前基于种族、宗教或其它方面的社群冲突加剧，其变化速度是何等之快。这些冲突逐渐形成其自身的内在动力，但是，除非资源问题的根源得以解决，否则将无法获得持久的解决方案。

在一个遭受气候危机的世界中实现安全，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和深入的方法，来处理气候高度脆弱和管治薄弱的战略要地中的不稳定。这将要求整个安全领域进行变革，把长期和结构性风险因素更好地与规划结合起来，并积极有效地应对艰巨的管治挑战——施加外交、发展，和执法能力方面的影响。这不仅要求执行一些总的“冲突防范”议程，更要直接关注管理资源利用方面紧张关系的战略需要。

而且，这不应视为发展议程中的辅助部分，而是实现核心安全利益的关键部分。除非农村生计和水资源管理能有力对抗气候变化，否则阿富汗就不会有长期的稳定。当北非给年轻人创造工作机会的很多主要来源受到气温升高和降雨量下降的影响时，建立一个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心智”联盟的努力将大打折扣。

针对气候变化对不稳定的影响，还有必要在国际气候变化体制中就如何处理气候适应问题上作出变革。迄今为止，气候适应主要框定为一项技术开发活动，但是实际上，在艰难的和极富争议的内部资源管理问题上，它将涉及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干预。有关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处于所有适应措施的核心，因为它们涉及生存与身份的资源：土地、水和安全。更有争议的是，获得国际适应资金可能需要附加条件，要求资金接受国改革内部资源管理政策，提高社会适应力，防范冲突，以及就减少脆弱群体的边缘化。

随着地球在气候变化的早期阶段逐渐变暖，所有这些影响正在发生。在我们达到自然系统中的关键“引爆点”之前，如果不控制气候变化，其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到本世纪中期，当前人口居住的世界上大片地区将不适于人类居住。这种结果将超出当前的安全和人道应对能力，将是对国际社会承诺“保护的责任”以及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嘲讽。负责安全的人员必须对其政治领袖说实话：在这些场景完全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提供像今天这样的安全环境，无论硬性和软性安全投入的数量是多少。

世界有财源和技术潜力创造一个安全和低碳能源经济。问题是我们能否作出调动这些资源的政治抉择，追求集体气候安全，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时期。使政治问题走向紧急行动，安全问题是根本。应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的后果，重心将是安全领域的改革。当前，在克服降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COP15）的期望和目标的危险倾向上，安全参与者应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把气候问题解决一半（例如，使气温上升保持在3-4摄氏度而不是2摄氏度），可能减少短期的政治和财务成本，但是极端的和失控的气候变化风险将不会有实质性的减少。只有达成让世界切实走向所有人实现气候安全的哥本哈根协议，才会有价值。

在确保大胆而迅速地转向安全的低碳经济方面，安全参与者还有另外一个强烈的兴趣，因为这还将减轻化石燃料储量缩小和高能源价格动荡影响的紧张局势。

在本世纪，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价值，那么，对于气候变化引起的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安全参与者必须作出一个有想象力的即时反应。这种反应的初步迹象正在显现，但是，如果要跟上气候变化无情的生态时间表，必要的变革需要比过去来得更快。

尼克·玛贝： E3G创始董事、首席执行官。E3G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创造气候安全：国际安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是他撰写的、以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RUSI）的名义发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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