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里奥•霍恩-法萨诺塞

中国的危机：发展的视角（第一部分）

Thu, 25 Oct 2007 19:22:00 +0000

中国的发展使2亿人摆脱了贫困，但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约翰•沃伯顿和里奥•霍恩写了这篇内容丰富的文章，在第一部分里，他们概括了中国的生态现状。

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且以援助国和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可以说是过去五十年来最杰出的发展成就。这个举世瞩目的转变决非一帆风顺，而是不断被社会动荡所打断，并且以巨大的环境退化为代价。中国的环境危机现在已经成为威胁未来国内发展前景的一个要因，它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巨大的变化步伐已经把我们带到一个无法控制的境地。

环境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过去五十年中两次历史变动大大加剧了中国的环境退化。第一次是毛主席时代支配自然的行动，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基础，从国有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灵活开放的市场经济，缺乏环境上的监控和关注。

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背后的巨大驱动力，是市场导向型的改革。数字说明一切。1980年以来，中国保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四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共有2亿多人摆脱贫困，占世界脱贫总人口的四分之三。

但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转换的一个标志就是广泛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环境退化和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的主要动因。环境性的市场失灵已经日益形成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稀缺资源浪费且污染严重。中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其特征正是高投资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和低效率，它使得经济成就的代价越来越高。

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目前占世界GDP的约5%，然而却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钢铁和棉花，以及将近一半的水泥。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20亿吨）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而且如今每五天都有一座百万千瓦的火力发电站完工。就在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完全的石油出口国，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着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率，它有望在15年内增长四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要实现这个增长，所需的资源是极为惊人的。

无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局部范围内，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之一。空气和水的污染物浓度都是世界上最高的，这损害了人身健康、也造成了农业收成的损失。根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空气和水污染使中国损失了5.8%的GDP。世界上污染最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呼吸着不达标的空气。尽管到处水源短缺，但中国一半以上的河流污染严重，四分之一因为污染过重而无法用于工业和灌溉。大约3亿中国人民缺乏清洁的饮用水。中国的土地资源同样短缺：58%的土地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只有五分之一的耕地属于优质土地。但即使如此稀缺的土地，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流失了12%，原因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对中国的食品自给能力（尽管这个概念有些模糊，但仍是政府的侧重点）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环境管理薄弱，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实施不严，上述问题更加严重。在纸面上，中国拥有某些最先进的法律，比如为可再生能源、清洁生产、环境影响评估和污染控制制订的法律。“从理论上说，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的挑战是把它们变成义务。”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

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克服制度上的分散以及相关的协调失灵。在历史上，要统治一个人口众多且习俗各异的广大区域，必须要有一个庞大、严密且训练有素的政府机制。尽管在对中央政府政令的执行上，行动和信息垂直体系的作用都十分出色，但部门和部门之间的组织性差、沟通极少（政策协调就更不用说了）。在跨越众多部门权限的环境资源的管理上，协调失灵更加突出。在这里，职责被部门界限、管理区域和层次人为地分成一块一块。

环境政策无法在经济规划和政策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贯彻，普遍与上述原因有关。

中国也不例外。在多个部门管理的相关资源上，显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尽管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明确的政策侧重点，国家环保总局在履行其职责时的资源很是不足，全职工作人员还不足三百。与之相比，美国的环保局则有1万7千人（两国规模相当）。

中央政府的弱点在地方政府同样可以看到。实际上，环境法律法规在地方层次的执行度是最差的，特别在贫困地区。在那里，增长高于一切，环境上的“大扫除”被推到了更加繁荣的未来。这一部分是因为地方在许多环境问题的处理上长期缺乏财力和人力资源。另外也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缺乏环境治理的动力。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意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征收税款、解决就业，都要靠那些污染企业。

最后一点是关于持续不断争论中的独立管理机制和架构，它能帮助中国向自由市场经济转换。中国缺乏、也正需要发展这一点。

更广的视角

尽管形势严峻，但如果要批评中国的环境态势，人们仍然要非常谨慎。原因有很多。

首先，中国的人均资源利用量仍然很低。比如，根据全球足迹网络的统计，中国的生态足迹为每人1.36公顷，而世界平均为2.3公顷，美国则是9.57公顷。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中国也显然有增长的权利。

其次，前面提到的巨大趋势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征兆。由于具有低成本的生产基础和巨大的潜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世界GDP增长的三分之一都来自中国。中国污染和资源需求的增长，与其说国内消费，不如说是出口贸易推动的。中国人的平均消费实际很少，GDP的48%都变成了储蓄。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显然，中国能源的40%都用于针对西方市场的出口生产。因此，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相互依存，其中世界从中国价格极为低廉的商品中获利，而留给中国的则是“弊”，比如污染和被榨干的环境。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因素，就是英国等某些发达国家，通过把制造业及其造成的污染转移到中国，实现本国的经济和碳排放分离。）

第三，其他国家已经通过了这个工业化及其相关的污染和低效资源利用的阶段，包括一百年前的美国和几十年前的日本。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途中，到2015年才能完成第一回合的工业化，而多数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达到同样水平了。从历史上来说，这些西方国家竭力使用它们自身以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得以毫不顾及环境限制地发展。在这个方面，中国领导人关于环境危机的有力表态，值得高度赞扬。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只有1，700美元，远远低于多数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国家开始提及环境事务时的收入水平。

第四，中国已经开始应对环境危机，并且应对越来越强有力。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有效污染控制范例。世界银行的2007年中国国家经济备忘录指出，中国总体城市空气质量已经有所改善，尽管出发的底线很低；同时，南方的河流水质也有所好转。

同样的，中国已经采取了大胆的举措对一些相关的国际污染物进行控制。比如，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之下，中国采取了100多项政策和措施来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占了发展中国家ODS减少总量的一半。在“十一五”规划为数不多的具体目标中，大部分都是关于环境的。包括：能源密集度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70%的市政废水得到处理等。政府开始引入适当的激励机制，落实强有力的环境承诺，比如对节能措施实行减免税。

电价和水价尽管仍然不足以真正体现其稀缺的价值，但至少在城市地区已经开始逐渐提高。环境标准开始被引入政绩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官员是否能升级和加薪。因此地方官员无论对上级政府还是下面的当地群众，在环境方面都更加负责。最后，环境开支总数也在显著增加，“十一五”规划期间，用于环保的开支有望翻番。

最后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独生子女政策。尽管这个政策存在争议，并造成了某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如人口老龄化、偏爱男孩、杀害女婴和强制绝育等；但是，它使中国少出生了3亿人口，出生率更接近于经合组织国家，而不是中等收入国家。在最近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回合中，中国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约翰·沃伯顿：英国国际发展部高级顾问，目前主要在中国工作。他是一位专业的环境工作者，曾经在公立、私立以及志愿机构工作20年，并长期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致力于环境可持续性在发展规划中的贯彻。

里奥·霍恩：英—中可持续发展对话的国家协调员、世界银行环境经济顾问。曾经担任英国国际发展部驻华机构的环境经济顾问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专家。拥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位。

本文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英国国际发展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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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中国的全球影响对环境有何意义？

中国的危机：发展的视角（第二部分）

Thu, 25 Oct 2007 06:55:00 +0000

中国给发展中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但是对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现身，反应是复杂的。约翰·沃伯顿和里奥·霍恩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写道。

从资源消费的角度来说，中国既是基本商品主要进口者、又是生产者和出口者，这不仅给世界提供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而且为商品出口国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现在是全球石油、矿物和木材，以及大豆油和棕榈油等农产品最重要的购买者之一。中国有巨大的现金储备，中国公司经常在石油和矿物的报价上压倒西方对手，有时给出很高的加价，生产国从中获利很大。

非洲成为中国的重点目标，许多非洲国家的中国的经济关系都发展得很快。2006年，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不足100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555亿美元，2006年贸易整体平衡，非洲有21亿美元的顺差。中国给非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包括其相对开放的贸易体制、竞争力极强的建筑产业、低成本的贸易以及投资金融，特别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中国的国内发展经验。反过来，非洲制造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断增长、商品和资源的充足出口，也使中国大为受益。

但是，危险同样存在。中国在苏丹、津巴布韦和缅甸等国投资，那里充满了冲突和违反人权的行为。这些投资弱化了改革的压力，同时也使中国遭到国际上的批评。实际上，对中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投资行动的批评并不全都来自国际，也来自引资国国内。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从一些具体例子可以看出来。最近的就是今年的赞比亚大选，一个总统候选人采取的反华立场得到不少人支持。中国的石油设施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也遭到了袭击。

中国在大豆和棕榈油上的投资，以及从海外的木材进口，是近如印尼远到巴西等国的森林破坏（合法的和非法的）的原因之一。中国自身也逐渐意识到长期以来不干涉主权事务的立场已经无法坚持下去了。这是一个适当的调整。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外交政策，不分国家大小、平等对待，尊重其主权，从很多方面来说，对于外交事务都极为有利。

当然，终究也要依靠商品出口国自身来改善它们的国内、社会和环境管理系统，同时和中国谈判达成更好的协议，提高社会和环境标准、雇用当地劳动力，最终促进本国原料加工的发展。

第二，中国的环境危机对全球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中国的污染并不因边界而止步，污染性的排放物和灰尘被向东的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且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的紧邻危险更大。许多亚洲大河都发源于中国，如湄公河（中国境内称澜沧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和萨尔温江（中国境内称怒江）；和中国自身的长江、黄河一起，世界上有47%的人口都居住在这些大河的流域范围内。因此，中国将70%未经处理的工业和生活废水排入这些江河，并且大量筑堤改道（世界水坝的二分之一在中国），其影响格外明显。更严重的是，气候变化还威胁着这些江河的水源——喜马拉雅冰川。

必须考虑的第三个方面，是现有的资源消费和污染趋势能持续到什么程度。随着中国污染治理目标的实现，大多数污染物的水平会下降吗？随着生产效率的改进，资源消费的可持续程度会提高吗？随着亿万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贫困，并成为和西方人一样的消费者，效率的提高会停滞不前吗？某种特定的资源，如能源或者水，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桎梏吗？

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可能很小，但整体足迹却是巨大的。当然，如果中国朝着美国那么大的足迹发展的话，就会突破地球的吸收能力。但是，为了防止这个情况的发生，西方和中国一样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无论我们对中国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污染的能力有多么乐观，最难对付的污染物都是二氧化碳。由于燃煤发电厂的排放，以在未来二十年里将巨大增长的交通，中国如今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是，在人均的基础上，中国的排放仅有英国的35%。

“中国发生的情况之严重，可能抵消国际上的环保努力。”中国到2008年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排放国，对于这条报道，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中国能源小组组长大卫·弗莱德雷如是评论。

中国政府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广泛威胁，并且接受了这一学说，尽管它倾向把排放限制当作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在威胁，因此不愿考虑设立减排目标。出于公平，中国认为发达国家应对现有的温室气体水平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必须减排，任何碳排放限制都应该以人均量为基础。

尽管存在上述保留，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进步很快，政府的觉悟也在提高。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提出了两个具体目标：一个是到2010年把中国的能源密集度降低20%，另一个是到2020年，把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从5%提高到20%。这两个目标将对减缓排放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制定了10项政策行动，今年还公布了一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和一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且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很明显，对于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多哈回合国际谈判来说，中国的参与和领导至关重要，包括即将制定的新框架，它将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稳定全球的温室气体水平。反过来，这也要依靠国际谈判，这个谈判与中国消除贫困、提高就业、改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的努力相一致。当然，中国也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中获益匪浅，参与这一行动的方式包括把能效摆在优先地位、清洁能源和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碳排放市场。这些都和中国的国内侧重点一致。的确，中国在能源上的巨大投资，意味着其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上的科技发展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标准。中国还能成为可再生能源设备的领导生产国，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买得起。

增长、相互依存和对话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还有许多在这里因为篇幅所限没有提及，比如中国在国际环发事务上的合作等。这些方面都说明在中国和世界的环境和发展之间存在巨大的相互依存。

通过工业化和制造业消除贫困，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一个经典案例。这需要在环境退化、生活水平提高和长远发展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

中国负担不起放慢经济发展的后果。相反，它必须大大促进经济增长，积累资金来更新技术和老化的设备，创造工作机会、吸收城镇失业人口，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着手金融改革，并更加公平地分配新财富。

在评价中国的环境危机时，必须谨慎再谨慎。不仅仅要认识到挑战的规模，看到中国已经做出的巨大努力，还要考虑到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巨大的相互依存。

和中国就上述事务进行接触的时候，需要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需要承认不能把任何简单、技术性的、甚至是制度性的答案粗暴地强加给中国；另外，还必须愿意本着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的精神来讨论这些事务。

本文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英国国际发展部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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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

里奥霍恩-法萨诺塞 — Mon, 28 Jul 2008 12:08:00 +0000

由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值得庆祝——里奥·霍恩写道。然而，发展中国家能从中国的显著增长中真正获得哪些经验呢？

今年秋季，中国将迎来奥运会之后的另一个历史里程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有很多东西值得庆祝。三十年前，中国与世隔绝，举步维艰，贫困率与马拉维不相上下。如今，中国已加入“超级联赛”：中国经济增长了九倍，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民币合理升值将推动中国排在日本之前面，跃居第二）。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亿人脱贫，数量惊人。中国现在持有1.7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

可以理解，这一成就使得世界上很多人深受启发。所有的发展专家和理论家都在鼓吹“中国发展模式”，将其作为支持他们的异类发展理论无可争议的论据。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也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他们自身发展困境的解决之道。

从委内瑞拉到越南，对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吸引力随处可见。伊朗、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邀请中国专家给高级官员和学者授课。在劳尔·卡斯特罗的一次访问之后，前总理朱镕基派了一位助手去古巴，给数百位古巴领导人讲授社会和经济改革。

显然，中国在某些方面走对了路子。例如，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和逐步放宽价格，结合对外开放体制，无疑有助于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储蓄率、在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中进行先期投资、快速城市化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无疑也是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

然而，是否过去三十年中的战略决策和非决策累加起来便形成了成熟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怀疑。“中国模式”一说至少有三重含意：成功、可复制性和周密计划，这三个方面都还有待商榷。

有限的成功

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成就，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表现在可比的增长阶段实际上还不如其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鉴于初始条件和政策的相似性，这并不奇怪（例如：教育起点高、土地改革、以出口为导向、国家选择性扶持关键的工业领域、高储蓄、训练有素并且充足的劳动力等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生态危机、社会差距拉大以及地方腐败与经济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在所有这些领域，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是形势的恶化，这引发了广泛的不满，并危及未来经济增长。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不及博茨瓦纳或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中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其成功的真正考验。

独一无二性

中国的经验有多少可以或者应该输出值得怀疑。“经济自由加政治镇压”是对“中国模式”十分普遍的概述。认为这会为威权政体制定蓝图的建议是具有误导性的，也是危险的。相对的文化趋同，将长治久安和维持社会和谐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价值体系，为经济自由优先于政治自由的社会契约提供了支撑。

此外，中国的幅员和历史独一无二，有助于解释其经济崛起。中国在过去曾多次成为经济超级大国。近在182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30%。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回复到从前的趋势：中国也许仅仅是在超级大国联盟中重新获得应有的位置。中国之大本身也是一个诱因：大量的潜在廉价劳动力和十多亿消费者的市场前景，使得中国本来就具备国际资本吸引力。

在实践中学习

最重要的是，“中国模式”这一概念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中国不是沿着预设的路线发展经济的，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学习，对于非预期结果和无法预见的事件灵活应对并注重实效，符合邓小平所推崇的“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所有的重大政策变革都是小规模（通常是在单个的地方辖区）反复试验的结果。试验成功之后便扩大规模并在全国推广。1980年代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成功，是接下来大量市场导向改革的前奏。同样地，破产法在全国推行之前，先在一个省进行试点。通过价格双轨制——一些价格由计划制定而其它价格则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决定——分阶段解除价格管制，是实用主义取得成功的另一个显著事例。

变革还得到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几乎所有的发展都是地方创新的结果。安徽省凤阳县打破党的正统思想，解散人民公社，允许个体农民在市场上出售剩余的农产品，继而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多米诺效应。到1983年，98%的农民家庭实行了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就在早几年还没有先例。

同样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邓小平（他本人承认）。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提供就业（1993年占所有农村就业的58%），为本地公共产品筹措资金，同时还刺激了农村信用制度的发展。

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

中国的改革是由实用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推进并调整的，而非执著于某种固有的理性并受意识形态限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者的智慧是“让路”，为试验和地方自主性留出空间，抓住总会到来的运气成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里奥·霍恩：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的国家协调员，同时也是致力于通过外交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顾问机构EnAct 21的创始董事。本文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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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

里奥霍恩-法萨诺塞 — Fri, 19 Dec 2008 10:26:00 +0000

[该文由中外对话于2008年7月28日首发]

这星期中国迎来了一历史里程碑——由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前，中国与世隔绝，举步维艰，贫困率与马拉维不相上下。如今，中国已加入“超级联赛”：中国经济增长了九倍，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民币合理升值将推动中国排在日本之前面，跃居第二）。在这段时间里有两亿人脱贫，数量惊人。中国现在持有1.7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和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

有限的成功

独一无二性

在实践中学习

毫无疑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但是，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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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复苏道路之辩

里奥霍恩-法萨诺塞 — Tue, 17 Nov 2009 16:00:00 +0000

关于经济复苏道路的讨论暴露了两派的分裂：一派主张“重新平衡”，另一派认为就业应该优于绿色事务。里奥•霍恩-法萨诺塞报道。

尽管经济衰退的后果很糟糕，但也不全然是坏事。经济衰退对环境是有好处的，因为经济活动与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无论污染发生在自己家还是别人家）密切相关。经济的停滞也给了人们思考的时间，可以进行有益的自我反省。决策者们在危机中获得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有机会对方针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正如拉姆·艾曼纽尔所说的：“你永远都不会让一场严重危机白白浪费”。

眼前的全球经济衰退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将其经济因导向一条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道路。很清楚，结构性的不平衡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根本性缺陷，也是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根源。同样，当前的危机也呼唤采取反周期刺激政策，发动大量资源，大大推动绿色事业的进展。换句话说，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可以成为一个关键的杠杆，推动经济走上一条更加绿色的轨道。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中国政府因为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大胆而迅速的反应而备受赞扬。早在2008年11月，中国就宣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刺激计划，比其它经济大国都快。中国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环境目标，并且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进展。今年4月，中国和G20峰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宣布要“以最佳方式使用财政刺激计划的资金，以达成帮助经济有活力、可持续且绿色复苏的目标。”。

中国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单是其规模就非常惊人：已投入的资金多达4亿元（586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5%。与之相伴的是信贷规模的空前扩大：2009年第一季度，银行贷款增加到5万亿元（7320亿美元），几乎是上年同期的3倍。预计2009年贷款总额约为10万亿元（1.5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拯救计划非常奏效。宏观经济分析表明，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中国经济已经回到平稳的轨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修正了年初对中国经济增长6.5%的预测，增长值分别提高到7.2%和7.5%。中国的经济似乎已经走出谷底。

然而，这些初步“成功”的可持续性如何，其代价多大，却是更难评估的内容。

中国是否会因为当前的危机变得更加绿色，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其重要性次第增加：

1）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环境目标的资金比例；

2）一揽子计划中不同部分环境效益的综合情况（换言之，即经济刺激计划整体的环境意义）；

3）经济刺激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经济整体朝向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转换。

然而，从上述三个因素分析，眼前迹象都不容乐观。

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确实带有显著的绿色特征，但是规模太小了。一开始，据说投资总额的9%，共3500亿元将用于“生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但是，到今年3月计划细节公布的时候，这个数额减少到2100亿元，只占总额的5%。而且，与基础设施项目资金迅速到位的情况相比，绿色资金到位的速度非常缓慢，到六月只有10%得到落实。

但是，这个计划中蕴含着更广大的环境机遇。计划中投向与清洁和能效方式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方面的资金要多得多，它们所带来的环境效益也要比上述5%的直接投资大得多。比如，中国投入住房项目的2800亿元（410亿美元）对提高建筑物的能源和用水效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同样，用于交通和电力部门的1.6万亿元（2640亿美元）如果能够主要投向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可再生能源入网方面，也能带来巨大的环境效应。汇丰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把上述因素都计算在内的话，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有37.8%都是“绿色”的。

但是，迄今大量刺激计划资金都被用在能源密集型部门和大型基础建设项目中，其中有许多是以前由于环境评估没有过关被推迟甚至叫停的，现在却因为要挽救经济而重新上马。与此类似的是信贷的大量注入：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硬接线”的性质，许多新增贷款都流向建筑、制造和基础设施等高污染行业的国有企业，致使后二者已经产能过剩。

刺激计划的主要受益者似乎是水泥和钢铁企业。对于一个把40%GDP的资金用于基础建设的国家来说，这毫不奇怪。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原钢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666亿吨，主要就是因为在刺激计划的作用下建设和汽车产业的需求大大增加。

更引人注目的迹象是，在毫无限制的经济刺激措施中，政府已经对环境事务进行了系统性的搁置。环境影响评估的运行被一个快速审批体系所代替，这样的做法竟然被称为“绿色通道”，真够讽刺的。这正是中国政府内部更深层权力转换的表象。

四年前，松花江的化学污染事件引发了‘唯环境’派和‘唯增长’派之间白热化的紧张关系，以当时国家环保局长的被迫辞职而告终，今天经济刺激因素又成了不同观点和政策计划针锋相对的战场。

这次的情形和上次几乎完全一样。

在这场争论中，一派人认识到目前的增长模式在社会和环境上都是不可持续的，在经济上是不健康的，主张在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措施中解决中国经济根本性的不平衡问题。我将这一派称为“重新平衡”阵营，其中包括环保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许多著名的学术界人士、政策顾问和智囊机构。他们都警告说目前的刺激行动将加剧结构性的不平衡。

另一派人坚持把确保就业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制造业和出口，把大量资金投入重污染、重能耗的行业，它们20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些人可以被称为“保八”阵营，因为8%的增长是防止失业增加和社会不稳的最低线，温家宝总理强调一定要达到。各地方领导、商务部、财政部和国务院都坚决加入了这一阵营。

本来，这场危机应该加强重新平衡阵营的势力。早在危机发生之前，该阵营就多次对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和缺陷发出警告，这一点非常清楚。经济亟需一个强力的反周期刺激计划，这提供了一个良机，可以对资源进行空前规模的整合，刺激更加“绿色”的经济动力和增长新来源。鼓励绿色创新不仅可以创造“绿领”就业，而且能加强竞争力。这场危机还为拥有巨大外汇储备的中国提供了以最低价格购买发达国家最先进环境硬件的良机，从而加速产业更新，加强技术能力建设，增加竞争力。

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日益占据上风的却是“保八”阵营。国家环保部似乎再次靠边站了：6月份，环保部长周生贤对经济刺激措施中不断增加的环境风险公开发出警告。而中国政府中曾经最敢于直言的环保斗士——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被解除了实际执行者的职务，自从危机开始以来，他就从政治视野中消失了。新的负责环境评估的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宣布大部分刺激计划中的项目都可以走环保许可的“绿色通道”。

与此同时，财政部长谢旭人已经重申中国将保持现有的危机应对政策。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最近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政策仍然主要掌握在原来那些决策者手中，他们更关心的是短期的就业，而非房地产泡沫或者不平衡增长模式的加剧。”

中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大胆而迅速的反应当然应该得到赞扬。但是，就像甘地曾经说的：“如果方向错误，越快越糟糕。”可惜的是，中国对危机的反应措施似乎加剧了结构性的失衡，而这正是经济缺陷和环境弊病的根源。

本文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环境系列》期刊

里奥·霍恩-法萨诺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非洲区域局的政策专家。加入UNDP之前，他是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国家协调员。此处，他以个人身份撰写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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