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霍伟亚

CYCAN：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宣言

伟亚霍 — Thu, 06 Dec 2007 11:38:00 +0000

全球变暖在成为中国环保组织关注的重点。这其中，高校学生社团为一领军环保力量。霍维亚在此介绍了中国的第一个以全球变暖为主题的青年行动网络。

在中国，如果你经常去参加一些环境会议或者环保活动，你会发现，中国青年的身影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其中。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有近1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青年参加会议，年会还专门设立了青年分论坛。

事实上，青年已经成为中国一支不可或缺的环保力量。

2007年，正当中国的社会各界都在关注、讨论全球变暖的时候，中国青年也开始采取了行动，他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全球变暖为主题的青年行动网络——CYCAN。

CYCAN是“China Youth Climate Action Network”的简称，中文全称是“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是中国环保青年在2007年自发成立的一个行动网络，目前拥有7个组织成员。

2007年8月，十多位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的环保青年（主要是一些高校学生环保社团以及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在北京一个餐馆中聚餐，送别一个即将离开中国的外国留学生，聚会上大家讨论了当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国内高校环保社团现状、国外高校应对气候变化的优秀案例以及气候变化的相关技术问题，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经过讨论，与会的人员觉得单独、孤立的活动，效果不大，不如成立一个协调网络，由此，成立CYCAN得到大家的共识。

聚会结束后，这些积极的环保青年就立即启动了CYCAN的筹备工作，并决定将那次聚餐定为CYCAN的生日。

2007年10月是CYCAN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10月28日－29日，CYCAN在北京给来自中国各地的高校大学生环保社团负责人提供了一场有关气候变化的培训，除了北京的13人之外，北京以外地区的21所高校环保社团负责人也参加了本次培训。

由于资金有限，第一天的培训地点放在了北京大学一栋正在装修中的教学楼，环境非常简陋，不过这也一直是中国环保青年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活动资金缺乏。

培训主要围绕全球变暖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有关条约来开展。另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青年应该如何行动、如何合作的问题是他们这次培训的一个重点。

CYCAN计划在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13)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同时，在中国各地一起开展一次大型的倡导型活动，来反映中国青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与行动。

CYCAN的长期目标是促进中国青年及相关青年组织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参与，并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推动相关目标的实现。

当然，中国青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活动，和中国政府2007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姿态是分不开的。

今年6月，中国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开始在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环境问题上扮演积极参与的角色，这极大的刺激了中国青年的决心，他们感觉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该有青年人的身影，并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能力、资源、经验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既有的能力限度内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努力，CYCAN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成为了可能。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CYCAN只是一个行动网络，并非一个有完善结构的组织，它的理念或者想法，是通过成员组织来实现的，这一点可以在其成员组织的活动中体现出来。

北京大学青年发展机制研究会（Peking University CDM Club）是CYCAN创始者之一，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其成员对国内外的气候变化政策及问题非常熟悉，一些毕业的成员已经开始在公司中做CDM项目，也有的在相关基金会中工作。他们在今年10月底的CYCAN培训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不仅提供培训师，还提供培训场地等后勤服务，给全国的培训参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绿色大学生论坛（China Green Student Forum）是一个有着11年历史的青年环保组织。2007年，它与中国矿业大学绿缘根与芽（一个大学校园内的环保社团）合作，在其校园内做高校能耗状况调查，在专业节能公司Topenergy的支持下，获得了中国高校能耗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青年在校园开展气候变化相关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和经验。

以上两个组织都是CYCAN的成员，他们的活动体现了CYCAN的一个重要特点：彼此独立、相互分享。

其实，在CYCAN成立之前，中国青年已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了许多行动，但是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所开展的活动都局限于大学校园内部，与外界的合作非常有限,不论是从活动的规模还是活动的影响力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大部分活动或者项目都比较缺乏创新性。而CYCAN的成立恰好能够有效的整合分散在中国各地的青年资源，能够将关心全球变暖的中国青年凝聚在一起，举办更多更好有创新性的活动。

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日益重视，一些国家也在制定相关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环保NGO，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讨论与行动都是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青年人的态度尤为重要。

近几年来，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环保青年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开始增多，并已经试着采取行动。但是中国青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乃至整个环境问题上，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特色，现在尚不能预言，让我们拭目以待，毕竟如何面对环境问题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特别是掌握着人类未来的青年人。

作者：霍维亚，“中外对话”期刊编辑，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主编。

低碳生活要付出高成本

伟亚霍 — Mon, 02 Mar 2009 10:54:00 +0000

很多中国人想生活得更加环保一些。但霍伟亚指出，减少碳足迹需要高的投入，同时目前对这一绿色选择的支持还不够。　

上个月，我“中外对话”的北京同事买了一个菲利普节能灯泡，替换了房间里的普通灯泡。他很满意于自己的选择，虽然花了30元，是普通灯泡的10倍以上，但他希望节省能源，过低碳生活。再说，节能灯泡经销商们宣传说，从长远来看，他节省用电所得到的钱，远远超过30元。

但一个月后，他昂贵的灯泡坏了。他一个月中省下的钱，可能还不到3元，是灯泡价格的十分之一。现在他面临一个选择：他还要继续这种昂贵的低碳生活吗？

面对气候问题，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开始呼吁选择低碳生活方式，减少碳足迹。但在目前的中国，过低碳生活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环保组织忽略了这一现实。

选择低碳生活，需要购买节能的住宅、电器，环保的装修材料、生活用品，不能再以价廉为购物标准。现在的节能环保产品价格较普通产品高，大到节能住宅，小到节能灯泡，无不如此。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买普通住宅尚十分困难，怎么劝说他去购买节能住宅呢？这个“时尚”他们无法追求，也许仅仅是富裕阶层的“时尚”。

对于现阶段碳排放不多的普通消费者，责任不是选择低碳生活，而是预防将来的高碳生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这里同样适用。

在中国，低碳生活还缺乏社会服务基础。当收入不菲的你下定决心，准备过一种低碳的生活时，还需要注意，没有人能给你出谋划策，一切都要自己完成。

比如节能住宅。你需要鉴别开发商的住宅设计是否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住宅的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如何，住宅的既有设施是否节能环保。尽管你可能从书本上学到一些基础知识，但你还是需要运气来保证你不被开发商花哨的宣传迷惑，因为现实中的很多所谓节能建筑并不节能，有时比普通建筑更耗能，中外对话网站发表的文章《揭掉“高科技节能建筑”的外衣》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有了节能建筑，你还要给自己补充装修的环保学问，因为你可能不相信装修公司购买的材料，环保材料比较贵，他们也许会趁机揩油。你需要自己挑选保温隔热的地板、合理利用阳光的窗帘、节水的便器、有利于健康的环保漆等等，这些都远非你所长。

最后你要购买高能效的家用电器。中国2005年推行了《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到今年3月1日，包括电磁炉、电热水器在内的21类产品都将被强制纳入该办法的范围，好像这可以帮助你快速鉴别此类产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你将一台带能效标识的洗衣机搬回家，并不能说明你的电器真能够节能。问题出在能效标识无法有效监管上，有了这个漏洞，一些家电企业在标注其产品的能效等级时弄虚作假。由于能效虚标，你可能在享受着低碳生活的乐趣，却排放着高碳。

在一个漏洞百出的环保系统背景下，选择低碳生活，即使付出了一大把钱，又付出了大把的时间来学习知识，依然可能被不规范的市场欺骗。现在的低碳生活，犹如第一代生物质燃料，只是碳排放的转移，并未实质减少，可能还有增加。

我那位同事说，他还是要买节能灯泡。这很好，但问题是，那只是一个30元的灯泡，如果面对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一套所谓节能住宅，他还会坚持低碳生活吗？

选择低碳生活是一种昂贵的做法？这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吗？即便费用很高，但你也购买环保产品和服务吗？如果它们的价格低一些，你会更愿意购买吗？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你有多重要？

请在论坛中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在北京的运营主管。　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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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公室开始低碳生活

伟亚霍 — Tue, 21 Apr 2009 06:04:00 +0000

能耗，电子废物，辐射，噪音和废气等问题挑战着我们的办公环境。霍伟亚指出到我们发起这场办公室革命的时候了。

在中外对话网站发表的文章《低碳生活需要高成本》中，第十条评论说：“公民的个人低碳行为是要付出高成本的”，“但是对于更高的一个层次，公司、社会团体、政府等来说，低碳就是应该考虑，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了。”

笔者赞成这位评论者的说法。政府、企业、高校等各种社会组织不同于个人，它们的行为有规模效应，环境影响大但环保成本相对较低。社会组织在环保方面有个人无法比拟的低成本优势。所以让社会组织从自身做起，减少环境影响更为经济可行。

社会组织从自身做起，首先大有可为的就是办公方式的变革。进入信息社会，人类的办公方式经历了从传统低效率的办公方式进入信息化办公的过程，信息技术极大提高了办公效率。纸张使用减少，是该变革的特点，也成为组织标榜环保的举措。今年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共发放2500台笔记本电脑给政协委员，减少大量纸张的使用，让很多人认为这是环保之举。

无纸化办公确实给环境带来了好处，减少了森林砍伐和纸张制造过程中的各种污染。但变革也带来了新问题。办公室中的大量IT产品，极大地增加了电能的需求，也成了办公室的污染源，还带来了电子垃圾的问题。

在去年4月“信息技术与节能减排”论坛上，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张小冲称，中国政府每年800亿的能源消耗中，50%来自IT产品。近年IT产品能源消耗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他说，“据估算，2007年我国IT产品的总耗电量在300亿度至500亿度之间，几乎相当于三峡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绿色和平网站显示，如今每年世界产生的电子垃圾达到2千万至5千万吨。中国正在进入电子产品报废的高峰期，废弃的电脑、打印机等电子垃圾的数量已不容小觑。据北京晚报报道，2010年北京市将产生15.83万吨电子废弃物。不仅如此，虽然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早在1992年生效，但电子垃圾依然大量非法涌进中国，笔者曾到世界著名的电子垃圾拆卸基地——广州贵屿实地考察，它们处理的各种品牌的废弃电脑、打印机等电子垃圾主要来自国外，中国国内产生的电子垃圾往往在产生地周边地区已得到“解决”。他们处理电子垃圾的方式极为落后，提取有用材料和金属过程中带来铅、汞、镉等重金属污染，对生存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了极大威胁。

除能耗、电子垃圾等问题，IT产品也产生了大量室内污染，辐射、噪音、废气等，既影响员工健康，也不利于组织提高工作效率。

面临信息化办公的环境挑战，我们需要一场办公变革，新办公方式在维持现有效率或更高效率的同时，需具备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即绿色办公。

现在很多IT厂商已将“绿色办公”作为产品推销的噱头之一，反映出IT产品的环保要求已是大势所趋。也有一些社会机构已经拿绿色办公要求自己，尽管绿色办公仅仅是个新兴概念，尚无专业标准。

年初，戴尔（中国）公司宣布，通过改善基础设施、采用高密度设计、虚拟化技术等，帮助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完成原数据中心的绿色改造，既能减少能源消耗，也降低了数据中心占据的空间。壳牌印制的手册《工作场所的节能挑战》，倡导使用远程会议设施、上下班多乘公共交通或者拼车等方式，减少办公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2008年11月，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北京办公室（以下简称“根与芽”）在北京启动了“绿色办公室评估项目”，在伊尔姆环境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指导下，让中国的青年学生用现场观察、调查员工、采访主管等方式，从照明、供热制冷、办公设备、办公室绿化、员工行为等角度对一些公司或机构的办公室进行评估，进而打出分数并给所评机构提交建议，一年后回访，了解改进情况。根与芽在上海的办公室2008年评估了120家公司或机构的办公室，北京办公室启动至今评估了17家。

3月19日，“绿色办公室评估项目”评估了思科系统（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办公室，思科员工可以远程办公让绿色办公室评估项目协调员郭婷婷印象深刻。据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情况报告》，200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与工作有关的日均交通耗时达70分钟。仅远程办公就让员工既节约了时间，又减少交通的碳排放，还减少了公司的办公各项成本。

当问到，是否有公司将自己的办公设备维护等业务交给专业机构，或者干脆只租用办公设施时，郭婷婷说只有两三家，很多企业还不知道可以这样，仍按传统观念，一个企业自然要有自己的各项办公设备。

其实现在不少企业已经不购买IT产品，仅仅从办公服务机构租用，专业机构负责管理，可以提高产品的利用率，降低IT产品的使用数量，优化机构办公方式。

另外笔者注意到，已经接受评估的北京17家机构有些本身从事环境相关行业，日常办公中已注意绿色办公，而“绿色办公室评估项目”与接受评估的企业之间的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不对外公布评估的分数。

机构出于社会责任或者降低办公成本的需求，会主动改变自己的办公方式，但在无社会普遍要求情况下，它们选择低调行事。因此，办公方式的变革，仅靠自我意愿无法完成，政府应制定绿色办公专业标准，包括能耗、室内的废气噪音辐射标准、以及废弃电子产品的处理程序。用政策推动机构管理人员的办公理念转变，形成新一轮办公方式变革。最终交由市场完成绿色办公所需要的各种服务。

根与芽说他们时机成熟时会在世界范围推广“绿色办公室评估项目”。环保NGO的创新行动已经给社会一个积极的信号。为了不再让机构“偷偷地”自我变革，政府应该将“绿色办公”政策化，推动新一轮办公方式变革。

你怎么看待低碳办公方式？你认为如何能减少电子设备对能源的消耗？应该怎样应对电子废物，污染和潜在的健康问题？可以真正实现无纸化办公吗？如果可以的话，你会选择在家里办公吗？你所认为的绿色办公标准是怎样的？

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吧！

作者：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运营主管。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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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殡葬--虽死犹生

伟亚霍 — Wed, 27 May 2009 06:02:00 +0000

中国正在倡导环境友好的葬礼，但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传统丧葬。霍伟亚指出，文化变革不能依靠强制手段，公众的环境意识有待提高。

最近几年，一种新的安葬方式——“生态葬”——正受到中国政府和媒体的倡导，中国很多地方已相继建立适合“生态葬”的陵园。

所谓生态葬，是指“树葬”、“花葬”、“草坪葬”、“水葬”等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安葬方式。“树葬”、“花葬”、“草坪葬”鼓励将骨灰撒入土壤中，在其上种植树木花草，而“水葬”是指将火葬后的骨灰撒入江河或者大海。

相比建国后中国的第一次殡葬改革——通过立法改革土葬、推行火葬，有人称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殡葬改革，其最大特点是不留骨灰，让其真正回归自然。

土葬是中国传统中的主流安葬方式，1956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151位新中国高级干部签署了一份《倡仪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倡导身后实行火葬。198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首次规定在“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推行火葬，并对不遵守该规定的国家职工实行处分。“火葬”从此成为中国的主流安葬方式。

现在中国每年修墓至少占用10万亩土地，墓地、墓园等建设使用大量砖块、水泥、大理石等坚固材料，并且越建越多，土地资源得不到更新，出现死人与活人争空间的局面。

1976年，周恩来的骨灰撒在了北京市区、密云水库、海河入海口、黄河入海口的上空；1997年，邓小平的骨灰撒入大海。按照“生态葬”标准，他们均属于“生态葬”中的“水葬”。

“生态葬”有很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优点，这在城市中最能体现。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城市用地紧张，传统安葬方式的建墓竖碑让城市安葬空间面临“枯竭”危机，再加上崇尚“厚葬”的中国传统观念，丧葬费用日益飙升，有的甚至高过房价，社会感慨“活的起，死不起”。近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曝光广东省一位村级干部毁林圈地24亩，用于建设豪华墓地，也凸显了传统安葬方式不环保的一面。

而“生态葬”则不占土地或者占地极少。即使占地，地上也不再是冰冷的墓碑，而是花草树木。每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人们在这天会到墓地祭扫，怀念先辈。而4月万物复苏，正是踏青的好时节。所以占地极少的“树葬”、“花葬”等实际上也同时为城市营造了大片绿地，可以让人们寄托哀思的同时踏青春游。

“生态葬” 如能普及，让先辈真正回归自然，既节约丧葬成本，也会为中国节约大量土地；同时增加中国的绿化面积，有利于世人。

尽管“生态葬”有诸多优点，但在2009年清明节前后，中国媒体关于“生态葬”的大量报道显示，选择“生态葬”的仍只是少数。

中国人有在墓地旁边种树的传统，这在广大农村地区非常普遍。人们认为，墓旁的树木载有逝者的灵魂，树的死去往往让后人无法接受，认为是不祥之兆。面对“树葬” 、“花葬”、“草坪葬”，很多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心。而“水葬” 更让人不能接受，觉得“水葬”后将无处寄托对逝者的哀思。

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所长诸华敏认为，“老的墓葬模式影响了人们几千年，替代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预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生态葬只能被一部分人所接受。”

公众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安葬的观念，这是目前“生态葬”面临的最大阻力。中国第一次殡葬改革推行火葬后，中国农村仍有很多地区无法接受“火葬”，2008年中国土葬率仍超过50％。

如何改变公众根深蒂固的传统安葬观念，是中国绿色殡葬改革成败的关键。

目前政府并未对推行“生态葬”做专门规定。《法制日报》4月的一篇报道称，2007年公布的《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条例修改工作有望今年完成。但全国人大代表邸瑛琪表示，该草案并没有涉及生态葬的内容。

第一次殡葬改革中，地方政府为了早日完成目标，往往使用强制手段，但效果不明显，偷埋遗体仍然普遍，甚至滋生腐败，这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邸瑛琪称，应抓紧起草《殡葬法》，确立多元化的殡葬方式。

无论是当下的金融危机，还是中国早已确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都要求经济、社会、文化的绿色转向。中国传统的安葬观念同样需要绿色转向，但利用法律行政手段改变社会传统的安葬观念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观念的转变不能依靠强制手段。中国的绿色殡葬改革是否能够成功，不在于有过少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它仰赖的是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从而自愿采取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作者：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运营主管，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您对此有何看法？您是否支持环保葬礼，还是您倾向于传统墓葬？您认为青年人对于新形式的葬礼是否抱有更开放的态度？对于墓葬需求与可用土地的冲突，您认为消费者是否需要做出让步？请在论坛上告知我们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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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消费的隐忧

伟亚霍 — Thu, 20 Aug 2009 07:09:00 +0000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国内市场不断要求刺激消费。霍伟亚认为，中国或许能保持当下的经济增长势头，但我们可能需要两个额外的地球来负担这种美国式的生活。

去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百分之八，除了4万亿财政投资、积极信贷政策以外，刺激消费也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措施。

2008年末，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开展“家电下乡”工程，通过财政补贴，促进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四类产品在农村地区的销售。2009年，中国政府又投入20亿元启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根据该政策，2009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在北京等9个试点省市规定时间内交售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的单位和个人，在购买新家电时可享受新家电销售价格10％的补贴。除了刺激电子产品的消费，机动车消费也享受到补贴或者税收优惠。很多城市还向市民发放消费券。

外向型经济遭遇出口额大幅下跌，加强了中国政府依靠内需市场拉动经济的决心，“扩内需，保增长”成为中国经济渡过难关的秘诀之一。但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复苏之中，也隐藏着两个问题。如果不做长远考虑，它们会对中国的环境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首先是资源再利用问题。在中国，填埋到垃圾场的并不都是垃圾，很多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资源。然而，现在产品被消费之后就完全变为垃圾。只有小贩们会从垃圾堆中捡一些经济价值相对高一点的东西，其余或者埋掉或者堆肥。由于垃圾量剧增，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很多城市正面临“垃圾围成”的窘境，纷纷转向垃圾焚烧发电。不过，此办法面临很多争议，民间的环保组织认为，垃圾的分类回收才是中国当前最应该做的。

但中国并无健全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以电子产品为例，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解读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时称，“以旧换新”政策可更新家电500万台，2009年预计中国报废上述5类家电9000万台。而活跃在中国城镇每个角落的家电回收小贩，表明正规的回收拆解处理企业仍不是主流，倒是这些非正规的回收拆解方式占据着这个行业，其带来的环境后果，“中外对话”中的文章《从办公室开始绿色办公》已有提到。

尽管环保部门就“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两项工程出台了配套的指导意见，但在循环经济发展刚起步的中国，此措施能否有效实施、能否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都是未知数。

国务院2009年2月发布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政策，为电子垃圾的回收拆解行业规划了方向，但它到2011年才生效。2011年之前，电子废弃物的主要解决方法可能依然是靠小贩们收购，然后再卖给没有拆解处理资质的企业，或者根本没有注册的小作坊。

垃圾不能正规处理不仅仅造成污染问题，资源的浪费也相当客观。上述发改委负责人说，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可以回收利用各种资源近230万吨。但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其中不少资源可能仅仅被当作垃圾处理。

除了资源再利用问题，消费观念膨胀也是一个隐忧。

最近中国知名网站21cn.com制作了一个网络专题：“白领，你的名字叫环保杀手”，策划者认为白领的生活方式是高消费，而“消费是环保的天敌”，应该“让自己和环境都舒服”。专题的在线调查中，绝大部分的人认为环保是每个人的义务。

但这可能仅仅是一个观念，放到实际生活中则是另一回事了。从7月1日起，湖南长沙市宾馆、酒店、招待所等场所不再免费提供给顾客一次性牙刷、牙膏等日用品，实行明码标价，需要一次性日用品的顾客需付费购买。人民网的调查就显示，77％的网友反对这个政策，认为此举会带来不方便。

上述两个数据的矛盾反映了中国人当下环保与消费两种观念的冲突。从三十多年前的零环保意识，到现在，环境问题很容易就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中国人的环保意识确实提高了。但是中国人似乎越来越像自己指责的美国人，积极参与环保但不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按照循环经济的“3R”思想，中国正在做的事情当中，提高能效以及资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生产投入和污染，属于“减量化”（Reduce）；回收废旧产品，从中获取有用资源是“再循环”（Recycle），它们都已被付诸于政治、经济实践。但属于循环经济题中之义的“再利用”（Reuse）（产品重复使用，延长生命周期）却受到冷落，消费者似乎把环境问题丢给环保机构来做，就不再负有环保的义务，只要经济能力许可，就可以尽情地消费。

如今中国日益重视国内市场，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公众的消费，以此提振经济。此举更给消费以合理的名义。政府、市场一同鼓动消费，这是否会让中国的消费能量由此释放？

中国人过去消费不多，要么是因为没有钱，要么是缺乏社会保障，留钱自保，不敢乱花。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培养了中国人充足的物质欲望，向富人看齐、向美国看齐的生活方式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一旦消费能力的问题得到缓解，中国人也会尽可能多地消费，这一点不会落在发达世界的后面。此时，经济增长得以保全，但问题可能就像很多环保人士说的那样，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人类还需要三个地球。

作者：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运营主管，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政策鼓励下，消费量剧增，您认为中国如何加强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您对垃圾处理问题有何看法？刺激消费带来环保隐忧，不刺激消费，经济增长减速可能带来失业率上升等非常严重的社会动荡，究竟应该怎么办？请在论坛上说出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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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垃圾的出路

伟亚霍 — Fri, 11 Sep 2009 06:58:00 +0000

在中国首都北京，市民和专家正在审议商讨各种垃圾处理的方式。霍伟亚就讨论中的方案进行了调查。

奥运之后，北京“垃圾围城”的威胁盖过了交通和空气质量的争议，成为公众和媒体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

8月上旬，搜狐绿色频道、中外对话等机构组织30多名媒体人员和北京市民参观了北京的阿苏卫、高安屯两处垃圾填埋场（以下简称“阿苏卫”、“高安屯”），实地考察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阿苏卫建成于1994年，北京最早的垃圾填埋场，现在每日填埋生活垃圾3800吨，超出设计量1800吨，垃圾焚烧项目将在年底开工建设。因早期建设的垃圾填埋场防渗性都很差，填埋场渗滤液污染地下水，有媒体报道阿苏卫周边居民的患病率增加或与此有关。

高安屯上世纪80年代曾是附近居民的垃圾倾倒点，1995年改造成垃圾填埋场，去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建成的垃圾焚烧厂目前仍处于调试阶段。去年8月30日，难以忍受高安屯垃圾场恶臭的数百居民曾手持标语戴着口罩，上街表达抗议，引起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随后快速整治了高安屯的恶臭问题，一是通过覆盖塑料膜和喷洒除臭剂来除臭；二是把其承担的一部分垃圾处理任务转移到北神树和阿苏卫两家垃圾场，减轻处理负担。

但铺设易受损的塑料膜和转移处理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北神树和阿苏卫两家垃圾场虽然距离居民区较远，但也存在臭味问题，尤其阿苏卫本身已处于严重超负荷运作。去年高安吞居民集体抗议的发起人之一赵蕾女士，对政府的整治措施和结果并不满意，仍在为此各处奔走。

就在今年7月，北京海淀区政府表示，由于超负荷运作，接纳该区全部生活垃圾的六里屯垃圾卫生填埋场经要提前4年关闭。政府规划在此处建一座垃圾焚烧厂，备受臭味煎熬的附近居民曾在2007年的世界环境日围住国家环保总局（现已升级为环保部）办公楼。因为焚烧厂排出的二恶英致癌，他们反对在此处建垃圾焚烧项目，至今项目仍处于博弈状态。

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北京垃圾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2008年日产垃圾1.84万吨，预计2012年全市垃圾生产量将达日均2.5万吨，2015年达日均3万吨，届时，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面对垃圾量加速整长，北京市政府早在1996年就已经提出垃圾分类的倡议，民间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也在这一年开始在北京市的社区中试验垃圾分类，但十多年过去，生活垃圾依然混合填埋。

北京市公共场合中布置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垃圾桶。但城市居民都知道，即使他们愿意在源头做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时分好的垃圾还是被混合在一起填埋，缺乏分类运输、分别处理的机制和设施条件，这正是多年分类无果的原因。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设施处副处长卫潘明日前表示，“我们设施建设的很快，但是垃圾增长量更快，压力比较大。所以要通过源头分类，资源再利用，减少垃圾产生量，每年降低一到两个百分点，到2015年实现垃圾总产生量的零增长。”这是政府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表态，但实践上还未见有多少改进。

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欲模仿日本的做法，把详细分类作为最终目标，暂时先从简单分类做起。但做垃圾生意的合加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景志认为不应该过度分类。 “有机质如剩菜、剩饭分出来非常好，但其他的东西垃圾处理厂的机械设施完全可以进一步分出来，为什么要在源头上耗那么大成本？” 他认为“可回收”与“不可回收”的定义也有问题，一般人理解一个烂苹果是不能回收的，但“在我眼里这个烂苹果一定是可回收的，它可以做成很好的有机肥料。 ”

貌似简单的分类，倡导了十多年，仍没有一个清晰、可操作的机制。

目前中国600多座城市每年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大部分都在面临垃圾处理的麻烦。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都想发展垃圾焚烧项目，以此快速实现城市垃圾的减量化。

而垃圾焚烧却是目前北京乃至全国争议最大的垃圾处理方式。卫潘明认为北京建立垃圾焚烧厂按照欧盟标准，技术上没问题，而且“所有重金属污染，都是累计性的，不可能吃一点点就中毒了。”但包括民间环保组织、焚烧厂周边居民以及部分专家在内的反对派对此疑虑重重，垃圾焚烧在国际上是不是一个即将淘汰的技术？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成分复杂，适不适合焚烧？能否做到科学选址和严格的运营管理？这些争论目前仍未结束。

但根据北京市政府4月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接下来北京生活垃圾工作的目标是“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所谓“调结构”，卫潘明解释，就是“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实现城区原生垃圾零填埋；2015年比例为4：3：3”，这意味着未来北京的垃圾处理将可能是三种方式并存的局面。

并不是“所有的垃圾都去焚烧”，卫潘明说，“不同的垃圾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只要“污染控制方便了，成本上经济了，最后达到一个好的效果。”但好的效果”如何评判，政府、企业、公众的利益并不一致，专家的观点已经失信于民，焚烧争论考验的是各方的智慧。

不管怎样，垃圾焚烧在中国正处于上升阶段。“存在是合理的，国家确实是要提高焚烧比例。我们即将在今后一两年内建成几个大型焚烧发电厂。” 张景志说，“垃圾焚烧作为BOT，利润模式是两块，第一是政府垃圾处理补贴，第二是上网电价补贴。”

电价补贴来自电网公司，对于受垃圾数量困扰、急于寻找垃圾出路的地方政府来说，焚烧通过特许经营既能解决垃圾问题又没有财政压力，是一个相当划算的选择。

“特许经营制度可以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进行垃圾处理搭建平台，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都可以实行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专家徐宗威认为，只是“垃圾设施的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民营企业进入时，需要对可能存在的困难和风险有足够的分析和判断。”

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副会长傅涛强调，“垃圾处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仍属于公益性事业。政府可以请别人帮它做，但并不能因此免责。”

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在北京的运营主管。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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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偏执的环保者

伟亚霍 — Thu, 08 Oct 2009 06:39:00 +0000

空调大鳄张跃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他崇尚地球的利益先于企业利润的价值观。

张跃简介：

张跃，1960年生于长沙，1988年张跃以3万元在湖南郴州创立远大，推出非电空调，现任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

作为民营企业的远大，其非电中央空调主机产品销往60 多个国家，在中国及欧美行业市场中占有率第一。

近年远大开发了带有空气净化功能的中央空调末端产品以及空气净化机，并从事建筑节能改造及中央空调交钥匙工程、中央空调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再生燃油服务。

所谓非电空调，是使用天然气或者是其它形式的热源来加热一种叫做溴化锂的特殊液体，当加热溶液所产生的蒸汽冷凝下来，就可以使周围的东西冷却下来。

张跃在中国媒体的眼中是个偏执的人。

这个留着艺术青年式长发的中年人，自幼热衷美术和文学创作，后来却做起了空调生意。

他的企业远大空调有限公司（下称“远大”）坚守“七不一没有”的道德底线：不污染环境、不剽窃技术、不蒙骗客户、不恶性竞争、不搞三角债、不偷税、不行贿，没有昧良心行为。在资本运作上坚持“三不原则”：不合资、不上市、不借债。

在不成熟的中国商业环境中，有些“理想主义”气质的远大，和政府保持距离，坚持商业伦理，注定很难“长大”。

但张跃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注重道德、制度，追求快乐、稳健，从不否认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

如今，他又开始在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环保层面上应用这套“哲学”。

远大的产品生产基地在湖南长沙，那里有远大自己的农场，养猪、养鸡，饲料是食堂的剩饭剩菜等，种菜使用有机肥料，也有自己的鱼塘。张跃认为，让每一个员工都生活在环保节能的环境之中，净化每一个人的心灵，才能真正用心工作和生活。

生活上他也开始约束自己。“我自己家的房子，由于原来不太注意，建得比较大，需要很多空调。所以我冬天把空调温度弄得小一点，夏天把空调弄得热一点。我是做空调的人，其实我连空调都没有尽情地享受。”

然而关于张跃，最有意思的莫过于他与飞机的故事。

张跃喜欢飞行带来的享受。1997年张跃曾耗资7000万元购买美国“塞斯那”公务喷气式飞机，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及第一个拥有直升机驾驶执照的民营企业家，引起中外媒体的强烈关注。此后，他又陆续买了6架飞机。

但几年后，张跃卖掉了其中3架，其它的都租给了机场，或是停在机库中，规定乘客不到六个人禁止使用公务机。

有一次，被誉为“穷人的银行家”的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中国海南开会，本来计划要参观远大在长沙的生产基地“远大城”。由于时间有限，他希望远大能用飞机接他。但鉴于上述规定，远大的飞机不能派出，尤努斯最终未能成行。

“有一天我突然知道了一个数据：一棵树平均一年吸收18.3公斤二氧化碳，我的飞机从长沙到北京往返3000公里排出的二氧化碳，相当于8棵大树生长60 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我吓了一跳。” 张跃这样解释。

现在张跃出差也开始坐民航飞机，尽管他对民航有很多不满：“搜身式的安检、枯燥的等待、不时的延误、机舱里难闻的气味以及僵硬的座椅……”。

除了远大总裁的职位，张跃还是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建筑促进会副主席。

从去年10月起，远大陆续对‘远大城’内28栋办公楼、公寓、酒店等建筑实行节能改造，重点是建筑隔热。

今年6月，在温家宝总理视察湖南期间，张跃托人给温总理递交了一份报告。张跃在报告中建议大力开展建筑节能，应对金融危机及气候变化。

张跃认为，报告“全部出于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无关。如果说有关的话，那是相反的关系，让自己的空调市场大幅度缩小。”

他经常说，地球的未来远比他的生意重要。“我是特别喜欢空调的人，但是我的梦想却是希望有一天，全人类都不再使用空调。我现在的一个主要工作是‘消灭’我的空调、‘消灭’我的企业”。

空调如何消灭他未谈到，大家也都觉得不可思议，太乌托邦了。张跃的行为和观念，又让他成为环保领域的“偏执者”。

作为企业家，他的环保行为对普通人来说，没有多大借鉴意义。私人飞机、大房子、节能建筑等，普通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多少选择权。

对于其他的中国企业家，尽管很多都在忙于“洗绿”自己和自己的企业，但多数更喜欢有媒体曝光度的绿色活动。真的要像张跃这样放弃刚刚享受没几年的高碳富裕生活，还是很不容易。而且大部分的企业迫切想用最低成本尽快做大做强，如果政府那里可以蒙混过关，他们还是愿意节省下污水处理这些环保成本。

现在张跃更像是个道德楷模。

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在北京的运营主管。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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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过度包装考验的是消费者责任

伟亚霍 — Wed, 28 Oct 2009 06:48:00 +0000

传统节日已然失去了其文化意义，送礼的风气更成了豪华包装的借口。霍伟亚阐述了这种过度包装给环境带来的沉重负担。

今年初我参加一个小型中欧民间交流的会议，结束之前欧洲的参会者向主办方赠送礼物——四条巧克力，然后还特意介绍了它们背后关于生态农业、公平贸易的故事，以显示巧克力符合环保、公平贸易的原则。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这些外国人都学‘坏’了，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是礼仪之邦，到了中国就到处送礼物。”虽然外国人赠送礼物未必是“入乡随俗”，按中国规则办事，但送礼物的学问却十分值得中国人借鉴。

所谓“礼仪之邦”，是文化意义上的“礼仪”，远非“礼品”。但今天，“礼”的概念已经完全“物质化”、“礼品化”。同时，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沦为“送礼”的由头，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文化含义。

中秋节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传统里，中国人会在这一天全家团聚，一起吃月饼、赏明月，而如今成了和领导、同事搞好“关系”、老板送给员工福利的由头。

但月饼本身价格并不高，不符合礼品“高档次、高价值”的原则。于是商家迎合送礼者的需求，开发出各种“高附加值”的月饼。原本不包装或只简单用纸包装的月饼被礼品化，包装日益豪华。

中国有个成语叫“买椟还珠”，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故事：一个人要卖出自己的宝珠，故而用红木做了一个相当漂亮的盒子来装它，然而买者付了钱却只要盒子不要宝珠。有人把月饼过度包装称作现代版的“买椟还珠”，因为豪华包装中的月饼并不一定好吃，但那些包装实在漂亮，扔了太可惜。

过度包装进入公众话语正是从月饼开始。近几年的中秋节，过度包装总是一个热点话题，相关政府部门发通知、提出指导意见，到市场中进行督察，每年上演一场这样的“攻势”。媒体、公众也会热烈讨论一番，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滋长奢侈之风等等过度包装的不足被一一论述，应该说，社会对包装过度的缺点已有足够认知。可惜的是，不出半月，过度包装的话题就会“过时”，不再有人关注。

如今这样的拉锯战还在每年进行，但过度问题已经蔓延到各种商品的包装中。温喆吉所在的北京凯发环保科技咨询中心主要提供食品加工企业和餐饮业的包装物。他提到，“有些客户到我这里翻来翻去，找不着合适的包装材料，我说你要什么样的？要最贵的！他们认为最贵的包装，才能增加商品价值。”

但这些包装产生的废弃物，除了个别有回收价值，大部分会被当作废弃物运到垃圾填埋场埋掉。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说，“现在的包装材质，有金属、玻璃、绸缎等7到8种，回收利用比较麻烦，因为还做不到把所有材料在同一工艺下处理。”问题是，中国现在还没有专门回收这些包装废弃物。

在一次关于垃圾问题的访谈中，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说，“限制包装可以减少17%左右的生活垃圾。”能够通过限制过度包装减少这么多比重的垃圾，对于急于解决垃圾问题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

政府也试图通过包装标准和法规来限制过度包装。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简称“国家质检总局”）曾在2005年发布《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规范月饼的过度包装问题；今年9月又发布《月饼销售包装计量检测规则》，试图摆脱之前检测人员主管判断包装过度与否，用数据“说话”。除此之外，国家质检总局今年3月还出台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把治理过度包装的领域延伸到食品和化妆品包装。

涉及面更广的《限制商品过度包装条例》去年9月开过一次立法听证会，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法规一处处长李明刚今年7月指出，它目前还处于“调研阶段”。有媒体报道，《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去年底会出台，但参与该办法起草的中国包装总公司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余渡元说，“现在还在审定过程中”。

李明刚认为，“通过国务院发布条例、各部门发布规章，甚至将来有一天上升到更高的法律层次，解决执法依据问题，给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提供准绳，这样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过度包装的问题。”

然而，政府每年发动“攻势”以及发布上述的规范，其对象总是生产者、销售者，希望以此解决过度包装问题，但如此方式却有治标不治本之嫌。

如果过度包装的需求市场依然存在，规范生产者和销售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呢？关于月饼包装的规范已有两个，全国范围内的监督运动也搞了好几年，在各种过度包装商品中，月饼是最先被关注、被讨论最多的商品，然而它的豪华包装现象依然年年盛行。

实际上，商品过度包装考验的其实是消费者责任。绝大部分消费者购买豪华包装版的月饼并非自己消费，而是作为礼品送人。生产者对产品做豪华包装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礼品。不仅仅是月饼，过度包装问题比较严重的酒、茶叶等，都有适于做礼品的特点，从而迎合中国人用礼品加深彼此关系的需求。

商品过度包装不限于礼品，但礼品市场却是过度包装问题的重灾区，它所遵循的原则可以用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一句电影台词表达：“不求最好，但求最贵”。如果拥有这种价值观的消费方式或者送礼文化不能改变，对豪华包装商品的需求就不会消失。政府出台的措施充其量只是让聪明的企业变通一下方式而已。

单单是禁止一种行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替代方式。中国有一句流行的保健品广告词叫“送礼送健康”，意思是要送给对方健康，因为中国人温饱解决之后，对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句话可以借用到过度包装问题上，只是缺乏健康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特别是礼品消费的观念。

文章开头，欧洲参会者特意提到产品的公平贸易、生态农业背景，自然是认为这种方式、观念值得分享。这种产品市场价值肯定比普通产品高，但从环境、弱势群体角度看，它是有益于社会健康的。

中国人现阶段可能做不到这些，不仅缺乏观念，客观条件也难允许，市场中还缺乏这样的产品。但我们可以从不购买豪华包装的商品开始，做负责任的消费者。

文中专家观点主要来自中外对话与搜狐绿色频道主办的绿色选择7月论坛“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

作者：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运营主管，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近几年，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年年都被谈起，但缺乏持续性。政府希望通过完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您怎么看过度包装问题？应该怎么办？请在论坛上说出您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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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的“绿色长征”

伟亚霍 — Wed, 09 Dec 2009 15:01:00 +0000

这项中国最大的青年环保运动才刚刚起步，学生加强环保的意识给予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霍伟亚报道。

“读初中那会儿，家乡很多地方的草都能长到我胸口。”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学生刘世轶回忆。正在中华女子学院读大一的杨茜觉得他说的有点神奇，她来自产煤大省山西，从未体验过草原的广阔。“现在的草确实都很低，只有很少的地方还有那样的景观。不少地方沙化很严重。”刘给她解释。

刘世轶所在的团队，名称很有诗意——“草原漫步”，是今年绿色长征活动七支团队之一。绿色长征是美国新一代研究院和北京林业大学2007年合作创办的青年环保活动，每年组织中国近五十所大学的学生在环境热点地区，就同一主题开展环保宣传、调研活动。

2009年第三届“绿色长征”活动已于10月30日闭幕。今年，近千名学生在内蒙古草原、长江、黄河、东南沿海等流域或地区的农村和城市社区，宣传环保、能源知识，调查研究不同地区的新能源使用状况，并出版了一本调研文集。

闭幕式当天，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的大学生分别展示了各自的活动成果。文章开头的讨论就发生在闭幕式的一个分论坛上。

草原问题并不是“草原漫步”今年关注的重点。他们去草原，是要参观那里的一个风电场。因为今年绿色长征的主题是新能源，七支团队都要围绕这个主题设计各自的活动内容。

张宗帅也是来自内蒙古科技大学的“草原漫步”成员，他和队友调查沼气使用的细节被记录在2009年绿色长征的宣传片当中。

视频里，农民对沼气很欢迎。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农民只需几百元人民币就可以建造一个沼气发电机。

几种新能源中，只有沼气被中国农村地区广泛使用。所以另外一支队伍——“黄金海岸”——由中国东南沿海的四所大学组成，也选择了调查农村沼气现状。但队员陈明唯在长征日记中提到，他们选择的是个“失败”的案例：广州乌石村2006年建立沼气示范点，当时十户家庭参加；三年后，只剩二三户还在用沼气。

实地调查前，他们了解到上述情况，开始犹豫是否还要做下去。但最终还是去了，去了解“它为什么没有成功”。“当地有一条河流叫溪流河，距离村子不到五里。政策中有规定，为防止河流被污染，五里内不宜大量养殖禽畜，而禽畜的粪便正是生产沼气的原料。”缺少原料导致沼气用户减少，陈明唯在总结中总结，“并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建沼气池，要因地制宜。”

在上述分论坛中，杨茜也举了一个身边的沼气例子。她家乡的邻居也使用沼气，不过并没有沼气不够用的问题，反而清理沼渣是个费劲的事情。

其实，杨茜和与她一同来的三位同学并没有参与今年七个团队中的任何一个，却都来参加了闭幕式，因为她们想参加明年的“绿色长征”。和她们有同样想法的是从香港大学来到北京的三位同学，他们已经把明年的活动形式都规划好了。

因为每次组织近五十所高校参与，声势较大，所以绿色长征号称“中国最大规模的青年环保运动”。现在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参与其中，通过调研认识环境的现实状况，宣传环保知识。

但相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步的中国青年环保运动，它还是一个新现象。

活动组织方之一的新一代研究院是成立于美国的环保NGO，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外国组织。绿色长征活动中，有国际背景的新一代研究院侧重于筹资、专家指导以及与资助方沟通。而北京林业大学在中国是一个事业单位。二者合作的模式，和以往中国青年环保运动的形式有一些不同。

以前中国的大学生参与环境运动，来自学校的主动指导、支持比较少，主要是学生间的志愿联合行动。由于学生能力有限，又很少得到学校或官方机构的支持，资源调动的规模和能力受限，活动一般都简单节约。

而如果大学校方主动组织活动，以学校的名义，则可以很容易与政府、企业进行沟通、协调。这正是“绿色长征”的优势。

绿色长征的赞助方也和以往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提供资金。这次“草原漫步”能够顺利进入风电场调研，是因为活动赞助方、风机制造商苏司兰从中协调。太古公司的员工志愿者更是全程参与“黄金海岸”的活动，在活动开始前很多天就开始学习和了解行动计划，做好各种协助准备，并帮助他们设计和完善调查问卷，使调查更有针对性等等。这些成熟企业规范、严谨、注重细节的职业精神，也让青年人从中学到环保以外的许多东西。

但以往中国青年环保运动的民间色彩却有一个好处：较大的自由度。很多事情不会受到学校，甚至政府部门的牵制。这是“绿色长征”所不及的，因为中国的大学行政化较重，环境议题中的一些敏感区域，这种模式不可能触及；活动的运作上也会有效率等方面的限制。

在活动内容上，大学生在校园、社区，甚至到农村地区宣传环保知识，一直是中国青年环保运动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环保宣传这类活动简单易行，不需要很多资金，甚至不花钱；能力要求也不高，只需要活动前期做个简单培训，一个人或团队就可以完成一次宣传活动。中国各地大学中的环保社团还在坚持做这样的事情。

但很多人质疑这种环保宣传的效果。到一个社区宣传几个小时，随后离开。这种一次性的宣传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在活动效果评估中往往会描述此次活动影响了多少人，但是否真正影响了这些人？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做环保宣传的青年人。

参与今年绿色长征活动的大学生也产生了上述疑问。刘世轶觉得，仅仅宣传是不够的，这样“不过瘾”，应该对所关注的问题持续跟进下去。对于调研活动，一些参与“绿色长征”的学生也有“不过瘾”的感受。

新一代研究院的项目协调员贝可来告诉笔者：“内蒙古的团队觉得沼气在农村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希望能做一个项目来改善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调研。”

所以绿色长征这两年都主动做出调整，今年的新内容是设立了“绿色播种奖”，似乎正是为那些感到“不过瘾”的学生所设立。该奖项要求学生针对当地一个社区进行先期调研，根据收集的信息和评估结果进行项目设计，被选中的项目将获得小额的项目资金，以支持项目开展，今年共有25个项目获得该资金。

青年人的“不过瘾”、不满足，意味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中国青年的“绿色长征”才刚刚开始，这也正是绿色长征继续前进的动力。

霍伟亚是中外对话在北京的运营主管。　曾任《绿色大学生论坛》环境文化通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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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老百姓都在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及如何降低自身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和口袋中。“酷冷生活”涉及的话题包括：消费能力，道德消费，生态设计，可持续消费等。

让我们一起研究和讨论这些话题背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