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江家驷

坚持平等原则：中国气候变化战略突围

家驷江, 钢何 — Wed, 19 Dec 2007 11:14:00 +0000

中国已经到了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关键时刻。何钢和江家驷说，为抗击全球变暖而采取一个全新和公平的政策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开发造成的恶果。这表明西方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发挥领导力，就要寻求人类发展模式的转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这一思想应用到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发展模式，这也将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平等”原则为主。二十一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平等共存的世纪。气候变化威胁到了人类的共存，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存在，世界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和世界需要平等的对话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平等”原则是核心。

现在，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来自国内外的双向压力，都要求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采取实质行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也要体现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有力践行中。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中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是继续被动应付“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掌握主动“战略应对冲出重围”？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争辩。

多种机制启动程序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为巴厘会议撰文指出，巴厘会议将是启动后京都“程序”的重要安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程序化”的时代，启动程序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运转，同时应积极主动寻求其它多边或者双边机制，作为“双轨”的补充，甚至可能成为推动双轨正常运转的重要动力。而多种机制的内核，仍然是对平等原则的坚持和实践。

• D6多边机制。D6与G8对应，意指六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目前G8＋5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已经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展了相关的对话与合作，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在D6的平台上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才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 中印对话。世界能源署预测2007年中印两国的排放总量占到了世界排放上升总量的1/3。因此，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将是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合作中至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 中欧、中美、中澳等双边机制。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将加强双方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至今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不过最近美国国内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澳大利亚刚刚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通过中美气候变化伙伴计划，中澳气候变化伙伴计划等，中美、中澳的合作将有新的广阔前景。

把握主动应对挑战

从已有的谈判进程看，中国政府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发展诉求，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强调“历史排放”的问题，以及中国的“生存排放”、 “发展排放”和部分西方国家“奢侈排放”的重要区别。最近，“出口型排放”责任的分担也备受关注。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强调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改变以防守为主的做法，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就可能打破“减排还受批评”的尴尬局面，为中国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笔者以为，积极主动的战略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节能减排”可以帮助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是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其次，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主动性，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威胁论”以及“价值观外交”等论调依然不乏市场，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发挥全球示范作用，以上批评将不攻自破。

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下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核心方面分别阐述，旨在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战略性。

减缓必行

减缓是中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紧急的对策。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一些约束性指标，如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不包括温室气体），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新增了气候变化的内容，国务院也通过了“三个方案”和“三个办法”具体执行节能减排，这都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和贡献。

而如何变政治压力为有效机制具体执行仍需解决。中国有必要考虑长期的减排安排，并在如何减缓等战略问题上提出合适的建议，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1990年基础上减少20％，欧洲各国分别制定自己的定量减排目标，定量减排是减缓能得以有效约束的重要方法。

中国应适时提出减缓安排，如是否表明人均排放到某一标准后制定定量排放减少比例或限额等等。这将增加中国决策的透明度和预期性，将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原则。

适应并重

中国是农业大国，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而中国面积广大的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尤其大。中国GDP增长的38％依靠出口，研究表明，出口产生的排放占中国排放总量的23％。总之，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且，中国为环境保护而设置的目标，如“十一五”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可能因气候变化而不易达到，中国应适应这些影响。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非洲一些相对贫困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小岛国家，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的同时，如果能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开发、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是平等合作共赢关系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体现。

技术需求

无论对于减缓还是适应，技术是最基本的保障。中国现阶段，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以及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清洁煤炭技术、碳收集和埋存技术是环境友好技术需要重点突破的行业和领域。归结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技术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

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当中，有技术扩散、技术转让、技术到位、技术开发、技术联合开发、技术合作等不同的方法，应该根据不同的技术具体的特点和需求，重视它们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以及在不同技术开发阶段的综合应用。

从技术可获得性来看，很多技术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虽然一直存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等问题，但在技术合作和开发上，也有一些国际机制的安排和双边计划的协助，但中国对于自己的技术需求尚不明确，对各类最急需的技术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要考虑适用性和经济性，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对中国最适合。因此，归口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清单，以及寻求共赢的技术合作机制是技术需求的关键词。

资金保障

2007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截至2007年10月底，发改委已批准了885个CDM项目。这些项目如果都能成功注册，根据合同转让的减排量总计约为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收益总计约150亿美元，其中国家提取用于基金的金额将超过30亿美元。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来说，30亿美元只是个小数字，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因为这是第一笔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气候变化的资金保障应争取得到国家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的支持，其中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管理和创新，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减缓和适应需求等应该纳入国家预算。对于需要重点突破和紧急解决的问题，应该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

从国际看，应该坚持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的结合。在文中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对于启动程序、寻求多解的重要性，而在资金上，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同样重要，多边基金影响力较大，但管理协调较为困难；而双边基金相对较好操作，但可能投入不足，作用有限。斯特朗先生最近提出联合国应提供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切实行动建立示范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力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笔者提出“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加入世界的网络和示范，进而推动全球性的广泛行动。

中国可以加入全球50个零排放社区的示范。在零排放社区中全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但寻求不同自然基础、经济水平、文化形式乃至宗教信仰条件下，融合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建筑节能、规划设计等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探索示范。加入全球对于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网络，是中国与世界增强了解，联合行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自身智慧的平台。

再如，中国应当重视自然保护领导力和社区领导力的培养，对基层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是所有目标和计划得以执行的关键，也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寻求持续发展的全球观和领导力在基层生根，从而构成平等共存的动力基础。

危机还是转机？

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但因为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而催生的改变恰好是人类伟大转折的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使人类走向更为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将推动经济从以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转型，进而增强政府透明度和推进法治进程。

气候变化已是区域和全球的“安全”问题，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始终坚持“平等”原则，参与全球平等对话和联合行动，主动承担应有责任，发挥全球领导力，从长远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中国化气候危机为气候机遇，真正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受世人尊重的大国。

何钢曾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他是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代表团成员。

江家驷是创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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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家驷江, 超玲封 — Fri, 22 Aug 2008 09:37:00 +0000

提高能效和加大清洁技术的使用不仅能改善气候状况，还能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封超玲和江家驷写道。

在中国国内对于气候变化行动的辩论中，有些关于气候变化行动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疑问。但是，通过社会各个具体方面实施低碳经济，从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结构调整，到在山区开展碳汇项目等方式，减排却可以成为一个双赢举措：既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又能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 这一概念是在研究者试图寻求一个可行的和公平的国际机制以减少碳排放时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基本确立了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即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使用清洁技术来达到减排的目的。

Kaya公式具体分解低碳经济的内涵，如方块1，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取决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单位生产值能耗，及单位能耗排放因子等四个决定因素。

Kaya 公式

排放=人口 x 人均GDP x 单位GDP 能源消耗量 x 单位能耗排放量

基于中国的情况，其人口出生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呈现缓慢增长趋势；对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因素而言，中国有更迫切的使命，以消除贫困，因此这不应被减少，除非有没有其他办法排；单位能耗排放量，通常解释为排放系数，通常是默认为稳定的值，除非燃烧技术实现巨大突破。鉴于这些条件，很明显可以发现，唯一可以减少的只有能源消耗强度。而且在实践中，一些专家已经证实，中国在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存在很大的潜力。事实上，中国的能源节约效果将相当于美国的五倍，日本的十倍。

中国建设低碳经济的社会效益

在中国开发低碳经济，其实是多益而无一害，为社会的福祉和经济发展中的短期和长期的运行都大有裨益。

第一，碳排放是与矿物燃料能源的消费的紧紧联系的。因此，在能源的供应和利用两个方面提高能源效率,有效地减少温室排放，同时更有助于节约能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从而巩固能源安全。此外，能源的节约，将有助于减少浪费工业流程相关的其他稀缺资源。

其次，大部分行业的减排项目能缓解当地的污染物并保护当地环境的完整性。举例来说，洗煤程序，在电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由于热效率的提升，也减少了大量当地的污染物，诸如硫氧化物和汞。云南全省造林项目成了附近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存区和生物走廊，大大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第三，低碳经济与中国的发展重叠的方面也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近联合国新闻称，2005年仅太阳能产业，在中国已雇佣超过15万雇员。

最后，发展低碳经济，也将推动发展创新和先进的技术，从而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最近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项研究表明， 37 ％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获得技术转让，包括 HFC技术，化石燃料的转换，风力发电等技术。

低碳经济建设在中国

根据分解的Kaya排放公式，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中国而言，应该依赖于能源消耗强度的降低。为实现整体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中国目前的举措，主要体现在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的提升。

对于能源消费结构，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间曾经有一个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使能源消耗强度几乎减少一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许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经过大幅修整并已改造成规模小但效率高的乡镇企业。

新千年以来，中国侧重于对重工业改革, 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国家强调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财产，鼓励重工业向先进设备产业方向发展，大力支持服务行业,借以减少经济对于高耗能的生产工业的依赖。但是, 在实践中，结构转型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二产业急剧增长需要抵消了。

在能源供应方面，结构调整主要依赖于能源生产配额政策的激励。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充分体现了通过政策过程使能源结构的调整直接作用于公司的运作。这一政策规定在第十一五规划期间，可再生能源在地方一级，以及发电工厂达到应一个既定供应量 ;可以并且电力公司之间也可以交易可再生能源配额，以满足既定的配额要求。此外，随着清洁发展机制风能项目的技术扩散，一些大型风机生产商已风机生产商自主研制风力发电机组传授风电技术。

提高具体设备的能源效率是降低整体能源消耗强度的另一途径。在战略上，国家十一五能源规划提出了远景规划：十一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减少20 ％。为此, 国家指定了十大具体项目以确保目标实现。从项目层面上，国家发改委首先启动了＂千家高能耗企业＂项目，提高企业能源效率。这一千家企业消耗了64 ％的工业能源，33 ％的能源消费总量。该项目把定量节约能源的目标分配到每个具体的企业，从能源密集型的化学工艺，采煤到服务行业纺织工业。

同时，终端能源使用管理也是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求侧管理，作为一种有效的匹配的能源供应端与能源利用终端的策略，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纳入电力供应管理的范畴。2004年，一个有效的电力需求侧管理计划，解决了70 ％的电力缺乏。

低碳经济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低碳经济建设的进展，低碳经济的重点已经逐渐转向高效率低排放技术的转让和创新。这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效率改善根本的动力。通过国际合作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清洁发展合作项目，先进的减排技术和能效技术，得到了持续提升。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日子，技术仍是加快能源消耗强度降低主要动力，从而降低中国总碳排放。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完善的技术转让和保障制度应建立就能够大大促进这种技术的传播。

封超玲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她的研究重点是气候变化政策的经济分析。

江家驷是创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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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何处的哥本哈根协议？

家驷江, 锐罗 — Thu, 19 Feb 2009 05:25:00 +0000

一个全新中美关系能否有助于今年在丹麦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江家驷、罗锐报道。

2008年末的波兹南气候谈判由于处在后京都气候协议谈判的中点，曾被寄予厚望，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各国政治家忙于恢复经济，为期两周的谈判成果寥寥，仅确定了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即所有核心问题要在2009年末的哥本哈根谈判才能明了（见谭•科普塞的文章《波兹南大会结果怎样？》）。

巴厘谈判最后一日因美国态度的转变而达成共识，如此“戏剧性”场面在历年气候谈判中不算少数，照这样看，09年末的谈判在最后时刻出现峰回路转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与其讨论短期的哥本哈根谈判能否成功，不如从更广的范围来思考未来气候谈判需要解决哪些核心问题，为长期的能够应对气候风险的政治协议奠定坚实基础。

* 强调科学证据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影响全球气温和生态系统。若须将气候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全球需在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1990年水平的50~85%。虽然科学事实从巴厘谈判开始逐渐被加强，但与减排目标有关的数字仍被放在谈判文本的注脚中作为参考。

正如来自《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的经验，政治家能够通过妥协达到减排目标。既然科学证据表明了气候系统不会妥协，那么就必须根据科学发现来编制和评估气候风险,制定2012年后的协议框架，并与减缓和适应、与生态恢复的政策目标相配合。另一方面，由于气候科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框架也需为最新的科学发现留下可调整的空间。

* 以恢复经济为谈判兴趣点

气候谈判始终是政治问题，政治意愿和国家行动更多取决于其本国经济发展状况。议定书以及“巴厘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以下简称“BAP”)只有长期增长的排放预期假设,没有考虑短期经济波动对政治谈判的影响。

和碳排放有关的活动和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比如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的履约状况决定了CDM市场需求。而在经济萎缩期,依赖化石能源的产业减速、甚至停产,除了直接导致企业碳排放降低外,相应的CDM开发和清洁能源投资也会停滞不前。

议定书的机制没有能够充分考虑国家利益和兴趣,而BAP开始修正这一个弱点。从波兹南到哥本哈根的谈判上，既然恢复经济成为主要任务，那么只是一味提出减排目标为导向的谈判，都不可能给新的气候协议带来积极作用。谈判的兴趣点需要落在经济恢复上，这样能够推动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投资的行动。

* 主要国家双边合作推动多边进程

在主要经济大国真正采取行动之前，全球减排效果始终不明显。欧盟单方面推进气候协议不具有可持续效应。倘若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不发挥领袖作用，那么哥本哈根达的谈判结果仍可能是僵局。

而中国和美国又是其中的最关键角色。从历史累计来看，美国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最大贡献国；从目前的排放量以及未来的趋势看，中国是最大的排放国家。尽管两国因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差异造成了如今的排放现状，但它们均面临着共同的气候和能源经济安全的挑战。

两国已经提出在技术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大规模资金，这个过程需要有创新形式的双边合作。在提高能效、降低能源系统碳排放强度、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两国有很多近似处，因而在电网系统、交通和建筑领域可以开展切实可行的合作。过去中美在环境和能源方面有过广泛交流合作，然而又因为阶段性的政治关系使得技术和资金合作都不够稳定。很明显，在气候和能源方面的长期合作需要中美双方高层的持续支持，当前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双方政府部门的态度能够对气候和能源危机产生关键影响。因此2009年显得尤为重要，中美双边合作能够启动其他的双边合作，如中国和印度，欧盟与美国，从而推动联合国框架下的谈判。

* 借恢复国内经济转换发展模式

工业生产因经济不景气而减速，温室气体排放随之降低；当经济恢复时，排放量又会增加，不能够依靠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若新协议仍是议定书的延续，那么不仅不可能有实质的气候行动，更可能又因为未来的经济波动使排放低于“预期增长”，削弱了发达国家履约的难度。从长远来看，恢复经济的同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才是解决气候和能源问题的真正方法。

当前正是扭转未来气候危机的绝佳时刻。现在的产业格局、基础建设、资源禀赋决定未来碳排放状况,如果各国将经济刺激金和公共政策多投入在能源效率、绿色建筑、输电网络、智能电力系统、可再生能源和清洁交通等方面，在刺激国内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为长期的低碳经济发展转型奠定基础，则可以实现经济开发和气候保护的双重效果。

但需强调，低碳经济与信息或者生物技术产业不同，它是一个高度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私营投资不能在这个领域自发地形成规模。必须需要政府通过公共资金带动私人投资，给私人部门传递长期持续的政策信号，促进市场规模化。

* 尝试技术合作机制

如上所述，一个实际可行的谈判可以以恢复经济为兴趣点，主要经济国家建立双边合作，并借助国内经济恢复政策转换发展模式。而这些行动都不能跨过“技术”的话题。技术转让机制一直是谈判的僵局，近期研究数据也表明，76%的技术转移仍然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在发展中国家完全培育出技术创新的环境前，和发达国家开展技术合作则是可行起点。

在坚持国际气候协议的路线下，技术合作首先应该发生在主要经济国家之间，在一些优先合作领域进行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在能够达到减排目的，促进经济开发，以及加强能源安全的领域开始，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高层的合作如果能够递交明确的信号，那么就能鼓励私人企业在合作中直接投资与更长远的技术创新和开发。

当下全球经济的波动对气候谈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放缓的经济也使得僵硬的体制变得更有可塑性。所以，世界各国刺激经济的同时，可以结合低碳经济转型的机遇，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技术合作机制，以此带动私人资本启动市场。基于此，2012年后全球气候秩序才有切实意义。

不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将是中美两国能否在2009年建立一个稳定的双边气候合作关系，合作倘若能够成为现实，那么全球气候问题会朝着世界期待的方向迈出巨大一步。

作者：罗锐，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院硕士3年级研究生。曾作为中国民间气候网络(China Climate Action Network)观察员身份参加2007年印尼巴厘岛气候谈判(COP13)，2008年波兰波兹南气候谈判(COP14)和2041南极探险项目。

江家驷，北京大学环境基金理事长，2002~2005年担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何钢、喻捷、阳平坚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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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低碳城市合作可破解气候危机

婷婷杜, 家驷江 — Thu, 15 Oct 2009 06:34:00 +0000

中美低碳城市合作有助于两国应对气候危机和经济衰退，杜婷婷，江家驷报道。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人类正面临全球经济和气候变化双重危机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着发展新经济和新能源的机遇，而我们认为，中美低碳城市合作将可能成为破解该双重危机的有效途径。

新能源与低碳经济的开发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但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气候谈判仍局限在以往以技术转让和财政支持层面，没有突破过去框架的新路径，这很难使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在破解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新进展。

中国与美国在新能源和低碳经济方面的合作，将有利于两国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中国知识经济开发虽然尚处在初级阶段，但在新能源技术的开发方面很有潜力，拥有实现低碳经济超越式发展的实力；以服务业为主的美国，在知识经济开发方面已有经验，同时拥有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可以促进新技术的迅速推广。加之两国颇为宏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美如果实现合作，可以促使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开发和产品制造，并利用美国市场带动产品的大规模推广和大幅降价，而同时也能带动美国消费和传统产业链体系的创新应用，增加美国的绿色就业机会。两国在低碳经济上的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双方逐步建立以知识为主的经济体制，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同时还可以为世界建立碳减排的标准。目前全世界没有统一的排放标准，各国纷纷指出减排总量，但对于如何准确测量减排没有进行深究。因此，如果中美借低碳经济和新能源合作之机，共同制定排放标准，将可能为世界上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公用的国际准则。

中美低碳城市合作的想法，最初由北京大学环境基金理事长江家驷教授提出。江家驷一直致力于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的发展。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与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一起准备《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A Roadmap of US-China Collaboration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该路线图在今年2月正式向全球发布，并于4月9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研讨会》，探讨双方合作的新路径。就是在此次会议上，江教授第一次提出中美合作推进低碳城市发展计划是目前可行的解决气候变化与经济危机的有效途径，受到中美专家学者的关注。随即，江教授先后在联合国曼切斯特气候变化会议（Manchester Climate Change Task Force Workshop）、瑞典全球论坛（Global Forum 2009）、威廉斯堡论坛（日本）以及亚洲能源论坛等国际会议上提出该计划，得到与会人员的首肯，欧洲一些城市希望参与。目前，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协会、中国外国专家局、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西研究机构（East West Institute)、全球城市发展协会（Global Urban Development)已成为该计划的合作伙伴，协助该项目在中国和美国进行。推进计划已分别在中美选定部分城市的特定区域，准备开展示范工作。项目准备在10月21日-23日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协会举办的首届《中美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战略论坛》上正式向全球宣布启动，并于10月26-27日在纽约全球契约组织的企业培训中具体介绍中美低碳城市合作的绿色商业机遇，并为11月中旬的第一批市长培训活动做准备。

中美低碳城市合作不是城市组对开展的合作，而是形成一个城市联盟，主要从中小城市入手开始组建。项目将从组织市长能力建设开始，向决策者灌输前沿的低碳城市建设理念。城市一旦表示自愿参与，项目将组织城市内执行层面的干部专家进行培训，了解各地不同需求和特点，与当地合作，制定因地制宜的低碳执行计划，并协助当地执行具体的项目，实现可量化的节能减排。首批示范项目的成果报告将在2012年后京都谈判前举行，并希望在后京都谈判中向全球展示中美低碳城市合作项目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项目也不断收集全球新能源技术信息，希望将近期内能产生经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的技术和产业引入中国和美国，旨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复苏。

由于该项目是完全的自下而上的项目，设计理念是从地方政府入手，做务实工作；从特定区域入手，做精品项目；从企业入手，做可持续的商业项目。因此希望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与地方政府、企业及大学合作，自下而上的开展务实项目，实现切实的减排。

目前在全球已开发的低碳城市项目均声称取得一定效果，但却无法准确衡量其效果，因为大多数开发项目都集中在大城市，而减排效果往往因为大城市的复杂性而无法被明确量化。我们所建议的中美低碳城市合作示范项目之所以建议在中小型城市或特定区域，是因为可以更有效的定量减排效果和制定减排标准。通过中美低碳城市示范区的建立，形成以低碳经济发展为主的创新基地，吸引更多人才、资金和技术，逐步实现以知识为主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低碳新能源产品也将因为中美低碳城市的合作在全世界得到快速推广。目前太阳能产业将是低碳城市建设和经济复苏短期内见效的手段之一。太阳能是最有潜力的新能源，但以单、多晶硅为主的太阳能技术成本仍很昂贵，且原材料的提取严重污染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开发新能源的初衷。同时，绝大多数太阳能产业竞争集中在上游市场，国家经济援助计划也仅限于太阳能发电和建筑一体化，忽视了以太阳能可带动的下游产品开发的重要性。太阳能下游产业的开发将为太阳能产业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以支持上游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太阳能薄膜技术在路灯、脚踏车、轮椅、水车、水泵等产品的下游市场商业化应用，将缓解太阳能上游产品开发成本昂贵的压力。为太阳能产业注入活力。

中美低碳城市开发的长期合作，不仅有利于排放占全球40%的两个国家减排，同时也向世界发出强烈信号，铸造典范。通过中美低碳城市合作，在后京都时代，低碳城市开发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式，从而减少人们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消极态度，为后京都时代谈判提供借鉴。

杜婷婷，北京大学环境基金干事。

江家驷，北京大学环境基金理事长，曾帮助撰写《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他曾在多个国际低碳城市合作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意见，包括联合国曼切斯特气候变化会议，2009瑞典全球论坛，威廉斯堡论坛（日本）及亚洲能源论坛。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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