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何钢

坚持平等原则：中国气候变化战略突围

家驷江, 钢何 — Wed, 19 Dec 2007 11:14:00 +0000

中国已经到了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关键时刻。何钢和江家驷说，为抗击全球变暖而采取一个全新和公平的政策将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气候变化是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经济开发造成的恶果。这表明西方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发挥领导力，就要寻求人类发展模式的转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一，这一思想应用到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发展模式，这也将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平等”原则为主。二十一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世界平等共存的世纪。气候变化威胁到了人类的共存，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存在，世界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和世界需要平等的对话和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平等”原则是核心。

现在，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来自国内外的双向压力，都要求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采取实质行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也要体现在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有力践行中。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中国在气候变化政策上，是继续被动应付“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还是掌握主动“战略应对冲出重围”？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争辩。

多种机制启动程序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为巴厘会议撰文指出，巴厘会议将是启动后京都“程序”的重要安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将进入“程序化”的时代，启动程序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运转，同时应积极主动寻求其它多边或者双边机制，作为“双轨”的补充，甚至可能成为推动双轨正常运转的重要动力。而多种机制的内核，仍然是对平等原则的坚持和实践。

• D6多边机制。D6与G8对应，意指六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目前G8＋5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已经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展了相关的对话与合作，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在D6的平台上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才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 中印对话。世界能源署预测2007年中印两国的排放总量占到了世界排放上升总量的1/3。因此，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将是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合作中至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 中欧、中美、中澳等双边机制。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将加强双方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至今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不过最近美国国内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澳大利亚刚刚同意签署《京都议定书》。通过中美气候变化伙伴计划，中澳气候变化伙伴计划等，中美、中澳的合作将有新的广阔前景。

把握主动应对挑战

从已有的谈判进程看，中国政府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发展诉求，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强调“历史排放”的问题，以及中国的“生存排放”、 “发展排放”和部分西方国家“奢侈排放”的重要区别。最近，“出口型排放”责任的分担也备受关注。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强调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改变以防守为主的做法，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就可能打破“减排还受批评”的尴尬局面，为中国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笔者以为，积极主动的战略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节能减排”可以帮助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是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其次，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主动性，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威胁论”以及“价值观外交”等论调依然不乏市场，中国积极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发挥全球示范作用，以上批评将不攻自破。

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下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核心方面分别阐述，旨在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战略性。

减缓必行

减缓是中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紧急的对策。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一些约束性指标，如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不包括温室气体），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新增了气候变化的内容，国务院也通过了“三个方案”和“三个办法”具体执行节能减排，这都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和贡献。

而如何变政治压力为有效机制具体执行仍需解决。中国有必要考虑长期的减排安排，并在如何减缓等战略问题上提出合适的建议，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1990年基础上减少20％，欧洲各国分别制定自己的定量减排目标，定量减排是减缓能得以有效约束的重要方法。

中国应适时提出减缓安排，如是否表明人均排放到某一标准后制定定量排放减少比例或限额等等。这将增加中国决策的透明度和预期性，将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原则。

适应并重

中国是农业大国，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而中国面积广大的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尤其大。中国GDP增长的38％依靠出口，研究表明，出口产生的排放占中国排放总量的23％。总之，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巨大，而且，中国为环境保护而设置的目标，如“十一五”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等，可能因气候变化而不易达到，中国应适应这些影响。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非洲一些相对贫困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小岛国家，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的同时，如果能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开发、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是平等合作共赢关系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体现。

技术需求

无论对于减缓还是适应，技术是最基本的保障。中国现阶段，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以及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清洁煤炭技术、碳收集和埋存技术是环境友好技术需要重点突破的行业和领域。归结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技术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

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当中，有技术扩散、技术转让、技术到位、技术开发、技术联合开发、技术合作等不同的方法，应该根据不同的技术具体的特点和需求，重视它们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以及在不同技术开发阶段的综合应用。

从技术可获得性来看，很多技术在发达国家相对成熟。虽然一直存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等问题，但在技术合作和开发上，也有一些国际机制的安排和双边计划的协助，但中国对于自己的技术需求尚不明确，对各类最急需的技术缺乏清晰的认识。此外，要考虑适用性和经济性，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对中国最适合。因此，归口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清单，以及寻求共赢的技术合作机制是技术需求的关键词。

资金保障

2007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截至2007年10月底，发改委已批准了885个CDM项目。这些项目如果都能成功注册，根据合同转让的减排量总计约为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收益总计约150亿美元，其中国家提取用于基金的金额将超过30亿美元。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来说，30亿美元只是个小数字，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因为这是第一笔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气候变化的资金保障应争取得到国家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的支持，其中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管理和创新，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减缓和适应需求等应该纳入国家预算。对于需要重点突破和紧急解决的问题，应该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

从国际看，应该坚持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的结合。在文中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对于启动程序、寻求多解的重要性，而在资金上，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同样重要，多边基金影响力较大，但管理协调较为困难；而双边基金相对较好操作，但可能投入不足，作用有限。斯特朗先生最近提出联合国应提供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切实行动建立示范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力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笔者提出“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加入世界的网络和示范，进而推动全球性的广泛行动。

中国可以加入全球50个零排放社区的示范。在零排放社区中全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但寻求不同自然基础、经济水平、文化形式乃至宗教信仰条件下，融合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建筑节能、规划设计等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探索示范。加入全球对于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网络，是中国与世界增强了解，联合行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自身智慧的平台。

再如，中国应当重视自然保护领导力和社区领导力的培养，对基层要进行培养和训练，是所有目标和计划得以执行的关键，也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寻求持续发展的全球观和领导力在基层生根，从而构成平等共存的动力基础。

危机还是转机？

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但因为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而催生的改变恰好是人类伟大转折的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使人类走向更为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将推动经济从以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转型，进而增强政府透明度和推进法治进程。

气候变化已是区域和全球的“安全”问题，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始终坚持“平等”原则，参与全球平等对话和联合行动，主动承担应有责任，发挥全球领导力，从长远来看，这也将有利于中国化气候危机为气候机遇，真正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受世人尊重的大国。

何钢曾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位。他是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代表团成员。

江家驷是创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院长。

首页图片Lindsey T摄

环保部雏形初具，然任重道远

钢何 — Thu, 18 Sep 2008 11:14:00 +0000

成立环保部是中国积极改革政府职能的一个实例，何钢写道。但执行环境法律的能力尚有待提高。

2008年3月28日，中国环境保护部挂牌成立。正如其使命中声称，这个新的国务院部级机构将负责中国的环境管治。环保部的职责在于发展和组织环境保护；管理所有相关的规划、政策和标准；协调各个地区和各级政府，解决国家重大的环境问题。

成立环保部是过去几十年来为转变政府职能而进行广泛改革的一例。自1982年以来，五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部级机构数量从52个缩减为27个。由于公共部门的优先事项已经从发展经济转向管理和公共服务，最近一轮的改革旨在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然而，只有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并同时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和保持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表现，这种大胆的长期改革才有可能。中国政府还需要在发展、环境和社会稳定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图1.中国环境管治的里程碑

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在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基础方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环境质量快速退化和自然资源消耗正威胁着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生活与健康，并威胁着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一些最紧迫的挑战包括：

空气质量： 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公布的十大污染城市有两个在中国。中国的三大城市群——北京-天津-唐山，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面临着重大的污染问题。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警告称，由于广州市的空气污染，50岁以上的多数人都有“黑肺”。由于奥运临近，北京从7月20日开始实行汽车单双号限行办法，以控制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数量，为运动员和来宾改善空气质量。

水污染：蓝绿藻的大量繁殖导致今年和去年夏天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出现严重的水污染。根据《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劣五类水质的断面比例为28%——劣五类是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最低级别。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在淮河和滇池污染治理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成效甚微。根据淮河水利委员会2007年的报告，淮河44个主要支流中的46个断面只有43.2%通过了水质检测。

气候变化：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结果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平均气温上升了0.5-0.8°C（比全球平均升幅略高），温度上升大多是在最近50年观测到的。在中国沿海，海平面在过去的50年里年均上升了2.5毫米。中国的高山冰川也在退却，而且正呈加速趋势。国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已导致极端事件频发，不过，中国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以及三个最大城市群和工业中心都位于沿海地区，导致了最近极端事件的加剧。在农村地区，农业产出到2030年可能减少5-10%。《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警告称，如果气候按预测继续发生变化，中国将成为全球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估计，中国平均每三年发生两次环境事件，危及政府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年，围绕着圆明园的争议，环境领域首次举行正式的公开听证。为了节水，圆明园在公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但使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和附近的历史文化遗址因此受到影响。听证之后，该项目被叫停。

从那以后，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环保运动中来。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对环境正义的关注，导致了广泛的环境抗议。2007年6月，厦门市民对在附近计划建设化工厂举行示威——厦门是一个东南沿海城市，以其环保意识和生态旅游业而闻名。上海居民在2008年1月抗议修建磁悬浮延长线，成都市民在5月进行了反对建设石化工厂和炼油厂的示威。随着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发布，信息透明和公众参与的呼声将继续增加。

随着要求采取行动确保环境质量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作出了各种回应。例如，耗资数十亿美元清除淮河污染——淮河是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取得实际的进展。其中的问题在于权力分散：地方环境主管官员由地方行政首长提名和指派，所有地方环境改善项目完全由地方政府出资。尽管中央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可能决心很大，但是地方上不愿意依然是个大问题。地方政府缺乏执行成熟项目的动力和能力。中国高级领导人常常承诺“每个人都能喝上清洁水和呼吸清洁空气”，但是这个听起来简单的目标实现起来绝非易事。

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迈出了希望的一步，但这不能保证就会有成果。尽管30年来其地位上升了，环境管理部门在“内阁”中依然较弱。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发起的“环保风暴”既是提升环保意识的国家运动，也是环保部不得不使用比较有创意的方法来巩固其在政府中权力的一个例子。鉴于“绿化”GDP的复杂性，环保部在推出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上遭遇挫折。这些挫折表明，环保部尚不具备其他核心部委——例如，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国家发改委——的效率和力度。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不妨将之与美国和欧盟的类似体制作个比较。

组织结构：学习美国的经验，中国于2006年设立了五个区域监察办公室，努力促进区域性协调。但是，与美国制度不同，省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基层单位，省级环保机构人员不由中央政府指派，而且由地方政府全额拨款。这种脱节实际上使得省级“环保官员”变成了没有实权的专业人员。五个区域监察办公室对当地情况几乎毫无影响力，因为他们依然没有权力协调省级环保部门。

人员：美国人口为3.5亿，美国环保署拥有1.7万名以上的职员，其中不包括外聘合同工。在人口四倍于美国以及人均污染高得多的中国，环保部在北京只有大约300名职员，五个区域监察办公室每个大概有30名职员。包括附属机构和研究所在内，总职员数大概能达到2,600人。附属的研究机构提供一些重要的支持，但环保部仍然弱小，缺乏决策能力和资金来源。

执行：中国中央级的规章制度不具有美国或者欧洲法律同样的效力。作为主要手段之一，中国中央政府发布五年规划，制定全国总体目标，并委托给地方政府；政府职员的升迁取决于他们实现这些目标的程度。当前的“十一五规划”包含两个主要环境目标：能效提高20%和主要污染物减少10%。但是，只要中国的升迁制度仅仅基于GDP的增长，政府控制污染的任何指令都会是次要的，任何环境目标都不会得到充分的实施。

前方的道路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与科学学院教授张世秋在2007年召开的首次中国环保体制改革会议上表达了她的担忧。她表示，鉴于中国面临着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而且还将在近期内持续下去，中国当前正处于环境管理体制转型最关键的时期。她重点强调了不断发生的环境事件，尤其是增加环境风险和威胁国家环境安全的严重污染事故。她同时还指出，环境危机最近引发了社会冲突，并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她认为，有效的环境权力结构需要清晰的界定和说明。她建议，环境管理应该从“部门管理”转向“公共管理”，以人为本，把公共资源管理和公众参与纳入到管理中去。她还呼吁环境管理体制从“地方”向“区域”转变，“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种污染物控制策略转变”，“从末端管理向生命周期管理转变，注重经济和能源消费的调整”，利用更多的市场经济政策为企业和社会参与者提供激励，特别是要把损失赔偿机制、生态服务报酬机制和污染/资源税收机制结合起来。

作为主要的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汇集了高层领导人和国际专家。在第五次年会上，中国环境执政能力课题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国在四个主要问题领域加强环境执政能力：

提高政府在执行环境法律和落实环境目标方面的能力，提高政府在控制环境污染和管理自然资源方面的能力；
通过奖优罚劣来鼓励工商企业在环保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行工业生产和危险事故防范的最佳实践；
向社会提供更多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信息，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并让各利益相关方、非官方组织以及普通大众了解、参与相关决策及执行活动；
在国内及国际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提高政府的规划能力和政策的连贯性。提高这种能力并将其纳入到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绩效表现的期望中去。

世界银行也承担了支持中国环境管理的项目。世界银行认为，尽管环保部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成功，环境整体恶化尚未得以逆转。他们认为，由于广泛的社会经济变革带来了新的和紧迫的环境挑战，中国的环境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主要由环保部负责的环境管理因为正在进行的机构重组以及纯粹因为国家的幅员之大而变得更加复杂。然而，国家很多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已经不堪重负，中国对有效环境管理的需要正变得愈发重要。不过，最终“只有地方和中央政府机构大力扩大和加强协作机制，才能应对这一挑战性议题。”

何钢，在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是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青年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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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获与碳储存发展的障碍与展望 (一)

钢何 — Tue, 27 Oct 2009 06:30:00 +0000

中国需要碳捕获和储存技术以减少燃煤电厂制造的碳排放。然而这场过渡势必耗资巨大且困难重重。在何钢关于中国CSS发展报告的第一部分，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能源困境。

国际气候政策越符合中国自身的激励机制及特殊的能源背景，越能有效发挥CCS在中国的积极作用。要在中国大规模发展CCS，国际气候制度必须考虑如何为其融资。

在中国发展CCS，除了面临成本过高和储存不确定的风险与障碍外，中国煤电结构也使得CCS的成本无法通过提高电价从而转嫁给终端用户，而且整个能源系统还将负担起由于能源损失增加的成本。

CCS是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的必要手段。煤炭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煤炭燃烧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中国的能源消耗严重依赖煤炭。虽然国家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仍难以改变。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对保障能源的供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煤炭燃烧释放的温室气体也给气候变化挑战带来了世界性的难题。2008年，中国煤炭生产总量达27.2亿吨，电力生产的80%来自煤炭，全国CO2排放量达68亿吨，均居世界第一。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50年，CCS约可提供稳定气候所需要减排量的14%，而世界CCS减排量的20-25%将来自中国，这当中60%将依靠CCS在发电厂的应用。

目前，CCS在中国仍处于研究、开发和示范阶段。科技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CCS的研究课题。《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家863计划及973计划都把CCS作为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示范项目包括探索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CCS技术路线的华能“绿色煤电”项目；探索煤制油(CTL)+CCS的技术路线的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项目，以及探索燃烧后捕捉的技术路线的华能北京高碑店和上海石洞口碳捕获项目等。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展了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合作。如中英近零排放发电（NEZC）和中欧CCS合作项目（COACH）。中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碳收集领导人论坛，并加入未来发电的计划。中日、中澳也在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

CCS对于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少气”的国家。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以上。虽然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比重有所提高，但专家预测到2050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仍将占50%以上。据BP能源统计综合中国能源储量数据，中国约有1145亿吨煤炭储量，约占世界煤炭总储量的13.5%；而石油储量仅21亿吨，天然气储量仅665.4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3%和1.1%。这种能源基础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在总体能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也大量增长。

2008年，中国进口1.79亿吨原油，石油对外依存度达49.8%，进口金额达190亿美元，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而煤制油（CTL）技术也随着2008年油价的攀升也一度受到了热捧。专家预测，到2020年，煤制油技术预计可生产石油3500万吨，当前每年石油进口约为1亿吨，2020年石油进口将达到1.5亿吨，煤制油可替代进口石油的25%左右。虽然煤制油的前景仍受到石油价格、水资源、煤炭价格和技术风险及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但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与之同时，煤制油过程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相对集中的过程，在煤制油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必然要求，同时也为之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CTL+CCS因之也成为重要的发展技术路线。

2006年开始，国家提出“十一五”能源效率提高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的目标，并采取强力措施推进“节能减排”战略，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电力、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目标的实现。其中之一就是发展清洁煤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并减少排放。目前，IGCC技术的效率可达到40-43%，最高效率可达50%，虽然较超临界、超超临界技术成本要高，但如果把CCS的成本也考虑在内，IGCC将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而且IGCC在减少SOx、NOx等污染物上也具有较好的表现。IGCC技术路线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能源战略角度考虑仍占有重要地位。

国家把技术创新作为能源发展的战略措施之一。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电技术已越来越多，但一些核心技术如气化炉、耐高温高压的材料等方面仍主要依赖进口。CCS是未来能源发展和气候保护的重要储备技术，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下，国际机制的设计也有利于该技术的转让与合作。其中与未来能源战略密切相关的煤制油技术、IGCC等先进发电技术，不仅对于中国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经验。如果能利用后发优势并迅速掌握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生产和创新能力，中国凭借在制造成本、人力资源、资本动员等方面的优势，将来很可能成为相关技术的新制造中心，创造技术出口机遇。同时，CCS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化工、发电、地质等诸多领域。CCS的研究、开发和示范，将会引导化工、发电、地质等领域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带动一大批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

CCS规模化发展的障碍

碳捕获成本高昂。哈佛大学能源技术政策小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相对超临界电厂，仅碳捕获（不包含运输和储存）一项，先锋电厂成本就高达100-150美元/吨，电力价格将增加10美分/千瓦时；技术成熟后成本约为30-50美元/吨。IPCC关于CCS的特别报告研究表明，增加CCS将使燃煤发电成本提高40-80%。也就是说，IGCC+CCS虽然能减少CCS的成本，却会使发电总体成本增加40-60%。

中国的地质储存潜力虽然很大但有不确定性。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理论上拥有地质储存潜力达2.3万亿吨，通过计算中国1620个主要排放源与潜在地质储存的距离，初步估计运输和储存的成本约在10美元以下，但这个不包含捕获成本。由于中国的地质条件相对复杂，储存条件不确定性较大，目前正在探讨的储存方式中，通过CCS增加石油采收率（EOR）和提高煤层气采收率（ECBM）因为能带来经济收益所以具备较大潜力。

CCS 的风险包含在二氧化碳捕获、运输和储存各个环节的风险，如资金成本、技术风险、管制的不确定性、碳储存的泄漏风险等，因此必须加强这些过程的风险管理。此外，公众对CCS的接受程度也直接决定了采用CCS的可能与风险。大瀑布电力公司曾在德国北部进行了全球第一个碳储存的示范项目——施瓦茨碳储存项目，却因为地方居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取消而直接将已经捕获的CO2重新排放到大气中去。

IPCC关于CCS的特别报告研究表明，增加CCS将使燃煤发电效率损失20-30%，以一个效率为40%的电厂为例，增加CCS将使其效率损失达10-15个百分点（即增加CCS 后的同等电厂效率仅为25-30%）。对于中国而言，发电厂运行燃烧后捕获，碳捕获的成本约为130美元，发电成本将提高20-30%，同时其效率将损失约为8-10个百分点。因此，要生产同样多的电力，CCS相对于无CCS的条件要多消耗约25%的煤炭（取20-30%的均值）。依此计算，2008年中国的煤炭用量为27.2亿吨，其中用于发电约为11.8亿吨，假如所有电厂全部安装CCS，要生产同等的电力，约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煤炭达2.9亿吨。增加的煤炭消耗的成本还将通过煤炭的产业链条扩散到整个能源系统，包括煤炭的生产、运输、储存、转运所需的人力、资本、铁路、港口、船舶等。把增加煤炭消耗计入成本，将给本已超常规生产和超容量运载的煤炭系统增加额外的负担和成本。如果考虑煤炭生产、运输环节的外部成本（如环境、安全和生态影响），这一数字将更高。因此，在考虑发展CCS的成本时，不能只考虑CCS技术建设和安全以及在CCS实际发生的成本，还应系统考虑能源系统为此增加的成本。

煤炭约占电厂成本的80%，因此煤炭作为电厂的主要成本，对煤炭的消费将非常敏感。而由来已久的煤电矛盾使电力系统很难消化CCS增加的成本。中国的煤炭已经逐渐市场化，而电力则仍然处在高度中央控制的改革阶段。虽然国家也尝试通过建立“煤电联动”机制理顺煤电矛盾，但由于电价的基础性作用，国家为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电价仍然由国家协调规划。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由于煤炭价格的上涨与波动，2008年电力企业全行业亏损700亿元，仅五大电力集团亏算就达400亿元。这意味着电力企业无法通过简单提高电价的方式把煤炭价格提高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更不用说转移CCS的成本了。

当前是节能减排的关键时期，也是水电、太阳能、核电等新能源发展最为快速的阶段，2008年，风电装机容量从2004年的0.76GW增长到13.24GW，要实现规划的30GW的目标，需要投资1万亿以上。太阳能发电规划要到达10GW，约需要投资3000亿元。核电要达到2020年5%的目标，约需要投资7500亿元。国家能源局预测，要实现国家关于2020年可再生能源达到16%的目标，预计将需要多达2.5万亿的投资规模。而规模化CCS势必和新能源争夺投资资源。新能源符合中国未来的总体能源战略，且具有增加就业、提升产业等溢出效应，应作为投资的重点领域，当前规模化发展CCS 隐含了昂贵的机会成本。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CCS在中国要规模化发展，除了面临CCS在全球普遍面临的成本、储存、风险和不确定性障碍外，也不能忽视中国特定的能源结构和煤电矛盾等因素造成的困难，在没有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支持的情况下，CCS短期内难以成为中国的优先发展领域。国际气候政策的设计越符合中国自身的兴趣并考虑中国独特的能源政经条件，共同发展CCS应对气候变化就越有效。

下一篇: 通向CCS之路

欲获取更多的详情，请点击下载Richard Morse, Varun Rai及Gang He合作的研究报告全文：《Real Drivers of CCS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to Climate Change Policy》

何钢：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联系方式：ghe@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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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获与碳储存发展的障碍与展望 (二)

钢何 — Mon, 26 Oct 2009 06:55:00 +0000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何钢为中国应对这项重要科技应采用的技术和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些研究和政策要求在中国规模化发展CCS，却往往忽略了中国的现实条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要，现阶段做好CCS技术与政策的相关储备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加强能力建设。第一，分析和评估CCS技术路线。CCS技术目前还未臻成熟，因此，需要对中国未来能源战略有着重要影响的煤制油、IGCC等技术及其CCS技术进行重点研发与示范。对于中国未来CCS技术路线进行分析与评估。第二，加强碳储存的研究。中国的地质条件相对复杂，对于可能作为碳储存的含煤盆地、含气盆地、含油盆地和深层盐构层等陆地和近海盆地结构，应加强地质调查研究，对于地层结构、储存潜力、泄漏风险、监测可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查与评估。第三，增强风险管理的能力。对于CCS技术的各个环节捕获、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和管理。第四，建立CCS治理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最后，促进公众参与CCS的研究，通过宣传教育，加强公众对于CCS及其价值与风险的了解。

其次，拓宽资金来源。由于当前国内能用于CCS的资金非常有限，国际资金的投入和支持显得非常重要，目前资金转移也主要通过国际碳市场来实现。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京都三机制之一，在激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执行委员会（EB）正在讨论把CCS纳入CDM项目的范畴，但争议仍然非常大，反对者认为CCS可能产生的减排量将削弱CDM机制下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市场的有效性。即使把CCS纳入到CDM的项目范畴中，在现行的市场下，CO2 的价格是8-23欧元/吨，远低于CCS的成本（50-100欧元/吨），每吨缺口仍达30-60美元，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来筹集CCS所需要的资金。此外，CER价格的浮动也使得CCS更难以吸引稳定的投资者。而行业减排机制，虽然有可能把电力行业作为整体纳入碳减排的安排，也仍在研究和探讨中。因此，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必须寻求新的金融机制以满足CCS规模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深化国际合作。国际上对于CCS的探索仍在继续：英国通过新的立法，要求新建电厂项目必须安装CCS，否则将不允许上网。美国将投入10亿美元重启“未来发电”（Future Gen）项目，并将重点建设在伊利诺伊州的IGCC+CCS示范电站。欧盟经济振兴计划将10.5亿欧元投资用于7个电厂的CCS发展，并将在2015年建立一个具备12个示范电厂规模的CCS联盟。中国和美国也于2009年7月份提出建立中美联合清洁能源中心。随着中美、中加、中英、中欧、中日、中澳等双边或多边气候变化合作的CCS领域进一步深化，中国将与全球CCS同行建立联系、跟踪进展、了解动态、交流问题与经验（Know-how），为中国掌握 CCS技术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努力奠定基础。

欲获取更多的详情，请点击下载Richard Morse, Varun Rai及Gang He合作的研究报告全文：《Real Drivers of CCS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to Climate Change Policy》

何钢：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联系方式：ghe@stanfo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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