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高风

巴厘路线图：开启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时代

风高 — Mon, 21 Jan 2008 10:53:00 +0000

全球气候变化政治将出现新的发展趋势吗？高风指出，虽然还需要进行很多谈判来达成气候变化国际协议，但“巴厘路线图”的通过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气候变化公约第１３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３次缔约方会议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至１４日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简称巴厘会议）。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盛会，在气候变化会议的历史上创造了多项第一：参加人数最多（约１１，０００人），参加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多（７位），东道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两次莅临发表讲话。但真正使巴厘会议载入史册的，还是它取得的实质性成果，即“巴厘路线图”的通过。用南非代表团团长、南非环境部部长施卡韦克的话说，这个结果在一年前，甚至几个月前，都还是无法想象的。

所谓“巴厘路线图”是大会通过的一项重要决定，其主要内容是：在公约缔约方大会之下成立一个谈判机构，其任务是谈判制定一个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谈判的内容是在减缓、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行动，以及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国际合作；谈判应在２００９年结束。“巴厘路线图”的通过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对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将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历史性的跨越：新的谈判进程和国际合作启动

巴厘路线图启动了一个以制订新的气候变化国际协议为目标的谈判进程。这个进程的启动可谓步履艰难。２００７年，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终于同意就新的气候变化协议展开谈判。

气候变化外交谈判的核心议题一向就是各国如何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１９９７年《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制定了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此后，发达国家一直大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大国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则强调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他们的首要任务，气候变化问题只能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发达国家有义务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因而拒绝在现阶段承担量化的绝对减排义务。这种南北对立一直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调。

２００１年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将不批准《京都议定书》，并提出两点理由，一是《京都议定书》对美国经济损害很大，二是发展中大国未承担减排义务。此后，如何使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承担减排义务，成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另一主要问题。近年来，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有所调整，其要点大致是：反对《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短期硬性减排指标，强调一国承担的减排责任不能对其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必须适合该国国情，主张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减缓气候变化。“巴厘路线图”以一种笼统概括的语言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美国的上述立场，使它们有可能以各自确定的方式参与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从而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体制第一次真正建立在全球参与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同时, “巴厘路线图”以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为重要目标。国际合作自公约通过以来就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但这个原则的落实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方面，十几年来实绩乏善可陈，尤其在技术转让方面，成绩几乎为零，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不满。“巴厘路线图”重申国际合作，将发展中国家参与气候变化行动同公约规定的相应的国际支持联系起来，有望将这些支持落到实处。

义务和行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世界各国有可能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是“巴厘路线图”的最核心的政治协议，即发达国家要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义务，且这种义务要向国际社会报告，并由国际社会进行计量和核查。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这种行动也要向国际社会报告，并由国际社会进行计量和核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要对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而且这些支持同样要向国际社会报告，并由国际社会进行计量和核查。

“巴厘路线图”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义务，且这种义务要向国际社会报告，并由国际社会进行计量和核查。在这里“义务”通常意味着发达国家承担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量化的减限排指标。如果作严格的狭义理解，这里的“发达国家”应当仅指美国，因为除美国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均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它们在２０１２年后的减限排指标要由议定书下设立的特别工作组（ＡＷＧ）谈判决定，并不是由根据“巴厘路线图”开展的谈判来决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里的措词相当笼统模糊，也可以作广义的理解，即这里的“发达国家”可以指所有的发达国家。这种解释将为否定议定书打开方便之门，并将在谈判中引起激烈的争论。

但与此同时，“巴厘路线图”也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这种行动也要向国际社会报告，并由国际社会进行计量和核查。这里“行动”一词同“义务”一词有巨大的差别，它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应当是自愿的，是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有利的行动，其形式可以不是减限排指标。同时，“巴厘路线图”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行动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上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同样要向国际社会报告，并由国际社会进行计量和核查。这些方面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４年生效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和切实的履行。就此说来，“巴厘路线图”是通过确保公约的切实履行来推进全球参与。

共同利益与责任：一个也不能少

“巴厘路线图”将适应气候变化置于与减缓气候变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其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的损害日益明显，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正在成为世界必须应对的严重问题，对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就更是如此。发达国家一向偏重于减缓气候变化而忽视适应。“巴厘路线图”将适应气候变化置于与减缓气候变化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得到了更充分的反映。

在反映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巴厘路线图”确立了共同责任和一致行动的原则。在路线图中，我们看到三个反复出现因而相当引人瞩目的词，即“报告”、“计量”与“核查”，它们曾经是巴厘大会上最核心的政治斗争焦点，也包含了最重要、最微妙的政治平衡和妥协。仔细推敲，不难发现两个关键的平衡点：一个是发达国家的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行动都用上了这三个词，体现了共同责任和一致行动，“一个也不能少”，“你干我也干，你不干我也不干”。二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动与发达国家提供的支持之间有着紧密的连系。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家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而为，除此以外发展中国家能走多远则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支持是否到位。另外，在技术层面，这三项要求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行动的实际效果大致具有了某种量化的可比性，它们为保护气候作出的实际贡献将进入联合国的数据系统，正式成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一部分。应当注意的是，“报告”、“计量”与“核查”的具体规则还有待谈判确定，这一过程仍然会非常艰难。不过，全球各国各显神通、各尽所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框架业已形成，技术性谈判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巴厘路线图：全球行动时代的开始

“巴厘路线图”是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变化的一个标志。２００７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ＩＰＣ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使得气候变化问题在全球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为保护气候系统作出贡献，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更是以异常坚定的决心告别粗放经济模式，开始了向高效和清洁经济模式的艰难转型。中国在２００７年６月发布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迅速跟进。在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界纷纷自愿采取有利于保护气候的政策与措施，美国国会对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多种方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白宫也在人民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下，并为２００８年总统大选的需要，开始调整其气候变化政策。联合国则在新任秘书长潘基文的领导下大力推动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共识。有了这一切，“巴厘路线图”的通过也就水到渠成了。

“巴厘路线图”是国际社会在未来两年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计划，其中很多细节还不是很清晰，需要通过谈判来厘清和确定。虽然最终的国际协议会是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一个开端，相信正是绝大多数人所愿意看到的，而世界也将由此进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时代。

作者简介：高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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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迫使南方走北方的老路

风高 — Wed, 27 Aug 2008 11:17:00 +0000

穷国正走向一条通往气候灾难的发展道路。这其中的原因是富裕国家向穷国输出碳排放和向海外转移气候变化责任，高风指出说。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又是由人类迄今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决定的。大机器生产、国际贸易和殖民地曾经是这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经典诠释。从那时起，后进国家就永远失去了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生活，一起参与到对物质和资源的占有和消费，和对利润和商品的积累和追逐当中。一百多年后，冷战的结束宣告了在资本主义以外寻求发展道路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失败，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着胜利者的光环，宣告历史已经“终结”。

但是同时宣告胜利的还有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种种内在困境和弊端。我还记得多年前同一位德国高官（现在已退休）的一次对话。我说，本来中国人是骑自行车的。为了对付气候变化，我们可以不开汽车，你们的汽车厂可以离开中国了。他一听急了，说那可不行。你们还得买我们的车，但是可以向我学习，一周只开一次。你瞧，不跟着西方走他还不干。假如十三亿中国人都开上车，哪怕一周只开一回，那要多少汽油才够呢？可正是他们在道貌岸然地谴责中国掠夺石油资源。网上流行的那首诗说得好：当我们闭关锁国的时候，你们送来炮舰和鸦片；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投入消费的时候，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环境污染……

按《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外对话》，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８日）一文的说法，发展中国家（文中称“南方”）正沿袭着发达国家（北方）的老路，即资源／能源扩张的发展道路，它们大致将在２０２５到２０３０年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累计排放方面全面超过北方，并且由于南方的人口（４０年后世界人口可能增长到１００亿）和经济规模，来自南方的排放将使世界更快地逼近温室气体的危险浓度水平。对此，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并且认为要明了这一点，本不需要那些复杂的模型。因为这一发展道路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和内在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北方开创并设定好的。

近几十年，西方国家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很多高污染、高耗能的低端产业，自己则占据了高附加值的产业链高端。北方从中获取了巨额经济利益，但却把资源／能源压力和温室气体排放转嫁给了南方。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资源／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只是换了个地方，而是大幅增长。

英国是个有趣的例子。这些年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有较大下降，为其他欧盟成员分担了不少减排负担。英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有其独到之处，不过一个重要方面是英国大量转移了自己的高耗能产业，更多地依靠科研、金融、中介、设计、教育等服务业维持经济增长。这当然可以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榜样。北京市就是这么走的，它转移了几乎所有的高耗能产业，前不久又将首钢的炼钢部分转移到河北省，在北京保留了总部和电子产业部分。在全国各省区、直辖市中，北京市是唯一完成国家能源强度指标（年降４％）的。可是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向英国看齐就麻烦了，谁来生产那些高耗能产品呢？北方可以向南方转移高耗能产业，南方又向哪里转移呢？

再者，北方一向掌握着科学技术的优势地位，并将此作为他们保持对南方竞争优势的最后一张王牌，甚至对一些关键技术实行严密封锁，以至联合国在技术转让方面的工作４０多年来毫无进展。据吴昌华观察，一向高举环保大旗的欧洲在技术转让和国际贸易上也日趋保守和具有防卫性（《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下的欧盟与中国》，《中外对话》，２００８年７月９日）。如果南方手里都是些从北方搬来的技术，他们不跟在北方的后面走老路又能走什么路呢？

可以说，正是北方在迫使南方走北方的老路。这同样是“另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

今天，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所有人的共识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再重走北方的老路，要开创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可这条“新路”是什么呢？走通这条新路的前提条件又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条新发展道路只能理解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将节能减排纳入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中，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落后技术的锁定效应。中共十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一新道路的理念和政策框架，中国的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作为国家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的一部分也明确了能源强度指标（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降低２０％）和具体政策措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或即将制定类似的国家方案。

但是，走通这条新路是有条件的。我以为条件至少有二：一是发达国家作出表率，成功减排，创出经验；二是北方真诚地帮助南方，在技术研发和转让以及为此进行投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这些都已经反映在“巴厘行动计划”（１／ＣＯＰ·１３号决定）之中。所以，哥本哈根协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全球共同努力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困境。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哥本哈根必须开辟道路，指明方向。

至于全球化过程中低端产业向南方转移，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具有必然性，对全球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其负面影响，北方理应积极帮助南方解决高耗能产业生产中的节能减排的问题，而不是倒打一耙，得了便宜卖乖。此外，也有必要考虑在国际贸易中建立产品内涵能源补偿机制，使从事高耗能生产的国家能够承担高额减排成本，不至于牺牲过大。虽然“巴厘路线图”中没有这一内容，但在哥本哈根协议达成之后，这一问题有可能被提上国际谈判日程。

西方的气候变化政策越来越强调迫使南方采取减排行动，并要求南方向北方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标准看齐，进一步开放市场，核心是增加南方的发展成本，从而压制南方的经济增长，使自己不至于丧失经济竞争力（见以上吴昌华文）。美国和欧洲早就在酝酿对南方的出口产品征收碳排放税，至于要求南方向北方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标准看齐，我感觉那基本是在“作秀”，或者拿当下的说法，那是在忽悠选民。南方要是能达到欧洲的标准，就不是南方了。如果南方死活达不到标准，欧洲无非还是征税。欧洲人只好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谁让他们乐意呢？看看欧盟成员，像葡萄牙、西班牙、芬兰、希腊、爱尔兰，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比１９９０年分别增长了２１％至４０％不等。上文提到英国也同样难以为南方整体所效仿。所以，即使南方达到欧洲的标准，难道气候变化问题就烟消云散了吗？还是集中精力研究如何与南方合作走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为上策。

高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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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阿克拉会议有何成果？

风高 — Mon, 15 Sep 2008 05:13:00 +0000

最近在加纳举行的国际谈判是否离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更近了一步？一直在关注谈判的高风报道称，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

最近在加纳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参见：《在阿克拉，迷雾渐渐消散》，作者詹妮弗·摩根）是通往实现“巴厘路线图”、加强全球变暖国际合作道路上的关键步骤之一。三个月前在德国波恩举行的上一轮谈判结束之际，几乎所有的谈判小组都公开地表示了失望。在过去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很少有人预见阿克拉谈判会出现巨大的突破，但有一种更强烈的紧迫感，而且谈判各方更渴望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的协助下，两个特设工作组的主席也显示了卓越的领导能力。

在《巴厘行动计划》之下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谈判中，各方重点集中在行业方法和与林业有关的问题上。他们还设立了减缓和适应方面的两个谈判小组（“问题”小组）以及技术和资金小组（“解决”小组）。这些小组的讨论比以往的会议更加具体，而且在适应和（在某种程度上）资金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适应谈判小组的所有各方都对建立或加强区域中心的需要予以支持，以支持各国的适应活动。一些国家当即表达了主办适应区域中心的愿望。

在讨论中，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工作组邀请了工作组主席路易斯·马查多（巴西），汇集各方在2008年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他的文本将在下一次波兰波兹南会议上提交，并将得以修订而有望成为推进明年讨论的谈判文本初稿。意识到在哥本哈根完成其工作的最后期限的快速临近，工作组表示将“在2009年转入完全的谈判模式并作出相应的工作安排”。

在当前《京都议定书》之下的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谈判方面，各方集中讨论了工业化国家实现减排方面可供获得的手段，设立了三个谈判小组，分别涉及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和林业、排放贸易和灵活机制以及其他问题（包括新的温室气体和行业、行业方法、相关的方法学问题和“溢出效应”）。三个小组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前两个谈判小组的总结附件中列出了需要深入考虑的具体问题。

有关“溢出效应”——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所带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后果——的讨论达成了应首先关注贫困国家的共识，同时还讨论了生物燃料战略、粮食危机、某些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以及结构变革的社会影响。工作组主席哈罗德·德乌兰德（挪威）敦促各方对意见和建议进行充实，他汇编的文本材料有望成为2009年的谈判文本初稿。

加纳的热点问题

行业方法

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研讨会关于行业方法的讨论集中在对《公约》中第4条第1款C项的解释。（在所有有关部门，包括能源、运输、工业、农业、林业和废物管理部门，促进和合作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各种用来控制、减少或防止《蒙特利尔议定书》未予管制的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的技术、做法和过程。）有些发达国家强调了行业方法在评估减缓潜力中的有用性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需求。有一个发达国家在讨论中要求研讨会讨论所有各方在主要排放行业中的减缓潜力，以及用于潜力评估的方法。其他发展中国家强调了行业方法的重要性，例如减排额度和行业无损失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行业方法将严格限制在第4条第1款C项规定的提升技术合作之内，而不用于目标设定。讨论中存在意见分歧，但工作组主席设法确定了几个存在共识和共同利益的领域（这些都在会议室4号文件中逐一列出）。

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列出了清洁发展机制排放贸易系统的行业方法，以及在无损失目标之下的行业减排额度，作为改进《京都议定书》灵活机制的备选项。

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

在减缓谈判小组的讨论中，发达国家建议应该有一个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方法，并建议人均GDP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公约》附件一工业化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不采取强制性行动。

然而，77国集团和中国表示，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授权仅仅是加强《公约》的执行，而不是对其作出修订来对发展中国家加以区分。他们指出，应当区别对待发达国家的义务和发展中国家的行动，而后者应该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资金支持。他们还强调，要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上所作的努力。讨论中提出了如何定义“发达”和“发展中”的问题，建议使用人均GDP、人均能源使用和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

认识到这些讨论终究是各说各话而且于事无补，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表示，把时间浪费在讨论这类问题上不会有结果，并敦促各方本着合作精神行事。

减少来自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的排放

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研讨会的讨论是公开的并具有建设性的，而且似乎已产生共识。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发达国家应当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林业活动，包括减少来自森林采伐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森林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和提高森林碳储存的行动。发展中国家看来做好了使这些行动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准备。

在政策途径和正面激励方面提出了几个具体的建议，包括市场和非市场机制。但是，这些措施是否应该和碳市场联系起来，采取弥补发达国家目标的行动，对此，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为减缓和适应筹措资金

技术和资金谈判小组同意，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急风险，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必须加以简化和提高，使用创新的方法来动员和引导公共和私有资源。讨论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例如在欧洲排放贸易系统拍卖50%的配额，发达国家保证一定比例的GDP，或者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税。

是否在《公约》框架之外获取资金和支持是当中的一项重要讨论。77国集团和中国提出了一项将在《公约》之下建立一个新融资机制的建议，不计入其它的来自《公约》之下援助国承诺的资助。这遭到了很多援助国的质疑，他们强调正在进行的重要双边活动以及与其他提供资金的机构和机制的已有联系。显然，各国政府对现有的财务架构很不满意，不仅对全球环境基金不满意，对其执行机构也不满意。77国集团和中国还表示，自1970年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还没有实现达到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即使官方发展援助增加到0.7%，其增加量都不可能用于减缓或者适应，必须得超过这个数。

改进排放贸易和灵活机制

排放贸易是附件一缔约方的问题之一，目的是为了实现其减排目标并实现《公约》的最终目标。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2012年之后继续这些机制的总体支持以及对其进行改进的呼声。很多人要求扩大清洁发展机制的活动范围并简化规则，其他人则强调需要为确保机制的环境完整性而采取严格的规则。

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汇编并综合了所有的建议和有待澄清的问题。一些使用特定技术的项目，例如核能以及碳捕集和埋存，作为潜在的合格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而被列入附件一，交由缔约方作出决定。附件二列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改变执行理事会成员的组成，将秘书处支持执行理事会的职责转到另一个机构，将对主办国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的项目类型需求比例进行调配。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所剩下的几个月里，要理清所有这些问题似乎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授权问题

关于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是否有权越过《京都议定书》附件B所列工业化国家目标修正案并对该议定书的其他条款进行修改，排放贸易和灵活机制谈判小组意见不一。有些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无权这样做。其他一些国家认为澄清这一问题需要进行法律分析。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主席的结论记录了这一分歧以及各方的具体意见。就工作组工作中引发的法律问题，已邀请各方于2009年2月15日之前提交他们的意见。

有何成果？

谈判结束时的总体感觉是取得了重要和有价值的进展，这一结论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在议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澄清了各方不同的立场，并在具体的选择上允许加以改进。在某些方面，立场的趋同似乎是在朝着2009年达成协议的方向前进。换言之，各方最终走向讨论的核心问题。

其次，会议进程有所加快。两个特设工作组要求他们的负责人汇集各方在2008年提出的意见以及提出或提议的基本原则，以形成2008年波兰波兹南谈判文本的第一稿。

很难说阿卡拉会议是否应该被描述为一次政治上的突破，但绝对可以说，在推进谈判进程和为波兹南及2009年会议作准备方面，这次会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阿克拉设立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下属的三个谈判小组将在波兹南继续开展工作，并将新增一个谈判小组处理“共同愿景”问题。有人预计，波兹南会议将是为2009年在哥本哈根达成协议而进行实质性谈判做准备的最后一步。

时间紧迫，但步伐已经加快。为了使谈判更加深入，国际社会必须做好准备，形成更强、更广的政治推动力。

作者简介：高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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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启示

风高 — Wed, 04 Mar 2009 10:37:00 +0000

国际经济稳定性和能源安全受到的威胁在不断增加，这就对中国现行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高风就此谈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

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８年是“多事之秋”，这些事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政治、经济发展战略、能源安全政策，在如何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方面，也给了我们启迪。在我看来，下面列举的这几件大事，对中国如何思考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有意义。２００９是世界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一年，思考这些问题恰逢其时。

世界油价波动与索马里海盗

世界油价波动与索马里海盗这两件似乎不沾边的事，以及2008年初中国南方的冻雨灾害，凸显了中国能源基础的脆弱性。国际金融炒家、海盗和老天爷能轻而易举地威胁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中国能源供应的脆弱性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大的改观。

世界油价的剧烈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会持续。一小撮国际炒家把世界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各国政府对此一筹莫展。再看保持海上油路畅通问题，事实上全世界都在搭美国的便车，世界其他各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具备长期维持海军远洋巡航和作战的能力，中国是否具备这样的意愿更是问题。去年底，索马里海盗问题突出，１２月１８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中国的“振华４”号货轮“会非常机智地采取各种方式与海盗周旋”，“等待有关的救援行动”。所谓的“周旋”，据媒体报道，就是锁住舱门，不让海盗进船舱。中国船只也曾使用燃烧瓶同海盗对打。到了12月20日，中国终于宣布派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但这一任务只为期三个月，将来怎么办？中国去年有１３００多艘次商船通过这一海域，平均每天３、４艘。据欧派克１１月石油市场月报，中国约８０％的海外石油供应要经过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而俄罗斯的份额只占６％。

启示一：结论是明摆着的。除了继续搭美国的便车，自己尽可能加强海军建设之外，我们得老老实实向德国和日本学习，以最少的消耗生产最多的财富。一个只能靠船员把自己锁在船舱里与海盗周旋的国家，是没有多少本钱来谈论其他选择的。当然，自２００７年５月国务院发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来，中国已经开始向这条道路迈进，索马里海盗只不过为中国的这一决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新佐证。

全球经济危机与各国政府的大手笔救市

全球金融海啸还没见底，我们就已经见识了传说中的“国家破产”。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大手笔救市计划，中国政府的４万亿经济刺激方案也获得了广泛热评。不过，经济危机总是短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从危机中吸取教训，提高经济素质，不会在下次危机中被击倒。

中国政府的４万亿投入不算少，但如果不能建立起经济持续活跃的增长机制，仅仅依靠见招拆招式的调控，至多解决表面问题。过去30年间，中国凭借“全民补贴生产”的增长模式取得了超高速增长，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一方面，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使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相当严重，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这种“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主要是国企）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内需不足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可是人民血汗换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却由着美国人去花，还被保尔森、伯南克之流倒打一耙。照这种“国富民穷”的路子走下去，中国要想躲避“拉美困境”也难。难怪《远东经济评论》说，此次经济危机为中美两种经济模式的共生敲响了丧钟。

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很难走出困境；没有新兴产业，就不会出现另一个30年中国奇迹。去年１２月中国政府出台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显示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正成为政府核心目标。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使其真正“民富国强”，对中国政治、经济的长治久安具有战略意义，因此不仅仅是４万亿怎么花的问题。

启示二：环顾世界，有哪一个国际制度有助于中国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呢？世界贸易制度难担此重任，但气候变化制度有这个潜力。说它只是“潜力”，因为气候变化谈判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未来的气候变化制度引导世界走向低碳经济，建立起高科技的清洁能源体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它就有可能促进中国经济战略转型。

中西媒体大战与中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

2008年因为奥运火炬传递，中国民间网络媒体与西方媒体间展开大战，这表明中国在解决了挨打和挨饿问题后，正面临挨骂问题。2008年中国成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后，又多了一项挨骂的由头。在媒体大战中，中国官方媒体缺乏公信力，在公共关系上表现出无措与低能。中国今后应加强公关领域的制度创新，提高操作技巧。

启示三：２００７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宣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又在2008年发布节能减排白皮书，公布了中国节能减排的阶段性成果。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际理解和肯定。不过，如何在公共关系方面支持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世界经济深陷危机告诉我们，以美国消费模式为发动机的世界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但世界新的经济发动机在哪里？在前不久结束的达沃斯论坛上，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经济危机不但不能成为延缓气候变化谈判的理由，反而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大机遇。可见，世界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政策得当，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就不是负担，它们可以同时成为面向未来的机会和应对危机的手段。世界需要改造高碳的能源基础，实现低碳经济，这是个触手可及的机会。世界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于创新，包括发展理念、体制和模式方面的创新，而世界气候变化谈判就为这种创新提供了一个窗口。为此，世界有理由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成功有所期待。

作者简介：高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法律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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