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喻捷

后巴厘时代的悬疑

捷喻 — Mon, 25 Feb 2008 10:10:00 +0000

大多分析家都视去年的气候会议为成功的典范，但是这个结论是否有点为时过早呢？喻捷指出要解决这个由来已久有关公平及发展权的问题，还远的很。

如果说2007年12月份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气候变化公约第１３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３次缔约方会议是一场战役，那么，虽然在这次战役中，可谓是英雄辈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展望未来，前方却并不是坦途。

从现在到下一轮哥本哈根谈判的两年间，美国、日本、加拿大如何表现，仍有重大悬疑。公约下的谈判，“包括量化的减排和限排指标”、“考虑具体国情”这些字眼弱化了美国将来可能的承诺，并且给日本和加拿大留下了逃离《京都议定书》的出口。

发展中国家的贡献是巴厘的一个飞跃。在情势紧逼及审时度势下，中国带头提出，在发达国家给予实实在在的技术与资金援助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将做出同样实实在在的持续发展与政策承诺。这意味着，之前发展中国家强调的国内减缓政策将被纳入国际范畴，引进广被接纳的统计条目、标准和由第三方认证的结果。

但是，在挣扎过几个昼夜之后，路线图并没有在保证全球气候安全的长期目标上达成共识。

会后，评论界有两种意见。激进派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保护全球气候的机会。务实派认为，这是当前形势下全球各国可以获得的最好结果。

亲眼见证了谈判过程的人，大多数会支持后一种说法，尽管不尽如人意，共识仍来之不易。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真正发扬了在多边谈判中不多见的灵活和妥协的精神。

然而，激进派的观点也不容忽视。

各国认领各自的排放目标，是保证对全球排放总量进行的控制的唯一方法。但是，目前的《京都议定书》也因此存在重大缺陷，并不能完成公约第二条所指出的“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IPCC报告指出，2℃是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一个上限，可行的全球行动情景是世界排放总量在10-15年内实现峰值，然后逐年下降，到205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去一半。即使如此，仍有27-62%的可能人类守不住2℃这个隘口。在IPCC的数个情境模型中，这是保守的方案。

IPCC报告的观点在政治上得到欧盟的积极响应，却遭到了美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在关于长期目标的谈判路线图中，包含这些数字的关键内容在谈判过程中，从正文移到引言，最后直至移至脚注。即使在脚注中也未提及具体数字，只是指向了IPCC报告中的几个页码。

美国自不待言，在此平台上的任何妥协都不可能是积极的，发展中国家的理由却很难反驳。因为目前关于发达国家后京都的减排目标只规定到2020年，因此，长远来看，目前的框架必然潜藏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限排要求。在发达国家做出超越2020年的承诺之前，发展中国家能否接受一个基于绝对指标的减排限制实际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因素。

《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其所约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分为三个计划承诺期来分阶段实现。2012年和2018年分别是第二和第三个承诺期的起点。原本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比较可能在第三承诺期内，也就是2018年以后的承诺期做出实质性承诺，因此，此次发展中国家的慷慨是出乎意料的。正因为如此，期待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在绝对值，而不是增排速率上做出承诺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个在未来气候制度中至关重要的机制，毕业机制的谈判也未获得任何进展。《京都议定书》在第一个附件内列出了一些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名单，他们将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个机制旨在扩大这一名单，让一些在经济指标上已经达到发达水平的国家进入绝对值减排名单。

发展权和气候安全一向被认为是解决气候问题的一对矛盾。尽管，将来还有机会，例如IPCC2013年将会发布其第五次评估报告，旧事还会重提，甚至更加紧迫，但是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话题还将继续，最终的解决方案仍然悬在空中。

IPCC报告中指出，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目前至2030年的全球排放将增长40%-110%，在新增排放量中，发展中国家将占到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发展的起飞阶段，需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近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制造业正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中国2006年较2002年出口额增长1.97倍，出口隐含能源增长1.79倍。

在气候制度研究中现有的一些颇具影响的提案，目前都没有得到发展中大国的响应。

发展中国家依据历史经验提出，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排放趋势往往是达到某一个顶点，当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其人均排放自然会降低。因此，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再与发达国家在未来的某一点上会合。

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权利必须被明确、具体地规定下来，否则一个保障全球气候安全的气候制度将很难出笼。发展中国家需要多少发展空间，保留多少发展空间是公平的，目前尚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因此，在后巴厘时代，我们仍然需要不停探索新的方案，这是对人类公平和责任的哲思的挑战。

作者简介：喻捷博士，德国伯尔基金会顾问。曾多次作为NGO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相关国际气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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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约束方案下的新世界

捷喻 — Wed, 12 Mar 2008 11:49:00 +0000

应对气候变化的战斗同时也是公平之战，不仅仅针对国家间，也针对国家内的不公平。喻捷报道

巴厘岛会议之后，我们已然来到了一个气候约束的世界，发展权利将不得不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考验。和其他资源一样，温室气体排放额将成为一个制约发展的瓶颈：谁在低碳的道路上推动发展，谁就将争取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最近，应对气候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方案——“气候约束世界下的温室发展权”（简称GDRs，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它的新颖之处在于，主要的两项指标不仅着眼于国家间的不公平，也针对国家内的不公平。更明确地说，就是GDR不保护国家的经济增长权利，而着眼于国家中的人实现全球中产阶级水平的人文可持续发展。

此方案的设计者认为，发展公正不再是排放平等，同时也是全球低碳计划的设计和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需要得到充分体现。当这样的全球计划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就不用期待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逻辑行事，相反，他们会反其道而行之。

此框架定义一个“发展门槛”，这是高于基本需求却不包含过度消费的一个门槛。在这条线以下的人对气候问题只负有很小的责任，相应的，也仅有很小的能力来支付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他们既不用支付减排，也不用支付适应。这条线以上的富人则负有保证他人发展权利的义务，无论他们生活在北方还是南方，都必须承担起减排和适应的费用。他们不仅要转换自己的消费模式，还要保证那些在线下的人群有达到“门槛”的发展空间，并且以低排放的路径发展。

定义“门槛”不是简单的事情，收入这个指标仅反映经济的一面，它忽视了社会福利、健康、环境安全等方面。但是此方案仍使用收入指标，因为它除了能够反映一定的生活水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减排的能力，收入也是衡量消费水准以及其中所含碳排放的指标。

因各地购买力不同，根据美国2005年购买力指标调整的数字，将门槛定为年均收入9000美元。而目前全球发展中国家人均年收入是3500美元，全球发达人均年收入是8500美元。这里的人均收入不是指国家的人均收入，而仅针对个人。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越不平均，越能说明问题。因此，此方案是对传统的“南北”概念的挑战。

责任与能力指标是本制度中另一个关键指标。

能力存在于富有程度中。假设，全球的减缓和适应都将通过一个全球碳税来解决。那么，这个税种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GDP征税。我们认识到，一美元对于穷人在消费上的道德内涵大大高于富人。因此，税是针对收入高于发展门槛的人，而且收入越高，税越高。此外，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即“南方中的北方”在伦理上并不比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更有优势。相对于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差距大的国家在此制度中被认为有更多的能力。因此，能力也就是在减排负担在国家内部的分配。

责任指标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体现。排放的性质因消费而有所不同。做饭和取暖的排放不能简单等同于其他奢侈排放。基本排放应免于责任，奢侈排放则应该承担责任。责任必须包含个人的发展权利。穷国中的富人义不容辞应当负有责任。

目前的欧洲的科学家认为，如果要遏制人类气候变化的长期趋势，全球温度升高不超过2℃是人类必须守住的一个底线。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出全球范围内所需要的减排总量。同时，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在这个方案下相应的责任和能力状况来设定其减排义务。然后就可以在将国际整体的减排预算分解为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减排指标。

这样，在此方案下，富有国家的义务应当大大超出仅仅满足本国的低碳项目的限度。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7%的人口，中等收入国家40%的人口收入也将因为超过“发展门槛”而承担减排责任，他们加起来一共占全球人口的26%。

经过这个方案的计算，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比到2050年在目前的基础上减排90％还要大得多。对于一些特别富有的国家即使零排放，也需要为别的国家的减排买单，这样就为那些欠发达地区让出了排放空间。以英国为例，2019年全国就要达到零排放。

中国的发展仍将持续，此模型的预测到2025年。自2010年起到2025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仍将有40%的增长，但是比自然状态下的将近70%有所放缓。

作为快速发展国家，中国在富有国家和穷国之间。我们之所以现在没有看到中国、印度明确的站在欧盟一边，迟迟没有认同2℃的目标，不是他们不了解科学的证据，或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脆弱，而是因为他们担心在现有的框架下自己的发展空间会受到伤害。他们没有看到西方真正的诚意。在这种大环境下，现有的这些模式将会使他们得不偿失。

在目前的气候制度讨论中，没有任何一个方案像这个方案一样对发达国家的责任提出如此大规模的挑战，同时，在全球气候安全的框架下，也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以包含能力和责任指标为导向的减排制度，它包含了完整的毕业机制设计。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任何一个包含毕业机制的制度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对发展的限制。

但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必然从另一个侧面影响到发展权利，发展中国家团体也提出“与气候贫困做斗争” 的口号。毕竟，发展中国家大多地处较发达国家更加脆弱的地区，因此，如果发达国家体现诚意，在符合公平的前提下，应该会找出一套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受的机制。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套国际制度达成共识之前，此方案中关于“南方”的富人和“北方”的富人一样应当承担减缓责任的思路仍然很有价值。当排放额成为一种公共商品，并且稀缺时，它的价值就应当得到体现。即使在一个民族国家内，富人也应为穷人留出排放空间，并且支付减排的费用。这些在国内政策中可以先于国际制度得以实施，因此而建立的公共政策对于国内的可持续能源政策同样有共赢效应。

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劫富济贫的方案，无论这些富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但是不争的事实是富人比穷人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因此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通过税收调整符合建立气候制度的伦理基础，并且可以纠正个人的乃至社会的消费方式。从工业到人的生活方式，这个着眼点的拓宽将意味着气候安全真正成为主流的社会问题。

喻捷博士，德国伯尔基金会顾问。曾多次作为NGO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相关国际气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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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的未来

捷喻 — Thu, 28 May 2009 09:25:00 +0000

经过最近市场价格小幅下挫后，碳价格上涨势头放缓。但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碳交易所的作用仍然存在的疑问。喻捷报道。

碳价似乎在缓慢回升，5月27日收于15.24欧元处。伦敦的欧洲气候交易所每月提供的曲线图，最近几个月波澜不惊，自9块左右起底，进两步退一步。现在的价格和年前的预测相比稍为乐观，但遥望去年八月31欧元的历史价格，已河东河西。

金融危机与气候变化，当今全球两大热点交集中，恰是未来气候制度中关键的一环——资金机制。在众多未来气候蓝图中，减排与适应需要的资金皆以每年数百亿美元计，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如何分配，是12月哥本哈根会议全球关注的气候保护协议的核心。而碳市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正让它在未来协议中的角色受到重新审视。

随着1997年《京都议定书》而诞生的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制度，让全球稀缺的环境公共产品获得了产权，并由之产生了市场和交易价格。碳交易曾被视为解决全球公地悲剧难题的希望所在,毕竟气候变化涉及能源，能源利用的转型没有经济手段的支持难以想象。如今遇上如霜似雪的金融危机，碳交易是否会因其政治意愿商品的特征而夭折？

碳价因素

4月初，欧洲定期公布了去年欧盟27国的排放数据。欧盟整体排放比上年降低6％，21.11亿吨。其中水泥、化肥、玻璃、造纸尤其明显，下降高达9％，电力行业整体排放下降6％。个中缘由，除了实现京都议定书承诺之外，业界普遍认为，主要因为金融危机造成的市场低迷，生产萎缩。

供需关系在碳这个特殊的市场上也是铁律，碳的价格直接反映了这种走势。低排放导致企业对排放额度的需求减少，一些企业为了度过难关纷纷抛售手中现有的排放指标，雪上加霜的是，经济转型国家此刻为了本国经济利益，也大量抛售“热空气”，导致供给持续上升，市场终于失去支撑，一路下泄，直至触底到10欧元以下。

这是自2005年欧洲碳交易市场的碳价跌至近零之后，碳市场面临的第二次巨大波动。前一次的原因是欧盟对各国及国内排放数据判断失误，导致过多发放排放额，扼杀了需求。这一次则是因为经济波动。

在后京都的制度中，是公平和竞争性两大价值体系的竞争，对碳价的长远预期是考量减排对竞争力影响的主要依据。因此，让碳价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波动，是发达国家政府、投资者关心的事项。对于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发展中国家，低碳价被视为是对减排公平性的挑战。因此，对碳价也有诉求。

政治因素

传统商品的价格主要由供需变化引起，在碳这个特殊的商品上，更让投资者忧虑的是，政治意愿在此市场中扮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多年来，他们一直呼吁3L的政策信号，long，loud， legal，长期、强烈和法律约束。这几个要素决定了一些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和先进技术的投资前景，无论是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还是碳市场投资无不如此。而这其中，风险最大的投资似乎公认为碳市场，因为它严重依赖于多边政治协议。

前几年涌现的专事碳市场的投资公司苦苦支撑，部分已经转型，逐渐退出，转而将更多资金投入其他金融产品和咨询业务。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2012年为止，下一阶段碳市场从框架到全球减排目标尚未确定。相对于一般的投资周期，5年一轮的谈判有悖于商业规律，让投资者在碳市场面前却步。

中国是清洁发展机制中减排额度最大的供应国家，各路投资者逐鹿的战场。前两年市场预期火爆时，大多数的减排额度购买协议上约定的价格都在10欧元以上，按照一般业内的平均项目开发成本为1欧元吨碳，如今在十一、二欧元区间徘徊的一级市场碳价，核准减排额，显然不能保证满意的经济回报。今年以来，因谈判的滞缓，及碳价的低迷，项目开发的速度较前一年已明显降低。加上清洁发展机制制度设计中的缺陷日益显现，改革刻不容缓。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低碳价面前坚持的底价政策，让投资者夹在中间，投资收益变得渺茫。

看法歧异

低碳价不仅对投资者意味着投身于低碳经济的挫折，也加深了不同政治集团对于碳市场的立场分歧。

波兹南，德国和英国的环境部部长在大会发言上，强调碳市场将是未来主要的融资渠道。在欧盟眼中，目前从全球清洁发展机制收入中抽税2％的范例，成为未来融资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市场交易，资金就会源源不断。这种收入比增加碳税政治上的难度小得多，制度已然建立，只需扩大规模。而且市场投机的机会颇受金融机构和大企业的欢迎。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目标也比较容易控制。

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则表示，反对碳市场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目前的主流议案，欧盟若至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30％，一半将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额抵冲（offsetting），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尤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大国的忧虑。原先基于项目的开发，已被要求扩展到能源密集型行业，下一步，欧盟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全球的碳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底价减排机会将在这一轮的抵冲中被收割，那么下一步自己承担减排任务时，成本的高企将成为巨大负担。

其次，碳市场价格的波动，让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和适应的资金支持落入了不可预期的前景。在政治上很难同意。

这些问题在目前的谈判中，都处于胶着状态，尚没有明确的走向。

尽管争议重重，碳市场本身正在扩张，美国以州政府形成的地区碳市场已从今年开始生效，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正在酝酿其国内碳市场。而清洁发展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展开的被国际承认的量化减排项目，也正在成为下一阶段执行《巴厘行动计划》的重要参考依据。技术上的问题都容易解决，难得是政治共识。

而碳价与油价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个悖论。油价高，碳价也高，因为寻求替代能源的动力也大。经济危机导致的低油价本身形成了减排，而低碳价却弱化了对减排技术的投资。此时，长期减排目标与短期目标的双重动力，以及公共资金投入弥补市场失灵，给予市场明确的指向性，方能重振投资者信心，在经济的冬眠期做好低碳起飞的准备。

作者: 喻捷,气候组织中国区政策研究项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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