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克里斯•艾波特

气候变化：真正的安全威胁

克里斯艾波特 — Fri, 23 Jun 2006 17:54:30 +0000

牛津研究小组的克里斯•艾波特说，确保所有国家长期的安全意味着应该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

提要:
- 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居民不得不从海岸与河流三角洲地区迁出，还可能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食物短缺的进一步加剧。这会带来苦难、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活动所带来的压力也将加大。
- 气候变化给所有国家的安全带来的长期影响，其严重性、持久性和破坏性都远远超过了国际恐怖主义。
- 但是，我们不应该将增加核能的利用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这只会为核技术与核原料在这个本就不安定的世界上的传播创造进一步的条件，这些技术和原料也可能被用于制造核武器，还可能被“流氓国家”或者恐怖组织所利用。
- 相应的，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更安全可靠的应对方法是发展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并且减少放射性能源的使用。

美国国防部的净评估室（ＯＮＡ）将气候变化定义为一个远远超过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安德鲁·马歇尔是净评估室的首脑，也是五角大楼的资深人员，他撰写了一份报告，于２００３年底发表，在这份报告的结论指出，气候变化在未来二十年内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失去生命。他认为，突发性气候变化的危险应该“被提升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层面得到关注，而不仅仅将它当作一个琐碎的争议问题”。

环境灾害对安全的严重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是美国这样富裕强大的国家也在所难免。如果不相信的话，只要看一看２００５年八九月间“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南部后的情形就行了——大量人员伤亡，新奥尔良和其他海湾沿岸地区的城市陷入了社会瘫痪（同时出现了世界性的油价上涨）。这种情况之所以格外令人担忧，是因为在过去的３５年中，类似“卡特里娜”这样四到五级飓风的数量增加了几乎一倍，而这很可能是海洋表层温度上升的结果。

　　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

　　２００４年１月，英国政府的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爵士为《科学》杂志撰写了一篇特约社论，他警告说，“气候变化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比恐怖主义的威胁还要严重”。他认为全球变暖将会引起的一个后果就是“未来全世界将会有成百上千万的人们面临着饥荒、干旱、洪水以及疟疾这样使人体衰弱的疾病”。

　　如今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坚信大气二氧化碳含量已经大幅度增加，这主要是人类活动的后果，如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全世界范围内的森林采伐，这些活动已经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消亡和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研究，但是不同的模型不约而同地预测出，截至２１００年，未来的气温将会上升１．５至５摄氏度。这可能引起海洋的热膨胀和全球冰川的融化，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陆地遭到淹没，世界地图的海陆轮廓将会发生显著的改变。

　　在上述众多后果中，包括了大都市地区所受的影响。由于世界上大城市中的大部分都位于沿海地区，这就意味着很多城市将会消失在滔滔海浪之中。多达数亿的人口将不得不逐渐从沿海及三角洲地区迁移出去，同时还伴随着经济和社会上的灾难性后果。此外，气候变化很可能还包含了“恶性循环”因素——它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环境变化，从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加速。南极海冰的融化可能引起南极夏季显露的水域面积变得更大，这样就会吸收更多的太阳辐射，又加速了海冰的融化。第二种可能性在于南极及其周边区域的永冻层在融化的过程中，其中腐烂的植被将会释放出大量的甲烷（沼气），而甲烷本身则是气候变化的一个更大的原因，影响还在二氧化碳之上。南极海冰的消融，有可能引起北方地区气候的剧烈变化，也可能对其它的气候特征发生重大的影响。

　　还有迹象表明，在过去的５０年中，降雨量的分布情况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海洋和南北极的降雨越来越多，热带陆地的降雨则逐渐减少。热带地区集中着人类中相当部分的人口，这些人中很多依靠农业为生。降雨量分布的变化有可能在某些原本最为肥沃的热带地区引起局部干旱，从而导致该地区生态承载能力的显著下降和粮食的减产。中国和印度所受的影响尤其严重，无论在国家还是地区的层面上，都会有复杂的体现。面对这样的变化，热带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无作出应对，由此所引起的食物短缺甚至饥荒将会导致苦难、更大的社会不安定以及移民活动的大增。

　　尽管非洲将会是遭受干旱和沙漠化的影响最为深重的地区，但研究者们指出，在非洲之外的地区也将发生普遍性的干旱，地中海地区则会出现沙漠化蔓延的情况。２００５年一场干旱袭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最为严重的几次之一。这场干旱导致了粮食产量减半，以至于两国不得不向欧盟申请食品援助。干旱也严重地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同时，由于严重的干旱可能成为半永久性的，世界上有六分之一的国家都面临着食品短缺。实际上，由英国气象办公室所进行的新的气候预测研究显示，未来５０年中，降雨量分布和气温的预期变化将会使人们面临着饥荒的极大威胁，其可能性要远远超出原来的预料。

　　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除非二氧化碳含量能够得到稳定，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能够得到严肃的对待。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时间。自１９世纪晚期开始具有可靠记录以来，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０．６摄氏度。欧盟认为，对于不断上升的地球平均温度，必须对其进行控制，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的增幅不得超过２摄氏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全世界人类的持久安全。但是，一些气候科学的学术带头人认为，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４００ｐｐｍ，实现上述气温控制的目标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３７８ｐｐｍ，并且正在以每年大约１．５ｐｐｍ的速度增长。如果科学家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离达到４００ｐｐｍ这一临界点的时间就只剩下１４年了。实际上，全球变暖的某些早期征兆已经出现。例如，２００４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当时由于人为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每年１５万人，而发生在南非的死亡数量是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参见地图）。

　　有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在相当严肃地看待这一威胁，然而美国的反应却是在扯后腿。美国最为著名的行为就是退出《京都议定书》，而布什政府中的某些人时至今日仍然将气候变化当作一个“神话传说”。尽管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４％，但美国却是世界第一大污染制造者——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２０％。作为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必须直面其责任，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还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应该促使它们加入关于这一事务的进一步对话，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由于其经济飞速发展，能源消耗也不断增加，特别是来自火力发电站的能源消耗。在未来的２０年中，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制造者。

核能并不是答案

　　但是，对于全球变暖的应对策略，并不应该是像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增加核能的利用。某些环境科学家目前正在不断鼓吹，把核能作为在环境上解决大气二氧化碳含量不断上升问题的灵丹妙药。

　　且不说与核废料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明显的环境、经济和安全上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十分严重的全球安全的问题。伴随着这场“核能文艺复兴”的将会是核设施——包括反应堆、废物贮存槽、后处理工厂等的迅速增长，这些设施都是恐怖主义的潜在攻击对象，同时也会为核技术与核原料的传播创造进一步的条件，这些技术和原料可能被“流氓国家”和恐怖组织用于制造核武器。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哈尼斯·阿尔文，将民用核能与军用核能形容为一对“连体婴”。民间利用核能的活动与核武器的扩散是密切相连的：由于二者“连体婴”的关系，想要发展民用核能同时又将核武器的扩散掌握在控制范围内，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正是目前伊朗的核问题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但是，关注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核力量发展也很重要，从全球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核力量的发展也同样令人担忧。

在世界的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为了民用目的而生产大量的钚，将带来极大的危险。特别之处在于，钚的潜在用途就是制造一种恐怖主义武器——这是一种放射发散装置（即所谓的“脏弹”）或者说一种原始的核武器，举个例子说，它如果在某个首都被引爆的话，将会造成毁灭的打击，就连仅仅向某国政府发出将其引爆的匿名威胁，也会收到同样的效果。在一个“钚经济”（即经济明显地依赖于核反应堆所提供的能源来满足其能源需求，这种核反应堆的材料是混合氧化燃料和／或者钚。）社会里，如何保护社会远离上述威胁，将会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些变得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将会严重影响个人自由，也会给公民权利带来极大的损害。

　　核能并不是一项不产生二氧化碳的技术。从设置核反应堆到废物处理到反应堆退役，在利用核能的许多环节中都要用到电，而这些电主要都是从化石燃料中产生的。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一个核电装置所排出的二氧化碳量是一个天然气发电机组的三分之一。此外，现存的富矿钚的储量仅仅能够为全世界提供三年的电量，然后就不得不开采铀含量很低的贫矿。在开采和加工铀矿石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在核反应堆中使用贫矿所加工的铀，将会直接产生出比使用化石燃料还要多的二氧化碳。更重要的是，如果“核能文艺复兴”发生的话，能够以经济的价格被用于发电的铀矿将面临枯竭，这个问题将变得和石油以及天然气的枯竭一样严重。

　　因此，尽管某些人认为核能可以为气候变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核能的发展也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实际上，英国政府的专属咨询机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３月的结论中认为，核能发电危险、昂贵和多余的。一个月后，英国议会下院的环境审计委员会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引起了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极大关注，例如安全问题、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核武器的扩散。所以，当务之急并不是修建新的核反应堆，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现有装置的保护和安全上，或者选择将它们逐渐全部淘汰。另外，我们还必须敦促核武器国家加速实现它们在《核不扩散条约》（ＮＰＴ）第四条款中所进行的“模棱两可”的核裁军承诺；必需加快《禁止核武器用核分裂性物质生产条约》(FMCT)的谈判，这一条约的目的是为了禁止生产更多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分裂性物质；必须加强有关政策的制定以增加人们对于核不扩散机制的信心。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才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但是仍然任重而道远。

可再生能源

　　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依赖核能。另外还有一个更加长久和安全的应对策略，就是迅速发展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海浪能、潮汐能和太阳能，以及全面性的节能技术。

　　２００３年，德国的可持续解决与新发明研究所（ＩＳＵＳＩ）发现，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之下，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如果想要完全利用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来完全满足该国的能源需求，是完全允许的，特别是在使用风能和太阳能时。ＩＳＵＳＩ以日本为例，提出：在不降低生活标准和工业生产水平的前提下，消灭化石燃料与核能是有可能的。

　　牛津大学环境变化中心进行了一项更新的研究，发现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和热电联产可以共同满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用电需求（设置一个最低限度的非可再生能源的待机容量，以应对用电高峰、而可再生电力供应量却处于低谷的情况）。英国尤其适宜于发展风力发电，因为风在白天和冬季的几个月里吹得更加猛烈，而这些时候恰恰是用电需求最高的。这是可再生能源的一大优点，因为它们在一天的用电高峰（从早上六点到午夜）和一年中的用电需求最大的季节（冬季）可以生产更多的电力，而核电站的发电量仅仅维持在一个永久性的“基本负荷”，一天２４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任何变化。

　　如果将资源和人才从军事科学领域转移到民用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将会大大地加速业已在某些领域发生的技术发展，例如第三代的光电集中器电池。但是，由于受到“反恐战争”的影响，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英国的军费开支反而开始增加。例如，从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英国在军事研发上花费了２７亿英镑，占英国政府全部研发花费的３０％。而２００３年全世界的军费开支为９５６０亿美元，这些资金中的相当一部分经过再分配后，将会被用于民用设施，以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

如果因地制宜的可再生能源和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安全和政治风险就会减少。引起这些风险的原因，一个是对核能的依赖，另一个是世界化石燃料供应地区的不安定性日益增加。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实现上述目标的政治意愿。

本文是从牛津研究小组2006年6月出版的<<全球应对全球性威胁，21世纪可持续安全>>的报告中摘选的。该报告的作者是克里斯•艾波特,约翰•斯罗波达和保罗•罗杰斯。

克里斯·艾波特是牛津研究小组的全球安全问题的研究人员。

保罗·罗杰斯是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学教授、牛津研究小组的全球安全问题研究顾问。

约翰·斯罗波达是牛津研究小组的经理，他联合创办网站www.iraqbodycount.net。他也是网站www.PeaceUK.net的协调者。

走向可持续安全

Wed, 21 Jan 2009 06:08:00 +0000

克里斯•艾波特和索菲•马斯登认为，对亚洲和澳洲来说，观念的转变能够开创一个时代，促进社会公正、环境可持续的地区秩序形成。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亚洲和澳洲目前的安全理念的主流也是所谓的“控制范式”。这一理念的前提假设就是可以通过军事力量或者均势政治和遏制来控制非安全因素。最明确的例子是所谓的“反恐战争”，其目标是“阻止”恐怖主义，而不是消除其根源。

用这样的办法来维持国家、地区和国际安全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没有通过外交努力来实施的情况下。它还会分散全世界政治家的注意力，无法全力应对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威胁。

有一种方式可以改变这个窘境，那就是“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中心假设是：你无法控制非安全因素带来的所有结果，但必须努力解决其根源。换句话说，“治标”没有用，必须通过对安全威胁的综合分析以及预防性的应对措施来“治本”。

可持续安全主要着眼于下列相互联系的长期非安全驱动因素，包括:

* 气候变化—基础设施薄弱、资源匮乏、大量人口居无定所； * 围绕食品、水和能源等资源的竞争；

* 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世界人口大多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边缘化；

* 全球军事化—军事力量使用的增加。

亚洲是一个转型中的地区，转型会带来动荡。政治、经济和社会景象不断变迁，同时气候变化和其它长期安全威胁也需要地区性应对。所有这些趋势在亚洲的安全动因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可持续安全的分析把上面这些趋势和其它安全威胁区别开来（如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它提出了一套全面系统的方法，把不同趋势的互动都放在一起考虑，而其它方法通常都把它们分离开来。它特别关注的是国际行为体和西方政府目前行为导致非安全因素的加剧，而不是减少。

可持续安全对可持续应对提出了一系列关键要求：首先是全球公正和公平；另外还有全球贸易体制的改革、援助和债务免除；迅速摆脱以碳为基础的经济；朝着核裁军和控制生物和化学武器迈出坚实的步伐；以及防卫开支朝向非军事因素安全的转移。可持续安全把全球的长期安全和普通人的眼前安全联系在一起。

可持续安全天生具有预防性，因为它能在恶性结果尚未被感知时就把冲突和动荡根源消弭于无形。可持续安全的初衷就是对安全理念进行重构，引入普遍安全、全面安全、人类安全以及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其实，亚洲很早就认识到这些方式了，尽管国家安全政策仍然被“控制范式”所支配。

在亚洲有很多眼前的安全问题，但中长期的动荡诱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维持国家统一，特别是控制内部动荡；第二是域内力量对比变化；第三是环境和人道主义灾难。最近几个月的经济衰退也可能导致某些动荡根源作用的放大，因为经济增长一直都是亚洲缓解冲突的重要因素。

尽管在一段时期内美国可能还是一个安全的终极保障，但无可否认，它在亚洲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正在相对衰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受到重挫。美国衰落对亚洲影响的确切程度还不清楚，但大国力量变化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不确定和动荡的源头。

亚洲面前最严重的挑战包括众多的环境和人道主义灾难。在过去几年中，这里就发生了3起巨大的环境灾难：2004年12月的印度洋地震及其引起的海啸让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和泰国沿海地区面目全非；2008年5月，纳尔吉斯飓风横扫缅甸；同一个月，中国四川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单单这三场灾难就导致近50万人丧生，同时对经济和基础设施造成巨大破坏。但亚洲每年还遭到众多较小灾害的袭击，包括热带风暴、地震、滑坡和洪水，每一次都会有成百上千人死亡，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家园。

这些灾害给各国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威胁着国内稳定，也可能让邻国的人民失去家园，给邻国政府造成压力。如果政府的反应不够或太慢，情况会恶化，环境灾害就会变成人道主义灾难。同样发生在2008年5月的两场灾害，已经有很多人对中国和缅甸政府的不同应对进行了比较。中国政府迅速落实救灾计划，派出13万人的军队展开大规模救援工作。如果中国政府的反应没有这么迅速有效的话，四川地震的死亡人数要多很多。

相比之下，缅甸军政府没有认识到灾难的巨大，最初拒绝接受国外援助。可以说该国政府的失误造成了更多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

未来几十年，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这样的灾害还将更加频繁。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发现表明，沿海地区的热带风暴会越来越频繁，洪水也会增多，特别是在南亚、东亚和东南亚人口稠密的巨型三角洲地区。他们还预测，亚洲大部分国家还将出现降水模式的变化和淡水资源的短缺（特别是在那些依赖喜马拉雅冰川融水的国家）。

此外，未来二十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能发生严重的食品和水安全问题。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图瓦卢和其它太平洋岛国开始被淹没，孟加拉国也将失去三分之一的土地。因此，如何安置环境难民可能成为亚洲最大的问题。新西兰已经同意，一旦图瓦卢不能居住就接受其人民，但印度却在印孟边境加速修建一道2，500英里（4，000公里）长的安全护栏。环境难民问题可能会给亚洲造成严重的打击，我们必须制订地区性策略来应对某些突发情况。

上面列出的许多动荡驱动因素都是可以解决的，也可以设立机制消除其长远根源。但这些解决面临着不少障碍，包括：全地区对主权的关注；开放有效的地区安全架构的缺位；没有一个有力而中立的国家来发挥领导作用。

亚洲的许多后殖民国家不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主权让渡，即使这会让它们在泛地区性问题的解决上遇到难题。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它们来说，国家安全常常高于地区稳定和全球安全。此外，许多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也给合作造成困难，毫无助益的政治说辞提供理由。

因为缺乏一个开放性的地区安全架构来有力地落实新的安全日程，合作变得更加困难。亚洲的一体化和地区内合作必然有助于解决该地区长期的非安全驱动因素。东盟(ASEAN)的确大大促进了地区交流，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但它的构成可能太局限了，无法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尽管也有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安全委员会和东盟10+3等进程）。缺乏有效的安全架构就意味着政策性应对仍然要在国家层面上形成，尽管地区合作对于这些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能消除变化中的障碍，我们就能设立机制，从长远上防止非安全和冲突因素的发展。具体倡议包括：

* 气候变化：亚洲还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它们也有责任稳定并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接受经济发展不可能通过牺牲社会和环境稳定实现的观点。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必须谈判出一个公平的后京都协议，其中要包括迅速减少它们自身的排放。

* 地区架构：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亚洲域内外其它有影响的行为体应该支持一个强大、开放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

* 大国力量对比变化：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新政府应该接受中国的崛起，把政策从均势政治转向接触和信任建设，特别是在贸易、环保和地区安全等领域。

* 落实倡议：由于没有一个有力、有威望而且中立的国家，亚洲公民社会组织必须共同设立一个高级别的独立委员会，成员都是德高望重的个人，包括安全专家和退休的政治家，在亚洲和澳洲建立一个可持续安全框架，特别强调预防外交以及对公众和政府进行地区威胁严重性的教育。

未来五到十年，大力把安全扭转到可持续的方向极为重要。如果我们不能转变观念，安全政策仍将停留在错误的认识上，觉得环境问题可以被扔到一边。观念的转变能够开创一个时代，促进亚洲和澳洲社会公正、环境可持续的地区秩序形成。

克里斯·艾波特，牛津研究小组副主任。

索菲·马斯登，牛津研究小组助理研究员。

本文根据报告《虎与龙：亚洲和澳洲可持续安全》修改，该报告根据牛津研究小组(ORG)和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SIIA)2008年9月在新加坡的磋商结果，由二者共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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