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伊恩•哈维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谬论

伊恩哈维 — Fri, 14 Nov 2008 10:00:00 +0000

在使知识产权成为经济支柱方面，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问题仍然存在，但西方公司的抱怨常常表现出无知和准备不足，伊恩•哈维写道。

中国仿冒产品横行，掩盖了国家在使知识产权成为经济支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问题依然存在，政府正在大力解决其中的大部分问题。有些问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不过温家宝总理曾在许多场合表示：“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对于任何知识产权制度的了解，我们要从法律、权利和执行等方面来看。

法律

中国在1980年代推行属于民法范畴的知识产权法律，加入了国际伯尔尼和巴黎知识产权公约。按全球标准来衡量，此后的现行法律意味着如今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质量很高。美国公司表达的一些批评适用于任何的民法制度，而不是中国仅有。

权利

在中国，外国人申请知识产权的“权利”通常质量好、费用合理而且及时。中国专利局对外授予的专利往往经过了最好的专利审查员的认真“审查”。

一项保护期为20年的中国专利费用（2-5万美元）大约是八国集团国家专利总费用的10%。然而，由于缺少经过专业培训并具有实践经验的专利审查员，授予中国发明者的专利可能不会始终受到严格的审查，这可能引发偏袒国内的指责。

在中国，授予一项专利的速度比在欧盟快得多，时间大约和日本差不多，比美国稍长。

执行

尽管问题依然存在，但执行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改善，而且还在持续改善中。通过中国的法院、行政部门或者海关系统，一项专利或商标的执行是完全有可能的。

费用不高，为6-12万美元，而德国大约为10万美元，英国和美国分别为50万和500万美元。

按照国际标准，包括上诉和执行，案件处理时间很快，通常可以短至一年，相比之下，英国为两至三年，德国为两至四年，美国为五至七年。由于知识产权法归属于民法，在审判开始之前，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收集证据。如果选择行政途径（主要由中国政府拨款），执行能在数周后进行，费用不到1万美元。

问题

去年，中国成为第一个专利申请达到70万份的国家，而专利审查员人数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英国和欧洲专利局的支持下，启动了一个大型的招聘培训项目。毫不奇怪，大多数审查员仍然经验不足。鉴于缺乏经验和审查量大，一些低劣的专利就会获得审批——情况正如1990年代专利申请猛增时期的美国。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法庭质量以及对知识产权法的尊重上，各地差别很大——就像欧洲的希腊和德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中国东部沿海（人口4亿）多数地区的基层法院质量上乘，在一些贫困的内陆省份就谈不上好了。五年前，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有60%未接受知识产权法律培训。如今，在欧盟的支持下，政府启动了一个提供这种正式培训的项目。

对于法庭需要在外国和中国诉讼人之间保持不偏不倚，省级官员并非总是接受这一点。这在某些方面和美国很相似，陪审团倾向于偏袒美国国内。例如，在德克萨斯东部辖区与美国公司打知识产权官司，从来没有一个外国诉讼人获得胜诉。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外国公司利用“中央”最高（上诉）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其判决精益求精，质量非常高。

腐败是一个公认的问题，尤其是在最不发达的省份。应对这个问题的结构性变革需假以时日才能显出效果。

在2004年，中国的专利诉讼案件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案件98%以上只涉及中国的诉讼各方，如今中国公司的行动似乎表明他们的知识产权很重要，值得保卫，而且其司法系统值得利用。

在占2%的外国人提起的专利诉讼案件中，我们估计90%以上的法院判决是外国专利持有人胜诉——而美国约为35%，这与外国专利在中国不能得到执行的普遍论调恰恰相反。

谬论

尽管问题依然存在，很多西方公司的问题却是自己造成的伤害。很多谬论是不懂知识产权的外国高管制造的，要么问题就出在他们自己公司犯错上。最常见的失误有：

•在中国不注册专利：除非他们把商标、设计或专利注册，否则将无“权”可执行——正如在美国或欧洲一样。

•对市场了解不足：很多公司在没有进行适当分析的情况下急着跑到中国。鉴于中国之大及其多样性，这种疏忽令人不可思议。

•当地知识产权知识有限或者缺失：很多（甚至大型）公司对中国的知识产权知识有限，因此不了解也无法应对正在发生的情况。相比之下，飞利浦在中国的50位知识产权律师和专利代理人有95%是中国人。

•没有授权以及反应太慢：中国具有快速的立法和执法制度，公司必须反应迅速。由于很多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代理级别低，必须报总部审批，时间自然就没了。

•“我们绝不要提起诉讼——这会得罪政府”：远非如此——政府和司法部门明确表示，制度就是用于解决问题。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那些没有利用已有法律和司法途径的公司抱怨“知识产权执行差”。

外国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例子有很多。大型电子公司飞利浦在中国有35家公司、15个研究中心和2万名员工，赚钱销售达70亿英镑。如今，其全球发明大约有15%来自中国。该公司已有四个知识产权中心，并在三所大学设立“知识产权教席项目”。

比飞利浦规模小得多的双立人亨克斯公司是一家高端刀具生产商，全球销售额为2.5亿英镑，是德国最古老的商标。1990年代初，该公司遇到了源自中国的假冒产品这一大问题，如今，侵权问题解决了，阳江市的2,000家刀具厂停止了侵权活动，亨克斯还在该市拥有自己的工厂，并在全中国销售赚钱。该公司的知识产权主管如今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有很多迹象显示，北京决意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日本和韩国花了30-40年才达到中国用20年时间达到的水平。与普遍的看法相反，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点击察看其它文章

科技与全球变暖

低碳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

伊恩·哈维：英国知识产权协会（www.ip-institute.org.uk）主席。

科技与全球变暖

伊恩哈维 — Fri, 21 Nov 2008 12:32:00 +0000

在为“中外对话”撰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伊恩•哈维指出，知识产权将促进低碳技术的投资、创新、扩散和发展。

很少有人知道，知识产权支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发起一场新的清洁能源革命中，知识产权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刺激因素：促进低碳技术的投资、创新、扩散和发展，从而限制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将为创新提供动力，有关知识产权是“技术转让的障碍”的任何论调无疑都是错误的。在外部因素定价中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让价格信号推动市场的发展。

知识产权为创新提供了动力，并能促进在开发、销售和安装新技术中的风险投资。历史表明，这类投资多数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果有一个可预测的商业环境，投资成功后不会出现“摘桃子”（竞争者复制或强制许可）的风险，公司将依然会投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风险项目。

市场是传递新的低碳产品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这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外部因素定价中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让价格信号推动市场的发展。任何市场失灵都必须在通常维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情况下予以解决。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端生动地提醒我们，专利制度给我们所带来的一切以及对高风险新技术投资的影响。詹姆斯·瓦特之所以有可能发明蒸汽机，仅仅是因为专利制度使他能够筹集到巨额的资金，以继续其发动机的长期研究，尽管最初经历了多次的失败，而且其第一个支持者也为之破产。维多利亚时代的实业家充分发挥专利制度的作用，在接下来的250多年里持续改变着西方的经济福利。

总之，知识产权提供：企业对旨在符合市场需求的风险项目进行投资的动力；进行技术转让交易的法律明晰性和确定性；知识产权持有人对于如何使用其发明的选择——拥有知识产权有别于对收取多少费用和是否收费作出决定，亦有别于防止他人通过后一发明和相关的知识产权阻止使用一项技术的能力。具体如下：

投资的动力

要使低碳技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发明数量可能非常大。为了开发新的低碳技术，企业必须在研发上投资。为了吸引充足的资源，那些投资需要在成功地创造出新的产品之后产生诱人而持续的回报的动力。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提供了这一动力。如果投资获得成功，它们提供了能够赢得滚滚财源的明晰性与确定性。如果企业具有知识产权所提供的能够从成功中获益的合理确定性，就会在风险项目上投资——哪怕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在短时间内发展创新性的低碳技术，需要在诸多的技术和产品上大量投资。多数投资者将失去他们的赌注，而少数投资者将变得非常有钱——为获得我们改变世界的必要技术而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强有力的、可预测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产生这些巨大的回报创造了环境。

生物技术和遗传研究行业就是一个例子。多数生物技术公司都失败了，但是公司中数额相对不多的政府资金以及数千亿美元的后续投资，如今正开始创造出让患者受益的治疗方法。一项理性的分析表明，生物技术投资者整体而言得不到良好的投资回报。然而，进行投资就是希望能带来回报，而且有些公司，例如安进（Amgen）和基因泰克（Genentech），显然大获成功。在这个行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是进步的基石。

强制许可与市场失灵

阻碍私营部门技术发展的一个快捷方法，就是通过强制许可减少技术开发者的潜在回报。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美国，通过对大约100家公司作出同意判决，这种情况就曾大规模发生。如果我们要促进诸多新技术的开发，满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需要，就必须创造一个政策环境，掀起一股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之一的投资热浪。通过降低技术开发回报的干预，例如任何新技术都可能被授予强制许可的特定或潜在威胁，投资热浪是不可能出现的。对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各种威胁，例如很容易就能获得强制许可，可能成为投资的强大障碍。

让市场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在于，多数低碳技术以当前的价格还不具备成本竞争力。如果没有适当的价格信号或者压力，如限额与交易/碳信用项目以及排放限额规定，如《京都议定书》或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标准所规定的那些内容，那么，与化石燃料相比，当前的低碳技术在短期内不可能具有市场竞争力。政策制定者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这些市场失灵情况下的定价问题。未能解决碳定价外部因素，任何理论上的“知识产权约束”都是微不足道的。

任何市场失灵的解决途径，都应避免损害知识产权制度所带来的利益。

技术转让的法律明晰性

不论你想要免费转让一项技术或者授予许可，除非你能够确定你想要转让的东西是什么，否则就无法办到。你无权转让不属于你的东西。知识产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是否标上价格则是一个其后的决定。知识产权为技术转让的法律协议提供了框架，没有知识产权，协议就无法明确。

通过知识产权，人们可以利用相关的联合授权建立可执行的全球和兼容标准。

选择的自由

知识产权的建立和拥有大大有别于决定如何使用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选择：既没有东西给予，也不能转让（或出售、授予）权利，让他人能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上投资。

所有权明晰就可以自由选择如何行使所有权。以开源软件为例：版权是支持开放源代码的基本知识产权。没有版权，你无法具体说明你放入开放源代码中的东西，也无法证明它不属于其他人。关于知识产权术语的混淆以及知识产权作用的误解，开放源代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放源代码的正确定义是源代码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开发。然而，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没有知识产权的免费软件”：只有存在知识产权，开放源代码才行得通，因为知识产权清楚地规定了放在公共域中的是什么，没有人能对其宣称拥有所有权。对于很多开源软件，消费者必须付钱，因为它取决于这类软件的开发者是否收费。开放源代码是软件业的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式，但是完全建立在事先存在知识产权——主要是版权——的基础之上。

任何合作开始之前，都必须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使用上取得一致。英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清洁能源合作项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是英国石油公司出资合作的第四个此类技术研究中心，也是中科院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就如何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背景、前景、相关信息以及新的知识产权）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讨论、谈判并达成协议。对于合作架构，双方皆大欢喜，清楚、公平而且平衡，为双方合作、投资和有效工作提供了动力。

技术扩散

申请专利要求公布技术。对于那些研究人员而言，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获得的资源，尽管常常未获得充分利用。公司可以选择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他们的方法保密，减少他人借以利用的能力。专利公开的要求促使专利及早传播，促进技术扩散。

防止阻碍专利的使用

没有任何专利授予会导致一项技术的使用受阻或者受限。在1930年代，英国发明了青霉素，那时候不可能给医学发明授予专利，而且这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项技术在1940年代初转给了美国政府，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生产。生产青霉素的美国公司将生产技术申请了专利，当英国在1940年代中期想要生产青霉素时，英国公司必须向美国公司支付大量的专利费，以获得使用其专利生产技术的权利。如果美国公司选择那么做，它们可以拒绝授权并完全阻止英国公司进入市场。假如英国自己申请了青霉素的专利，在青霉素上所发生的问题就会得以控制。即使他们没有向美国公司收取青霉素的生产和销售权费用（专利使他们有权这么做），英国可以协商达成生产青霉素的免费授权。

重要的技术，即使最初是由公共部门提供资金，应该依然获得专利保护。专利所有人享有专利权，因而能够决定和控制专利如何被使用。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二篇。点击察看其它文章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谬论

低碳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

伊恩·哈维：英国知识产权协会主席。本文内容包含承担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报告和气候组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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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伊恩哈维 — Fri, 28 Nov 2008 05:39:00 +0000

这是伊恩•哈维知识产权和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本文探讨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问题。

在上周的文章中，我们提出，要发展新的低碳技术，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将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本文将要讨论的是潜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及解决方案。

专利丛林

在许多产业部门，大量的专利（称为“专利丛林”）及其复杂性带来了潜在的问题。这些产业包括计算机、移动电话、音视频压缩、数字和高清电视等。尽管企业嘴上经常抱怨这样做的复杂性和成本，实际上它们通常都能很有效率地解决问题，解决办法包括交换使用专利权、建立标准制定机构和发展专利联营（这些并不违背反垄断法）。

只要创立起标准，通常就会形成专利联营。音视频压缩的动态影像压缩标准（MPEG）和MPEG-LA专利联营的关系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些个案里，知识产权定义明确，专利价格是一致和开放的。定义明确的知识产权使全球性和兼容性的标准得以建立，并且能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FRAND)的基础上得到推广。这些协定在法律上是可以实施的，并且为产业界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一个定义明确的架构。移动电话在欧洲的普及之所以比美国要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业界形成了统一的标准。

建立专利联营要冒违犯反垄断法的风险。低碳技术的拥有者想建立专利联营，来保证自身和他人的专利获取和价格，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避风港”。在竞争与知识产权问题上，欧、日、美的反托拉斯方式是相互冲突的。比如，美国的专利许可总体上看是促进竞争的；欧洲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专利许可一般都被认为是反竞争的，除非能证明并非如此。在历史上，美国在知识产权和竞争的界面问题上的考虑更有条理、更合逻辑。这些问题必须保持一致，这样“避风港”行为才能在所有国家都合法。

降低低碳技术的专利许可费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费用，有助于通过全球能源技术专利联营来增加流动性,然后专利联营会进行证券化，提高贸易能力，确定一个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的价格。

知识产权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获取低碳技术并不意味着践踏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最情绪化，似乎也最棘手。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主要是他们能否获得公平或买得起的技术（因为这二者不是一码事），这些正是发达国家强加给它们的。许多情况下，人们察觉到的问题可能只是一种假设。拒绝知识产权或易行的强制许可（可能伴随着搭便车的风险）并不是解决办法。

大部分技术都不会在最不发达国家(LDCs)申请专利，因为那里的潜在市场太小了，连专利申请成本都收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在该国内免费使用该项发明，但不能把技术出口到有专利保护的国家。因此，知识产权在最不发达国家是不会受到抑制的。如果最不发达国家的厂商获准（通过强制许可）生产销往有专利保护的国家的产品（出于商业性原因），就会破坏知识产权所创立的激励结构，因此不应该让其轻易获得准许。

企业通常都会在最不发达国家以不同的低价出售技术，只要这些产品不会悄悄流回售价更高的本国。世贸组织2001年的《多哈宣言》使这个方法适用于制药业。日本等国家必须修改法律法规来防止类似的交易。

如果相关知识产权真的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反法律设置，解决方式有以下几种：

* 如果知识产权是公有的，当地企业就能获得有地域限制的许可，价格优惠、甚至是零费用。这不会对更广大的目标造成什么明显损害，这个目标就是提高私有部门对某些国家的低碳技术和产品的投资，这些国家对减少全球碳排放有较大的影响。

* 如果知识产权是私有的，那么就有好几种解决方法：技术使用费可以由政府埋单或提供补贴；也可以由慈善组织埋单或提供补贴（如制药领域的盖茨基金和全球基金）。特别价格的承诺承购可以为这些国家寻求低成本的解决方式提供动力（就象世界银行和上述慈善组织在卫生事务上的做法）。强制许可可能也能作为一种最终手段，但弊端十分明显。

大多数国家都把强制许可作为一种非常措施，为的是在发生滥用专卖权或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限制知识产权拥有者禁止别人使用知识产权的能力。但强制许可的使用受到一项世贸组织协议的限制，被当作一个最终手段来用。使用者也必须付给知识产权拥有者一笔合理的专利使用费。因此，强制许可并不是一种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做法。欧洲允许实行强制许可，但至今还没有使用的实例。总的来说，政府和产业界都把强制许可当成一种“核选择”，不用等到拿出这个法宝，协议就可以达成了。

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情况似乎与制药等“有效化合物”截然不同，在制药领域，一个活性药品的单项专利可以支配好几种疾病的治疗。低碳技术，特别是低碳产品似乎要复杂得多。要获得最终效益，必须具备众多的开发成果和技术成分，没有哪项专利可以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些情况下，产业界人士之间通常都能很好地达成相互特许权协议。在这个产业结构中，竞争可能会很激烈，比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产业。随着竞争压低价格，强制许可就不会那么理性了。如果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在于对技术的“购买力”（如在南非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那么多哈型协议、财政补贴或授权最终都是必须的。

如果强制许可也能列入考虑的话，实用性是很大的。要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很困难。在强制许可完全不可能实行的地方，一项对低碳产品有价值的技术可能会被用在完全不同的产品上。困境有两个，一个在于是否要一个总括性的强制许可证，这能从其它用途上获得回报；另一个在于是否试探并确定界限，这通常不可能实现。

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个案中，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在南非价格很低的药物正在流向价格更高的发达国家市场。这不仅损害了发达国家厂商的利益，而且因为药品的使用不当，在两个市场都产生了健康问题。《多哈宣言》强调了这种所谓的“平行贸易”的非法性。宣言允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通过强制许可方式生产价格适当的药品，必要的话还可以在第三国生产，但是严禁这种低价药品在有专利保护的发达国家出售。欧洲成功的刑事诉讼表明宣言还是有相当约束力的。但另一些人认为《多哈宣言》并未有效地控制这种非法贸易，也没有防止彻底的假冒伪劣。

如果低碳技术领域想要实行符合《多哈宣言》精神的有限强制许可，就必须马上对其有效性和作用进行独立评估。从其它产业的经验来说，粗略估计低碳技术许可的市场成本占工厂或产品成本的比例在2%到20%之间。

建立规定的“避风港”式专利联营领域，既可以鼓励确定专利使用费的专利共享，又能够被反托拉斯机构所接受。只要未来的限制是清楚和确实的，企业就有可能准备投资。企业的投资倾向和许可证有效期的吸引力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关联。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点击察看其它文章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谬论

科技与全球变暖

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

作者简介：伊恩·哈维，知识产权协会主席。本文中包含为托尼·布莱尔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报告和气候组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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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

伊恩哈维 — Fri, 05 Dec 2008 06:08:00 +0000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在本文中，伊恩•哈维指出中国应该帮助国际机构构建知识产权框架，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和采用。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比它认为的还要大。这不仅因为中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CO2)排放国，而且因为数千年的创造力重新勃发，新的低碳技术将从中国的高校和企业不断涌现。正像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在知识产权(IP)体系的发展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其它国家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对于知识产权(IPRs)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的把握比大多数西方政治家都要深刻。随着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主要利用者和创造者，它应该发挥显著的作用，帮助关键机构构建其知识产权框架和进程，为低碳技术的巨大发展和采用创造适宜的条件。

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管理知识产权关键的国际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该协定于1995年1月1日生效。WTO在贸易产业问题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问题上都很积极，我们可以把其中的TRIPS委员会作为一个最好的论坛，建立一个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处理低碳技术知识产权问题。WTO还有用于解决冲突的程序，这些程序也应当成为有效的论坛，帮助解决争议、落实知识产权获取的有关协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知识产权事务的领袖性机构。为了建立在法律上切实可行的全球性知识产权体系，该组织进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努力，但是它却不适合深入解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复杂贸易、经济和产业问题。在这一方面，WIPO既没经验也没人员，况且其纲领也不允许它拥有WTO那样的执行机制。

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和国际商会(ICC)等工商业组织也表现出在气候变化和知识产权上的建设性思考。我们应该利用它们和类似的工商业组织，为潜在的问题和市场失灵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

创建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工作小组是很明智的（如果目前还没有的话），这个小组将根据事实和数据，对能源革命和气候变化的特定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使问题得到讨论，并且寻求符合经济规律的解决办法。工作小组对知识产权实际情况的宣传是很有用的，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也是如此。根据笔者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知识产权讨论中的经验，只要举出真实的例子，说明知识产权的宗旨、利用方法以及它们为什么对解决问题如此重要，经常就能完全消除对知识产权的公开敌视。

中国有潜力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寻找通向低碳技术的结构性途径。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中国在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建设方面相当先进。在过去几年我与中国官员和产业界人士的讨论中，有一点非常清楚：他们把知识产权看作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一个关键部分。

然而，世人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就还不太了解，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许多能体现中国在知识产权上成就的数据都存在于“公有领域”。然而，由于官方报告并未着眼于关键事实，这个信息被大大掩盖了。众所周知，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官员和专家们都缺乏相互交流，中国应该改变这一模式。

•要了解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一些数据十分有用。例如，外国企业在中国起诉侵权者的胜诉率很高，据我估计高达90%，相比之下在美国只有35%。无论是要打官司，还是企业选择诉讼的最佳范围，了解专利诉讼在全国以及司法途径的结果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的硬性数据或许存在，但是官员们不愿用它，因为担心美国等国家会拿它来攻击中国。然而，公布这些数据似乎是利大于弊的。

•官方可能得到专业援助（可能来自国外），对相应的事实进行确认和提炼，并且找到机制将其置入目标国家的公共领域。

•改进观念：中国确实存在某些老问题，比如北京秀水街等外国人常去的地方长期有卖假货的现象。这让那些要攻击中国知识产权落实情况的人有了现成的口实。官员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能把奥运会办得如此成功的国家，难道就不能制止这种对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吗？

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创新性的国家，但是上两个世纪却多少有些反常。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把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学术官僚的抑制”，那些受正统教育的官吏不懂科学技术，也不懂工业革命的产品所需要的市场。在我们寻找促进低碳技术发展的最佳方法时，这个启示非常有益。

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它认识到了这个现实，并且表示愿意通过包括碳捕获与储存(CCS)在内的各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和某西方大公司进行了一次磋商，中国方面要求明晰再议CCS项目中的知识产权。由于双方投资巨大，也由于现有知识产权的投入和新知识产权的创生，中国方面很合理地询问了双方具体的收益来源。“知识产权不是问题”，这次说出这句话的却是那家西方公司。然而，他们犯了个错误，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低碳技术的发展给发达国家带来了良机，它们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和中国开展合作。例如，八国集团应该承认中国在知识产权支持环境建设上的巨大进步，它们应该和中国一起进行安排，用最好的办法创造出一个知识产权环境，激励新低碳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于这样的措施，中国应该欢迎和重视。这样的发达-发展中国家联合举措也可以用来对付某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它们有着严重的保护主义色彩，极力抵制知识产权发挥作用。

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人数众多、素质很高、创造力强，未来重要的新低碳技术很可能来自中国。因此，想出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解决办法，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点击察看其它文章: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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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伊恩·哈维：英国知识产权协会主席。本文中包含为托尼·布莱尔的《打破气候僵局》报告和气候变化组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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