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胡鞍钢

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第一部分）

鞍钢胡 — Mon, 26 Jun 2006 15:23:00 +0000

胡鞍钢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现实。但现在中国只有采取绿色战略，才能够推进向前的发展。

过去两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高达33％。而后中国迅速衰落为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迅速下降，至20世纪中叶仅为全球总量的5％。直到1950年，中国才抑制了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继续下降的趋势，从极低的经济水平正式发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经济奇迹，中国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减少贫困人口的历史记录。今天，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综合国力第二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根据麦迪森的估计，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再度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见表1）对于中国人而言，民族复兴不再是梦想，中国崛起正在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迅速崛起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发展可以对世界有所贡献，但也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我认为，中国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机会而不是威胁，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事实上，改革开放的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对全球经济增长、全球贸易增长、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未来中国的发展还将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其前提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选择适当的崛起之路。我认为，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还必须要“绿色崛起”。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变，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才能够顺利实现历史性的崛起。

表1 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一、中国的资源环境国情和自然资产损失

中国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巨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十分匮乏。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对世界各国自然资本的评估，在数据可得的大国之中，中国自然资本总量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在世界位居前列，但是人均自然资本为2670美元，仅比日本略高（2300美元），为印度的68％，德国的64％，英国的54％，法国的33％，美国的16％，澳大利亚的7％。在中国的自然资本构成中，农业耕地占75％，其总价值量仅次于印度，能源和矿产占16％，总价值量仅次于美国，这两项构成了我国自然资本的主体。但是环境属性较强的自然资源十分稀缺，即使按照总价值量计算也是如此，例如森林资源、木材资源、牧场和保护区的价值量，美国分别是中国的2.7倍、4.5倍、5.4倍和10.8倍。（见表2）这表明，中国是自然资本的存量大国，又是人均占有小国，且资本构成质量欠佳。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始终是生产力内部的重要矛盾。

表2 自然资本的国际比较（1994年）

注：总自然资本=人均自然资本×当年总人口；GDP为PPP现价国际美元。

资料来源：人均自然资本取自世界银行1997年“扩展财富的衡量手段”报告；总人口和GDP数据取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0 CD-ROM。

从工农产品产量为主的实物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一个非常高速的工业增长过程，1978年到2004年以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5%，高出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由1980年的4%上升到2003年的22.0%，也超过美国占世界的比重（为16.5%），成为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少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比重迅速上升，跃居世界前列，其中钢铁、煤炭、水泥、化肥、电视机等已列世界第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水、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供给带来巨大压力，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耗和CO₂排放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将会趋向更加突出。

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在产生巨大的资源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仍在下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同时，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仍很突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森林质量不高，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水生态环境仍在恶化；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物资源破坏形势不容乐观；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同时急速的工业化伴随的大规模自然资源消耗过程，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是农村工业污染、城市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总之，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实际上，现行的基于名义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值统计计算在GDP总量之中。这就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收益，它是以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退化为代价的，必将导致真实的国民福利大为减少(Kunte et al,1998;Hamilton and Clements,1998)。

世界银行1997年首次提出了真实国内储蓄（genuine domestic savings）的概念与计算方法，这是一种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它是指在扣除了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以及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World Bank,1997）。计算真实国民储蓄率公式为（Hamilton and Clements,1999)：

G=GNP-C-δK-n(R-g)- σ(e-d)+m

式中G为真实国民储蓄率；GNP-C为传统的国民储蓄率，它包括外国储蓄率；GNP-C-δK为传统净国民储蓄率；δ为生产性资产折旧；-n（R-g）为自然资源枯竭损失，n为净边际资产租金率，R为可利用资源，g为开采量，-(R-g)相当于资源存量变化率；σ(e-d)为污染损失量，σ为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当r>g则出现资源尽耗竭；-（e-d）为污染排放累积量变化率，e为污染排放量，d指污染排放累积量的自然净化量；m为人力资本投资，由于人力资本不具有折旧，同时也被视为知识的资本，例如教育支出占GDP比重。

世界银行估算了各国1970年以来的各种自然资产损失，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可以观察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及其变化状况（见表3）。实际上中国在过去20年高速经济发展是不断向自然资产拼命索取和透支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各类污染的损失，而且包括各类自然资源的损失，自然资源耗竭，矿产资源耗竭，森林资源耗竭，水资源耗竭。所谓自然资源枯竭（depletion）是按开采和获得自然资源的租金来度量的，该租金是以世界价格计算的生产价格同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差值，该成本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和资本的回报（return）。

需要指出的是，合理地开发资源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资源租金过低会导致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如果资源租金不能用于再投资（如人力资本投资），而是用于消费也被视为是“不合理的”。污染损失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碳，并按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造成的全球边际损失计算，Fankhauser（1995）建议按20美元计算。这一计算并没有包括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其它方面污染的损失。世界银行的计算表明，中东地区总财富39%来源于自然资本，几乎全部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在扣除了资源枯竭之后，这些国家的真实储蓄率都是负值（见表1）。哈佛大学的Sachs和Warner（1997）发现，从70年代以来，资源丰富或资源密集型国家经济增长率反而要比自然资源匮乏国家要慢得多。世界银行的研究也表明，那些资源依赖性大的国家自然资产损失大，真实国内储蓄水平相当低下或者为负值。

表3 我国自然资产和真实国内储蓄率（占GDP比重，%）

注：2003年自然资产损失还扣除颗粒物污染损失比率（占GDP比重为1%）。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2005.

我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比重十分惊人，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一损失占GDP的比重约为6%-7%。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这一经济损失达到最高峰，高达GDP的30%；而后逐渐下降，在80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约为15%左右，也就是说改革初期的经济发展是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透支”为代价的；90年代开始下降，到1995年下降了约一半，为7.8%；90年代下半期明显下降，到1998年已降至4.53%（见图1）。中国的各类自然资产损失占GDP的变化趋势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大弯路，即“先破坏、后保护；先污染、后治理；先耗竭、后节约；先砍林、后种树”。

图1 中国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 2005.

由于自然资产损失的这一变迁趋势，导致中国真实国内储蓄率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先大幅度下降而后逐渐上升，即由于净国内储蓄率在扣除了各种自然资本损失之后的国民财富在90年代以后呈现上升趋势，出现了净国内储蓄率和真实国内储蓄率两条曲线趋同的趋势（见图2）。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进入“十五”以来，真实国内储蓄率又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净国内储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能源耗竭和二氧化碳污染损失上升所致，经过绿色GDP帐户调整后，净自然资产损失比重上升为2003年的6.3%，这说明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所下降，经济增长模式的逆转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图2 中国的净国内储蓄率与真实国内储蓄率

资料来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 2005.

综上可知，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无论是高经济增长率还是高国内储蓄率都无法真正地识别真实国民财富以及各种自然资源损失的情况，只有在绿色GDP 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才能如实的反映上述情形，尽管世界银行的估算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是已经为我们清晰地描述了中国过去20 年环境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自然资本损失占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从而也为我们扩大真实国民财富，特别是提高真实国内储蓄率的重要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中国经济、投资过热，必然对国内、国际资源产生巨大需求，同时也都是以提高资源消耗和增大环境代价作为其成本的，例如1993年和2003年的两次经济过热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样的问题不仅反映在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占GDP比重的上升，还放映在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占世界比重的上升，中国在1986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自然资产损失第一大国，到1993年这一比重一度高达38.2%，而后逐渐下降到占世界四分之一。2003年美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到中国的两倍，但是中国的自然资产损失总量却超过美国的两倍（见图3）。

图3 中美自然资产损失占世界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Database, 2002, 2005.

请接着阅读第二部分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胡鞍钢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本文写于2001年1月，朱鎔基总理作了重要批示，发表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参考》；公开发表于《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作者于2004年10月19－20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十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又补充了新数据和新观点。

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第二部分）

鞍钢胡 — Mon, 26 Jun 2006 17:06:00 +0000

胡鞍钢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现实。但现在中国只有采取绿色战略，才能够推进向前的发展。

二、绿色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纵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对比中国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职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要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过去我们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说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不管采取哪种手段都可以，因此，“猫的颜色”是不重要的。实际上，过去二十多年，我们的发展可以称之为“黑色发展”，形象地讲是“黑猫的发展”。它突出表现为高的资本投入，低的产出效率，高的资源消耗，高的污染排放。激化了人口与资源，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现在，“猫的颜色”是重要的，就是要从“黑猫”变成“绿猫”，就是要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最近发表的《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在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这是不同于长期以来实行的以“增长优先”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快致富、后清理”，被视为危险之路，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发展极不平衡，贫困人口深受其害。所谓绿色发展之路，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在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我们认为，绿色发展模式与新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相辅相成的。

中国走绿色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有利条件：一是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能源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污染排放物，发展节能型或非能源密集型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二是市场化改革，放开能源价格引入竞争机制，有助于提高使用能源效率，减少政府对能源生产、运输、储藏等环节亏损企业的补贴，减少政府对城市居民能源消费的补贴；三是城市化发展，使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缓解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效的密集的利用城市规模效益，降低生产与消费成本，集中供热、供暖、供气、供水、供电、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四是技术发展，有效利用各类节能技术，各类环保技术，各类IT技术，各类生物技术，各类新式交通运输技术；五是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开放贸易既可以提供新的技术的激励，又可以提供采用清洁技术和绿色方法生产更多产品的激励。上述信息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他们达到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前，同样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环保质量；六是改善治理结构，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例如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模式；建立法制，取代人治；建立立法、执法、监管三为一体的体制；建立市场友好的环保激励制度；改革环保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益，鼓励公共广泛参与；披露各类环保信息与公共政策；消除贫困，寻求社会公证和社会公平。

绿色发展不仅代表着中国发展模式的变革，也将是中国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绿色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利用节约利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这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它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化之路，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崛起之路。

三、中国如何走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是支撑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未来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旨在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目标具体包括：

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收入分配平等指数上升，贫困人口减少; 提高用水效率，有效治理水污染，恢复恶化的水生态环境；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耕地的有效保有量；大幅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促进二氧化碳的减排，有效控制和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生态系统进一步改善，森林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继续扩大；草原退化有所恢复，进一步提高水土流失治理率；加强防御各种灾害的安全网建设，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紧急救援体系。

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的、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的益处的政策”。换言之，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为此，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的报告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提出综合的环境和经济政策；二是政府和社会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和互动机制，共同为环保发挥作用，这需要通过一种社会制度的创新来实现；三是必须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四是要通过技术创新，能使新技术更多地考虑环境，包括设计本身和循环经济问题。

中国可以在较低收入水平条件下走绿色发展之路，采用创新性的低成本战略来限制污染，大幅度降低污染密度。为此中国必须推行绿色改革，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发展绿色工业和绿色消费，大力推进环境友好的技术创新，广泛利用清洁生产技术，发展循环经济。未来中国的“绿色发展”需要经历以下“黑色”到“绿色”的转变：

——从“黑色城市”到“绿色城市”。加强城市环境的综合治理，重点是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和垃圾无害化处理。根据不同类别的城市，国家应明文规定和宣布实施各类污染达标排放、环境质量达标期限。适当时候开征污染税作为地方税种。鼓励城市使用清洁煤技术，严禁城市和居民使用高硫煤，提高城市集中供热能力和城市燃气普及率。强制性实行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制度，限期各城市实行垃圾分类。

——从“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充分利用两种能源、两种技术和两种市场，大幅度增加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的进口、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的进口。大力发展水电，削减煤炭需求与使用量，进口或输入天然气，采用进口液化天然气，以天然气取代煤炭，大幅度提高天然气使用率和普及率。引入零增值税政策鼓励使用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等新能源。

——从“黑色产业”到“绿色产业”。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继续关闭一批工艺技术落后、能耗和物耗高、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压缩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采用税收、环境认证、环境标志等市场手段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和私人资本向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投资。

——从“黑色农业”到“绿色农业”。巩固已有“一退三还”的成果，有计划恢复重点生态恶化区域。按照生态系统功能发展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农业、林业、果树业、牧业、养殖业、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绿色植物、绿色药品等高附加价值、无公害、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农产品。

——从“黑色贸易”到“绿色贸易”。支持国内企业绿色产品的研发，积极推行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产品认证，在国内市场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出口，鼓励高技术产品出口。对国内外开放环保市场，积极吸引跨国公司进入能源与环保产业，充分利用国外成熟治污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事务，开展双边或多边环境合作。

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道路，大力推进增长模式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面小康社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和平崛起”，而且应该是“绿色崛起”，中国可以对全球发展做出重要的绿色贡献。

参考文献

1．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OECD: Paris, 2001

2． ARUNDHATI KUNTE, KIRK HAMITON, JOHN DIXON AND MICHAEL CLEMENS, 1998, Estimating National Wealth: Methodology and Results[R]. January,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3． FANKHAUSER,S ,1995 ,Valuing Climate Change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M]. London: Earth scan.

4． KIRK HAMILTON and MICHAEL CLEMENS, 1998, Genuine Savings Rat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August.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5． SACHS, J. and WARNER, 1995,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ment Discussion Paper No. 517a, [M]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6． World Bank, 1997, Expanding the Measure of Wealth: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The World Bank.

7．Worl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 CD-ROM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胡鞍钢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他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较大的社会效益。本文写于2001年1月，朱鎔基总理作了重要批示，发表在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参考》；公开发表于《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作者于2004年10月19－20日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实施十周年纪念大会”学术报告会又补充了新数据和新观点。

加强中欧能源与气候安全合作

鞍钢胡 — Wed, 26 Mar 2008 11:06:00 +0000

一英国智囊团在一报告中指出说，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的欧盟和经济发展最快的中国可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方面通力合作。胡鞍钢谈及了他对此观点的看法。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逐步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然而，除了这些之外，中国要实现能源与气候安全，实现能源与气候政策良治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中欧合作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合作中的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探讨的问题。双方合作的领域、方式和手段实际上都有比较大改进和深化的余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

政府意志：非常时期的有力保障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进入非常时期，非常时期需用非常之法。所谓非常时期，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意志无疑是推动问题得以解决的最有力的保障。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希望碳排放的自动减少和实现低碳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实现低碳经济，节能降耗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力推动，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消除市场在外部性问题上的失灵现象。所谓非常之法，就是中国在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要实现一步跨越，直接从高碳经济跨越到低碳经济。例如，通过政府的推动，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城市采用世界最高的节能标准并产生示范效应，实现由点到面再到全局的跨越。政府加强对碳密集型投资的管理和引导，加大对低碳能源的研发等等。

实际上，中国党和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与气候安全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正如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在 200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上所阐明的中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战略抱负，与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注重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其地位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重大决策表明，只要党和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推动，政策措施得当，一些重大的挑战往往成为国内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催化剂。我也非常有信心，中国完全可以在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的过程中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避免碳密集型投资锁定。

中国：责任与能力的双重展现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逐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展示出自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能力与行动。

首先，中国是负有大国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应对全人类共同的挑战面前中国责无旁贷。可以说，中国不是消极而是积极，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不是推卸而是承担对全球公共事务、公共产品、公共空间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态度应当是：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发展模式转变，以参与国际减排规则促进国内减排规则，以实施全球治理推动国家实现良治（节能减排）。

其次，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正如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所做的选择举足轻重。中国当前就其基础设施需求和消费模式而做出的决定，将对全球范围内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成果，并对将可行的减排速度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到全球减排的行列中来，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完全可以变挑战为机遇，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契机打造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技术市场、最大的低碳经济体系、最大的低碳制成品出口国。

再次，中国有能力为应对气候变化投资。IPCC报告指出，各国只要拿出平均GDP的0.12%就可以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约GDP的1.6%。发达国家目前有足够的财力投资减排技术，它们应立即实施减排，而发展中国家目前可不承担减排义务。而根据我们的设想，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能耗进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0到20%。2030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量绝对数是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的。单位产出能耗减少一半；全国总用水量基本不增加，进一步降低农业用水比例，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占GDP比重由1.3%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3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24%。

因此，中国有能力减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可以实现2050年之前削减20%排放量的目标，并用高于这个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之中。我们总体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成为推动气候政策良治的领导者，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

中国与欧洲：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的合作势在必行

毫无疑问，加强国际合作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和气候政策良治的重要战略。我在2007年7月份的国情报告——《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已经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对全球性的发展问题，仅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共同解决世界性难题，这包括政治协商、科学研究合作、技术合作、市场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愿意也主动参加到应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治理之中”。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方面。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休戚相关、紧密联系。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外国直接投资 (FDI) 和服务产业的提供方。”双方紧密的经济联系为中欧在能源与气候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欧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具体来说，双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

• 一是加强合作，共同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无论是在安理会，还是在国际论坛上，双方应加强沟通，了解彼此立场，推动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 二是加强协商，制定国际气候规则和环境、能耗标准，在国际贸易领域改善能源与气候安全状况，推动双方绿色产业的发展。

• 三是分享环保和节能技术，并为关键的能源技术投资。欧盟应加大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帮助中国进一步节能减排。

• 四是建立中国的低碳经济特区。中国目前正在构建主体功能区，优化产业结构。我认为首要的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低碳经济特区不能仅仅局限于吸引研究及高端制造领域的投资，还应该表现在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能耗的降低上。低碳经济特区可以选择现有的主体功能区，实现严格的环保标准，通过强大的示范效应推动全国的节能减排。

全球能源与气候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对中国和欧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给双方提供了合作的机遇。欧盟在节能环保和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中国同样也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中国也同样有着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可以说，中欧双方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既然常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那么双方的政治领导人和企业家们更需要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通过紧密的合作使得中欧双方走在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的前列。

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他还曾是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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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做出贡献 (第一部分)

鞍钢胡, 清友管 — Fri, 10 Oct 2008 23:12:00 +0000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近来的报告中强调了各国减排的紧迫性。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胡鞍钢和管清友对此进行了分析。

世界人口最多、自然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大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全球治理承担重要的大国责任。

2008年6月27日，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先生主持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Breaking the Climate Deadlock: A Global Deal for Our Low-Carbon Future，以下简称布莱尔报告）报告在日本东京正式发布。作为卸任首相，政治家布莱尔深知简单的劝说并不能解决政治分歧和利益争端，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并说服各国政治领导人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因此，布莱尔报告对“各国领导人需要了解其在未来18个月内将要面临的选择”做出了全面的描绘，并提出了气候谈判中的若干重大思路。

布莱尔报告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国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出发，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应当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又应当提出哪些基本思路和政策主张？我们认为，中国需要带头积极响应，并主动承诺减排义务，打破“囚徒困境”的僵局，应站在减排前列，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共同问题

大气中现存二氧化碳排放中约70%至80%是由发达国家产生的。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统计，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工业化时代时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

但是，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你们的”问题。无论排放源是纽约还是上海，气候变化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依靠联合国的制度机制是无法达成世界各国一致同意的治理框架。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缺乏必要的惩罚和激励机制，只对少数发达国家有一定的约束，在现实条件下，只能由主要大国（指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主动来提供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共同达成政治共识，再进一步建立和强化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布莱尔报告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案。布莱尔报告对八国集团的领导力寄予厚望，在他的方案中，第一条就是在八国集团峰会领导下制定全球减排的长期和中期目标。布莱尔报告同样对发展中国家寄予厚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提高碳生产力。哥本哈根协议是否是一个成功的协议：建立一个通向2050 年目标的高水平方向；以合适的短期目标和中转点的方式，使世界走上发达国家达到目标、发展中国家平等贡献的正轨上；创建一系列有效的扶持机制和组织；并且创造一个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学习而使协议不断改进的方式。我们需要检验的是，是否该协议所促使的投资、决策、以及资金流动会使得21 世纪走在一种新的低碳的路径上。实现这样一个成功结果的复杂性是巨大的，它将需要最高级别的领导——从八国集团开始。

目前，温室气体排放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从排放流量来看，美国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联邦紧随其后，这5个国家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布莱尔报告指出，“为了避免极端气候风险，所有国家都应调整其国民经济结构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有发达国家的承诺是不够的”。发达国家的碳足迹最深，因此发达国家应带头明确承诺减排义务。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应被列入承诺减排义务的时间表，并根据本国国情和能力明确减排的总量上限和实现减排义务的时间表。

真正的困难在于“向低碳经济转型还是需要大量规模空前且相互协调的政策和制度的干预”。因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只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和政策能力才是当务之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必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组合和制度参照。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转型和自主能力提高来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减排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长期收益可观。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到2050年全球减排的成本区间在GDP1%的收益和5.5%的损失之间。这意味着只是降低了0.12%的年GDP增长率。这一增长率的减少非常小，要比利率调整、通货膨胀、商业周期波动对经济的影响更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IPCC 设计的情景大部分是在近几年能源价格上涨之前做出的，而且是以未来能源价格比现有水平更低为假设的。因此，布莱尔报告认为如果考虑到下列因素，减排对增长的影响有可能比这些研究所显示的更低。

-- 平均而言，美国在冷战时期(1950-1990)用于国防的资金占GDP 的6%。

-- 现在，全球用于保险业的开支约为GDP 的3%。

--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在金融领域的全球成本预计将达到GDP 的2%。

-- 2004 年6 月至2008 年6 月石油价格从40 美元/桶上升到130 美元/桶所造成的全球成本约为GDP 的5%。

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景下，到2050 年人均GDP 将由目前的5900 美元上升到15900 美元。而在低碳经济情景下，到2050 年的人均GDP 将在15000 美元至15600 美元之间。因此，即使是在低碳经济条件下，人民的收入水平将是目前水平的2.5 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减轻气候变化的认真努力可以产生迅速和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但是，通过及早从低起点开始逐步提高碳价格，将把调整的代价分摊到较长的期间，从而使其减至最低。如果于2013 年开始实行减轻影响的政策，争取到2100 年把二氧化碳等价物的浓度稳定在550ppm（百万分之一浓度）的水平，世界消费的净现值在2040年之前只会降低0.6%。即使遭受这样的损失，2040年的世界国民总产值仍会比2007 年的高2.3 倍。

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William R. Cline的研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体上要比工业化国家损失大。而中国的损失和收益各为7％，即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更为中性。因此，他认为中国更有兴趣促进减排。根据我们初步计算，由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减排的年均成本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根据布莱尔报告提供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情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为7.2倍。这一测算还没有完全计入减排和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

低碳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在向新型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进行重要投资并创造出工作机会和无限商机。例如，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

等待的时间越长，减排的成本就越高。按照斯特恩报告，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ppm至710ppm之间，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那么对GDP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第二部分：向低碳经济迈进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管清友，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博士。发表于《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

本文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中心资助课题：《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报告之一。本文作者2008年6月26日参加了由中国外交学会与英国气候组织举办与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高端对话：全球气候变化趋向与中国未来低碳之路”。胡鞍钢在对话会上对该报告做了简要评论，评论稿主要观点已经由气候组织整理后转交布莱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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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做出贡献 (第二部分)

鞍钢胡, 清友管 — Wed, 08 Oct 2008 12:20:00 +0000

中国作为一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有责任来减排。胡鞍钢和管清友就中国如何来达成减排进行了讨论。

中国有能力、有必要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投资比人们的想象要小得多。根据IPCC报告，这一投资在各国大概只占到年平均GDP的0.12%，即可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GDP的约1.6%。从这一指标看，中国完全有财力进行长期投资。

中国第9个“五年计划”期间（1996－2000年）经济增长率为8.6%，虽然略低于长期增长潜力，但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仅为1.1%，各类主要污染物明显下降，但2002年以来，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0.82%，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上涨为11.83%，主要污染物呈上升趋势。这表明经济增长过快，资源环境压力过大，代价过大。

我们设想，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5-8.0%，2020年的GDP相当于2000年的4.65－4.98倍，到2020年单位GDP能耗进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0－20%。2030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量绝对数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单位产出能耗减少一半；全国总用水量基本不增加，进一步降低农业用水比例，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占GDP比重由1.3%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3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24%。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投资领域之一是大规模植树造林。作为自然的碳汇来源，森林的减排潜力巨大。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时的8.6%，增加到目前的18.21%，2000—2005年全球年均减少森林面积730万公顷，而中国年均增加森林面积405.8万公顷。全球人工林面积年均增加280万公顷，其中中国年均增加148.9万公顷，占全球人工林年均增量的53.2%。

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局的数据，1999—2005年期间，中国森林固碳能力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36.42吨/公顷增加到21世纪初的 150.47吨/公顷。1980—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经营，累计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3亿吨。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

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契机。低碳经济既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压力和重要契机，也是基本方向和重要动力。

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阶段，1979-2007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1.6%，增长23倍，但依然是典型的黑色工业发展模式，能耗高、污染排放量大。2005年全国工业能源消费量为4.78亿吨标准油，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42%，远高于1990年的比重（36%），大大高于发达经济国家22%的平均比重。

中国应果断做出重大决策，加入全球减排前列，借助全球减排的国际压力、发展低碳经济的世界契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改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本国特色产业，促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生产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实现国民经济低碳化、社会消费低碳化。

参与重大国际规则制定，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对中国而言，现在考虑问题的焦点已经不是“是否”参与国际气候谈判，而是“如何”获得“话语权”，成为全球新规则的领导者之一。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国际谈判和国际规则制定对中国来说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这将是中国第一次以主动和积极的身份参与涉及世界发展新格局的国际规则的谈判、博弈和制定。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伟大的崛起时代。这一崛起是以中国被动接受和遵从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既定国际规则为前提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中国现在已是全球性大国，承担着全球责任，在一系列关键的全球事务中（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千年发展计划》，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中国要积极参与，同联合国保持合作。

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削减温室气体是中国崛起的自我约束，也是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SO2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CO2排放国，即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过度排放让中国成为世界众矢之的。面对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愈来愈突出的资源环境矛盾，中国不能在全球减排中作为被动者或挨打者，而应当成为主动者或主导者，不能作为搭车者而应成为领导者，积极主动参与新的国际规则制定，既为国家拓展发展空间，也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契机。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未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生物能源市场、清洁煤市场、核能市场、碳交易市场、环保技术市场、低碳经济体系、低碳制成品出口国和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之一。我们主张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做出中长期减排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减排目标。公开承诺减排义务将为中国创造巨大的潜在市场，而这一潜在市场现在是无法估计的。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应当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审视这一趋势。

布莱尔报告指出了全球减排的路线图，即：到2020 年 – 二氧化碳当量应达到峰值；到203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350 亿吨；到205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200 亿吨。

与此相对应，中国减排的路线图可以分为“三步走”或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争取在2020年之前，不晚于2030年，碳排放进入高峰期。

第二阶段：2020年之后，不晚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的大幅度下降，达到1990年的排放水平。

第三阶段：到2050年，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性决策，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策；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战略决策，而是一个涉及全人类的国际战略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家积极参与减排并承诺减排义务将对其他国家产生很大的示范效应和道义感召，有利于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减排规则路线图的设定。可以说，中国实现绿色崛起的模式也将给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样板，树立了榜样，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绿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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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之一

鞍钢胡 — Mon, 06 Apr 2009 13:50:00 +0000

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不应仅仅取决于“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的判别。本文是《中外对话》连载的第一篇，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胡鞍钢将解释代替性的分类原则。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目前并没有一个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的全球减排方案，其根本原因是原有的国家分类原则不适合现实情况，也不利于减排目标实现。为此，胡鞍钢教授提出全球减排中国家分类的两大原则：一，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分类为基础的四分组原则，来替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分组原则。二，污染排放大国减排主体原则。上述两个原则可以作为全球减排的约束指标。他根据这两大原则分析了中国应承担的减排责任和义务，并根据中国各地区净碳源和HDI情况提出了地方减排的路线图。他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承诺减排义务推动全球减排协议的达成，为世界做出新的绿色贡献。中外对话将分三部分刊载胡鞍钢的观点。

应按两大原则对全球国家重新分类

人类的未来是人类自我选择的结果，哥本哈根高峰会是全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却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即不能就减排目标和义务达成全球协议，全人类都将成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中国也并不例外，她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既可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最大受益者，也可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

尽管世界已经变为一个愈来愈紧密的地球村，迄今为止，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治家还没有找出一个为200多个国家与地区所接受的共同减排目标和方案。按照目前各国的各自利益和要求看，很难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高峰会愈来愈临近，而失败的可能性却愈来愈大。它的失败，是人类的失败。

因此，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必须提出一个能为各国所接受的国际气候政策模式和减排方案。这一方案必须能够重新定义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从而明确未来的减排义务，动态地实施减排协议。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世界200多个国家分类为两类国家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减排义务遵循分担原则，对发达国家有区别政策。但在世界现实之中，这两种分类方法十分粗糙，发达国家比较明确，如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主。但发展中国家包含了100多个国家。因此减排义务成了少数发达国家的义务，这样反而不利于全球减排的。发展中国家不加入减排行列也成了一些发达国家拒绝减排的口实。

因此，必须重新划分减排国家的类型，充分考虑排放的流量和存量、人均排放和总量排放、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

我们可以根据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对世界200多个国家进行四组分类，取代传统的两组分类；根据世界主要排放国占世界总量来确定相应的减排贡献，为此我提出两大原则：

第一大原则是以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分类为基础的四分组原则来替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分组原则。

但是，UNDP没有对占世界人口最多，国家数量最多的中等发展水平国家做出区分。因此，我们对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做进一步的区分，即将其划分为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和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因此，总体上我们将HDI划分为四组，高HDI组（大于0.8）、上中等HDI组（0.65-0.8）、下中等HDI组（0.5-0.65）、低HDI组（小于0.5），即一个地球，四个世界。

目前高HDI组共70个国家，16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46%，他们是减排的主体，是无条件的减排国，即遵循联合国相关减排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将会进入高HDI组。根据UNDP《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2003年处于高HDI组的国家和地区为57个，总人口为1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2%。也就是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承担无条件减排义务。

上中等HDI国（包括中国），共24.4亿人口，占世界总量的37.41%，他们应该成为全球减排的第二梯队，作为有条件减排国家。所谓有条件取决于该国HDI指标与0.8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小减排份额就越高。当他们的HDI从该组进入到高HDI组（即大于0.8组），他们就会从有条件减排国变为无条件减排国，例如中国将从2005年HDI的0.777，到2010年将达到0.8就自动成为无条件减排国。

联合国应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无条件减排国和有条件减排国的减排措施及效果，并定期公布。

对其他两组即下中等HDI国和低HDI国不做强制性减排义务规定，但应该倡导这些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自愿实施减排。

第二大原则是污染排放大国减排主体原则。目前，世界前20名排放国占了世界排放总量的75%（表2）。他们既是世界污染排放的主体，也是世界减排的主体，一个国家排放量占世界比重愈高，它对世界减排的贡献比例也愈高。其减排根据其对世界污染排放的负外部性分摊减排额度，谁排放的多，谁就减排的义务或减排额度就高，首先是第一阵营，美国和中国应当带头减排，他们的排放量合计占世界总量的38.14%；其次是第二阵营，包括俄罗斯、印度、日本，他们的排放比重都超过4%，合计14.23%;再次是第三阵营，剩余的15个国家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2.89%。这一原则类似动态变化的减排参与国地图，同时应该充分考虑该国HDI水平。在这20个大国中，14个国家属于高HDI组，属于无条件强制减排国；有5个国家属于上中等HDI组，属于有条件减排国；只有印度属于下中等HDI组，但作为世界第四大排放国，应当积极实施减排。当它进入上中等HDI组时，则相应属于有条件主动减排国。

需要指出的是，HDI四组分类可以作为未来全球范围内转移支付的重要原则，这包括高HDI国成为主要援助国和技术转让国；低HDI国直接获得ODA援助，免费或低费技术转移援助；下中等HDI国获得低利率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援助，低费技术转移援助；上中等HDI国获得技术转移援助。由于UNDP每年公开发布世界各国HDI数据，该数据并不只是针对某一国家，而是针对所有国家的，成为制定全球减排方案与经济援助的主要依据，既简单又透明。

上述两个原则可以作为全球减排的约束指标。一个国家减排多少，一是取决于它的发展阶段，这当中饱含了该国排放的存量、人均排放水平和历史责任，HDI是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指标，它也优于人均GDP的分组指标，应该作为主要的依据；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全球排放的总量，流量和现实责任，前20名排放国直接影响全球减排目标和行动的实现，因此他们未来的减排额度与排放总量直接挂钩。我们考虑可以按照上述原则作为哥本哈根全球峰会（Global Summit）确定 2050年各国（主要是高人类发展和20个污染主要排放国）减排目标的路线图，明确区分不同国家类型，确定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责任和义务。

下一篇：中国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吗?

胡鞍钢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任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一流的政策智库成员。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之二

鞍钢胡 — Mon, 06 Apr 2009 07:48:00 +0000

为了实现低碳发展，中国必须完成并改善它的节约能源计划,胡鞍钢在他的三篇连载文章中的第二部分提到。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目前中国实施了最积极的节能减排政策，其目标极具挑战性，难度非常大。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2010）目标是5年内单位GDP能耗下降20%，即达到单位GDP能耗从1.22吨标准煤下降到0.97吨标准煤的水平。根据十五时期中国GDP增长速度，即便“十一五”期间中国GDP增长率平均按10％的速度增长，那么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不能超过5.2%。2006和2007两年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已经显示，这一调整幅度太大，不容易完成。相比之下，欧盟只承诺到2020年用15年的时间使单位GDP能耗下降20%。

但中国能源消耗与主要污染排放出现了拐点，开始下降，这为下一届政府奠定了基础。2006年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23%，2007年进一步下降3.2%，这是近几年来能耗首次下降；2007年两类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与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也分别下降4.66%与3.14%。

一般来说，从政策的制订到实际效果显现需要较长时间。而由于存在基础设施惰性，从节能降耗政策措施的出台实际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十一五”头两年未能完成预定目标也是正常的。

中国大幅度降低能耗是有历史借鉴的。中国在“六五”期间年均GDP能耗下降5.2%,“八五”年均下降5.7%,“九五”年均下降8.0%。因此，2008－2010年实现年均单位GDP 能耗降低5.4%的目标是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结构、城市化水平、贸易结构等与以往不同，这给节能减排带来很大难度。但“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政府政治意愿、经济投入和行政推动力也都是空前的。因此，“十一五”期间乃至今后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是有可能实现较低能耗目标的。

实际上，“十一五”期间降低能耗20％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而且成为中国政府对世界和本国人民做出的政治承诺，它显示了中国政府推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治意愿和决心。这一目标是中国迈向低碳经济之路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

但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国际政策并没有与世界同步。中国至今仍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格，不承担具体减排任务，没有做出公开承诺，没有为全球减排协议的达成做出贡献。

如果公开对全世界做出减排承诺，并由中央政府设定减排的国家目标，将极大推动中国国内的减排进度。中国参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全球治理，接受某些气候规则可以成为实现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良治的推动力和契机。更重要的是，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将加剧各国在减排上的压力。不积极主动加入全球减排行列意味着选择一场公共资源战争，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黑色战争。

从长远来看，公开承诺减排与中国中央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其内涵、目标和过程也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目标和过程是一致的。

目前，全球减排的路线图已经非常明确，即：
•到2020 年 – 二氧化碳当量应达到峰值。
•到203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350 亿吨。
•到205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200 亿吨。

我认为，中国减排的路线图应当与全球路线图同步，并分为“三步走”或三个阶段：
•到2020 年 – 二氧化碳当量应达到峰值。
•到203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22亿吨。实现碳排放的大幅度下降，达到1990年的排放水平。
•到2050 年 – 年排放量应低于11亿吨。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

中国是否公开承诺减排并公布减排路线图，涉及到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本质是中国国家利益是否与人类发展的利益相一致。

中国承担这样一个严肃性的减排任务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步是承诺，第二步才谈如何做。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决策将为中国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1987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提出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是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现在看，三步走的目标基本实现，特别是小康目标已经基本达到。面对质疑，邓小平说，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

在这样的重大决策面前，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应当向邓小平学习，明确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相信后代比我们更聪明。在减排承诺问题上，现在的领导人在任至多10年，不可能在任期内完成减排承诺，他也没必要做到。但是，他提出这个设想却是需要几代人不断的持续努力做到，他只需承诺就够了。

从1750年以来，世界进行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中国失去了机会。第二次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革命，中国也同样失去了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信息革命。当时中国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重大历史变化，中国抓住了这次信息革命的重大机遇。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可以说这一次全球减排，就是绿色工业革命的标志。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失去了机会，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是追随者的话，我们希望这一次工业革命要成为领导者、创新者和驱动者，和美国和欧盟和日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领导这场革命。

可以预见，今后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和国内背景就是气候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面临两大迫切问题：一是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即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二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即从国家治理转向地区治理、全球治理。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现在的领导人要意识到这个历史的趋势，与世界同步，与人类同步。因此，中国的减排路线图就应当是世界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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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任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一流的政策智库成员。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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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之三

鞍钢胡 — Mon, 06 Apr 2009 05:21:00 +0000

中国应该怎样应付节能减排？在这三部分论文的最后一章中，胡鞍钢从省级角度阐述。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目前不管是《京都议定书》，还是其他的巴厘岛路线图，基本把世界六十几亿人口、200多个国家简单分为两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这种划分方式给中国领导人一个错觉，即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并不是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它是不断前进的国家。下面的两大约束条件决定中国必须承担减排义务：

第一，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已经处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和中上人类发展水平，即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二十多年前，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处于第三世界、第四世界水平。但根据2003年的数据，中国已经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有1/5的人口进入所谓高人类发展水平，有3/4的人口开始进入到第二世界。我们根据HDI四组分类对全国31个地区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已经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也就是说，20多年来，中国的人类发展地区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从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转向集中在“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

我们估计，到2010年，全国约有42%的人口属于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到2020年，中国在人均GDP水平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条件下，HDI要达到0.87-0.88，总体处于世界高人类发展水平组。这反映了中国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特点：人均收入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比较低下，但人民生活达到世界较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从减排角度来看，中国更有能力来承担全球义务。

根据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碳源与碳汇总量，可以计算出中国各地区的净碳源总量。(碳源是指向大气中释放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则是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 其中第一阵营为浙江，辽宁，广东，江苏。这4个省的净碳源占全球净碳源总量的21.42%，并已经属于高人类发展地区，即第一世界，属于无条件减排地区。因此，这4个省不但应无条件减排，而且减排幅度要大大高于世界减排路线图。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作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和高净碳源地区，这些省份的减排路线图应当更加激进：即，

•第一阶段：争取在2012年之前，碳排放进入高峰期。

•第二阶段：2020年之后，实现碳排放的大幅度下降，达到1990年的排放水平。

•第三阶段：到2030年，实现碳排放总量下降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一半。

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的净碳源占全国净碳源总量的5.78%，也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因此他们的减排路线图应当与世界减排路线图同步，他们也应当属于减排的第一阵营。

第二阵营为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这六个省的净碳源占全国净碳源总量的48.89%，属于高排放地区。但他们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地区，属于有条件减排地区，其减排幅度取决与他们与全国平均净碳源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与该省HDI与0.8的差距。

第三阵营为云南，青海，西藏。这三个省的净碳源为负，即负排放地区。其净碳源绝对值占其他省市区净碳源总量的2.23%，他们应该获得其他各省的生态补偿。

剩余的十五各省市区，除贵州外为第四阵营，属于上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属于有条件减排地区。当他们的HDI从该组进入到高HDI组（即大于0.8组），他们就会从有条件减排地区变为无条件减排地区。

根据斯特恩报告的数据，2005 年人均年排放量为7 吨。发达经济体的人均年排放量从日本的10 吨至美国的22 吨不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年排放量则从最贫困国家的极小数值到印度的2 吨，再到中国的6 吨。鉴于以上情况及假定世界人口增长到90 亿，到2050 年世界的人均年排放量应为2吨。

世界银行2008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年碳排放量在1990、2000、2006年分别为2.1、2.6、3.9吨，全世界人均年碳排放量分别为4.1、4.0、4.3吨。按照中国的减排路线图，中国非常有希望在2020年达到人均排放量的高峰。假定中国人口在2050年达到14亿的水平，那么中国的人均年碳排放量有希望在在2050年达到1990年2吨左右，甚至更低。

中国必须承担减排义务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CO2排放国，属于污染排放大国。根据UNDP的数据，中国2004年CO2排放总量占全世界的17.28%。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计算，到2030年，中国将达到世界总量的27.32%，成为第一大排放国。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人口国、第三大经济总量国，但也是第一大煤炭消费国、SO2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CO2排放国。G8+5国家中，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两个最大排放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因此中国有责任承担减排义务。

我们从以上两方面可以清楚说明，中国必须承担它的义务。现在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信息来充分考量。目前中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对外政策决策是信息不对称下的决策。如果领导人对气候变化的危害和中国的国家定位更加清晰，那么中国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会更清晰。如果中国不能明确自己的责任，目光短浅，不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做出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印度当然也不会做出承诺。排放总量占全球20%的两个国家都没有承诺，欧盟国家的努力无济于事。

结语：推动全球减排协议达成，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对对人类发展做出了三方面的重大贡献：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对世界减少贫困人口的贡献。这三大贡献已为世界承认，特别是减贫贡献。

2007年，胡锦涛主席提到2020年的中国定位为“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国家”。今后几十年中国还需要对人类发展做出两大新贡献，一个是绿色贡献，一个是知识贡献。绿色贡献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中国应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增森林吸碳汇国家，公布减排路线图，并努力到2050年将其碳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

从短期看，中国领导人应当充分利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的窗口机会，尽快承诺中国的减排义务，公布中国减排路线图，促成全球减排协议的达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之一。

从长期看，中国领导人应当以人类利益的高度和长远的眼光审视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减排义务，领导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和治理转型，为人类发展做出绿色贡献。

胡鞍钢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任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是一流的政策智库成员。他同时任供政府高级官员阅读的参考刊物《中国国情研究报告》主编。

管清友，国情研究中心博士，提供本文。

本文由本网站和美国鲁特格斯大学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政策行动合作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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