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黄立安

中国太阳能产业转向国内市场 (1)

黄立安 — Wed, 13 May 2009 07:54:00 +0000

经济危机给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带来了压力。黄立安撰文指出，政府可以趁机加速国内太阳能资源的利用。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光伏（PV）面板生产国。在欧洲强劲需求的推动下，所有在中国生产的太阳能面板几乎都出口到了海外市场。然而，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上最近欧洲一些地方对太阳能的财务支持力度减小，使得海外市场出现大幅萎缩。因此，为了躲避一个似乎正在破裂的“泡沫”，中国的太阳能制造行业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不过，通过拓展中国国内太阳能市场，中国政府在维持国内太阳能产业、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能源和环境安全方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然而，要付诸行动，中国的规划者们必须懂得太阳能的真正价值定位，了解当前限制太阳能发展的瓶颈，以及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克服这些障碍，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内太阳能市场。

很少有问题超过能源和环境安全让中国的国家规划者们更加警觉。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 2007年中国80%的电力来自煤炭。中国感受到以煤炭为主导的能源结构的巨大压力，面临着要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采取巨大的平衡行动。中国的规划者们感到有必要利用中国丰富的煤炭资源确保为居民提供廉价、可靠的电力，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然而，中国的煤炭资源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用电最多的地方在东部沿海地区，地理位置的不匹配使得供应链长而难以控制，容易遭到破坏，例如自然灾害。有限的铁路运力造成了物流上的挑战，意味着中国严重依赖煤炭进口，以满足部分地区的煤炭供应，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尽管中国号称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储量，却在2007年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

煤炭的使用受到了社会成本和燃料价格波动的困扰，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巨大。仅仅在2007年，就大约有3,786名煤矿工人死于煤矿事故。煤炭的采掘、加工、运输和燃烧，造成大量的水、空气和废渣污染，给公共健康带来种种的危害。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假如现在还没有）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京都气候协议面临重新谈判，以达成新的替代协议，国际社会对中国制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中国积极减少排放，其中燃煤发电是主要的排放源。在社会成本上升和煤价不稳定（自2008年中期约每吨1,000元的高峰价格的一半）造成经济风险的影响下，煤炭作为廉价、可靠的电力来源的主张，正迅速失去影响。

对中国电力来源进行多样化和清洁的责任，中央政府并没有忽视。政府已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从优先提高能效，到2006年通过《可再生能源法》，促进清洁可替代能源的发展。太阳能代表了一个有前景的能源替代选择，直接解决了燃煤发电的许多缺点。中国太阳能资源丰富，绝大多数地区平均辐射量达每平方米4千瓦时，相当于美国的水平，并大大超过了日本和欧洲的水平。然而，过去三年来，尽管全球在太阳能技术开发上表现了巨大的投资兴趣，但政府支持有限，以及最近经济急速下滑，给中国大规模安装太阳能系统的前景制造了不确定性。不过，可能还有一线希望。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三个趋势正导致太阳能光伏模组价格大幅下挫，给政府大举在国内推广安装太阳能系统的行动创造了机会。

首先，作为光伏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材料，多晶硅原料价格大幅下跌，从2008年中期每公斤超过400美元的价格高位，降至同年年底每公斤约100美元。在太阳能产业火爆的2006年和2007年规划的多晶硅生产厂新建成后，供应量增加了，加上海外太阳能电池板需求走软，以及非硅光伏材料市场份额的扩大，预计将使2009年的多晶硅价格走低。其次，由于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在德国、尤其是西班牙等关键市场，对太阳能的激励措施的遭到削减，西方市场太阳能模组的需求急剧下降。2009年全球太阳能光伏面板的销售收入预计将同比下降20%。第三，在最近海外市场萎缩之前，太阳能生产商一直在扩大产能并提高规模效益。据报道，在投入成本减少、需求疲软和供应增加的综合作用下，太阳能模组生产商把价格削减了30%-40%。与此同时，面对供应过剩形势的加剧，许多较小的中国太阳能生产商在勉强维持生存。

在动荡时期，来自政府的支持对发展和推广太阳能至关重要。当前，国内太阳能光伏市场基本上不存在。2007年，中国生产的太阳能模组95%以上出口国外市场。同年年底，太阳能装机容量只有100兆瓦（MW）（其中分布式屋顶系统只有5兆瓦），相比之下，风电约为6,000兆瓦，煤电约为513,000兆瓦。中国及国际上政府不作为的根源是，如果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太阳能似乎比煤炭昂贵许多。面对中国巨大的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太阳能作为清洁、资源丰富的能源，其优势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很少有人提及的是，如果作为一种分布式能源加以利用，太阳能比集中式燃煤发电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其他好处。当前，前面提到的“正外部性”无一被计入到太阳能的价格中去。

鉴于中国化石燃料基础结构根深蒂固的性质，太阳能在中短期内大量取代煤炭并成为主要的发电燃料来源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可以利用当前难得的经济形势，采取能大大加快国内太阳能资源利用的措施。发展中国的国内太阳能市场，具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家安全理由，但是要得出这一结论，需要对太阳能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真正价值、在其具有竞争力乃至优于化石燃料的地方有更深入的了解。

黄立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能源分析师，最近在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下在清华大学完成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他开设了个人博客“绿跃进”(www.greenleapforward.com)，关注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

下篇：重新定义国家安全

此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安全》杂志的2008年冬季刊.若要查看包括索引和图表的全文,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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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阳能产业转向国内市场（2）

黄立安 — Wed, 13 May 2009 02:40:00 +0000

黄立安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中论证了中国应将太阳能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

将太阳能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将促使政府大力发展太阳能。为了达到这点，我们需要扩大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的范畴从而使其包括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商业太阳能技术，但是由于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具有独特的输电线优势，因此本文重点介绍与之有关的分布式太阳能光电池系统，而不是大型公用设施规模的太阳能发电厂。太阳能资源随处可得的特点意味着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输电线路要远远短于化石能源系统。输电线路短的优点体现在它降低了输电支出以及增建基础设施的支出，因此使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改善。与此同时，它还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地区经济。分布式太阳能几乎不需要输电线路；太阳能板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后，通过输电线路在几米之内使用。

由于屋顶光伏发电这样的分布式能源系统是由许多相对较小的模块构成。每个模块之间彼此独立。并且每个模块发生故障所造成的损失很小。也就是说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中一个或少数几个节点发生故障不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因此，分布式能源系统要比集中式能源系统具有更强的弹性。而燃煤发电站这样的集中式能源系统则相反。由于集中式能源系统是由一个或几个集中的大型发电机组构成，因此对于高成本的故障则更加脆弱。2008年初发生在中国南部的暴风雪就充分说明了这点。由于集中式燃煤发电站的远距离输电线路上存在着许多瓶颈，因此使其极为脆弱；这场暴风雪所导致的故障使17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不同程度的停电或电力短缺的影响。相反，由于分布式太阳能系统近距离分布于终端用户周围，因此大大地缩短了输电线路的长度，并减少了远距离输电线路潜在的薄弱环节。由于太阳能发电并网之后可以将多余的电力输送给电网，因此太阳能系统还能够增强电网的弹性。

安全性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为可靠性。虽然可再生能源由于具有间歇性的缺点而遭忽视，但是人们已经充分了解了太阳能资源的这种波动（如昼夜交替、阴天等情况），并可以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大型集中式电厂则相反，其供电中断的原因还远远无法预计。因为分布式发电网络的所有节点不可能全部都受到影响，所以与分布式发电相比，集中发电更容易由于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恐怖袭击等原因而导致全局瘫痪。此外，能源存储、太阳跟踪和阴影缓解等技术的进步延长了太阳能发电全天使用的时间。由于集中式化石燃料发电所使用的燃料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因此，与之相比，太阳能发电的生命周期成本则更加确定。

随着全球金融的衰退，为了促进经济从过分依赖于低附加值出口向多元化方向转变，发展国内新能源作为经济安全议案而备受关注。中国的太阳能光电板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2007年，太阳能工业已经提供了1万个就业岗位。据预计，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增加10倍，将提供10万个就业岗位。一个健康发展的太阳能光电板市场还能够带动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的专业化体系的发展。然而，由于国内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95%用于出口，因此这一体系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光电板市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还没有显现。如果中国想要避免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遭受经济的迅速下滑，那么发展国内太阳能市场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尝试。

最后，我们不应低估太阳能的社会优势和环境优势。尤其是政府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保持社会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到2006年末，1千1百多万农村居民还没有通电。太阳能离网发电是缩小许多还未通电的偏远农村地区能源差距的最现实最经济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是政府实现农村电气化这一最为重要的社会计划的重点。同时，决策者们还必须认识到燃煤发电所带来的公共健康成本，这其中包括煤矿开采过程中所产生的健康危害和生活危害，以及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二氮等有害气体。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煤炭工业所带来的环境、公共卫生和其它负面社会成本（不包括气候变化影响）每年总计高达1.7万亿人民币（折合2490亿美元）。

如果安装费用基本保持不变，那么即便是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价格降低40%，其安装成本每度电仍然高出燃煤发电8倍。从狭义的经济角度而言，正是由于这种价格上的差距，使决策者们对向太阳能发电的发展提供财政鼓励措施还心存疑虑。由于美国最近决定通过财政措施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因此，有人建议中国政府等待时机，当美国的需求增长进一步带动中国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并使其价格降低之后再发展太阳能发电。实际上，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为2010年将达到的太阳能装机能力制定了谨慎适度的目标。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中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静观其变的策略。与美国2007年底所达到的874 MW的太阳能装机能力，以及中国2008年底所达到的12,300 MW风力发电装机能力相比，中国2010年实现300 MW的太阳能总装机能力的目标就显得苍白无力。这其中还包括非分布式太阳能和非光伏式太阳能（即太阳能热电发电机组）。这种谨慎的政策反映了太阳能和化石燃料间存在的价格差距所导致的心理上的踌躇不前。同时，它还使前文所述的太阳能国家安全议案完全丧失了意义。

资料来源：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可再生能源总量标准消失，而风力发电和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目标提高” 吴小钰等，英国新能源财经，2008年4月11日

更为关键的是，推迟清洁太阳能发电对燃煤发电的替代所产生的真实成本往往被决策者们所忽视，更不用说私营企业了。这种成本不能单从经济的角度加以衡量，其中还必须包括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所增加的难度。专家们一致认为，为了稳定气候变化，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需要比1990年的水平降低60%至80%。由于燃煤发电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一般在40到50年之间，因此，我们必须马上做出能源投资决策。今天每减少一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就相当于未来40到50年内额外增加了一兆瓦的燃煤发电，以及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虽然我们很难衡量前文中所述的收益，但是除此之外太阳能发电还有其它三个经济收益。首先，与“基本负荷”电网发电相比，太阳能光伏发电虽然不具有成本优势，但是在许多地区，其成本已经可以与日间用电达到高峰时启动的“峰荷”发电相媲美。峰荷发电是公共事业发电中最为昂贵的一种。通常发生在一天当中炎阳高照，气温最高，用电达到最高的时候。太阳能发电是“调节峰值”的理想手段。

其次，分散式能源系统不需要价格昂贵、效率低下、资源密集的输配电基础设施。中国国家电网 2008年利润降低了80%，并因此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但是仍然计划未来两年内投资11600亿元（1700亿美元）用于电网建设。输配电的过程中电力损耗估计在8%到9%左右。除此之外，据报道，500千伏的电网项目中，每建设100公里的输电线路需要5千吨钢铁，2千吨铝，以及7千立方米的水泥。我们无法避免每个项目所需的巨额输配电设施建设投资。因此，在电网无法达到的偏远农村地区，独立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成为了最经济的选择。中国最近宣布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装机容量达1GW）以及云南省昆明市(166 MW)建设的并网太阳能电站意味着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是这些项目对输配电基础设施的依赖意味着它们并不是光伏发电这样的分布式能源解决方案所代表的最终目标。

第三，太阳能板在发电的同时，还具备其他的用途，这大大的提高了其经济性。例如，安装在屋顶的太阳能板由于挡住了屋顶日晒，从而降低了建筑物的空调负荷。还有所谓的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应用方案。光伏太阳能板不是安装在屋顶向阳的位置，而是作为楼宇的正面与楼宇成为一体。这样一来，就省去了传统的建筑材料。此外，如果BIPV的安装费用与新建楼宇打包共同抵押贷款，那么就无需为它进行额外的融资。不仅如此，还可以利用最廉价的长期融资方式为光伏太阳能系统融资。据麦肯锡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建设5百万栋楼宇，建筑面积达400亿平方米，因此光伏建筑一体化更加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最后，太阳能光伏发电模块化的特点使其能够分阶段、一块一块、或者一个电厂一个电厂地进行建设。这样，电力生产能够在开工后完工前的一段时间内一点一点地开始。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太阳能发电的经济性。大型集中式电厂则与之相反，电厂的建设要好几年才能完工，在此之前无法进行发电。在比较各种不同的能源措施的相对成本时，往往忽略了大型化石燃料电厂规划建设的时间滞后性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结合其分散性的特点，模块化还意味着太阳能系统的发电能力具有可调的特点，因此更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减少了目前中国燃煤电厂存在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

通过与燃煤发电的成本进行严格的一对一的比较，前文提及的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成本。虽然这样的问题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是据一项权威研究估计，分布式能源系统所带来的财政收益差不多是集中式系统的10倍。如果这一数据准确的话，那么这些财政收益就能够弥补太阳能发电与燃煤发电之间的成本差距。

黄立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能源分析师，最近在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下在清华大学完成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他开设了个人博客“绿跃进”(www.greenleapforward.com)，关注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

下一篇：发现太阳能发电的瓶颈所在

此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安全》杂志的2008年冬季刊.若要查看包括索引和图表的全文,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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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阳能产业转向国内市场（3）

黄立安 — Wed, 13 May 2009 01:47:00 +0000

在文章的第三部份，黄立安指出中国通过进行面向国内市场的调整，就能实现太阳能产业的助动起跳。

要在中国实施大规模的太阳能计划肯定会遇到巨大的挑战。太阳能对于每个终端用户的真正价值可能很难估量。由于原料成本为零，操作和维护成本极小，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的安装在预付成本上的优势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这个预付成本也是很可观的。但是，如果在电力和太阳能之间进行选择的话，由于电价需要大量的国家补贴，而太阳能虽然前期投入较大，但只需要20年或者多一点的时间就能收回成本，哪个会胜出是不难预料的。

比起出口，中国太阳能产业面向国内市场的调整需要扩大能力范围，涵盖整个太阳能价值链。太阳能板只是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众多部件之一，此外还有非板部件，又称为“平衡部件” (BOS)，包括电池、控制器、逆变器和监控装置。由于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出口重点在电池板上，对平衡部件生产能力的重视一向小很多。比如，有报告说，在目前的光伏发电利用中，大部分控制器和逆变器都是独立的，中等规模的并网太阳能发电设备是国产的，但更多的较大规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控制器和逆变器都要进口。如果中国的国内太阳能市场要显著扩张，目前的平衡部件生产能力显然是不够的。

发展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也需要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从事推广、销售、安装和维护工作。中国风力发电的现状已经发出了警告：全国各地建设风力发电场的热潮导致风力发电装置专业维护人员的短缺。与此类似，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特别是分布式的安装是一个相对劳动密集型的过程，需要相当的技术水平。因此，如果没有人来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无论资金多充足、技术多先进都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政府要促进国内太阳能市场的发展，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

现在应该帮助中国国内太阳能市场实现助动起跳。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太阳能的投资停滞不前，要美国的需求很快增长起来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其依靠国外市场来降低太阳能的生产成本，不如靠中国自身的市场来解决。当前实施协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来发展太阳能资源，不仅符合政府的精神，即把环境保护和新能源技术作为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而且也抓住了当前太阳能光伏电池板千载难逢的低价良机。这样一个计划不仅需要把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的外部性内化，还要提供财力上的支持来实现清洁、分布式太阳能的非财务收益，以及发展技术力量来开辟一个国内太阳能市场。

[相当振奋人心的是，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中国开始将太阳能产业转向国内市场。经济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始发展太阳能屋顶计划以每瓦二十人民币的方式补助优质的太阳能光伏面板系统。然而在某些省份，尤其考虑在江苏提供可观的财政鼓励以增加当地太阳能光伏面板的制造与发展。]

太阳能要实现与传统发电成本相当，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方法就是加快电价改革。最近，中国政府对五大发电公司的大规模资金注入在2008年空前减少，这反映了政府制定的电价低于其生产成本的事实。能源价格朝向更加以市场为主的机制改革的观点成为近来能源政策文件的主题，随着去年7月以来电价开始上调，其效果已经显现。价格越早反映其成本（遑论负外部性），太阳能就能越快在公平的赛场上与燃煤发电进行竞争。作为一个更长远的目标，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太阳能发电的“高峰调节”，我们应该解决根据一天中不同需求水平实行不同电价的复杂问题。

政府还应该实行全面的“上网电价”政策，这要求电网公司用优惠的价格购买太阳能发电。德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比传统化石燃料发电价格高出的部分应该是固定的，但可以在10年或20年的时期内逐渐降低。按照具有地标性质的《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这部分加价应该由电网公司付给太阳能发电者，然后传递并由所有终端用户分担。这一法律2006年生效，但迄今只得到选择性执行。这样一个体系能给予太阳能电力生产者直接的奖励，而不是单纯增加发电能力，后者丝毫不能表明确切的发电量。我们还应该实施与此相关的净计量电价政策，用电量较小的用户可以通过把没有用完的太阳能电力退回电网，以此抵消电费。

另一个扩大太阳能需求的方法是政府采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施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的设施中广泛使用太阳能，为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大规模利用制造出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成本也将随之降低。政府也可以扮演需求杠杆的角色，通过在可行的地方购买和部署太阳能装置来加速农村电气化计划的落实。另外，政府还能要求国有公用事业企业利用其与最终用户的关系来推广分布式太阳能项目。

关于最终用户，融资上的创新可以积极改变太阳能的成本观念。创新之一就是第三方融资安排，即由第三方投资者购买、安装并继续拥有太阳能电池板，但是像公用事业企业一样把发的电卖给设施所有者，这样就免除了设施所有者在安装和拥有太阳能电池板上过高的预付成本。由于中国的消费信贷刚刚起步，这样的第三方融资机构应该把目标瞄准工商实体，而不是住宅，也许还会得到省市政府的支持，因为这有助于它们完成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目标。

同时，中国还应该制定政策为光伏利益链上所有的环节培养必要的能力和技术专家，尤其要生产周边组件。服务对象是下游太阳能活动，如系统集成、安装和售后服务（包括性能监控、系统维修和升级）。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是电网的升级，这样才能实现与分布式太阳能系统的相互连接。上述活动需要教育和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但也能产生巨大的积极外化效果，比如为其他电机工程部门创造工作机会并带来外溢效益。

最近，一些中国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商向政府递交了一份产业白皮书。白皮书非常乐观地估计中国的太阳能发电到2012年就能够实现与传统化石燃料发电的价格持平。但是，如果政府不制定出更加大胆的政策，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中国的规划者们要抓住当前时机、强化国家（能源）安全，就必须制定更强有力的政策。关于太阳能的国家安全建议根源于其分布式特性和较短利益链所带来的独特经济和非经济效益。清洁的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可以加强中国电力供应的灵活性，无论在城乡都可以产生清洁的电力，并且能创造出高技术工作机会。把中国生产的太阳能部件用在国内，比远涉重洋出口到西方更能凸显较短利益链的优势。生产成本下降，加上海外需求减少，二者难得的结合意味着中国太阳能化的成本之低史无前例。因此，中国应该抓住时机，制定出一个推动国内太阳能部署的政策。

黄立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能源分析师，最近在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下在清华大学完成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他开设了个人博客“绿跃进”(www.greenleapforward.com)，关注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

此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安全》杂志的2008年冬季刊.若要查看包括索引和图表的全文,请点击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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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发言过后，世界何去何从？

Thu, 24 Sep 2009 09:26:00 +0000

针对胡锦涛主席就气候问题发表的演讲，专家们有何回应？黄立安表示中国向世界发送了强烈的信号，伊莎贝尔•希尔顿则认为通往哥本哈根的障碍仍存。

“中国向世界发送的强烈信号” —— 黄立安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将在现行国内气候变化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及现阶段的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加强能源使用效率，促进含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在内的低碳能源的发展，以及提高森林覆盖率。

最引人注意的当属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新目标，中国将争取到2020年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着下降”。尽管没有提到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理解一项如此深远的国家政策，无疑必须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立法程序才能在全国普遍推行。不过这表示中国愿意依据国际气候政策通用的测量方式来解释该国现行的能源节省目标，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能源消耗总量。承诺减排就充分说明中国愿意承担与其资源和影响力相符的义务。

这一政策至少包含三个重要意义。首先，中国肯定将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减排速度取决于具体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也将决定中国何时达到碳排放总量的峰值。不过中国官方高级官员最近向公众承诺，中国希望尽早达到排放峰值。

其次，从能源强度转向碳排放强度，这一重心的转移将加速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的能源强度标准还未对碳化石燃料的高碳消耗和可再生能源或核能的低碳消耗做出区分。通过制定碳排放的效能目标，低碳能源显然将更受青睐。鉴于目前能源强度目标的要求，碳排放强度政策不仅将促进化石燃料的使用效率，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三，该政策暗示性的承诺中国将长期坚持碳排放可测量、可报告及可查证机制（MRV机制）。这一表态是否符合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透明度还有待观察。但与我们过往认知不同的是，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主要的能源和环境政策中已经涉及相当成熟的MRV机制。

把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中国最近其他政策的动态联系起来看，我们能发现更多问题。今年8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中国政府各项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考量范围。8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内部核心）审议通过了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进一步明确并巩固国内对气候问题的相关立法，同时确保了其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道路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综合来看, 这是中国向世界发送的强烈信号——中国将认真严肃地对待气候变化，并正努力探讨更全面的措施，以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许。这不仅是中国向发达国家展现的对抗气候变化的诚意之举，也将势必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符合自身行之有效的低碳战略。

黄立安，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进步政策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他同时是北京能源网络的发起人之一。他还开设了“绿跃进”博客，讨论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

“难以跨越的障碍仍存”—— 伊莎贝尔•希尔顿

各国本周的不懈努力为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保存了希望，而胡锦涛主席的讲话虽并未提前表示任何承诺，却可看作是向世界传达的积极信号。尽管中国、印度和美国都为纽约带来了和谐的声音，但要在十二月达成切实的协议，难以跨越的障碍仍存。

这一谈判过程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内置障碍：首先，这是一次全球性的贸易谈判，这意味着各国代表在入座前就已经背负着明确的使命，那就是要使自己的国家在获得最大利益的同时付出尽可能少的代价。这样的贸易谈判往往只能实现最低的共同标准。而这对气候变化问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糟糕的是，如果仍不能在十二月达成具体的协议，我们将很可能再次陷入多哈会议那样的困境之中。

各国领导人本周在纽约的发言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向：既要面向其本国听众，同时也面向他国听众。每次演讲必须设法缩小利益对立方的分歧，说服国内听众国家不会放弃太多利益，但同时也不忘满足另一方的期望，表示将尽己所能。

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演讲是否能说服奥巴马的反对者，使气候变化法案顺利通过美参议院立案？而奥巴马的气候承诺能否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印度和欧洲代表，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已经承担起与之财富相匹的责任？中国真的相信《京都议定书》附表I的富国会认真对待所谓的技术转移么？对于以上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这是通往哥本哈根道路上的一小步。而终点，看上去仍是遥不可及。

伊莎贝尔•希尔顿：中外对话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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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日之愿

黄立安 — Thu, 01 Oct 2009 06:12:00 +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六十年经历了从革命到务实精神的转变。黄立安认为，这两种方针都是引领中国走向低碳未来的必要条件。

这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她60周年的生日庆典。如果说前30年是一部革命史，中国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内部斗争，那么后30年则明显可以看出实用主义的痕迹。这场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为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果。

然而今天，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国家历尽千辛走上了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随之而的却是巨大的、结构性的资源危机。中国正面临着能源、水和粮食安全的三重挑战，而气候变化正是三者共同的关键词。

以能源为例，中国巨大经济成就的背后，依靠的是对煤炭的过度开采和石油需求的不断扩张，而这同时也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上升。气候变化改变了降水模式，致使一些区域洪灾不断，另一大部分地区却极度干旱。许多内陆地区不仅面临着水资源缺乏问题，还要承受矿物燃料燃烧带来的酸雨。农业生产力严重受挫，也因此对未来的粮食供应构成威胁。

食物，水和能源的三重矛盾危及人民的人身安全，阻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稳定，而这些因素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北京政府充分展现了其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重视，短短几年间，中国从消极对待气候问题一跃成为气候行动的先驱。或许鲜有人注意到，早在2007 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提出要打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如果这个倡议只是美化中央政府形象的一句口号则另当别论，但我们看到，中国确实在行动。

自2007年发表里程碑式的《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起，中国在全球最炙手可热的能源效益、可再生能源开发和再造林项目取得了卓越成就。在2006至2010年的五年之间，中国计划减少百分之二十的国内生产总值单位耗能；非矿石燃料占主要能源的比例将提升百分之十，其中包括风能、太阳能和水电资源。同时，提高百分之二十的森林覆盖率，以更好的吸收碳排放。

此外，胡锦涛主席刚刚宣布了新的目标，即中国将争取到2020年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意识到能源战略在未来能为清洁能源的创新，生产，部署和宣传创造大量机会，胡锦涛主席还承诺将为中国打造“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中国西方模式的发展势头是难以遏制的。本月初访问北京的时候，我代表美国进步中心会见了两位人大代表戴秉国和解振华，后者同时身兼国家发改委副主席。他们明确地告诉我，中国不会走传统的能源密集型发展道路。有卓见的绿色目标固然是好事，但我们还没看到中国真正将之贯彻落实。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和汽车销售市场，这样的发展态势不会逆转。在中国，3.5亿的农村居民将在2030年前转移到城市，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市化将带动国内消费增长，同时伴随着未来经济发展以出口为重的转型。

要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中国将至少需要完成以下三个主要步骤：

其一，展现具有魄力，富有远见的领导力，设计长期、切实的减排目标，而不仅仅着眼于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

中国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带头解决最早由他们制造的气候变化和碳排放问题。这一立场虽在情理之中，但中国必须意识到，没有时间再等待别的国家为自身利益举棋不定了。诚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会继续想方设法，为国际气候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找一条出路，但当务之急是要尽早达成集体性的减排协议。假设中国在七月做出的限制全球温度上升2摄氏度的承诺是真诚的，那么他就必须遵循诺言，为减排制定有明确期限和标准的碳排放峰值目标。

其二，完善有助国家实现宏伟目标的机制。

中国需要继续完善问责机制，为信息流通开辟渠道，以确保其国家计划能在地方得到执行。政府可以有意识的加强与民间团体的合作，动员他们携手参与，而不要把他们看作障碍。如此一来，政府的执行力度则能达到“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要求。这种合作可以从以商业人士和市民为主的民间活动发起，提升这些群体对清洁能源综合经济效益的认识。中央政府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了进展，如严惩上报虚假统计数据，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规等。然而仅此还不能服众，他们还能做的更多。

其三，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全面合作。

与国际社会合作不应只强调共同研究、开发和部署重要的碳减排技术。以中美关系为例，两国应加强贸易关系，为各自技术市场开拓更广阔的商业前景。比如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尤其是针对清洁能源技术的高关税及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政策。携手打造实时碳排放容量机制，监测并报告，同时努力共建能广泛被能源和气候政策制定者接受的能源模式和方案。气候合作的机会甚至还存在于军事领域，协调救灾活动，处理其他由气候变化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合作能让彼此互相学习，自我强化，最终实现双赢。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未来60年将面对的最重要挑战。它能在这场历史性改革中集合关键因素，帮助中国完成低碳经济的转型。它同时也代表了推动真实并更可测的低碳改革方针的实用精神。国际社会能赠予中国最好的生日礼物，莫过于一道采取有力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与之携手走向低碳之路，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就建设完善的全球气候协议达成共识。

黄立安：设于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的独立能源分析师，最近在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下于清华大学完成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他还为关注中国能源和环境问题，开设了个人博客“绿跃进”。

本文由作者同时为“中外对话”和“美国进步中心”撰写，本站的版本包含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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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领域的关键合作

Fri, 13 Nov 2009 11:13:00 +0000

奥巴马在亚洲进行访问之际，约翰•波德斯塔、安德鲁•莱特、黄立安及奥维尔•施切尔提出了他们关于中美两国在碳捕获与封存领域进行合作的提案。

还有不到35天，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就要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与会各国将共同制定出一个框架协议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要想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取得任何成果，需要世界上众多经济大国做出承诺，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能源消耗国。美国进步中心联手亚洲协会发布了题为《碳捕获与封存中美合作路线图》的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两国通过一个互惠互利的合作计划，如何可以在减排方面比各自为战取得更大的成就。

历史表明，这两个大国之间进行相互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以其空前的扩张速度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同时由此带来的大量排放也对中国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过去的八年中，美国被公认为明显缺少联邦级别的气候政策，也很少参与到任何国际气候协议中。此外，在当前进行的缔结一个新的联合国气候条约的探讨中，中美两国还代表着主流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也就是美国国会的上议院，此前曾表达过其立场：反对美国加入不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任何协议；中国则坚持要求西方国家为他们自己制造的问题负责，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的方向迈进。

然而，中美两国现在都被赋予了打破这一僵局的绝好机会。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的领导阶层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着世界上最尖端的能源效率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可再生森林资源项目。新一届白宫政府也预示着美国将对其气候政策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奥巴马总统在其首个经济刺激计划中已经为其国内经济向清洁能源经济的转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紧接着，众议院（美国国会的下议院）就通过了第一部综合的气候与能源立法。中美两国已经开始积极并卓有成效地参与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国际谈判中，并在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主要经济体论坛的小规模谈判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近期取得的一些进展让人们对中美两国联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充满了期待。这一系列进展包括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访华并宣布美中两国共同建立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在七月意大利八国峰会之后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上的宣言，以及月底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签署的能源与气候谅解备忘录。

奥巴马总统准备前往北京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美峰会之际，中美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也迎来了最佳时机，他们的合作将不仅使中美两国受益，同时也会对世界其他国家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取得成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七月在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提出了中美在低碳技术与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十个具体方面，这其中包括能源效率、电动汽车、碳捕获与封存等。表达良好愿望的一般性声明是开始合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但是，在接下来的峰会上必须进一步充实这个声明，并将重点集中在具体的合作提案上。我们撰写这一新的报告的目的恰恰是提供这样一份提案作为行动的基础供大家讨论。

在七月签署的中美谅解备忘录中所列出的两国应在低碳和清洁能源领域进行合作的各个方面都应继续实施下去。我们这份报告中的任何阐述都不应被理解为我们认为某一方面比其它方面更重要。然而，有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解决过分依赖煤炭资源的问题，中美两国都无法实现其必须达到的减排目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棣文部长在10月12日下达了碳捕获与封存“行动令”，在大范围内以低成本的方式积极推广这一技术。

碳捕获与封存是指将二氧化碳从火电厂等大的污染点源中进行分离和捕获，然后通过若干种方法将其储存，包括在地质结构中进行地下封存。我们为中美在碳捕获与封存方面进行合作所提出的提案正是响应了这一需求，用于帮助证明此技术作为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是否可行。

对于中美两国进行短期、中期和长期开发碳捕获与封存技术，我们提出了三个合作领域，以应对潜在的政治、科技、财政以及规章制度方面的瓶颈。

1. 合作对现有的中国工业企业产生的纯二氧化碳(CO2)气流进行封存。中国目前有大约100个设备，为了各种不同的工业目的而产生出高纯度的二氧化碳气流。这一气候污染物未经任何稀释直接排入大气层，从而加重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已被证明拥有巨大的地质存储空间，绝大部分是深层含盐层。降低这种排放的第一步可以是中美两国合作投资于五个地质封存项目，每个项目可以很轻易地捕获由这些设备所产生的碳排放，并且每年封存200万吨至300万吨的二氧化碳。每个项目大约需要投资5000万到一亿美金，其中美方投资2000万到4000万美金。五个项目每年一共可以封存1000万到150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停驶170万到250万辆汽车。

2. 对改造现有电厂的研发进行投资。中美两国均投入很大精力于建造新一代的整合燃煤发电厂，将发电和捕获、封存二氧化碳合为一体。但是两国均需要在短期和中期内保留大量的传统发电厂，这些发电厂将来需要进行改造以捕获和封存其产生的二氧化碳。因此，中美两国应该制定出一个战略计划以研发、部署一系列示范设备，用于对现有煤电厂进行碳捕获与存留改造。该战略计划应由计划中的中美联合清洁能源研究中心提供资助。

3. 催化碳捕获与封存市场。中美两国将需要通过投入公共资金、刺激公私联营来动员私有资本投入到第二阶段所设想的发电厂中。重点应放在开发财政激励机制以鼓励公司为合作项目进行投资，在最初的时候，应将政府支持的公共资金结构作为通往市场机制的桥梁，例如一项涵盖碳捕获与封存设施并创建一个全球市场以减轻碳排放的碳补偿计划。

这三个领域内的合作能够促进美国在未来5到10年内的碳捕获与封存行动部署，并将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该路线图不仅仅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和消费储蓄，而且其所带来的利益将远远大于美国的投入。正常情况下，到2022年，碳捕获与封存产业将会为美国创造12.7万个就业岗位，这包括设备制造业及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所产生的岗位。中美双方的合作促使碳捕获与封存行动的五年计划得到加速实施，由此将会使就业岗位增加到43万。而到2022年，加速10年后将会创造94万个就业岗位。两国合作还能使碳捕获及封存的成本迅速降低，并使电力消费者成为最终的受益人。碳捕获与封存的5年加速将会使美国节约50亿美元，而10年加速将会节约180亿美元。

中美两国在路线图问题上的合作向世人证明了两国能够在互利的基础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希望，这里所提出的建议——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就是——将会有助于建立一个“积极、合作、以及广泛的”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这种关系标志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其他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够借鉴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从而就气候变化问题建立起更加广泛的合作。

阅读完整报告：《碳捕获与封存中美合作路线图》[pdf] （点此阅读中文版）

约翰•波德斯塔是美国进步中心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莱特是该机构的高级职员，黄立安任独立能源分析师。 奥维尔•施切尔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亚瑟·罗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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