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蒋高明

中国城市化切忌“贪大求洋”

高明蒋 — Wed, 06 Sep 2006 12:29:00 +0000

中国的城市建设高潮还在继续。蒋高明说，中国不应该热衷于大型而西式风格城市的发展。相比之下，小型且易运作城市的建设可以避免已逐渐减少的自然资源不会永远地灭绝。

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始于上个世纪末。当时的北京，尚有许多农田和天然湿地。80年代末以来，城市化很快提速：1988-2000年间，中东部地区城市数量由315个迅速增至521个。城市土地扩张的速度甚至远远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2000年中国城市土地面积是2.24万平方公里，2003年则达到2.83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增长8.08%，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仅为4%左右。现在，全国上下到处都在建楼房，整个国家成为“大工地”，平均每年有767.42平方公里土地变成建城区，年平均增长率为5.76%。

如此高速的城市扩张，跟中国城市化“贪大求洋”的不良倾向密切相关。大城市、大广场、大马路、大房子，越大越洋越好，不考虑实际需求。大中城市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尤其是北京，城市中心区以每年2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并呈现愈演愈烈之势。经济落后地区也要建大广场，没有交通拥挤问题的城市也把马路建成上下八通道，目的是看起来“气派”。造大房子之风兴于北京，由领导干部带头，司局级领导干部的住房标准由原来的七八十平方米，猛增到二百多平方米以上。甚至连办公室也比赛着越建越大。建筑风格也大都以“洋”为美，搞得“千城一面”。

建筑业给GDP带来的增长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背后的生态和社会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0%左右，要实现中等发达水平(60%左右)，城市化还要侵占更多的土地，占用更多的资源。鉴于此，笔者认为，要使中国城市化走向健康的轨道，一定要果断抛弃“贪大求洋”的过激做法，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大城市还是小城镇？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将眼光主要盯在了大中城市，其发展的思路是：人多了，

扩大城市；城市扩大了，再引进人口。于是，城市无限扩张，带来了污染、交通拥挤、居住条件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自然生态和乡村生态也日益受到更大的威胁。

中国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同。首先是城市化的“人潮”涌动方式不同。美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加速城市化的，当时的美国人口只有2300万。而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短期内，通过迅速扩大居住面积和交通设施，将“人群”装在城市里，未来25年将有8.5亿农民通过“安置区”、“廉租屋区”进城。其次表现在资源利用方式不同。英国城市化完全依靠世界资源，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就描述过：“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中国的城市化没有殖民地可以殖民，所消耗的资源只有自己附近的乡村生态环境，以及沙子、土壤、石头、钢铁等不可再生资源。

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绝不能走“摊大饼”式的无限扩张之路。大中城市建设该降温了，建设有浓郁乡村风格的小城镇才是中国城市化的重点任务。要发展多元化、各种层次的中小企业，吸引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大中城市的发展，可以借鉴英国在大城市周围划定“绿带”的做法，用法律的手段保障“绿带”不能被建筑物所跨越，从而保护乡村生态。

Yuek Hahn 摄

城市风格求“洋”求“虚”还是求“土”求“实”？

“求洋”心理从官员到市民普遍存在。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被认为太土气了，城市建筑风格动辄“欧式”，轻则“美式”，连雕塑都是光屁股的男女“洋人”。出国的机会多了，看的多了，一些领导就唯洋是崇 (他要满足的是虚荣心)，而一些不负责任的城市规划者则唯领导话是听(他要赚的是规划费)。一些城市在努力打造罗马广场、欧洲一条街、美国一条街等等，却不考虑怎么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于是，从南到北，简单模仿的“阔气”洋建筑充斥各地。

因为追求西方的消费方式，一些人有了钱就买大房子，买别墅。于是中国城市里也要建别墅，不惜侵占公园和风景区。北京著名的香山风景区，被一片片别墅包围着，尽管房价五六百万元一套，依然供不应求。有些人买大房子纯粹是因为虚荣心作怪，可能根本没时间去住。很多大房子夜晚漆黑一片，成为典型的“鬼屋”。

“帝王心理”、“暴发户心理”、“洋奴心理”等不健康的心理作用充斥了中国城市化过程，导致了“贪大求洋”现象的普遍发生，造成了土地和建筑资源的极大浪费，绿地和野生动物的空间越来越小，城市也逐渐失去了生态和文化特色。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符合中国人特点的实用性公共设施和小户型住房，节约土地和空间才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真实需求。最近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成效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EddieG.se 摄

不可再生的建筑材料还能用多久？

“贪大求洋”的直接后果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是以牺牲乡村资源为代价的，其中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问题尤其突出。最近，笔者调查山东某市时发现，该市近郊农民几乎全部上了楼，还计划将另外几十个村子的平房推倒了盖高楼。这种“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使村落消失，还将消耗掉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沙子、石头、土壤，它们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

目前，中国的乡村河道管理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尽管有各地河道管理局管理，但承包人只要交一点管理费和承包费给相关部门(甚至根本不理这一套)，就可以肆意挖掘了。笔者现场观察到，一些河道承包人每小时花200元雇挖掘机，挖沙的速度是每5秒钟1吨。那情景就跟“抢劫”无异。没有沙子，河流失去了其重要的功能：泄洪和水质净化。而且自然河道越来越少，原来沙滩上的各种湿地植被也随之消失。

石头和泥土的命运也一样。在山东济南，一座山被切成“豆腐块”卖掉了；在泰安，一吨以上的大石头在公路边公开出售，生意很好。更有甚者，中国宝贵的花岗岩和大理石被大量加工成各种形状或者“艺术品”，销往世界各国。有很好黏性的土壤被烧制成砖头，成为建筑材料。

而中国现在所建的高楼多是些粗劣的产品，“建了拆、拆了建”的恶性建设进程在不断上演。重复建设使得上述建筑材料来源快速减少。这样下去，今后再盖房子，我们首先缺少的是沙子，然后是黏土，最后是石头。

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建筑一定要一次到位，要出精品；建筑材料要考虑可再生资源或者废弃资源的再利用，如禁止实用黏土砖，而使用粉煤灰制作的空心砖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后代留下一点不可再生的资源财富。

首页图片由 Vagrantant 摄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专家委员。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大树进城"不妥当

高明蒋 — Fri, 06 Oct 2006 13:12:00 +0000

蒋高明认为，城市规划者通常对中国的自然遗产重视不够。为了城市的美观牺牲农村的自然生态系统并不值得，城市也需要重视自己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一个城市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环境污染的控制；二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前城市对于前者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于后者，还重视不够，甚至城市规划者很少考虑到。以北京为例，其灿烂的文化与她的生物多样性关系密不可分。北京城区分布有古树2.26万株、郊区1.8万株，在京郊，特殊的自然环境发育了十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百花山、雾灵山有高等植物1200多种，是比建筑等更加宝贵的自然遗产。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大都市都不具备北京这样丰富的生态景观类型。对于这部分大自然赋予的财富，我们却缺乏高度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在实际应用中容易被人遗忘。

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行道树种植缺乏生态学的指导，中国行道树人工化痕迹非常明显，样式千篇一律，疏密掌握不尽合理。在城市中心地区，两旁高楼林立，大量种植密集的行道树，不容易使空气流通；而郊外的行道树该密集的时候，反而很通透。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是，我们将许多行道树的路面硬化了，不能生长灌木和草本植物。对于中小型哺乳动物和一些鸟类的生存需求考虑的较少。北方城市公路两旁清一色的杨树，严重缺乏本地的灌木和草本植物，根本没有郁闭起来，寿命短，十几年就要淘汰，显然缺乏对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考虑。

一个城市要形成很强的风格，最好的做法是规划好了长期保存，越久就越值钱。承德避暑山庄的设计者康熙皇帝，在建庄之初就下令将山区的植被完整保留，尽量不引进外来种。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城市规划者们却不如古人，他们脑子里的植物只有几十种苗圃里的“商品”种类，城市缺乏本地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于是，有人将眼光盯在了那些乡村里的大树，采取“以邻为壑”的做法，到乡村大量购买大树进城。于是，大树贩子们来了好生意，乡村的大树遭到了“大炼钢铁”以来新一轮最大的破坏。此风从上海刮起，很快蔓延全国，如今几乎在所有的“城市改造”或“广场建设”都能见到进城大树的身影。

山东中部的一座地级市改造, 从乡下采购大树6400余棵, 胸径大都在30厘米以上, 平均每棵1万元左右, 其中从湖北省挖来的一棵梣树收购价高达22万元；贵阳市为争创全国园林城市，采取“大树进城”的绿化方案，从农村或林区大量购买已经长大成林的树木。可好景不长，大树进城后不久开始成批死亡，死亡率超过70%。东北某城市要实施“万棵大树移植工程”，要消灭“城区内无大树的历史”，而他们的目标，竟是用2-3年的时间从乡村移植大树30万棵！大树进城的危害主要表现在：

第一，造成乡村生态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的严重破坏。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与周围的土壤、土中的生物、树下的地被、树上的鸟兽昆虫，形成了良好的依存关系，将大树挖出并“截肢”处理，完整的群落生态必将遭到严重破坏。直接的恶果是水土流失，鸟兽失去家园，与其改善的城市局部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在移栽过程中，每棵30厘米以上的大树要挖土坨1-2吨，造成大量土壤损失。如今，大树老树被卖进城市，乡村美景为之失去颜色。乡村没有了老槐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许多返乡的“贺知章”们叹息道。

第二，移栽过程中造成大树甚至古树死亡，是对生命的极大摧残。龚自珍在《病梅馆记》悲叹人们对梅花的摧残，现今，人们对生长了几十年、上百年根繁叶茂的大树，去其根系，删其枝叶，加上长途运输，大多在移栽过程中死亡了(死亡率高达50-70%)。即便成活，好一棵参天大树，也只落了个断臂之“维纳斯”，有什么美妙可言？

第三，助长了形象工程、浮躁工程蔓延。树木生长很慢，这本是自然规律。20多年前就有许多专家建议在苗圃里种植乡土树种，长成大苗，以满足城市绿化的需要。遗憾的是，这些建议未被重视，才有了今天大树进城的悲剧。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纠正人们的“速绿”心理。利用大树古树使城市迅速绿化，是典型的形象工程和浮躁工程，这种“速绿”导致了不少人不认真培植和经营苗圃，而是将其作为囤积倒卖外来大树古木的场地，使苗圃基地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第四，助长了贪污与犯罪。尽管大树进城耗资巨大，因其有利可图，大树还是成了紧俏商品，由此“打造”出了一批拐卖大树的树贩子，他们出没乡间，借机谋利。根据我们调查，一棵百年以上的老梨树，苗木贩子给的价格只是几十元到百把元，而雇用吊车费用每小时200元，大树拉到城市就值上万元了。其中的钱让谁赚走了，不言自明。一些负责城市绿化的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是非常难免的，因为利润空间很大。

第五，大树进城带来了病虫害。乡村的树木因适应周围环境，虽有病虫害，因其生物多样性复杂和大量天敌存在，不易爆发。而单一的大树进入城市，树干中沉睡的虫卵们遂失去了控制而大量爆发。城市中增加的小蠹虫、白蛾、扁刺蛾、星天牛等许多就是随大树而进城的。

总之，城市增加生物多样性必须从科学规划抓起，要保护本地生态系统，有目的地从城市周围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引进植物，并促其形成自我维持的植物群落。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绝不能靠“大树进城”。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专家委员。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恢复中国草原生态的新思路

高明蒋 — Mon, 18 Dec 2006 15:35:00 +0000

为使中国农牧业实现良好的生态发展，蒋高明建议加强实施"畜南下、禽北上"，来既解决草原退化、又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有各类草地(典型草原、高寒草原、荒漠化草原、草甸草原等)60亿亩，是农田的3.3倍，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1%。但是，如此广阔的草原并没有“喂饱” 数量仅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牧区牛羊。连续多年的超载过牧，造成了中国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由此诱发了沙尘暴等生态危机。

在生态学上有个十分之一定律，即初级生产者的能量约10%进入次级生产者; 从质量看，在健康的生态条件下，全球绿色植物的总量约为2000亿吨 (纯碳), 而被食草动物采食的总量约200亿吨 (纯碳)，即约为10%的部分被采食了。中国大陆全部草原生物量只有干重约3亿吨，按照上述十分之一定律，全国能够利用的天然牧草产量只有3000万吨左右，这样利用才能保障草原生态系统不退化。中国现行草原流行的载畜量计算是有问题的，是将草原生产的干物质全部让牲畜“吃干耗净”的。况且在实际操作中，牲畜的数量又大大超过了“理论”载畜量，这样草原没有不退化的道理。那么，如何有效地减少草原压力并科学恢复草原呢？

这个潜力在农田，而不在草原。全国18亿亩农田除了生产了约5亿吨粮外，还生产了7亿多吨的秸秆，其中玉米占38%，小麦22%，水稻19%；另外，豆类、薯类、油料类各占4.8%、2.8%、8.3%，可作饲料的部分占据了94.9%。这样，我国秸秆如果全部转化成饲料，将是草原合理利用生物量的22倍，如果我们利用技术将秸秆饲料的利用价值再提高一倍，这样仅秸秆饲料一项就可以满足全国10亿多只标准羊单位的“口粮”。与草原不同，农区秸秆全部被牛羊吃掉，再通过粪便或沼渣还田，不但不会引起地力下降，反而增加地力。因此，今后牲畜的主产区应由内蒙古草原、西藏、新疆、青海等低光合生产的传统牧区进入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南、湖北等的粮食生产大省，即畜要“南下”。

全国养鸡47亿只，平均每人年需求3.7只。但糟糕的是，农民们将鸡的生存空间缩小到几层铁丝笼子里，滥用饲料添加剂使其“速肥”，将生理周期由散养的300多天缩短到不足45天。这样违背生物规律产出的鸡肉造成了城里出现了大量“肥胖族”；狭小的生存空间造成禽流感的蔓延，给国家的食品和卫生安全造成大量隐患。另外，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中国这种养禽方式非常容易遭受国际社会指责。禽类需要的大量自由生存空间不在内地的农家院，更不在铁丝笼里，而在广阔的草原。两只爪的鸡比起四条腿的牛羊来讲，它们对草原根本不形成危害，反而会有效控制草原虫害。因此，今后国民需要大量的真正的“柴鸡”以及“柴鸡蛋”应来自草原的传统牧区。所以，禽类要“北上”。

草原养鸡：所需要的是其大量的空间和纯自然生态环境 (蒋高明摄)

然而，遗憾的是，在农区，大量牲口的饲料被作为废弃物在田间地头焚烧。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不准烧秸秆，但因为我们没有给秸秆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此“令”根本行不通。如果将秸秆充分利用起来，升值的部分可能是其辛辛苦苦种植出来的粮食价值的5到10倍。

农区大量焚烧秸秆 (单德章摄)

山东等地的大部分农田，可亩产粮食1吨多，去掉所有的成本也就是纯收入500多元，还不如在外面打工一个月挣得多。而如果同时收获了3吨饲料(含水量70%)，则可以使一个成年黄牛足吃150天，实现“2亩地1头牛”，而在草原这个数字是“75亩地1头牛”。牛使农户增值的部分约合每亩地2700元（如果牲口得到充足的食物每天可增重4斤，市场上肉牛5元以上，去掉加工成本2元/天）。要是改养奶牛，这个利润空间更大。

在古代和近代，农业秸秆的去向一是喂牲口，因为农民需要的畜力来自耕牛；二是做饭取暖的热量也来自秸秆。如今，拖拉机取代了畜力，化肥取代了有机肥，煤炭和天然气取代了秸秆。但是拖拉机不产粪，种地没有有机肥呵护是非常危险的，农田出现的环境污染、地力下降以及种植业成本增大等问题，概与化肥取代有机肥有关。

除了物质的损失外，能量的损失也很严重。虽然国家推广了几十年的沼气技术，但由于成本高、缺少动物粪，效果依然不明显。通过秸秆养畜、肥料制沼、沼气发电、沼渣还田，是新农村能源和物质循环问题得以合理解决的重要出路。

因此，要合理解决大牲口口粮问题、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问题，一个以消耗作物秸秆为主的粗饲料加工工业必须跟进。这其中巨大的利润空间，可为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机械加工业、有机肥业、能源工业、服务业等所公平分享，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可以使该产业链运转起来。如果将全国的7亿吨秸秆充分利用起来，这个“大饼”的直接价值就可以值6000亿元人民币, 还不算为国家节约土地1000亿元在内。

同样，要科学解决中国的草原退化问题、草原虫害问题、禽类食品安全问题、禽流感问题，有着大量空间的草原是养鸡等禽蛋的理想之地。2005年，笔者在内蒙古正蓝旗做过一个实验，300亩草地可以养鸡15000只，每亩可养50鸡，去掉成本和人工费，亩可收入500元，是传统养牛和羊的50多倍(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原的产值不足10元/亩)。

农区养殖要突破秸秆饲料运输难、贮存难、吸收难、转化难等众多难题，根本的突破就是为牲畜生产草“面包”，其中微生物和酶制剂、加工机械和外包装的技术创新，根本解决了青储饲料加工成本昂贵、时间短、烂窖、吸收转化低的许多问题。在山东莱西市，笔者几乎见不到一根玉米秸，全市近10万头奶牛将能够吃的黄秸秆也不放过，当然更不会有人舍得烧掉了。在牧区养禽是解决市场问题，只要大城市居民认准消费来自草原散养的鸡而不是来自农区笼子里的鸡，哪怕价格接近，这个市场也会很快形成。

将秸秆转化成优质饲料的“面包草”技术 (单德章摄)

中国政府应集中力量加强“畜南下、禽北上”这一既解决草原退化、又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在农区和牧区分别建立示范区，利用技术和市场优势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良好的宏伟目标。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专家委员。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中国高速发展的环境代价 (第一部分)

高明蒋 — Fri, 12 Jan 2007 13:37:00 +0000

伴随着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不断加剧的环境污染，资源的损耗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蒋高明和高吉喜指出，这种状况将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9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 2004年高达10.1%，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期间伴随着人口急剧膨胀，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污染加剧，自然生态系统破坏殆尽，大量宝贵的“国土”损失，并因此引发了各种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了，环境污染了”。由此可以看出，过去27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是当年西方国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重演。

唐朝杜甫欣慰“国破山河在”，而今我们感叹“国在山河破”。环境恶化危害公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并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耕地被城镇、工业建设等无情吞噬

遥感调查表明，自1988-2000年，中国耕地呈现严重的减少趋势，由1991年的13074.12万公顷，减少到2000年的12824.31万公顷; 人均耕地由1.8亩减少到现在的1.5亩。减少的耕地中有56.6%转化为建设用地，21%转为林地，16%变为水域，4%成为草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部地区城市数量由315个迅速增加至521个；每年平均有767.42平方公里土地变成建城区，年平均增长率为5.76%。在占有耕地方面，北京首当其冲，其城市中心区以每年20平方公里左右的速度扩张。除了城市建设用地外，工矿占地也很突出。据吉、苏、闽、豫、鄂、湘六省统计，2000年因矿产开发占用土地比1986年增加了1.96倍，破坏土地面积增加了4.71倍。

在此期间也有部分耕地表现为增加，其中约24.2%来自林地开垦，66%为毁草开荒，1.9%为挤占水域。然而，增加的耕地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如近40年来，围垦导致全国滨海滩涂面积丧失119万公顷，城乡工矿用地侵占了100万公顷滨海湿地，50%多的滨海滩涂已不复存在。即便如此，中国耕地总体减少的趋势依然没有得到缓解。

如果上述耕地的减少是土地使用功能的转换，土壤物质还留在中国(有些用水泥和沥青封存起来)的话，那么风力和水力带走的土壤物质将永远离开了中国。1999年，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其中西部地区为293.79万平方公里，占82.53%；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9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其中约4亿吨淤积在下游河床，致使河床年均抬高0.08-0.1米。40年来，黄河下游河床高程已普遍抬高2米，河道河底平均高程高出背河地面3-5米，最大达10米。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达24亿吨。

除了土壤物质的损失，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 就含有N、P、K三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的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如果再加上长江流域以及广大的干旱半干旱区沙尘暴带走的量，每年土壤损失带走的营养元素，按最保守的估计，也约为年化肥需求量的5倍以上。损失的营养靠从大气和岩石中人工合成补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护土，才是中国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当务之急。

vailpost 摄

中国森林资源危机

据国家林业局数据，1986-1999年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12.98%增加到16.55%，增幅为33%。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据本身的“水分”问题。其一，许多地区将郁闭度的计算标准从0.3降低到了0.2；其二，灌木被当成了森林计算在覆盖率之中。也就是说，实际的森林覆盖率可能并没有增加，而只有数字增加了。在中国，百年以上的老林已凤毛麟角，原始森林则荡然无存。即便上述数据是确切的，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平均下来人均森林也是非常少的，面积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72立方米的12.5%。

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中央政府对林业的投入逐年增大，但在营林策略上，因过分强调人力而忽视了自然力，人工纯林的不可更新和脆弱性使中国森林面临潜在危机。如西部地区从50年代到90年代，森林病虫害面积增长了6倍多；其中以90年代增长最快，比80年代增长了196%。中国广阔的亚热带山地，只要合理封育，减少人为干扰，就能够恢复成常绿阔叶林，然而遗憾的是，一些造纸企业砍伐天然林或其幼苗，种植入侵性很强的桉树。针对这种严重破坏，主管部门的干预措施不得力，甚至有些地方的林业部门与利益集团勾结，破坏森林资源，谋取非法利益。

中国水危机

2001年中国用水总量为5567亿立方米，比1998年增加了132亿立方米。然而，这些增加的水多数不是地面上的可循环水，而是向地球“心脏”攫取的地下水，是子孙水。如淮河、辽河、黄河等重点河流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大于60%，其中海河达90%，黑河为110%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30%-40%的水资源利用警戒线。

由于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加上国民对水资源保护意识淡薄，虽然动用了子孙水，依然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全国669座城市中有60%的城市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约60个城市和地区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地下漏斗，其中，华北平原地下漏斗约3-5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分布区。地下水超采不仅发生在干旱缺水的北方地区，也出现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目前，全国共有上海、天津、江苏、浙江、陕西等16省(区、市)的46个城市(地段)、县城出现了地面沉降问题，总面积达4.87万平方公里。自1949年以来，苏州市沉降区面积达180平方公里(累积地面沉降量大于600毫米)；无锡市达59.5平方公里；常州市达43平方公里。

再以水资源相对丰富的三江平原为例，对地下水的大肆攫取加上土地退化，湿地损失严重。在过去20年里，三江平原北部地区湿地面积减少了10.5万公顷；松嫩平原减少18.2万公顷；辽河三角洲减少2.3万公顷。

中国水危机不仅表现在地下，还表现在高原的“固体水库”――雪线以上雪域的衰退，这里是干旱区重要的水源。西藏林芝地区川藏公路以北的冰川，由于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大面积后退萎缩(1986-1998之间萎缩100米)。雪线萎缩直接影响了中国政府正在组织施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质量。

中国的生态系统正在全面退化

全球共有十大类陆地生态系统，中国占其中九类，分别是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苔原。中国唯一缺乏典型的非洲萨王那类型(稀树疏林生态系统)，但是中国的四大沙地(浑善达克、科尔沁、毛乌素、呼伦贝尔)在健康状态下其结构与功能恰恰是“萨王那”类型的。这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中国上述十大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和红树林也出现了严重退化。如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而独特的生态系统类型。由于长期对草地的超载过牧和不合理利用，高寒草甸退化非常严重，总体生产力极度下降，突出表现在：1)草地生产力大幅下降，平均每亩干草产量由上世纪60年代的300公斤下降到100公斤以下；2)鼠害严重，每公顷地下鼠量由过去的8至10只增加至30只以上。

全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在减少或丧失的草地面积中，有55%的草地被开垦为耕地，30%沦为不可利用土地。目前，西部大部分地区草场超载，其中新疆、宁夏、内蒙超载率分别达121%、72%及66%。

再以红树林为例，红树林是世界上公认的具有高生产力、高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中国的红树林主要分布在福建沿岸以南，历史上最大面积曾达25万公顷，50年代约剩5万公顷，而现在仅剩1.5万公顷。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由于受到掠夺性采掘、砍伐和违背科学的低效能利用，目前沿海红树林资源受到空前的破坏。

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约为总数的25%。中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重要原因。如黑龙江嫩江县天然林分布区, 野生物种濒临灭绝单位面积斑块数由1988年的240上升为2000年的343；平均斑块面积由80公顷下降为68公顷。

下一片: 中国怎样才能加强环境保护?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他提出的“城市植被”概念和“以自然力恢复中国退化生态系统”等观点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

高吉喜，中国环境科学院首席专家，生态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生态功能区环境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环评、环境污染监测研究。

中国高速发展的环境代价 (第二部分)

高明蒋 — Fri, 12 Jan 2007 12:01:00 +0000

中国政府需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该国恶化的生态危机。蒋高明和高吉喜说，加强环境法制和完善官员考核机制是关键。

有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曾自豪地称“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业工厂”。遗憾的是，由于所造出的产品是高能源损耗、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的，中国在将商品出口到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时候，将污染留给了自己。中国生产1亿条裤子才能换回美国的1架波音飞机；中国年生产70亿双鞋，全世界的人都穿不过来，而制造巨大数量的裤子和鞋子的污染代价也是巨大的。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代价中，最表观、最直接、最沉重、当代人就能够体现到的，就是城乡环境污染。由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滞后，生活污染物未经处理或未达标就排放，造成全国污染物排放量有增无减。对北京、上海、河北等10省市的调查结果显示，1986-2000期间，未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量达55亿吨，净增长了22.7亿吨；城镇生活垃圾排放量增加了2896万吨。

在农村，由于拖拉机取代了畜力，农民不再饲养大牲口，有机肥来源少，种地过分依赖化肥，造成化肥施用量居高不下。然而，由于施用方式不当，化肥利用效率低。中国化肥平均施用量达434.3千克/公顷, 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225千克/公顷)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 其余60%的化肥贡献给了土壤和地下水。2000年，中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为13.4千克/公顷，其中有机磷农药占70%; 高毒农药占70%; 杀虫剂占70%; 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除农药、化肥外，另外一种白色污染即农药膜的污染也很严重。目前中国每年有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膜率达40%。除此之外，每年尚有1亿多吨秸秆直接露天焚烧，占中国秸秆产生总量的17%，高速公路、机场等交通运输安全受到影响。畜禽养殖污染物的产生量达到工业固体废弃物的2倍多，部分地区如河南、湖南、江西甚至超过4倍。

严重的城乡污染在江河湖泊和近海显现出来。中国内陆七大水系如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长江中下游以及珠江中段，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86%的城市河段水质普遍超标。环保部门在淮河2000公里的河段取样分析发现，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2001年，发生赤潮77次，比2000年增加49次，增加面积约5千平方公里，累计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亿元。

赤潮, thesix 摄

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呈现增加趋势，如果控制不好，将严重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1990-1998期间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元/年，分别为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1.4%和29.4%。这还不包括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在内。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上述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引起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强调新形势下的环保关键，是加快实现“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指导思想上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第二个转变从环境保护滞后经济发展转变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改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环保，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环保。第三个转变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适应新形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具体地，我们认为中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第一，坚定不移地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开展生态功能规划，规范开发活动，发展循环经济，将绿色GDP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并将长期坚持下去。中国的许多问题是利益问题，官员的利益是政绩，过去强调GDP, 官员就将环境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如果国家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从考核官员的政绩入手。在一些生态敏感地区，要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国家对该类地区实施补偿。

第二，增加保护区投入，建立流域补偿机制。对保护区的投入可以先从国家级保护区开始，并列入国家的经费预算，实现“国家级，国家管”，变保护区目前的经营开发为保护执法，并主动带动社区的经济发展。国家级保护区的管理经费解决了，省市级保护区可以参照国家的做法从地方财政中安排固定的费用进行日常管理，从而使国家业已建立的2194个自然保护区早日摆脱“纸上保护区”的命运。对那些为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的区域或流域，因保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国家合理补偿，经济发达地区应承担生态补偿的义务。

第三，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建立高效的生态保护体制，该机制应对于制造环境污染和造成生态退化的经济活动给予强烈的干预。要强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执法力度，提升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建议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部。

第四，开展生态环境警示教育，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全面改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需要培育全民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提高公民生态保护意识。在环境保护方面，中国公民必须从“被动参与”变“主动参与”，运用国家给予的法律利器维护公民环境权益，使得环境破坏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样，环境保护NGO的作用就应当加强，媒体还要强化对严重环境破坏事件的曝光力度。

第五，将环境保护列为产业来开发。发达国家从“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走出后，就意识到了这点，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制度。以市场机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变“制造”污染赚钱为治理污染也能撰钱还“积德”，那么，那些污染企业就可能选择后者而不选择前者。这样，国家需要明确环境保护和治理目标，划出专门的环境费用。经费使用应当与环境治理实际效果相结合，而不能将费用分摊给有关部门，由部门组织实施环境治理任务。

高吉喜，中国环境科学院首席专家，生态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生态功能区环境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环评、环境污染监测研究。

改善生态的绿色革命

高明蒋 — Wed, 17 Jan 2007 16:30:00 +0000

很多中国人把基因工程作为农业发展的一大动力。但蒋高明在他的专栏文章中阐述了有机农业对促进中国的发展来说才是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开展了以水稻等作物，由高秆变矮秆，并辅助农药、化肥、农业机械等的第一次绿色革命。这场革命解决了19个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自足问题。但是，期间全球人口同步激增，环境污染加剧。今后几十年间，世界人口将从60亿增至90亿，这样，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成果，就难以继续满足庞大人口对食物和生态环境的需求。鉴于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

那么，第二次绿色革命以什么为武器呢？要在可耕地和淡水资源日趋紧张的前提下，既要克服化肥和杀虫剂对环境和健康的不利影响，又要考虑气候变化对作物生长的可能危害，来实现粮食增产，这些“苛刻条件”无疑对第二次绿色革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破解这个难题，科学家们首先想到了“转基因”技术，试图通过挖掘基因资源、转移有效基因促进粮食增产。利用转基因技术改良作物，被媒体称为新绿色革命的“最大亮点”。

现在，科学家可将任何异种基因移入作物中，创造出全新的品种，并使新品种更新时间缩短到传统育种的一半。美国杜邦公司和孟山都(Monsanto)公司、欧洲诺瓦提斯(Novartis)公司等，投入巨资参与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美国先驱公司更将玉米的8万个基因序列破译了75%，估计5年内可全部完成。孟山都公司则试图识别控制其它基因的15%基因，以掌握操纵基因的主要工具。

在人口最多的中国，转基因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引进动植物基因，特别是外源基因，来提高作物产量，引起了业内人士的青睐。于是，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黄矮病冬小麦、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转基因抗除草剂水稻、转基因抗青枯病马铃薯、转基因玉米新品种等；超级猪、优种牛、羊、猪胚胎分割、移植与性别控制及产业化；基因工程疫苗，生物反应器等等，纷纷列入了国家优先发展的计划日程。

从上面长长的清单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科学家眼里的第二次绿色革命，依旧是围绕着传统的粮食产量。也就是说，他们希冀的绿色革命，主要是来自分子生物学的贡献，而忽略了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贡献——生态学的贡献。

中国每年生产粮食4.8亿吨，1.8亿吨供给人消费，1.2亿吨作为饲料供给畜牧业(占粮食总产量的25%)，其中用于猪饲料近1亿吨，猪是仅次于人类的第二耗粮大户。可见，下一步要解决的不是粮食产量问题，而是肉和奶的来源问题。而以生态学为特征的绿色革命，是在秸秆上做文章，而不是在粮食上做文章；是利用生态学的原理解决食物问题和环境问题，而不是用工业的思路制造环境污染(化肥、农药、地膜等)；是利用生物多样性中的物种增加人类的食物(如牛、羊肉和奶食品)，而不是用其中的小小基因获得人类期望的食物(如单一的粮食)。

生态学的解决方案，不是将眼光直接盯在提高粮食产量上，而是将人们废弃的50%以上的光合产物(以秸秆为主)，高效循环利用起来，通过植物生产(截获太阳能)、动物生产(收获肉奶等食品)、微生物生产(生产饲料和肥料)等，使单位土地面积升值，既增加了食物，又增加了肥料。有机肥增加后，将大量的中低产田改造，反过来可提高粮食产量，即实现循环农业。

中国有耕地18.31亿亩，其中盐碱地达1.55亿亩，旱地10多亿亩。向这样的土地要粮，不是单一的转基因技术就能够胜任的。但是，中国年产秸秆6~7亿吨，折合鲜重达18~21亿吨，按照“十分之一”法则，可以支撑的动物鲜重达1.8~2.1亿吨；再按照40%的保守屠宰率计算，则可收获的牛羊肉0.72~0.84亿吨；再按照“5斤粮1斤肉”比率估算，则相当于从秸秆中收获了3.6~4.2亿吨粮，等于全国的粮食产量翻番。因此，通过动物和微生物可将另外一半多的光合产物，直接变成食物，间接变成粮食。试想，什么样的技术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呢？当然，我们不可能将100%的秸秆都用起来，但是通过技术改进，利用其中的50%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因为，目前就地焚烧、废弃和低效利用的秸秆总量占据了全国秸秆生物量的73%，我们依然有很大的秸秆利用空间。

再看看牛羊这些流动的“化肥厂”所“制造”的肥料吧。取肉牛和奶牛之间的粪便平均值(鲜重)25公斤/头/日计算，如利用全国50%的秸秆可以支撑3.6~4.2亿头，全国可增加牛粪32.8~38.3亿吨。这些肥料均为有机肥，约含有567～662万吨纯氮, 折合2835~3310万吨硫酸胺，逼近全国化肥的需求量(3390万吨)。且大量使用有机肥对土壤根本不形成破坏，不会造成环境污染。根据笔者在山东农业大学实验结果，如果土壤有机质由目前的1%提高到5%的话，即使减少一半的化肥用量，玉米产量也高于施常规化肥的产量。

秸秆经处理可以饲养肉牛，牛粪可产生沼气，沼渣还田为有机肥，这些在中国都是成熟技术。但是，对于高度分散、季节性强、难以集中的秸秆，应就地收集、就地使用，让秸秆养畜、畜粪制沼、沼渣还田、沼气替代天然气再发电。值得庆幸的是，笔者找到了实现上述现代秸秆畜牧业的出路——即将秸秆变成牛羊的“面包草”技术。

营养不良问题已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食物中肉类含有的营养明显高于粮食，利用秸秆变肉、变奶、变肥，既解决了人口对营养的需求，又解决了土地对有机肥的需求。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发起下一场由生态学唱主角的“既解决食物安全又改善生态环境”的真正意义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中国必须旗帜鲜明地拒绝洋垃圾

高明蒋 — Thu, 08 Feb 2007 16:15:00 +0000

英国每年向中国运送约两百万吨的垃圾。蒋高明说，通过向海外运送废物，英国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来维护自己的家园。

最近，笔者在英国谢菲尔德做博士后的学生发来一则消息：英国大量向中国输出洋垃圾。全球最大的货轮爱玛·马士基号圣诞节后，一次就将满载的17万吨垃圾，倾倒在广东佛山南海联滘村。在散落的垃圾里，随处可见英国著名超市“特易购”的塑料袋，还有花花绿绿的食品包装纸。据学生称，这个消息最早是由英国当地媒体“天空电视台”披露的。

中国每年有价值160亿英镑的货物运往英国，然而作为“回报”，英国破天荒地将190万吨垃圾运回中国。过去短短8年间，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重量竟狂涨了158倍！这些“洋垃圾”中，以很难降解的废塑料等为主。

自然界中，由于动物、植物、微生物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基本不产生废物。分解动植物产生的“垃圾”及其尸体的，是微生物和食腐动物。但是，对于人类制造的塑料、农药颗粒以及其它结构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微生物和食腐动物们却“啃”不动。人们称那些自然界不能降解的有机化合物，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2004年正式生效的国际《斯德哥尔摩公约》，把艾氏剂、狄氏剂、异狄氏剂、滴滴涕、七氯、氯丹、灭蚁灵、毒杀芬、六氯代苯、二恶英、呋喃以及多氯联二苯12种化合物列为首批对人类危害极大的POPs, 在世界范围内禁用或严格限用。它们在自然界中滞留时间很长，毒性极强，并可通过呼吸和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生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中毒、癌变或畸形，甚至死亡。

在洋垃圾处理现场，工人们挑拣出废塑料，把它们融化后再次利用。燃烧发出的阵阵浓烟刺激着人们的鼻腔，燃烧后的化学废物直排放到附近的河水里，把河水都染成了黑色，并直接影响了下游广州的环境质量。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结，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焚烧塑料类垃圾过程极易产生上述12种POPs的至少5种，即列在清单上的后5类。可见，中英不法之徒在将洋垃圾倾倒中国的时候，同时将5种剧毒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也留在了中国。这些污染物的危害时间之久，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李国刚总工程师的话来讲，即使现在停止引进，“最早也要在未来第7代人体内才不会检出这些物质”。

将垃圾倾倒别国的做法是典型的“以邻为壑”。美国人均消费包装塑料量达23.4公斤, 日本20.1公斤, 欧洲15公斤，而中国最少，约为13公斤。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白色污染”的危害，采取“回收和替代”双管齐下的方式，基本上消除了其危害。以美国为例，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填埋废塑料，后来发现塑料长期不降解，转为回收废塑料。目前已建立严密的分类回收系统，废塑料回收利用率较高。但是，依然有一些国家如英国等，采取将别国当作“垃圾场”的做法，出口了之。既输出了污染，还赚取了“黑心”钱。

大规模垃圾出口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英国官员承认，那些向中国出口垃圾的公司可以两头拿钱。英国地方政府首先要向这些垃圾处理公司支付每吨35英镑的费用，而垃圾公司根本不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就装进集装箱，省下了这笔处理费。此外，他们还从中国进口商那里获得另一笔可观的出口收入――中国人买“洋垃圾”支付的费用! 这个由英国本地媒体揭露出来的垃圾倾倒事件，让我们尤感震怒。我们不禁要问，那些昧着良心坑害自己同胞的“中国进口商”是谁？监管方到哪里去了？当地河水都染成了黑色，环保部门怎就视而不见？在堆积如山的“洋垃圾”里，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处理垃圾，政府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如果有一个环节守住了自己的职责，洋垃圾就不会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遗憾的是，所有该睁大的眼睛，在利益面前，似乎全都闭上了。

垃圾出口国外，将别国当做垃圾场，英国政府难道就没有责任吗？2005年，时任英国环境部长埃利奥特·莫利，信誓旦旦地对媒体保证：“我们绝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倾销未经处理的垃圾”。时隔两年，现任英国环境大臣布拉德肖却宣称，“垃圾舰队”航行到中国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极小”，因此公众不必担心。布氏甚至暗示，从中国运货到英国来之后，如不捎带一点什么回去，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他所谓“资源浪费”，无非就是英国地方政府只要向这些垃圾处理公司支付每吨35英镑的费用，那些垃圾就可以不用分类处理便能装进集装箱了，仅此一项就可省下大笔的垃圾处理费。此外，他们还能从中国进口商那里获得出口收入。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园，不惜牺牲别国环境，一贯风流潇洒的英国绅士风度哪里去了？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1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当时，英国人为了获得白银，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竟将害人的鸦片输入中国，造成了中国国力和民众身体的衰弱。今天，他们故伎重演，堂而皇之地向中国输出其高消费后的垃圾。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两次事件都发生在广东。只不过烧化洋垃圾比起“虎门硝烟”来，冒出的是不同的烟，出的是不同的气。

我们是该警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大举“入侵”的时候了，洋垃圾入侵中国，已为多年来的一个严肃话题。不仅英国，美国、日本等每年也将洋垃圾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而中国沿海的一些小港口，已是名副其实的“洋垃圾场”。中国的未来，决不能成为发达世界的“垃圾场”或“垃圾沟”，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拒绝洋垃圾！对于那些以牺牲中国13亿人生态环境，谋求暴利的中外不法之徒，必须予以坚决的打击。

既要脱贫又需保护生态环境

高明蒋 — Thu, 22 Feb 2007 17:05:00 +0000

中国有近2亿的贫困人口。蒋高明指出说，中国的扶贫工程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主要是因为污染企业和地方腐败官员没有把扶贫款用到实处。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向争论颇多，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压力更是往往阻碍环境保护的推进。同样，中国的许多生态问题都是贫困问题，争取尽快脱贫可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可看看中国的扶贫，却颇有一些咄咄怪事。

近闻，安徽无为县目前财政收入已超5亿元，综合经济排名连续3年位列全省十强县，可至今仍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无独有偶，被称为安徽“财政第一强县”的凤台县，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县财政收入第一名，也依然戴着“安徽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不少于2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这些人口多分布在落后地区的农村，以“老、少、边、穷”地区为主。尽管中国经济出现了高度的增长，但是经济成就多出现在东部沿海省份，上述落后地区经济严重滞后。有人形容中国经济现状是“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

国家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扶贫，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为什么一些地区扶贫效果不显，还不断出现返贫，甚至“越扶越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从我们的扶持政策上寻找根源。

首先来看谁更急待“脱贫”。其实，所谓贫困是老百姓的贫困，政府官员并不见得穷。笔者调查河北北部贫困县时，接待我们的领导佩戴着纯金的饰物，宴席无不排场，车子十分豪华。最关心扶贫的是贫困地区的领导，这里不能排除他们希望从扶贫费中先使自己“脱贫”的嫌疑。一些贫困县领导，当听说他们贫困县的帽子被摘除后，着急地直落泪。还有的领导不惜一切代价活动北京，保住贫困县的牌子。从这里看出，这些领导是不希望“脱贫”的。老百姓着急摆脱贫困，官员有意拖延，这样国家的钱怎能花好？

当然，地方领导也会以“造血扶贫”名义，吸引企业家来投资建厂。这时，贫困地区领导们关注的是税收所得，业主们的一些苛刻条件都是一概答应的。有些落后地区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都是在这一路绿灯下实现的。但是，在这“北上”与“西进”的背后，有多少脆弱的生态环境牺牲了？西部是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东部的经济腾飞仰仗的是西部清洁的水源、空气、生物多样性、地下的能源等，西部开发如果失去了这些优美的生态环境，无异于“割股疗饥”。

扶贫而没有找对扶贫对象，是出现扶贫徘徊甚至返贫的根本原因，并同时导致了落后地区的生态恶化。

其次，扶贫工程致富了什么人。一些“聪明”的企业看出了国家在扶贫上的决心，以及贫困地区领导的“致富”心理，利用其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优势来贫困地区投资建厂，受到地方领导的欢迎。之所以他们选择落后地区，一是在发达地区，这些企业失去了地盘(多为污染企业)；二是国家政策的优惠；三是当地领导重视；四是廉价甚至是零价的生态环境。他们关注的是利润，环境治理是政府的事情。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以扶贫名义开发本地资源的工程项目利润空间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业主首先搞定的是当地政府，老百姓的反对声音是由政府去“做工作”的。笔者调查到，某些大腕业主竟然“动员”某省里领导支持上马一些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工程，使得该省由生物多样性大省变成生态破坏大省。

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他们希望早点收回投资，一旦开工，那些真正需要扶贫的对象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许多企业是由国家或是省直接投资的，是以扶贫开发为名义申请到的项目，然而实施以后90%以上的工人都来自外地，对扩大当地就业的能力非常有限。某水电站实施十余年来，那些怀着“电站一响、黄金万两”美好愿望的当地老百姓只有拣垃圾的份儿，怎能脱贫？

“造血扶贫”如果不考虑真正的贫困者，致富的还不是贫者。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还须承担项目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后果，使得本就脆弱的生态更加脆弱。

第三是开发扶贫中老百姓的得失问题。建国以来，国家在政策上对“老、少、边、穷”地区进行了各种优惠。但为什么近60年来这贫穷还摆脱不掉呢？关键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贫困地区名为缺少资金，实更缺少人才(这里指的不光指科技人才)。凡是有能力的人都会争取走出“大山”，一旦走出就再也不愿回到家乡，这样老百姓的土地上就没有能人来经营。目前，贫困地区农村留守的人以妇女和老人为主，青壮劳力基本都去了城镇打工挣钱。笔者反对一味鼓励贫困地区到城镇打工挣钱，这样他们的剩余价值让别人赚去了，在家乡有更好的机会留住人才是更彻底的脱贫。

另外，老百姓心里没有底，政策上的多变数，使得他们并没有将土地作为能够致富的有力工具。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政策使土地和农民结合到一起。好景不长，后来的公社化运动使农民与土地重新分离，全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联产承包”使土地和农民再度结合，中国城乡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农民将土地当自己的命根子来经营的时候，中国农民才能真正摆脱贫困。

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土地权农民说了不算，开发扶贫名义上为摆脱贫困而来，实际上赚大头的是业主，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农民，而农民中又以外地的农民为主。贫困地区的农民只好靠出卖土地、大树、沙子、石头、土壤、水、野生动植物，即靠“卖血”过日子，他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代价换回了更加贫困。试想，如果土地是农民的，业主赚的钱里有很大的份额是农民的，农民何必再“卖血”。问题又出现了，生态环境破坏后，哪个傻瓜企业还愿意来投资建厂？

在目前形势下，贫困也是一种资源。国家的扶贫款、生态治理费、救灾款、教育款、水利款等，来自民间的“希望工程”等各种费用，再加上企业的投资，个人的捐款，资金方面是有保障的。遗憾的是，在具体花这些钱的时候，扶贫对象是没有知情权的，以至造成以上种种问题。这些都呼唤根本的制度扶贫，即怎样花好国家的钱。

笔者认为，今后，扶贫工程必须有老百姓主动参与，而不能由各级政府“代办”。老百姓的土地，生态环境以及拿他们名义申请到的各种扶贫款是他们的“原始股”。他们的命运将和新形势下的股份制联系在一起。因此，今后扶贫的政策方向是促使农民变股民。这样，中国的扶贫才有可能走出困谷，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才能免遭无限制的蹂躏。

首页图片Joel Meyerson摄

为地球降温：自扫门前“雪”

高明蒋 — Thu, 15 Mar 2007 16:47:00 +0000

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化石燃料的使用是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蒋高明指出说，中国必须摆脱对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依赖，并大力推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来发展小型电站。

刚刚过去的冬天是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暖冬。北方一些城市除了气温明显高于往年外，竟片雪未下。就在春节前后，山东中部小麦开始抽穗，校园里的柳树开始吐绿。

全球变暖引起了全世界的恐慌，科学家、政府官员、一些有责任心的企业家联手寻找为地球降温的办法。英国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已为世界第一个能找到驱除大气中10亿吨二氧化碳的科学家设立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奖金。

就目前科学知识积累来看，科学家已经基本弄清了地球升温的原因，即工业革命惹的祸。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现可以90%地肯定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了地球表面的升温。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对地球植被的大肆破坏，减少了陆地表面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和固定，造成了大气温室气体的持续升高，二氧化碳浓度由工业革命前的290ppm, 上升到今天的380ppm。向地球心脏肆意挖掘沉睡了几亿年的煤炭、天然气、石油，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发电等工业活动燃烧，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由此引发了气温上升。由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性，落后地区为生存而毁灭大量的绿色植被。在这一系列人类活动中，对于一次能源过度开挖，低效率利用造成地球升温，更难逃其咎。

以中国的电力事业为例。中国电力工业始于1882年，新中国成立前，电力工业发展缓慢，1949年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仅为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新中国成立后，电力工业得到快速发展，1978年装机容量达到5712万千瓦，发电量达到2566亿千瓦时，分别跃居世界第8位和第7位。2000年，中国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先后超越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俄罗斯和日本，居世界第2位；2005年发电量超过了5亿千瓦时。但是，中国发电80%是以烧煤为主。以前人们关注的是二氧化硫造成的酸雨危害(至今依然很严重)，而今天看来，温室气体的排放也相当惊人。从中国能源利用状况不难推测出，全球升高的气温是人类用煤炭“烧”热的。

因此，为地球降温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各国逐步减少对于煤炭等一次能源的利用。具体到发电行业，要发展替代火电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即发展生物质能直燃发电、小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如沼气)、地热能、海洋能和固体废弃物发电等，形成多路大军齐聚能源战场，每个地区甚至到具体的村落解决自己的电力问题，富裕的电力进入电网。多管其下，将温室气体产生的主要元凶――煤炭，封杀在地下。

可再生能源利用已经引起了国际的普遍重视。2002年全球消费可再生能源为19.66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3.4%。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17.9%。欧盟更规定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要由1997年的6%提高到2010年的12%，2020年的20%，2050年将达到50%。

我国目前的能源现状令人担忧，仍停留在以煤为主的时代，煤在一次能源中占据的比重达60%－70%以上，可再生资源消费占总能源的比例不到5%。人们一提到解决电力紧张问题，首先想到的是火电和传统的大水电(虽为可再生能源，但由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极大，已为发达国家所淘汰)。而对于农村巨大的秸秆资源、西部丰富的水力资源、西北部巨大的风力资源和太阳能资源重视不够。

华北中等大小的村落秸秆产量可达1000吨以上，折合鲜重3000吨，约可养牛1000头，这一千头所产生的粪便达2.5万立方米，所产生的沼气年可发电35万千瓦时。所发的电该村根本消化不了，需要外卖。据笔者调查，一个千人左右的村子年耗电不足6万千瓦时(包括农用电)。因此，一个村的沼气所发出的电力可满足近6个村使用。如果全国乡村小沼气电厂大量发展起来，则可将富裕的电力卖给国家电网，比其种地的效益提高好几倍。在安徽，马鞍山蒙牛现代牧场为解决牛粪污染问题，上马沼气发电工程，日处理牛粪量达到800到1000立方米，日发电量为2.2万千瓦时，既科学解决了牛粪污染问题，还为农民提供了沼渣和沼液无菌有机肥料。由于沼气发电的能量来自植物从空气中当年固定的碳水化合物，没有增加对碳的排放，环境污染零排放，非常值得提倡。

小水电也如此。我国西部小水电资源占65%以上，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如果国家鼓励企业或者个人投资小水电开发，将用于发展大型水电的资金分解，发展小水电，则除了解决就地的电力供应外，还可为国家出售电。由于小水电利用的是自然落差，不会对环境形成破坏，既开发了资源，又保护了环境，农民还增加了收入。目前，有些部门热衷于怒江等大型水电建设，不顾对生态环境和世界遗产地产生的巨大影响，只顾企业的巨额利润，这种做法必须引起国家的高度关注。

在城市，则可发展垃圾发电，变废为宝，改善环境。济南市利用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沼气发电，设计装机容量为3500千瓦，日均发电量可达7万千瓦时。该项目对今后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作为人口最多的经济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应当在解决全球变暖这一重大环境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建议政府今后将能源投资的主战场由“点”向“面”展开，尤其进军比较空白的乡村战场。如果解决能源供应问题，自扫门前“雪”，则国家的生态环境有望得到质的提高，新农村建设也有了更高的起点。这些举措将十分有利于遏制全球变暖。

何日告别沙尘暴？

高明蒋 — Fri, 13 Apr 2007 15:35:00 +0000

北京的空气因受沙尘暴的影响可令人窒息。蒋高明对沙尘来源的干旱和生态恶化的中国西部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该地区草原的恢复治理工程是失败的。

近日，中央电视台预报沙尘天气将再次光顾北京，事实上三月份已经光顾过四次了。前两天，连地处东南沿海的上海都被北方来的沙尘笼罩了，空气污染非常严重。为了减少人们的恐惧心理，气象预报部门把沙尘暴更名为沙尘天气，或者扬沙天气。且不论哪种叫法，人们对于沙尘暴大频频光顾是非常熟悉的，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沙尘暴几乎成了春季北京必然要接待的不受欢迎的“客人”。

当人们咒骂沙尘暴的时候，笔者却独自忧虑。国家又损失了几十万吨的宝贵“国土”，长此下去，植物在哪里扎根？关于沙尘源，学者们争论了好几年了，“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进口”的是指沙尘物质来自蒙古国和相邻的前苏联的几个加盟国，“国产”的来自新疆、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干旱、半干旱地区荒漠、草原以及沙地草地的生态退化。但无论怎么争论，最近30多年来我国西部脆弱地区的生态退化是不争的事实。“进口”之于“国产”的比例，无论是三七开也罢，四六开也罢，采取正确的措施护土，恢复草原和荒漠地区生机，减少沙尘暴危害才应该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投资近600亿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实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人力物力的投入如此巨大，为什么没有有效地阻挡沙尘暴呢？这恐怕就是我们每年面临沙尘暴的核心问题，针对沙尘暴，我们该怎样作为？

首先是草和林的关系。在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地区、草原地区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态学上意义上的植被类型按照覆盖度和生物量来划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后才是林，这是自然界铁的规律。例如，锡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盖率只有0.87%。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问题，拿林来治。试图在草原和荒漠上种出森林，这就离生态治理的目标背道而驰了。经过我们反复呼吁，灌木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改“姓”了林。有科学家考证，上述地区几千万年前有林，但这个目标太遥远，我们花再多的金钱也难以实现。事实上，用草捂盖沙尘暴比用树木阻挡沙尘暴的效果要好得多，并且草不需要种，保护就行。活林要动用地下水，长草仅需天然降水。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现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盖，地是湿的，沙尘暴从何而来？林就不具备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点上治理还是面上治理的关系。现行的做法是，生态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验收的点上，这些点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钱，治理效果是不错的。然而，对于贡献沙尘物质更多、离公路最远、破坏更严重的地区，却无人问津。笔者曾经问某旗林业局长，为什么不在偏远的严重破坏的地区飞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干脆，“在那里治好了给谁看？”。点上治理原来是给人看的。给谁看？给主管经费来源的领导看而已。如果你夏天驱车去草原或者荒漠地区，看到恢复很好的草原，或者种植非常成功的灌木丛，千万别高兴的太早。因为点上治理的面积占远不到10%，而面上破坏的面积高达90%。这就是我们每年要面对沙尘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国际上，干旱、半干旱区的人口适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门超过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来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强的流动性，能够给草原“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今天他们定居下来了，对自然的压力明显增大，生态破坏就难以避免了。必须通过正确的措施，引导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镇上来。这样做的前提是，国家用于生态治理的费用要大部分用到居民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态治理与生态扶贫的关系。沙尘暴是牲口“啃”出来的，是农牧民“种”(开荒)出来的，是人为“治”(没有长林的树坑变成风蚀坑)出来的。目前，生态治理的做法，与当地老百姓的生存发展严重分离。国家的治理费用不是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好处，而是肥了当事人。笔者粗略算过一笔账，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护林”两项相加，投入到每亩土地上的费用是326元，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如果近50万元中的哪怕十分之一给牧民，让他们放下马鞭子，拿起铁楸去载柳，他们就可以保证自己家里的土地基本不起沙尘暴，自己还能致富。事实上，国家的钱一分也没有用到牧民那里，每户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万元！在内蒙古某旗，我们为牧民成功恢复了4万亩的沙地草地，却面临着交不起每年不足1万元的看护费的尴尬局面。

第五是东部和西部的关系。中国人常常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形容生活的富足。“五谷”就是粮食，这一点人人尽知；而“六畜”我们重视还不够。六畜中的马、牛、羊和一部分的猪是能够吃草的，这个草的优势是来自农区的秸杆，其产量是草原地区的50-100倍。因此，中国畜牧的潜力在山东、河南、河北这样的农业大省，而不在内蒙、新疆、西藏这样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他们的初级生产力限制了畜牧业的发展。遗憾的是，农区的秸杆大多没有用于畜牧业的发展，而是被白白烧掉了，倒是西部地区用自己可怜的生态资源搞起了畜牧业。西部的收入中，其一是国家大量投入的造林费用、生态保护费用，其二是大大增加价格的少量畜产品。东部人要吃纯生态的牛羊肉，喝上纯生态的牛奶，必须支付高于农区5-10倍的价钱，因为西部的畜牧业生态成本远高于东部农区。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业基地上，而应当是生态屏障，不然草原早晚要被牛羊啃光，国家还要花更多的钱去治理。

或问，我们能否告别沙尘暴？答曰，上述五大关系不理顺，前途未卜。当然，也可能很快，这就是轻的土壤物质都吹光了，重的物质吹不动了，草原变戈壁，戈壁更荒凉，北京就没有沙尘暴了。但北京也可能保不住了。

首页图片Ben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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