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小哈里森•S•福雷克尔

不设防的城市（第一部分）

小哈里森 S. 福雷克尔 — Wed, 11 Oct 2006 16:41:00 +0000

一种崭新的城市门禁社区形态能扭转中国的生态崩溃吗？在一篇有关文章的第一部分中，小哈里森•S•福雷克尔表达了他对与天津市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超大社区设计的关注。

当我要求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一条他所在城市的新建住宅区的最佳旅游线路时，我从未想象到这能激发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支团队去提议发动一场关于中国如何发展其新型社群的变革。

我们从城市规划设计院的办公室出发，乘坐一辆黑色的外交轿车，一路的警笛声使我很快意识到我们拥有权威的交通特权。出了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天津，我们取道一条通往西北方向的主干道，其交通之拥堵喧嚣，是美国无法相比的。

在道路交叉口，即使设置了信号灯，也依然上演着“比试胆量”的可怕游戏。小汽车、大卡车和公共汽车在数量相当的骑车人（经常携带着多个乘坐者和货物）和行人中行进。灰尘和污染非常严重，以至于大多数骑车人都戴着口罩。在警笛的呼啸声中，我们沿着路肩快速行驶，沿途经过了一系列漫无尽头的开发项目，包括一片新的大学校园、高科技园区和多个高密度住宅区。目之所及，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在中国，用以支撑这种超高速发展的基建规模难以想象。据估计，中国每年兴建50多个300兆瓦的火电厂，而加利福尼亚州在过去五年里只兴建了36个这样的火电厂。中国正在着手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道路建设项目，其规模相当于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在多数基础设施领域，这种开发的资金和物质代价增大，其原因在于，中国正在不顾一切地拼命赶超。

例如，估计目前有60％的污水注入河流而未经任何处理。不仅为新项目铺设污水管道和建立集中处理厂耗资惊人，而且，由于没有清理现有的污水管，污染的河流加剧了输送卫生饮用水的挑战。一些城市规划学者质疑目前的发展速度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可持续性，而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估计中国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增加一倍的建筑规模，而这相当于建设了两个新英国。

当这些污染和拥堵的公路上的二氧化碳排放物与为了满足新开发项目而上马的火电站的污染结合时，就在未来数年内，对中国的公共健康和全球气候变化构成了一个严峻挑战。中国大型城市中有五分之四的空气质量令人无法忍受，这导致有60万人死于哮喘、肺气肿和肺癌。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了全球的25％（美国占30％）。按照这个发展速度，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将超过美国。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集中显示，目前全球变暖的周期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和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物有直接关系。由于排放分为不同级别（从2c到10¾c），可以预计，全球变暖对地球自然系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总的说来，问题就变成：世界能急剧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物以避免灾难性场面的出现吗？这就要看美国和中国怎么承担起责任了。

幸运的是，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挑战，并且正从全球范围内寻求有关城市规划的最佳建议和理念。我们伯克利分校小组就受到了天津城市规划设计院的邀请，来帮助天津这个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探索发展的原则和形态，目的是为紧凑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方便通勤者出行的社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更多地依赖公共交通和自行车，而不是小汽车。由于有一半以上人口都不住在城区，天津就意识到有必要修建一个由地铁、轻轨和互相衔接的公交车组成的公共交通系统，以避免类似折磨着北京和上海的交通拥堵。

在修建完设计中的七条轻轨中的两条后，天津寻求在轻轨站附近进行开发的指导性建议。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一个由建筑系、城市和区域规划系、园林建筑与环境规划系三系学科交叉的师生小组通过提供解决现实中关键问题的设计方案，对天津的寻求予以了回应。天津城市规划设计院资助了这个长达一个学期的项目，包括对天津进行为期一周的走访，分析以及初步设计。在伯克利分校小组这边，有3名中国学者加入了15个人组成的小组，为项目提供有关中国文化和现实方面的指导性意见。但是，在这个学期里发生的事情大部分与我们中国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的影响有关。

在我们的目的地，我们通过一个入口，两个穿着制服的门卫向我们敬礼，进入一个精致的销售展示厅，里面可以看到一个新建住宅区的全貌，和精心制作的供销售的各类单元房模型。他们计划建设一排排的连栋房屋和公寓，其设计质量很高，与在荷兰、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见到的相似。

在天津的河畔公寓, David Wilmot 摄

车辆和行人通往住宅单元的道路由制式的街道标志引导，每个单元停车场地有限，但围绕着社区围墙却提供充足的停车位。园艺建筑很受关注，街道、人行道及各类通道都由各种各样的材料铺设而成，路两旁绿树成荫。这里有特点的还包括几个小公园、学校、一个小型中心商业区、娱乐设施和一个被多幢塔楼环绕的湖泊。

我迅速地估计了一下这里的人口密度，在每英亩75人至100人之间。我的中国东道主对该项目的设计质量感到自豪，而当我和他一起深入了解该项目时，我觉得在这里出售的只是一个门禁式的、私有化的城市性，一个受到精心控制的带有城市主题的开发项目，而与这个城市的现实相距甚远。而且，一个门禁式的出入口给了住户一种归属于特权社区的感觉。很难不把它解释成为一种社会隔离的形式。

我们的东道主向我们展示了在天津的多个同样的模式样板，即在一个约1英里或1.2英里的区间里新街道纵横的门禁式超大社区。一个投机开发商已经在我们查看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项目位置上着手建造门禁式超大社区。我们马上感觉有点不对劲。这个正在建造的项目只为这个门禁式社区里的居民服务，而阻止了其他人通过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轻轨站。其它项目中的居民则被迫要走路或骑车1英里甚至更远才能到达第一个社区。

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的东道主难道看不到这个矛盾吗？他们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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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小哈里森·S·福雷克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主任

首页图片Chris Drumgoole摄

转载需获得《加利福尼亚》杂志的许可

不设防的城市 (第二部分)

小哈里森 S. 福雷克尔 — Wed, 11 Oct 2006 09:16:00 +0000

一个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小组认真查看了天津市的超大社区。在一篇有关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小哈里森•S•福雷克尔阐述了一些替代性的设计概念，同时谈及了阻碍这些概念实施的因素。

我们知道，中国的门禁式超大社区构成了中国房地产开发的最大部分，也是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建筑事业之一。中国人每天建造10到15个门禁式超大社区，相当于每年1000万到1200万套单元住房（是美国的十倍）。这个过程得益于一系列角色的清晰定位。

一个城市建造新的公路系统，然后把超大社区的开发权出售给开发商，由开发商负责按特定单元房面积建造规定的套房数量。开发商同时还负责提供所有的社区内配套设备和基础设施，包括商业购物和办公楼、学校、娱乐设施、公园和园艺，还有社区内部道路、排污管道和水电供应设施。这个开发过程依赖于集中的电站（通常是火电站）、污水处理厂（包括排污管理）以及由市或省级自来水公司提供的卫生用水的支持。开发商只是“接通”了这些服务。

虽然在供应房屋方面效率很高，但中国的门禁式超大社区模式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由于只设有一个出入口，加上对于社区外人员设置的围栏，几乎可以保证，在这个模式下，居民出行将被迫用小汽车，而现在居民出行80%是步行或骑车。随着汽车交通流量的增加，街道将变得拥挤，形成一个如我们沿途看到的污染走廊。这种交通模式还将使居民从街道和胡同中迁出，而街道、胡同模式上千年来使传统的中国城市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城市文化。

初步计算显示，30％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和用以建造和使这些超大社区运作的建设、交通及电站直接相关。伯利克分校小组马上意识到，通过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社区制定原则和形态，可以化解一半由使用小汽车带来的问题。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再拓宽一下？如果我们的设计能够通过利用实地的可再生资源，处理所有的垃圾，并供应大部分所需的水，从而实现社区能源自足，情况又会如何？如果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基本单位能够在自身运作过程中实现资源自足（例如碳平衡），且其可被复制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这将会成为扭转全球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考虑到这些后，伯克利分校小组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创建了一整套系统，包括（但没有超越）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社区，考虑的是所有可能使社区实现资源自足的潜在能源和污水流。首先，该小组应对的挑战是使项目变成中转友好型。他们提出了由指定的街道和街区组成的系统，在街区中央为步行者和自行车保留出一条林萌道。这些林萌道与各个公园相连，而这些公园又直接通往中转车站。这样，步行者和自行车就享有通往中转站的优先而独立的通道。

与此同时，所有的街道都为自行车和步行者精心设计。通过创建一套独立系统，自行车和步行者在道路交叉口的拥堵可以大大减低。有了这种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型小区，居民们对于小汽车作为首要中转方式的依赖将减低，汽车行程里数随之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可减少75%。因此就不会不鼓励拥有小汽车（中国每天增加1.2万辆到1.4万辆小汽车），小汽车将便于休闲和有选择的使用，而并非成为一种必需品。

小组随后将焦点集中在如何为一个人口密集的超大社区提供能源上。防止浪费、落实与气候相关联的设计成为减少能源消费和需求的最经济策略。通过精心落实被动太阳能设计原则，和自然冷却（包括树荫和通风），我们判定热负荷可以减少80%，冷负荷减少60%。那么问题就是如何提供备用制热和制冷设备，以及用于照明和电器的电。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再生策略组合。通过将光电板放到屋顶，并利用这些板为朝南的窗户作遮光板，我们计算出可以为节电电器提供约40%的电荷。在高楼（每个小区约20到30栋楼）楼顶增加风电转换机，就可以提供另外40%的电荷。剩余的电荷，以及用于做饭的燃气和室内用热水，可以由沼气来提供，其来源是污水、吃剩饭菜以及当地园艺、树木和城市农业的绿色垃圾组合。在这个模式下，房屋的高密度（每英亩150套）就通过集中垃圾来生产足够能源而成为环境优势。一个完整的系统之所以可取还因为它可以增加工作强度，并能为最优化成本效益进行裁量，而无需对能源进行储备。

除了交通和能源外，水供应和废水处理对新设计的社区来说同样重要。楼房可以在水池里积蓄所有的雨水，为冲水马桶提供循环使用的“浊水”。地表的水可以在原地被直接吸收，或被收集起来用作园林浇灌，不会出现暴雨后的水流失。当细菌在一个无氧环境（产生作为一种能源资源的甲烷）里消化和分解生物质，所产生的废水受到自然处理，被循环使用，也被用来进行灌溉。这个水系统可以满足多达75%的水需求。

伯克利分校小组还限制在路面上使用不渗水的铺路材料。所有的停车区域、人行道和庭院都被设计成使用多孔渗水的铺路材料。通过在原地吸收流失的雨水，这个设计就省去了铺设暴雨排水管，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自然灌溉和土壤通气条件，使得种植一片更加广阔的“城市森林”成为可能。

对街道、人行道和停车区域提供大面积的树木覆盖，对环境有三大益处。首先，夏天的树荫减少了“热岛效应”，降低温度3度到10度，不仅使公共场所更加舒适，还可减少10%到15%的空调负荷。其次，通过选择适当的树种进行种植和采摘，所有原地产生的二氧化碳被吸收殆尽。最后，树木和剪枝为沼气池提供了额外的生物量。整个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街道、庭院、林荫和公园（园艺）在提升环境质量中的作用。通过落实最先进的“绿色”设计原则，只有40%的土地被楼房覆盖，其余的60%则是公共的或半公共的开放地带。

街道、人行道和停车区域覆盖了五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社区中间的庭院、林荫路和公园占了五分之二的面积。园艺的一半可以用作休闲，另一半可用来建造本地有机的社区花园，为社区居民提供30%的产品。说到“绿色”街道，那些来源于城市农业和城市停车区的绿色垃圾为沼气池提供了大量的生物量。把园艺、基础设施和楼房构想成一体化设计，社区就能最大可能地做到能源自足。

随着项目的进展，伯克利分校小组变成越来越兴奋，因为这种一体化设计概念有可能成为一种突破，成为全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可再生模式。那些楼房利用类似风和太阳能这样的再生资源成为能源生产的平台。污水不再进行处理和排放，而是被加工成用于灌溉的能源、化肥和水。园林不仅赏心悦目，而且是对系统的多功能调节器。几乎没有什么浪费现象，所有的能源都在原地生产。最重要的是，社区就此变成自给自足的循环系统。它并不需要在系统外建造昂贵的新的电站、污水处理厂或供水系统。

伯克利分校小组深信这种设计对环境大有益处，但严峻的挑战还是出现了。

这种新设计要求在开发过程中进行根本性转型。除了盖楼外，开发商还要建造一个综合性的能源生产、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系统，而这又超出了开发商传统的工作范畴。它还要求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而这些部门权力条块分割，不习惯越权思维。最重要的是，它要求设计和建造的专业人员分担责任，协调合作，这又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它还要求预付15%到20%的款项。

尽管这个生活周期费用比建造一个新的中央设施要低许多，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由谁来拥有、操作和维护这个系统，他们提供的服务该如何得到补偿？一些已有的模式需要资金投入和实地运行系统，但没有一个像上述模式那么全面、完整。（因为中国在提供中央基础设施方面还比较落后，许多开发商不得不有选择地提供一些诸如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设备。）

尽管有这些制度和行政官僚上的挑战，设计的系统里经济和环境收益却可以为社区和城市创造商业机会。

尽管如此，设计小组认识到最难克服的一个障碍将是对门禁式特性的社会和文化要求。门禁式社区的概念通过紫禁城这个皇帝自己的门禁式社区而扎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中。胡同这个传统的中国式院落对家庭来说是一种门禁式社区，有围墙，带门的出入口和一排围绕庭院的房屋。

我们曾经试图提供一个类似的门禁式特性，但并不是在超大社区的范围内，也不是在单套住房范围内，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城市社区范围内。这个系统的优势在于让特定的街道为中转和其它服务设施开放并可步行到达，而同时在社区的中央创造一个半私密的门禁式庭院。这个概念还有其它优势。社区可以被设计成可容纳100到300户家庭，社会学家们认为这样的规模可让你了解邻居并提升社区意识。

尽管挑战是巨大的，但设计的内在特性却为克服这些挑战提供了许多机会和原理。经济、社会特别是环境方面的潜在优势几乎令人无法拒绝。需要证明的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设计具有可操作性。

幸运的是，高登·摩尔基金会看到了这个事实。该基金会为伯克利分校环境学院(B.I.E.)提供了一笔为期数年、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捐赠，为的是提高世界范围内城市可持续开发的能力。可持续社区项目是该捐赠计划的一部分。

有了一个可操作的样式，中国特有的组织管理严密，自下而上的计划和开发过程便具有了迅速落实这种模式的能力。国家发改委将批准该模式，以便实现“十一五规划”中向循环经济转变的目标。建设部将颁布设计实施细则，制订设计获批准的标准样式。最后，每年被党组织进行评估的市长们，将靠如何实施这种基本发展模式来衡量其部分业绩。

如此一来，这一模式便可进行几乎无限量的复制。目前，有几个城市正在竞相要求获得建造这种资源自给、以公交为导向的社区的机会。荒谬的是，中国目前是全球一些最严重的环境污染源，它进行改变的能力也是最大的。

作者简介: 小哈里森·S·福雷克尔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设计学院的主任

转载需获得《加利福尼亚》杂志的许可

首页图片Photocapy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