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刘鉴强

拉萨，还会不会是圣城(第一部分)

鉴强刘 — Fri, 13 Oct 2006 16:47:00 +0000

刘鉴强报道说，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旅游者蜂拥而至拉萨。但是很多人都为不负责任的旅游方式对这个城市的文化遗产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快速的城市化建设感到失望。

这个比海面高出3658米，世界上最高的大城市，被称为雪域圣城，是全球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之一，许多人带着梦想而去。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开通之后，中国大城市的人们，坐着火车蜂拥到这梦想之地，包括我的朋友田先生。

田先生是一位新华社记者，许多年来一直想去拉萨，8月底，他终于兴冲冲地乘上火车。但3天后，他从拉萨失望而归。拉萨所有的酒店疯狂涨价，要想住进一家舒适而价格合理的酒店，实非易事。而且，他对我说：“没意思，跟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废气噪声，商贩遍地。他对拉萨的梦碎了。

对拉萨失望的不只他一个人。我的另一位朋友，北京大学的科学家，于8月中旬去拉萨。她梦想在那里拥有一个藏式庭院，在假期里悠闲地喝着拉萨甜茶，看着布达拉宫，忘掉那个拥挤得令人窒息的北京。可她到了拉萨，发现自己离梦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拉萨的房价像是坐了直升机，扶摇直上，以前能买一个庭院的钱，现在只能买一个房间。而且，以前四层以上楼房很少见的拉萨，现在楼房林立，遮挡住了拉萨的象征布达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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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将政治中心从山南转移到拉萨——当时这里还是一个牧场——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王朝，并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和最初的布达拉宫等寺庙宫殿。传说松赞干布驱使山羊背土填塘修建大昭寺，人们便以“惹（山羊）萨（沙土）”作为这一城市的名称，在汉文古籍中称“逻些”。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前来朝佛的人日益增加，于是围绕大昭寺逐步建立旅馆、商店、民宅、官府，形成了一条环形的八廓街。因为佛教的兴盛，藏族人民把这个城市视为圣城，于是“拉萨”（意为圣地或佛地）但成了它的新名字。

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受清朝皇帝册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以拉萨为政权中心。这时开始重修布达拉宫，最后布达拉宫的主体建筑共13层，高117.19米。自此，布达拉宫既是历代达赖喇嘛生活起居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力中心和拉萨市的突出标志。

布达拉宫给外来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1936年，作为英国使团成员进入拉萨的查普曼·斯宾塞(Chapman.F.S) 在他的《圣城拉萨》(The Holy City)中描述：“与世界上的其他建筑有所不同，布达拉宫既有纽约摩天大楼的神韵，也隐约与埃及建筑有某种联系……不仅布达拉宫的造型和色彩美得令人吃惊，而且它体积巨大，在布达拉宫南面低处的政府公园可以最好地欣赏到这种巍峨壮丽的美。”

但对藏族人来说，这种冲击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嘎玛来自西藏昌都地区，他第一次到拉萨时，远远看见布达拉宫，眼泪都刹那间涌出来，一边哭，一边念经。这样的经历，许多藏族人都有。在他们心中，布达拉宫并不仅仅是一座建筑，而是他们的信仰所在。布达拉宫对他们的冲击，绝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拉萨之所以是“圣城”，并不是因为建筑，而是因为信仰。

17世纪，拉萨作为城市开始出现雏形。以大昭寺为中心形成的八廓街两旁，陆续建起了一大批政府僧俗官员的官邸、府第，还有旅馆、民房、商店等，但规模很小。到90年前的1906年，仅在大昭寺附近有一小片居住民房。到1935年时，略有扩展，在布达拉宫前面出现了“雪村”居民区。到1950年，拉萨市居民约为3万人，城区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道路全是土路，没有下水道设施。

随后，拉萨拧紧了“城市化”发条。1975年，拉萨市区面积达到18平方公里，人口10万。而据拉萨市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现在拉萨市城区面积比1959年扩大了18倍，其中市区人口25.74万人（流动人口10.07万人）。实际上，一些拉萨人告诉我，随着铁道的开通和有钱人越来越多，在拉萨的实际人口(包括常住和流动人口)，已将这一数字远远抛在后面。

一些事实，比数字更能体现这个城市的变化。当70年前英国人查普曼·斯宾塞 (Chapman.F.S) 到达拉萨时，他看到的除了壮丽的布达拉宫，还有路上臭气熏天的泥巴和8--10英尺高的成堆垃圾，在布达拉宫前面，“妇女把各种各样的垃圾倒在路上”。而2006年的5月，当我在布达拉宫前时，看到的是巨大而干净的广场。

但是，1959年之前，布达拉宫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现在，它成了一处旅游景点，我的另一位北京朋友，7月初乘火车去拉萨做社会调查。她进入布达拉宫，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建筑、文化和历史，而是一群群的游客，拥挤着，脚踩着脚，集体将布达拉宫木制梁柱踩在脚下，布达拉宫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到处是蝗虫一样的人群。”她感叹道。以前，为了保护布达拉宫，每天限制游客数量不超过850，在青藏铁路开通前，这一限制已放宽到1500人，铁路开通后，限客数猛涨到2300人，每天为其管理者赚来大批金钱。

现在，当你远道而来，最先让你知道自己已接近拉萨的，仍是雄距在红山上的布达拉宫，但是，当你越来越接近这个城市时，布达拉宫消失在丑陋的所谓“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后。你进入拉萨的第一条路，名为“江苏路”。随后，你会经过“北京路”，看到“上海广场”、“山东大厦”。你也许会迷惑：我这是在哪儿？

是的，拉萨发生了巨变，这个变化非常复杂，有坏，也有好。

下一篇：发展进程中如何妥善保护传统？

作者简介：刘鉴强，1969年生,《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长期关注环境事件。他的有关圆明园、虎跳峡和转基因稻米等重大环保事件的调查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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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还会不会是圣城(第二部分)

鉴强刘 — Fri, 13 Oct 2006 09:19:00 +0000

拉萨在经历着快速的发展，但这同时危及到了当地的建筑和传统文化。在一篇有关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刘鉴强报道了当地居民对保护这一独特城市环境所作出的努力。

嘎玛1986年从农村来到拉萨，那是冬天，他坐在卡车露天的车厢里，忍着饥饿和寒冷，颠簸了10天。当进入拉萨时，这个18岁的男孩第一件事是围着大昭寺磕头，边磕边哭。大昭寺里，供奉着他心中最神圣的人：释迦牟尼。如此接近佛祖，是每个藏族人的梦想。

嘎玛留在了拉萨，做起了生意。现在，他是西藏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从藏区移居到拉萨的藏人，有像他这样留在此地工作的人，也有朝圣之后，滞留在此几个月的人，成为拉萨固定和流动人口增长的因素。但人口增加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行政机构和工厂的建立，以及商业的繁荣。你要是在拉萨乘坐出租车，司机十有八九是四川人。菜馆里、建筑工地上，那更是四川人的天下(四川是西藏东边的一个省，大部分是汉族人)。藏族老人平汪告诉我，1950年，拉萨有几家汉人，能数得出来。

2006年5月17日下午，我站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之间的宇拓路上，10分钟之内，经过我身边的有100多人，没有一个穿藏族传统服装的人。其中当然也有藏族人，但他们似乎在悄悄地放弃自己的民族服装，放弃自己的文化。

拉萨放弃的已经够多了。在嘎玛刚到拉萨的时候，大多数宗教和传统世俗建筑还完好无缺，20年后的今天，只有三分之一的传统世俗建筑幸存下来。

WWF (世界自然基金会)拉萨项目办公室主任达瓦次仁告诉我：“拉萨的性格在变化。”他说，拉萨应该体现出独特的文化价值，而现在它的特色在消失，主要原因是对当地传统的重视不够，好大喜功，极力追求所谓“现代化”，把拉萨当成北京、上海来建设。

他说，完全保留传统，也不可能，比如说，传统的藏族民居不够敞亮。但不能因此就把传统铲平，如果保留外观，内部进行改造，是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生活的。

一位不愿具名的藏族社会学家说，拉萨城市建筑失去传统性格，很大原因要归于建设资金的多元化。拉萨城市的建设资金大多来自于中国内地各省市的支援，比如建设江苏路，就有江苏省出的钱。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建设，钱来自于江苏省、北京市和卫生部。各省市和部门来帮助拉萨进行基础建设是好事，但很难保证他们设计出有藏族风格的建筑。

这位社会学家说，过去的十几年里，拉萨市疯狂扩张，主要是城市规划和执行规划中出了问题。1992年，拉萨市放开私人建房，开发商大量建房，吸引了很多人由市中心向外围迁移。西部建了新城，几乎没有藏族特色。许多拉萨外的藏族人，也蜂拥到拉萨，买房建房。这里的民居有藏族特色，但因为是各自私建，致使布局混乱、污水横流。

过去的几十年，拉萨极力向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前进。市政府网站公布，拉萨人均居住面积由1959年的7平方米增加到25平方米。国家投资建设了许多大型设施，拨巨资维修布达拉宫和寺庙。但是，城市规模过快膨胀，加大了道路、给排水、电力、通信等公用基础设施的工程量，使拉萨的公用设施严重缺乏。目前，拉萨市刚刚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垃圾处理场，而污水处理厂仍然没有，大量的城市污水，直接排放到拉萨河中——这条河被称为西藏文明的母亲河。

而且，拉萨各族居民的居住格局也不合理。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说明，在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中，藏汉居民自然形成了自己的居住区域，这限制了汉藏居民之间的交往。成年人之间的隔离，又影响了孩子们因就近入学而造成的相互隔离。大昭寺附近老城区的藏族居民很少有汉族邻居或朋友，而不少汉族人对藏族了解不多，个别人甚至对藏族的文化习俗有很多误解。

目前拉萨市已扩展得没有多余的土地，这些问题，只能在内部慢慢地改造消化。对一个城市来说，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很难，但更难的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交流、理解和相互尊重——这可不像对沿街的楼房“穿藏装”(即对钢筋水泥建筑进行外部的藏式改造)一样容易。但最难的，恐怕是一个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面对商业化的冲击。嘎玛说，藏族传统文化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汉族人，而是全球性的商业化。在这股浪潮的裹胁下，生意人涌向拉萨，与拉萨人一起，正在将这个圣城变成一个大商场。除了布达拉宫，很多寺庙几乎也变成了商业场所；有喇嘛经不住外面生活的诱惑而还俗；藏人们脱去藏装；许多人开始用钱衡量人际关系；年轻农牧民抛弃农田和牧场，拿着现金来拉萨享受，最终沦为这个城市的流浪者。

有些人开始拯救这个城市，像嘎玛。他所做的，并不是要将商业化挡在门外，他要以藏族的好客传统将商业化这位客人迎进门来，让它入乡随俗，对藏族传统文化这位主人保持尊重，宾主相处甚欢。这是嘎玛的理想。

他在做生意上学会了现代商业模式，接电话用“Hello”开始，但仍留着藏式的长辫子，很多时候穿着精美的藏装。最重要的，他仍旧善良纯朴，对佛教仍旧信仰坚定。

拉萨目前没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嘎玛正在引进一家。他相信，这是一个绝好的商业机会。在与一家世界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董事长谈判时，他要求，酒店的设计，必须尊重藏族传统，他甚至想将酒店设计成朝拜布达拉宫的样式。对方是一位美国人，他讥讽说：“我的客人要住的是酒店，而不是你们的布达拉宫。”

嘎玛反击道：“全世界的客人来拉萨，看的是西藏传统，而不是你的酒店。”

拉萨会不会仍是“圣城”，可能就取决于嘎玛这样的拉萨人，取决于对待传统、信仰和“现代化”，政府是否也采取嘎玛这样的态度。

作者简介： 刘鉴强，1969年生,《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长期关注环境事件。他的有关圆明园、虎跳峡和转基因稻米等重大环保事件的调查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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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利益"集团在破坏中国环境

鉴强刘 — Wed, 24 Jan 2007 17:03:00 +0000

中国政府对环保有很强的政治意愿，但地方政府与企业勾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在阻障着中国环保的进程。刘鉴强就谁是作恶者的问题进行了采访和阐述。

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国的环境太糟糕了。这一年有更多的环境问题让中国领导人烦恼，他们就环境问题的批示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半，即使他们再三要求“严格执法”，也无法遏止环境的持续恶化：每两天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中央政府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都没有完成。

中国公众更无法忍受越来越糟糕的环境，他们每天向政府投诉1650次,全年有60万次，比2005年增加30%。1月15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10%以上的大城市人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不适合居住，每10个人中，就有4个对自己城市的空气质量不满，认为环境污染给本人和家人健康造成了很大影响。

13亿人都在受害，那么，谁是作恶者？

2007年1月15日，我采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再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谁在破坏中国环境？”

在此之前，答案是模糊不清的，很多官员的回答是贫困。因为中国太穷了，需要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就不得不牺牲环境，在一些工业污染特别严重的地区，有些官员甚至这样反驳批评者：“我们宁愿被烟呛死，也不想饿死。”

如果你不了解真相，这话听起来铿锵有力。但真相并非如此，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人们吃得饱，穿得暖，他们没有挨饿的风险，却每天面对污染的威胁，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令民众患上各上疾病，包括癌症。在死去时，因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两手空空，那些工厂主所赚的浸着血的钱，从未进入这些受害者的口袋。

敢言的潘岳完全否认了“反贫困”这种听起来很人道的借口。自从他4年前担任环保总局副局长，他就认为，是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说，问题缘于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在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中国，所管辖地区GDP的增长，是官员的主要政绩。中国的官员并非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提拔，而提拔的首要标准，是这位官员贡献了多少GDP。因此，各级官员只关心经济增长，而不管付出多少环境代价。

虽然这种解释大大接近了事实，但还不是事实本身。“政绩观”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官员想做出政绩，他们的心愿是好的，只是因为“发展”与“环境”之间有冲突，他们只好优先发展经济。这一逻辑，与优先解决“吃饱饭”的逻辑大同小异。

但这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盲目的GDP增长，并不总是能获得上级的肯定。2006年，中央政府停止了违规的内蒙古新丰电厂建设，同时处分了支持这个电厂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负责人。

所以，我问潘岳：既然中央政府并不喜欢那些以破坏环境来换得经济增长的官员，而且，中央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政治意愿很强，比如，胡锦涛等现任国家领导人开始掌管权力的2002年，中国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200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科学发展观，2006年又将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列为约束性指标。但2006 年仍然成为中国环境最差的一年，各地各行业违规建工厂，无法遏止，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那么，症结到底是什么？

潘岳修正了自己的答案。他说，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和错误的政绩观一起成为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疯狂扩张中，产生了一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上大型重工业项目，追求短平快的业绩；另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庇护下，一些企业把全民的资源环境变现为私利，而且方式极端粗鲁，不顾后果。这种现象，上干扰中央的宏观调控，下侵犯百姓权益引发社会不安。

这一次，潘岳说到了问题的实质。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地方政府与企业勾结成特殊利益集团，而只是用了一个比较模糊的词“特殊利益结合现象”，但任何中国人都可以从日常的环境事件中，得出他隐含的结论。

在北京的圆明园铺膜工程中，圆明园管理者是一个政府机构，但他们将自己企业化，在圆明园内搞非法工程，让自己成立的企业承包工程，从中牟利，而支持他们的，是他们背后的区政府。去年的9月，在遥远的四川康定县，6个藏族牧民被当地警察抓走，因为他们反对在家乡的牧场上挖矿山。开矿的是一个外地企业，矿山抢占了牧民的牧场，并污染他们的水源。当社区居民反对这个矿山时，矿山老板不必出面，而是当地政府派出了警察。类似的事件，在中国俯拾皆是。

在2007年初的新一轮“环保风暴”中，潘岳用了新的办法“区域限批”，即对唐山、吕梁、莱芜、六盘水4个城市及大唐国际、华能、华电、国电等4大电力集团处以停批、限批所有建设项目的行政制裁。这一制裁，是明确打击由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结成的利益集团。在风暴刮起后，仍有一些地方官企联盟，对抗环保总局。《南方周末》赵小剑报道，她去山西吕梁调查，吕梁主管环境的副市长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要举一反三，要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排查，绝不能再出现这样的(违规)情况。”但同时，吕梁的中吕焦化厂，仍在偷偷排出有毒废水，被环保总局稽查人员当场查获。

在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获利由来已久，他们结成利益联盟，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获得巨大利润，地方政府也得到巨额回扣。很多地方政府官员这样做，并非为了“政绩”，而是赤祼裸地攫取黑利。政府级别越高，企业越大，作恶越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警惕这一趋势，环保总局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2005和2006年，潘岳刮了两次“环保风暴”，打击包括三峡总公司和中国石化这样的巨型企业。但是，风暴越刮越大，环境越来越差。

只有环保总局是不够的，中央政府各管理部门，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中国，环境保护的权力被各部门分割，发改委管可持续发展，气象局管沙尘暴的公布，林业局管森林保护和治沙，建设部管城市污水，海洋局管海洋污染，水利部管江河，农业部管面缘污染，国土资源部管土壤。当权力被分割得所剩无几的环保总局勉力与利益集团博弈时，其他部门保持沉默。

我想，最重要的是，在这严峻时刻，中央政府应该做点什么了。

刘鉴强，1969年生,《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长期关注环境事件。他的有关圆明园、虎跳峡和转基因稻米等重大环保事件的调查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怒江上的迷雾

鉴强刘 — Wed, 28 Feb 2007 17:24:00 +0000

去年中国的法律授予了公众参与决策大型建设项目的权利。就相关措施的实施情况，刘鉴强对中国西南地区有争议的大坝建设的公众监督进行了调查。

在狭长的怒江河谷，关于要不要建电站，有无穷无尽的争论，使怒江大坝成为中国被讨论最多的环境议题。同时，更有数不清的谎言，令怒江处于重重迷雾之中，使之成为公众知晓真相最少的巨型工程。

我关心怒江，因为在它身上，附带着数十万人、许多大机构和这个国家的利益，交织着社会各方面利益的争斗，也折射着当今中国发展的困境与希望。2006年元旦，我赴怒江采访，想拨开迷雾，看到一个真实的怒江。去时，我带着两个人的照片。据说这两位是怒江50万百姓的代表，曾被官方带到北京参加一个水电开发座谈会。在会上，这两位代表说：“我们渴望建设这个电站，希望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此之前，代表50万怒江百姓说话的，是水电公司、部分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他们甚至用泪水来表达他们对怒江人民的同情，不，我没看到泪水，我看到的只是他们对自己泪水的感人描述：“当我看到怒江人民那么贫困，我流泪了。”之类。他们代表怒江人民发言的结论是，必须救民于水火，必须解民于倒悬！因此，必须建大坝！

但是，他们没有告诉公众，他们以何种方式得到了百姓的授权，来代表怒江人民发言。

他们从来不提自己才是建大坝的最大收益者，反而将自己描画成国家扶助和发展贫困地区的主要责任者。这也罢了，我们欢迎一个企业“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但我们有权要求他们公布已往的“社会责任”业绩。

没有，他们没有公布。以目前不断披露的水电移民状况来看，要公布其“业绩”，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在修建大坝这样巨大的商业项目上，水电企业令人尊敬的“无产阶级感情”，是有点靠不住的。老百姓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必须自己站出来说话，必须有一个健全的民主决策机制。

现在，当地政府终于让两个百姓来北京发言了。这是一个“进步”，虽然他们的发言一边倒地支持建大坝，但这起码是百姓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也有些疑惑，为什么在那个会议上，所有的发言者，那些官员、学者、水电公司工程师，都大名在列，为什么两个百姓，却没有名字呢？连他们来自哪县哪村都没有公布，他们唯一的头衔，是“怒江州农民代表”。这“代表”的身份为什么如此神秘？

幸好，我找到了他们在座谈会上的照片，也许我能在怒江的50万人中，找到他们。我想问问他们的，那是你们的真实想法吗？如果是真的，你们的想法能代表50万人吗？

我带着照片，沿着怒江河谷，一个村一个村地找下去。人还没有找到，却有新的发现。在我采访的几个县30多位当地人中，80%以上的人不知道要有水电公司来拯救他们。知道要修大坝的几个人，是公司职员、公务员和村干部，但他们显然对当地政府和水电公司并不领情。在福贡县上帕镇，一位女性公务员对我说，修建大坝并不能改变坝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并且将有大量移民不能得到很好安置。所谓‘怒江50万人民都在期盼建坝’的说法不真实，只是政府官员的一厢情愿，并不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官员们更重视自己任内GDP的增长和自己的政绩考核，“他们希望建坝能直接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帮助他们升官。”她说。

在两个“农民代表”参加的那个北京会议上，有位水电公司的负责人说：“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化决策原则。”

但在怒江人民中，我听到了对他所说的“民主化决策”的不同解释。一位村干部告诉我，2004年10月，村民自发组织开会讨论建坝移民补偿的事情，镇长知道后到现场阻拦，大骂村民们“开黑会”，并向村民下“死要求”：不同意建坝的不能说话，不同意就抓起来坐牢，搞电站时谁敢阻挠就对谁不客气，媒体采访时不准乱说。

这位村干部说，对老百姓来说，最担心的是土地赔偿不合理，子孙后代怎么办。如果建坝，他们将无地可种，百姓靠土地生活，没了土地没法生存。前一段时间，有人来测量移民补偿土地面积，硬是没把田埂和地里岩石占的面积计算在内，村民们很气愤，但顾虑很多，害怕说不同意被抓去坐牢。

这就是那位水电公司负责人所说的"怒江水电开发规划自始至终贯彻了民主化决策原则。"

不过，不着急，我们继续找那两位被隐藏或是漠视了姓名的“农民代表”，也许他们得到了民主权利。

有人认出了他们的照片，我终于找到他们了！一位是欧姓村支书，他说我们怒江农民太苦了，一年才赚几百块，我们支持建电站。而就在这个村里，我采访了几户村民，没人认可他的话。我注意到，他代表贫困的怒江人民说话时，手里拿着一部新款的诺基亚手机，价值3600元，等于4个怒江农民一年的纯收入。

我问他：“如果建大坝，农民们失了土地，怎样谋生？”

他手一挥，说：“搞旅游啊。”

我说：“有人说，怒江建大坝，恰恰是破坏了怒江宝贵的旅游资源。”在前几天的采访中，一位当地最有影响的旅游公司经理告诉我，建坝的话，将是对怒江旅游业的沉重打击。

这位“农民代表”说：“怒江上建起12个大坝，那是多么好的一道风景线啊。大家来看大坝吧。”

我们又找到另外一位姬姓“农民代表”，她也是一位村干部。她对我说的，与在北京会议上讲的很不一样：“建坝绝对不能损坏百姓的切身利益啊，建坝将我们的田地占用了，国家必须给我们合适的补偿，在会上，我是很想把这个问题好好讲一讲，但给我们的时间很少，刚想讲一讲，就被主持人打断了。”

她的一位朋友，傈僳族的普先生坐在我们身边，这时插话说：“我就不明白了，你建你的电站，我种我的田，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建电站挣的钱归国家了，归开发水电的老板了，让农民拿什么致富？这个问题我始终也没有想明白。在一次镇政府召开的搬迁座谈会上我提出这个问题，镇里的领导答不出来，其中一位副书记还说：这也确实是个问题。看来，他们也没什么主意。”

我问那位“农民代表”：“你怎么看你朋友的话？”

“他说得很对嘛。”她笑道。

至此，尽管怒江上的谎言没有完全揭开，尽管我仍然没有看到真实的怒江，但是，这番调查至少让我知道，怒江峡谷里的迷雾到底有多厚。

刘鉴强，北京记者

怒江移民的前车之鉴

鉴强刘 — Wed, 28 Mar 2007 17:14:00 +0000

刘鉴强在第二篇有关怒江大坝建设的报告中对怒江支流上已建大坝造成的移民安置问题进行了调查。

很少有人知道，在怒江的支流上，一些水电站已修建起来，受电站影响的移民安置不好，补偿不足。这些先行者的遭遇，为怒江5万潜在移民的未来投下阴影。

告诉我这件事的，是怒江贡山县的农民。土生土长在怒江河谷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命运，掌握着比所有政府官员、水电公司和NGO都多的真相。

在此之前，5万移民的福利，是怒江大坝争论的焦点之一，支持方说要帮助怒江人民脱贫致富，而反对方则说，大坝将淹没怒江人民的家园，令他们更加贫困。

反对方握有更强有力的证据，大量事实表明，许多移民并没有过上水电公司所承诺的美好生活。将要建设怒江电站的水电集团，曾在附近澜沧江上修建了漫湾电站，动工之前，水电公司喊出口号“漫湾发电之日，就是百姓富裕之时”，但从1993年发电以来，原住民的生活并无改善，甚至恶化。当时，漫湾电站被认为“投资最省”，“效益最高”，成为电站榜样。可是，所谓‘投资最省’，原因之一是对移民补偿最低，所谓‘效益最高’，原因之一是对移民后期扶持最少。在距水坝800米的田坝村，考察人员发现，这里的240多位居民，一半以上靠拣漫湾电厂的垃圾为生。《国际先驱导报》说，漫湾移民守在电站的旁边，却用不起电，政府“以电代柴”的承诺成了空话。根据云南省农调队的调查，水库淹没前移民纯收入高于全省坝区平均值11.2%，淹没以后，收入不到全省坝区平均值的一半。

2002年，一份新华社内参送交中央领导：《漫湾电站建成十年，库区百姓贫困化严重》。中央极为重视，责成有关单位调查，认定情况属实。

受到大坝伤害的，又岂只漫湾坝区的百姓。中国青年报张可佳报道，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有些水电集团的人不喜欢这个数据，说它没有出处。那么，我们来看权威部门的数据。水利部水库移民开发局局长唐传利在一次讲座中说，目前我国共有各类水库移民约2300余万人（含繁衍人口），其中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解决温饱。

没有解决“温饱”是什么意思？――吃不饱，穿不暖。水电公司过去的所作所为，怎么能让怒江人民放心呢？

支持建坝者又不高兴了，说那是老黄历了，过去对移民补偿不好，未必今后仍然不好。

此话有理。你可以说很多水电项目的移民受苦，因为这些都有明证了，但是，你不能肯定怒江移民一定受苦，因为至今为止，规划中的怒江13级电站，还没有建设。

尽管怒江河谷的百姓没有得到知情权，当然也没得到参与权，但是，支持建坝者说，他们将从电力收益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移民。他们会做得比以往更好，怒江人民会有美好的未来。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将做得更好，但也不能怀疑他们的美好愿望，不是吗？虽然没有发现怒江移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的证据，但是也没发现伤害移民权益的例子啊。

但遇到一些村民之后，我才知道，电站伤害移民权益的事，正在发生。

在离怒江州贡山县30公里的捧当乡，有一个位于怒江支流迪麻洛河上的迪麻洛村。两年以前，这里建起了电站，是目前怒江支流上最大的电站。这个村有12个组，其中有3个组直接受到电站的不良影响。

电站所在地名为旺其旺村，为电站让路，100多位老乡搬到了8公里外的怒江边上，名为“华龙新村”。“多么好的名字！”一位村民说，“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这里的房子显然比原来的房子结实，水泥，石板，石棉瓦，家中每个人都有房间。但是，老乡并不喜欢，他们原来的家是两层楼，虽然简陋，但河谷里湿气大，为避免受潮，人住二楼，现在却要他们睡在一楼潮湿的水泥地板上。而且房子只能遮风避雨，吃饭问题呢？燃料问题呢？旁边电站的电价变来变去，原来4毛钱，现在升到4毛6，老乡本来就穷，哪里有现金买电？天气冷，家家户户需要烧柴取暖，以前可以在家里的山上砍些干柴，现在树全变成人家的，回去拉柴，还要雇车交费。补偿费大约一家1万元，可搬到那里1年，钱马上就吃完了，以后怎么办？有的老乡想把新房子卖掉，再回到老家，可老家没土地了，再说，又有谁去买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房子呢？

水电公司在两三公里外给村民们买了一些地，但那是其他村子的退耕还林地，还有4年不能动，就是4年后能动了，里面种的竹子，林业局能允许砍了种地吗？再说地也不好，坡度很大。

大部分人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去砍柴卖，出去辛辛苦苦一个星期，能挣100块。搬家才一年，生活就这样困难，以后怎么办？

另外一个小组名为青麻塘，有170人左右，他们部分土地被淹，一共补偿30万，平均一人不到2000元。这个村本来半农半牧，地淹了，牲口没吃的，无法过冬。没有牲口，地种不好，完全用化肥，又贵又不好。村民们生计大受影响，那每人不到2000元的现金补偿，能起什么用呢？
　　
还有一个木楼村小组，200人，住在高出江面800米的地方，因为建电站修路，把村边的半座山切了下来，把他们的土地毁了，令村子脚下发生泥石流，一旦下雨，极为危险。整个村子的根基被破坏了，却只拿到6万块补偿，平均每人300元――不，还有其他补偿，水电公司还给了每户人家100块石棉瓦，约合1000块。　　

一位村民说，百姓敢怒不敢言，因为当地官员说了：“这是国家建设，谁也不能添乱！我们这里穷，就是要矿电富乡！”

村民们看到，的确有人富了，但不是村民。村民穷了，家园毁了。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我想请教那些先生，你连500位怒江移民的生活都不能解决，怎么就可以发誓，你能让5万移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呢？

刘鉴强，北京记者

发表在中外对话的刘鉴强的其它作品:　怒江上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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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小矮人

鉴强刘 — Fri, 22 Jun 2007 15:00:00 +0000

刘鉴强指出，世界环境日的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中国环境管理的危机。要想将这项工作做好，环保部门需要大力支持。

在中国，环保局恐怕是最难干的差事。他们要处理的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他们的权力，却与这一重任毫不相称。就像一个小矮人，却要扛起一座大山。

这一点，被北京所刚刚发生的一幕完美地体现。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这本应该是政府环保部门最扬眉吐气的一天，自己的节日嘛，可就在这一天，国家环保总局被1000北京市民包围。这些来自北京六里屯的老老少少，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上写着“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围住了环保总局大门。

北京市海淀区的六里屯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这些居民说，这个垃圾场自建成后向周边大气中释放各种毒气，并严重污染地下水源，违法排放垃圾渗漏液，对周边十几万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目前患有肺癌、肺气肿、哮喘、支气管炎、咽炎等症状的病人与日俱增。自2000年以来，附近一个1000多人的社区，有70多人得了癌症，现已有46人去世。这个垃圾场对当地社区的严重污染，已被多家媒体所证实。

北京市计划在此再建一个垃圾焚烧电厂，遭到当地居民和许多环境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焚烧垃圾所产生的毒气二恶英，会严重威胁当地居民的安全。在世界环境日，这些居民聚集在国家环保总局门前，要求它不要批准这一项目。

这是一个令环保总局难堪的局面。在中国，环境问题的核心，不是哪个项目会不会产生污染，而是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在垃圾焚烧电厂这一项目上也不例外，是否上这一项目，不是看谁更掌握科学，而是看谁更有力气。显然，在“力气”方面，环保总局乏善可陈，尤其当对手是强大的北京市时。北京市已经开了新闻发布会，决意上这个近10亿的大项目，而且，他们宣布说这个项目“毫无污染”。

当环保总局的官员们透过玻璃窗，看到那些愤怒的居民时，肯定很委屈，我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叹息声。居民们认为这个叫“环保总局”的部门，对有关“环保”的事情有决定权，事实上，他们错了。他们应该有决定权，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说了不算。关于环境的管理权，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城市污水由建设部管，海洋污染由海洋局管，农业污染由农业部管，能源由发改委管。一条河，水利部管水，环保总局管岸上，这边上不了岸，那边下不了水，就像一首歌，“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因此，环保总局局长潘岳说过：“大家都在抢权，但一出事儿就先找环保，谁叫你全称叫环境保护局的？国际和国内都统统认为你就是中国环境保护的唯一品牌，中国的环境保护出了事儿就是你负责。”

而且，环保总局更委屈的是，作为几乎手无寸铁的弱者，他们已为环境做了许多拼杀，并为此付出了牺牲，比如打击包括三峡总公司在内的30家大型企业，整顿全国违法石油化工企业，刮起一次次“环境风暴”，四面树敌。他们甚至已经超支了其能量，有些激烈的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甚至很难找到法律与职权依据，比如今年年初所实行的“区域限批”，对违反环境法规的四大电力集团和4个地区，不再审批新的工业建设项目。这是环保总局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措施，已将自己的力量用到极限，用潘岳的话来说，“环保总局再也没招儿了。”

但是，四处拼杀之后，人们承认环保总局“勇敢”，却也同时看到了它的虚弱。尽管“升格”的呼声很高，但它仍是一个“总局”，而不是国务院独立部委，难以参与政策制定，难以协调其他部委机构、调解环境纠纷，行政权力与能力不足。它想推行绿色GDP，把环境因素加入对官员的考核，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环境问题，但步履艰难。没人怕环保总局，潘岳自己也说：“如果我是别人，我也不怕。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

在世界环境日，让环保总局难堪的，不仅仅是办公楼被围。在中国东南的厦门，市民们正反对一个投资108亿元的化工项目，这个有巨大风险的工厂，离一个有5000人的学校不到4公里，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人口超过10万。

今年3月，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会见了要求停止这一项目的当地代表，但表示无能为力，因为项目投产由地方政府主导，已经过国家发改委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在此案中爱莫能助。得不到政府帮助的数万居民，最终走上街头，反对工程。

同时，在中国东部经济最发达的长三江地区，最重要的淡水湖太湖发生严重蓝藻污染，150多万人饮用水发臭，无法饮用，造成恐慌。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严重的城市饮用水污染事件。

而最早举报太湖污染的农民吴立红，却被当地政府关押。两个月前，吴立红因涉嫌以环保名义敲诈企业钱财被宜兴警方控制，之前他曾致力环境污染举报十余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民间杰出环保人物”。2006年11月，吴立红接受《中国商报》专访时说，治污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某些官员充当污染企业保护伞”，吴立红直言，当地人大和政协里面，来自那些污染企业的老板占据了半数以上席位。

尽管力量弱小，环保总局仍在强自撑持。6月7日早上，潘岳通过环保总局网站向社会公布，建议北京市在进行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进一步论证之前，缓建该项目。同时环保总局将对厦门市全区域进行规划环评，希望厦门市政府能参考规划环评结论，对现有规划进行合理调整，尽可能改变化工区紧邻居民区的局面。

潘岳说：“环境问题决非一两个部门能够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提供一个平台，让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尽管都是“希望”、“建议”，但环保总局一如既往，在重大环境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尽管表明了立场，他们仍只是“希望”与“建议”，没有决定权。若要这个勇气可嘉的小矮人扛起环境保护这座大山，只有在制度和法律上，给予它更大的力量。

刘鉴强，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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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国学习

鉴强刘 — Wed, 05 Sep 2007 17:35:00 +0000

去年，法国首次把环境法纳入了该国的宪法。刘鉴强说，这一史无前例的做法也许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中国正在试验的绿色GDP失败了，国家环保总局努力推进这一试验，以期减缓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但是对于大多数机构来说，他们更喜欢传统的GDP统计，尽管传统GDP是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环境比中国更糟糕和紧迫，但似乎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对待环境更漫不经心，难道中国人对待受到伤害的健康，一点也不在乎吗？

这样说似乎有些不公平，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中央政府极为重视环境的事例，比如说，这一届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又将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这迈出了前所未有的步子。

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了一些让人糊涂的事。在松花江污染后，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陷入用水恐慌；一年半以后，太湖又发生污染，又是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陷入用水恐慌，这些，都没有官员为之负责；当然，这样的事例会给当地的官员们一个暗示：发生类似的事情，不必担很大风险，只要把当地的经济指标搞上去，照样可以得到提升。显而易见，他们会继续用当地环境来交换GDP。

因此，我们就看到了这些结果：长江污染了，黄河污染了，巢湖污染了，滇池污染了，近海污染了，地下水污染了……

更多的不可思议排着队出现在我们眼前：

•就在8月中旬的几天，北京为对付严重的空气污染，不得不每天限制一半的车辆上路，但是，汽车工业和居民购买汽车仍被鼓励，北京的新汽车仍然以每天1000多辆的速度增加；

•环境破坏需要从法律上禁止，但环境法仍然软弱无力；

•环境部门应该增加权力以对付环境污染，但与其他部委相比，其权力仍然很小；

•地方环保部门应该具有垂直权力，以监督当地政府，但他们目前仍然被地方政府所控制；

扭曲的政绩观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是对付这一怪胎的有效途径，因为绿色GDP扣除了生态和环境损失，能够更全面地考量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虚假业绩。然而，很多机构拒绝这一统计方法。

遏制环境加速污染的一切道路，似乎都不通畅，中国用左手扭住了要打击环境污染的右手。现在，应该为自己松绑了，在这个时候，也许可以学一学法国。

法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很多，但中国应该首先学习他们在法律和行政权力上对环境的保护。

2006年3月，法国总统希拉克颁布了一条改革1958年宪法的法令，在宪法前言中加进了环境宪章。该文件除了法律意义，还有它的政治和象征意义，因为希拉克认为，宪章必须打开通向“一场真正革命的道路，即人道的生态的道路”。

这项宪法法令将环境问题置于法国法律的最高等级。事实上，这一文件与得到1789年人权宣言所承认的民法和政治法，以及1946年宪法前言中所载的经济和社会法一样，处在了法国法律金字塔顶峰。

该宪章宣布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在健康环境方面的人权，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法国的法律今后将被通过环境的视角进行审查。参与制定这一宪章的热纳维埃夫·佩兰-加亚尔认为：“承认环境方面的人权，将其作为一种个人自由和基本原则，可以阻止与可持续发展相反的措施的有效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律的意义：所有法律将不得违反这一宪章的原则。与此相比，中国的环境法多如牛毛，却不怎么管用，地方政府或企业违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此，环境法起不到法的作用。如果把一个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原则放到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去，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法律地位和象征意义，将无可比拟。

法国并不只是给环境提供法的保护，他们还有行政权力上的保障。5月底，当我去法国访问生态和环境部时，这个政府部门处于一片乱糟糟的兴奋中。因为新政府成立后，萨科奇总统践行竞选时“重视环境”的诺言，将生态与环境部扩充，变成了生态、可持续发展及国土整治部，人员由800人急剧扩展为5000多人，这还不包括派到法国各个大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扩充不仅是人员上的，更是职能上的，这个部除了管辖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国土外，还管辖能源、交通、旅游、海洋、住房等。也就是说，制造污染最多的两个工业部门：能源与交通，都并入这个新的部门管辖，由此，法国将大大避免环境部门对工业部门的难以驾驭问题。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环境部的国家，但他们对这个部门的重视也是一步步积累而成的。在法国期间，我们访问了环境律师科林娜·勒帕日女士，她曾在1995年至1997年担任环境部长。在她的办公室走廊上，摆着她写的一本书：《无所作为的部长》，这个书名解释了她当环境部长时的困境：因为权力所限，她被处处掣肘。

谈到对目前这个突然变成庞然大物的部门，科林娜·勒帕日说，过去，环境部在法国的政府部门中比较小，她一直希望把这个部门扩大。现在新的环境部成立了，权限大了许多。但是在一个大的部门内，环境和其他领域到底谁能占统治地位，现在她还无法回答。

好了，让我们再回到中国。一些相关机构在谈到绿色GDP时，认为绿色GDP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故不可行。现在，对环境法律及环境部门的重视有了先例，而且这先例正可以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中国是不是可以向法国学习一下呢？

刘鉴强，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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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更明智地看待三峡

鉴强刘 — Tue, 23 Oct 2007 12:38:00 +0000

中国政府近日警告说，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工程可造成生态灾难。刘鉴强报道了中国对三峡问题的看法是如何转变的。

尽管三峡工程总公司的负责人把自己的工程褒奖为“中国人民1000年来最伟大的项目”，但这一届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想将这一荣耀桂冠戴在头上。新华社报道，上个月，中国一些高级官员和专家说，三峡工程存在环境问题，如不迅速采取行动，三峡大坝可能会酿成环境灾难。

虽然对三峡工程的争论和批评已有20年，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不良后果已明确呈现，但官方一直没有正式承认这些问题，这次国务院三建委在20年后“突然”发现三峡可能带来环境灾难，表明中央政府将实事求是地正视三峡带来的不良后果，并努力解决之。

过去20年中，大部分中国民众心目中的三峡工程，是包裹在被“最伟大工程”之类宣传辞藻所吹出的绚丽肥皂泡中，要知道三峡工程的各种真实情况(并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并不容易，包括像我这样的记者。

2004年6月，三峡水库蓄水一周年的时候，我采访了91岁的防洪专家陆钦侃，陆钦侃是原三峡工程论证防洪专题组顾问，前水力电力部规划局副总工程师。在两个星期之前，这位91岁的老人刚刚和36位专家学者给中央写信，建议三峡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以免水库库尾的重庆遭受严重淹没和淤积。我第一次知道三峡有可能给重庆港带来威胁。

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原交通部长江航道局总工程师荣天富一直在研究重庆港的问题。他也告诉我，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

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在接受我电话采访时说，重庆港淤积，“现在正逐步变成现实。”九龙坡港区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水运联运港，对重庆和中国西南的货物运输至关重要。

但是，三峡总公司从来没有告诉过公众这一问题，尽管他们自己很清楚这一问题的严重。一位三峡员工告诉我，其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我采访时，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一位与三峡总公司熟悉的水利界人士说：“三峡总公司的想法是，我多蓄水，多发好多电，多赚好多亿，然后给你重庆几个亿挖淤。它是从企业角度来考虑问题。而重庆就不这样想了，如果泥沙淤积多了，河床抬高，洪水势必抬高，原来移民的高度不够，就需要二次移民。库尾淤掉，如果变成死港，那对重庆来说就不是钱的问题了，而是生存问题。”

78岁的地理学家金绍绸对我说：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国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

但是，为了多发电多赚钱，三峡总公司不但一定要蓄水至175米，而且，他们告诉我，“越快越好!”

令我惊讶的并不仅仅是重庆港淤积问题。我在三峡大坝附近看到，三峡大坝已成为长江航运的瓶颈。许多大型船只并不能直接通过船阐，大型货车在坝前离船上岸，轰鸣着翻过大坝，再登上大坝那边的滚装船。三峡总公司一直宣传说，三峡水库将显著改善长江宜昌至重庆660公里的航道，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航道单向年通过能力可由1000万吨提高到5000万吨，运输成本可降低35－37%。但当重庆人满载货物，顺江而下，来到三峡大坝前，突然发现自己被三峡卡住了脖子。如果能幸运地顺利通过船闸，需要3小时20分钟。甚至有时需要几天几夜。2004年春节期间，满载生猪、柑橘、蔬菜的重庆货船在三峡船闸前滞留，结果农副产品变质，部分生猪居然饿死。

人们突然意识到，三峡船闸的通过能力不像预料的那样好。其5000万吨的设计年通过能力，远未达到，也从未有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

我采访完毕，按照与三峡总公司的约定——如果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我必须将完成的稿子给他们审阅——传给他们，看是否有笔误之处，然后坐船离开宜昌。当天夜里，他们不停来电，在此之前，我被他们称赞为最有职业道德的记者，因为我自己负担一切采访费用，包括机票和食宿。而大量的记者在采访三峡时，是由三峡总公司埋单。但现在三峡总公司的口气越来越强硬，越来越不友好。他们没有提出任何事实上的错误，只是劝我为了“国家利益”，不要提重庆港淤积和航运瓶颈问题。当然，这不新鲜，许多公司总是用“国家利益”这一大帽子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他们的宣传部门负责人亲自出马，和颜悦色地暗示我，批评三峡工程的某些专家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我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我关掉了手机。我知道，有些类似的报道被枪毙在发表之前，好在我所在的报纸像我一样热爱事实，文章终于发表。就在一个星期后，我又到长江边的湖北利川采访，这一次出差与三峡毫无关系，但在一天夜里，4个中年男人敲开了我宾馆房间的门，递给我厚厚的控告材料，里面有数百个工人的签名，他们应该得到三峡移民补偿款，但是那数百万元被工厂的负责人侵吞了，因为三峡工程，这些工人变得一贫如洗。这让我知道，原来还有更多惊人的事实，隐藏在“伟大工程”的肥皂泡里。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事实不断被披露，人们对三峡有更全面的认识，尽管有些人不停地否认、否认再否认，但事实不断以更雄辩的力量呈现出来：

三峡总公司说三峡大坝将给当地人民带来经济繁荣，但三峡总公司自己成立的旅游公司垄断了大坝旅游业务，令当地旅游公司陷入绝境。而且，三峡总公司要全国游客付出一大笔钱才能参观大坝，而这个大坝是全国人民出钱建的，并且至今仍在为这个大坝做贡献——在每月的电费中，都包括一笔“三峡建设基金”；

他们说三峡库区不会引发大的滑坡现象，三峡工程报告说，三峡库区库岸比较稳定，一共可能发生滑坡的地方只有 150处。等到三峡工程批准以后，说法很快变成了1500处。现在已有村民为此丧生；

三峡总公司原总经理陆佑楣在2004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三峡库区依旧是二类水质，可以饮用。但水质监测部门公布库区干流水质总体为三类，如果考虑大肠菌群，则为五类或劣五类。陆佑楣说：“可能我记错了。”然后说：“大肠菌群哪里都有，人肚子里都有。”

三峡工程得以进行的第一理由是防洪，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防洪能力远远低于其宣传口径；

需要搬迁的人口总是比预想的多，陆佑楣说，增加100万移民根本不可能，因为“三峡总移民才113万。”但《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9月份说，重庆市政府正在酝酿一个重大计划——对三峡库区人口进行第二次大搬迁，这次搬迁的规模比10年前的三峡工程移民大一倍，达到230万人。三峡再移民，是基于库区脆弱的生态和高昂的发展成本。上一轮三峡工程113万人的大移民，除了14万人为外迁移民外，其余绝大部分是“就地后靠”。“但上百万移民‘就地后靠’搬到高处，对山地坡地进行开发，这会导致库区生态破坏和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重庆市政协农委主任张学良说。

陆佑楣说，三峡外迁移民的生活很幸福，“回流现象是没有的。”但在云阳、奉节和巫山等地方，许多三峡库区外迁移民不得不返回家乡。他们在异乡并没有过上幸福生活。我一位记者朋友调查后说：“新峒村一组迁到江西的159人相继返回云阳的有130多人，在云阳县老县城观音阁一带破旧的房子里，曾经离散的村庄重新聚合到了一起。站在观音阁上，可以望到一片浩淼无际的水面，水的下方，是他们不可返回的故土。”

越来越多信息的披露，既有研究人员、公众与媒体的努力，更有中央政府对暴露这一问题的宽容。这一宽容基于中央领导对三峡工程全面而明智的看法，既看到利，也看到弊。2006年5月20日，中央领导没有参加三峡大坝全线浇筑完工的庆典，而在提到三峡问题时，温加宝总理一直强调解决好移民安置与环境污染问题。汪啸风说，温家宝总理今年早些时候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三峡大坝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

一系列的迹象表明，中国将从对三峡的压倒性赞美中清醒过来，更客观地对待三峡问题，这对中国人和三峡工程本身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刘鉴强，南方周末记者，07-08年柏克莱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环评的水救不了厦门PX的火

鉴强刘 — Wed, 12 Dec 2007 11:36:00 +0000

中国东南沿海市民阻止有重大安全隐患化工项目的希望将可能落空。刘鉴强报道说，人们盼望已久的该项目环评报告正是暴露出了中国环保法的缺陷。

厦门市民盼了6个月，终于盼来那份PX项目环评报告，他们希望这份报告能为自己和家人做出保证：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中国东南海滨城市的蓝天之下，而不是有毒化工厂的威胁之中。

12月5日公布的环评报告结论为，厦门市海沧南部空间狭小，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厦门市在海沧南部的规划应该在“石化工业区”和“城市次中心”之间确定一个首要的发展方向。

其隐含的结论为：厦门化工工业区毗邻海沧新市区是不合理的，要么搬迁那个巨型化工厂，要么搬迁居民、停止建设“城市次中心”，两者选其一。

这个报告让人感到安慰，但无法让厦门市民觉得安全，因为关键问题很可能不在于报告怎么说，而在于人们怎么用。人们对它期望甚殷，却是芳心错许，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这份环评报告有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不足，并无决定乾坤的力量，尽管这是厦门市民和环保官员经艰苦努力才争来的机会。

厦门PX项目（对二甲苯）于2006年11月正式开工，原计划于2008年投产，届时将形成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产能，有望每年创造800亿元的产值。

今年3月，105名全国政协委员呼吁该项目迁址，他们认为， “对二甲苯”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对胎儿有极高的致畸率，有特别重大的安全性隐患，因此PX工厂一般不能靠近城市，至少要远离城市100公里。

而这个PX项目位于人群密集的厦门海沧区，距拥有5000名学生的厦门外国语学校和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仅4公里。项目5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海沧区人口超过10万，居民区与厂区最近处不足1.5公里。许多科学家认为，PX项目一旦发生极端事故，或者是危及该项目安全的自然灾害，如台风、地震、海啸发生，导致危险化学品外泄，厦门本岛的上百万居民只有通过两座桥可以逃生，可能会有重大伤亡。

2007年5月，厦门市数千市民上街游行，反对这一项目，厦门市政府宣布暂缓建设。但没有任何权威部门对此发表意见。

重大转机发生在6月7日，一向敢言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新闻界通报，环保总局将立即对厦门市全区域进行规划环评。潘岳说，厦门海沧PX项目所在的海沧-嵩屿地区已形成化工石化工业区，但该区域还在规划建设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的海沧新城，使PX项目位于居民区附近，变成了高风险项目。

潘岳说，希望厦门市政府参考规划环评结论对现有规划进行合理调整，尽可能改变现有化工区紧邻居民区的局面。

潘岳表态之后，厦门市政府发言人说，海沧ＰＸ项目的建设与否，要根据区域环评的结论才能进行决策。

今年7月，厦门市政府选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作为环评中介单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告诉笔者，厦门市对环科院施加压力，以两岸关系为理由希望环评报告结论有利于工程复建。压力下，环科院仍做了比较客观中立的报告，但报告用语做了修改，虽然结论还是明确提出厦门市规划不合理，但用词较隐晦。

我想这也是让媒体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比如《财经》杂志12月5日的报道，因报告中一句“从单一项目的环境风险看，已审批的石化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均在可接受程度。” 就得出结论说“环评结论认为项目的环境风险均在可接受程度”。

如果对环评制度做一下了解就会知道，“从单一项目的环境风险看”是指目前通用的“项目环评”制度，即对单个项目而不是整体规划做出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建设项目环评条例》，单个项目的审查标准仅是项目本身是否符合环保标准，难以对项目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发展目标做出准确评估。打个比方说，如果厦门PX建在西北荒原，将是一个技术先进的好项目，但如果建在厦门，就可能是一场灾难。所以人们要求它“搬迁”，而不是取消。

但环评报告说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厦门人所盼望的那份规划环评报告，到底有多大力量？

简单说来，它没什么力量，只是一个摆设。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和公众熟悉的项目环评不一样，“规划环评”作为规划的一部分，不归环保部门审批，而是归地方政府和规划主管部门审批。

2003年颁布的《环评法》并没有明确哪些规划要编制环评报告书；即使需要编制规划环评，也没有规定审查程序；即使审查，也不是由环保部门，而是由规划审批部门执行。也就是说，厦门市的原规划不需要做环评；即使做了，审批时也未必审查环评报告；即使审查，也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而不是环保部门。这就是厦门能同时把海沧规划作为“石化工业区”和“生活居住区”的原因。

因此，规划环评没有能不能“通过”的问题，就看有关部门如何看待这份报告。虽然厦门市政府发言人说海沧ＰＸ项目的建设与否，要根据区域环评的结论才能进行决策，但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他们对这份报告阳奉阴违。

另外，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甚至环保总局要求对厦门进行规划环评都是越界的，它只是尊重了民意，却没有法律依据。

很多迹象表明，投资方与当地政府决心复建，也有更多迹象表明，许多厦市民强烈反对这一项目。厦门项目是否复建，它取决于力量的对比，而与这份规划环评报告没有关系——即使它复建是打着这份报告的旗号。没有立法支持的规划环评报告就像一个金光闪闪的奖杯，人们仰望着它，却忽略了一点：它并无决定胜败的力量，它只是作为胜利的象征，谁胜了，它委身于谁。

刘鉴强，北京记者，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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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老太太生活中的“气候变化”

鉴强刘 — Wed, 07 May 2008 07:59:00 +0000

回家探亲的刘鉴强起初没有想到要和母亲谈及全球变暖的话题。出乎预料的是，这位农村老太太向儿子生动地讲述了她对气候变化危害的感受。

2008年2月初，我从北京回山东老家与父母过春节。当时，中国的南部正遭受50年来最严重的雪灾，数以万计的人困在机场和火车站，坐在报纸上失望地过年。好在我的老家山东虽有降雪，但交通无碍，我在除夕那天终于回到了家。

母亲见我回来，欢天喜地的给我煎年糕吃，我站在一边陪她说话。谈起这场令半个中国瘫痪的大雪，她说这很奇怪，最不应该下雪的南方居然大雪不断，“这就是人家说的气候变化吧？气候变化不一定就是变暖，说不定有很怪的天气发生。”

在此之前，她跟我唠叨的是我的太太孩子，我的工作，我的身体，谈气候变化还是第一次。在我心里，气候变化应该是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的话题，一个76岁的农村老太太跟气候变化有什么相干？是什么让她关注这个问题？

我想到去年9月BBC公布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调查报告。在大部分国家，问卷调查的样本大约为1000个，但在中国调查了1800人，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很高， 87%的中国人相信人类活动(如工业和运输)是引起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占71%，英国占78%，印度占47%。

70%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应该尽快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美国只占59%，在英国占70%，在印度占37%。

如此看来，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之高，位于世界前列，这令人生疑。因此，就在三四天前，美国Rutgers大学“气候变化、社会政策与政治中心”的Martin Bunzl教授发信给我，怀疑说是不是接受访问的中国公众把“气候变化”和“污染”混为一谈了。

我查了一下BBC调查的英文和中国问卷，显然没有弄错，中国公众谈的就是气候变化。我告诉他，中国受访者对气候变化有较高的认识，可能因为中国的调查局限于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这里的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美国和印度，受访者来自城市，也来自乡村。

所以我想，那份问卷不能代表整体中国人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中国城乡仍然两极分化，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气候变化。

那么，我母亲是什么态度？她前50多年生活在农村，只在最近20年搬到这个小县城。她受的教育与接受的信息不如城市的人，但她是小学教师，喜欢看电视新闻，会用科学来解释生活中的事情，比一般的农村老太太有知识。

“你听说过气候变化？”我问。

“不用听说，我自己就感觉出来了，以前多冷，现在多暖和! 以前‘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很准。现在‘小雪’时很暖和，大雪时河也不冻。以前我们冬天穿棉袄、棉裤、棉鞋、棉帽，现在你们冬天哪有穿棉鞋的，连帽子也不用戴了。”

“你从什么时候感到气候变暖的？”

“好像是从尧河娶媳妇那一年，哪一年我忘了，反正他儿子现在都娶了媳妇了。”母亲说。尧河是我们村的一个人，他结婚时，我二哥为他写了大门上的“喜”字。

我大笑起来。这么说，应该有30年了。母亲说，尧河娶媳妇是12月或1月，应该大冷，但天暖得让人穿不住棉袄。“你小时候，最冷零下18度，现在最冷零下10度，差得太多了。”

最近四五年，母亲才从电视上知道“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这两个词。但全球变暖的原因，母亲倒不必从电视上学，她有自己的观察和总结，“原因嘛，我自己想，就是人多了，车多了，工厂多了，树少了，水少了。”

母亲说，以前的树林很多，夏天一进树林，一片冷气。我外婆的村边有片松树林，隔着一里地，就听到树林里沙沙的风声，凉气似乎就过来了。“现在早砍没了，盖了房子。树林能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没了树林，气温自然就高了。”

工厂越来越多，也是变暖的原因，“夏天在汽车里坐着，一出汽车，就像跳到火里一样，为什么？那热气就是汽车排出来的嘛，这就像工厂，那么多工厂在烧煤，肯定排出热气，主要是二氧化碳。”母亲说。

就在这个小小寿光县城的周围，有全国最大的造纸集团、一个大规模的化肥厂、两个酒厂，以及数不清的中小工厂。这个县的财政收入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排名前30。

我问：“气候变化和污染是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母亲说，工厂烧煤排出热量，也排出废气。“我小时候，天上一点污染也没有，天蓝蓝的，太阳从云缝里钻出来，晒得生疼。谚语说：‘云彩里钻出太阳，好比后娘’，说太阳晒得很狠。现在哪儿有蓝天？哪儿有太阳？我们这里出门就是灰灰的，像云彩落在地上，那个太阳乌蒙蒙的，算什么太阳!”

在母亲看来，河流的缺乏，也加剧了气候变化。30年前，我们村边的弥河又深又宽，但一转眼工夫，就成了一条干干的河床。弥河的干涸加速了地下水的流失，1976年之前，我们村的水位在两米左右，妈妈用扁担钩着水桶能打上水来。1976年，我们家第一次打水井，水位变成5米，两年之后，变成9米。1980年，水位变成20米。几年之后，我们村那口30米深的井彻底没水了。我们村名为“双井口”，一个井台上有两个圆圆的井口，建村600多年来，一辈辈人的井绳在青石板上磨出了深深的沟痕，而短短10年间，环境的恶化令绵延了600年的传统彻底消失了。

主要原因是几十公里外建立了大批盐厂、碱厂和化工厂，于是我们附近建了两个水站，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用一米粗口径的大管道运往工厂。

很快，寿光县的四条河流：桂河，弥河，丹河，尧河，流干了最后一滴水，这个100万人口的大县，在有历史记载的2100多年中，第一次成了没有河流的土地。河流的干涸与地下水水位的不断下沉，令生态系统持续恶化。

河流不见了，树林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工厂，一座座烟囱，向天空排着浓烟，向地下排着污水，换来中国持续增长的GDP，母亲在一生中亲眼看到这巨变。也许Martin Bunzl教授说的对，中国人把环境污染与气候变化混为一谈了，因为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比如我母亲——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他们知道这一点，不是因为阅读科学报告，而是在几十年中观察生活的变化。

所以这位农村老太太也像一些科学家和环境工作者一样，感受到气候变化的危害，并支持降低这危害，“工厂不能关，没有工厂人们怎么吃饭？但应该治理工厂，让工厂冒白烟，而不是黑烟。”她说。

刘鉴强，北京记者，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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