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潘岳

"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

岳潘, 季钢周 — Fri, 27 Oct 2006 17:55:00 +0000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周季钢就此文对潘岳进行了专访。采访中，潘岳谈到了全球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发展威胁着中国的环境。

周季钢（以下简称周）：众所周知，全球环境危机正进一步加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

潘岳（以下简称潘）：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环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

周：我们知道，您曾在今年 4月份会见了德国绿党政治家代表团，就生态社会主义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意义何在？

潘：绿党并不代表生态社会主义。

我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不等于我完全赞同它。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色彩太浓厚，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很不够，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它确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政治参考，也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提供了探索空间，更为建立公平的国际规则提供了思想武器。

周：生态社会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又都包含了哪些内容？

潘：绿色运动产生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虽然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工业革命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拓展海外殖民地，这使发达国家可以大规模地转移本国的经济社会矛盾。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这种"转移"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制定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国际规则，生态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发达国家只有全球 15% 的人口，却占有85% 以上的资源；他们提高本国的环保标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设置了一系列绿色壁垒，尽可能少地承担生态责任。绿色运动者们终于发现，任何矛盾都可以转移，唯有污染转移不了，因为大家都不幸生在一个地球。

绿色运动者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在完成工业化的模式上基本一致，都是西方工业文明经济学的产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更符合生态社会的内涵。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力外，更公平正义、更讲道德诚信、更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配平等、基层民主等方面，绿色运动者们与社会主义者更能说到一起。

与此同时，苏东变局后，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发现，生态问题正是一个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团结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出了一系列生态观点，例如"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学说；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的和谐社会学说；再例如"我们这个世界面临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等等。他们将世界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还提出用马克思辩证法来批判纯粹的经济理性。

如此这般，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团结了，很多原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都参加进来，政治上被说成是"红绿结盟"，思想上就被说成是生态社会主义。

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外，本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加剧了生态危机的显现，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生态危机问题？

潘：国际上"可持续发展"最普遍的定义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的核心追求也是公正公平，理论上来说，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中国的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现代化模式是复制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 20 年内实现了西方国家100 年的经济成就，却也在20 年内集中引发了西方 100 年的环境问题。中国在创造GDP 增长速度第一、外资引进第一的同时，也成了煤炭、石油、钢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COD 排放第一。在国际上，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在国内，东部的污染转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转移到农村；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中国某些干部不正确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与环境不公平，违背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结果，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反抗导致环境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内要建立起防止不平衡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一系列制度。由此可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系列政治理念是何等英明与正确，而推行新型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又是何等紧迫与必要。

周：您曾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四个阶段，也是工业文明之后的高级阶段。在中国实现这种文明，面临的问题和优势分别何在？

潘：西方国家正在开始以生态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工业文明。所谓西方生态工业文明，主要包括了可持续发展三大理念（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生态平衡）、一部分新教伦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以及循环经济、新能源、绿色消费等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合理，不能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不能搞霸权，必须向新文明转型。党中央近几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的文明体系奠定了基础。

如今，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与制度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也就是文明的变革。因此，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将是中国是否能完成从传统工业化文明到生态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战略期。

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困难在于：第一，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非常紧张，基础不好。第二，今天的世界，能源、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各国抢夺的焦点，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将污染转移出去。我们只能不惜代价地坚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源可以继承；我们地处东亚，有儒家文明与工业文明相融合的现成经验可学；我们也有欧洲社会主义与西方文明融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理想中天然蕴含着"社会公正"这一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我们正在不懈努力，把构建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与生态文明作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

周季钢，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时政问题，擅长深度报道。他的有关包头核污染、中国大陆地下性产业等调查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发表在中外对话的潘岳的其它作品: 环保需要公众的参与

环保需要公众的参与

岳潘 — Tue, 05 Dec 2006 14:41:00 +0000

只有通过公众参与环保决策，中国才能应对环境挑战。潘岳指出，环境信息的公开化和法治机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加强一个面临巨大资源短缺压力的社会。

环保工作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由于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愈来愈严重，是由于群众对此愈来愈不满，是由于我们治理的速度似乎愈来愈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为什么？是因为人口过多、资源匮乏、环境容量太小、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太落后等多种原因。但从更深层次上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参与程度太低。

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出过量使用农药对环境和生物具有巨大破坏作用，这是现代环保思想的开端。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群众参加了环保游行，这一天被称为“地球日”而得到永久性纪念，这是现代环保运动的开端。

单举一下日本的例子。日本相对于中国，人口资源压力更大，但却是世界上环保搞得极好的国家。凡近年到过日本的人，都对日本的环保赞叹不已。但日本在上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中，也曾经历过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从六十年代起，日本的环境污染受害市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媒体也参加进来追踪报导有关污染事故，日本许多地区还成立了反对环境污染的民间组织对污染企业展开了斗争。1970年，日本反对只发展经济不考虑环境保护的市民人数第一次以45%对33%的比例占据社会主流。自民党的选票为此从58%降至48%。

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广泛参与，使自民党与日本国会也开始专门讨论环境公害问题（史称“公害国会”）。196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1973年日本颁布《公害健康赔偿法》，以后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环保法规。特别是《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用环境文化理念去促进国民自觉的环保意识与道德素质；用强制性手段推进新能源的使用，控制自然资源的消耗；既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也要提高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还要对无法再利用的废弃物进行安全处置。经过十年努力，使日本形成了一个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互协调的循环型社会，实现了环境与经济的“双赢”。这个例子说明，真正治理好环境污染，不仅要靠政府的高效率，也不仅要靠国民的高素质，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更为重要。

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治机制不足是重要原因。中央早在1978年就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严重污染环境，长期不改的，要停产治理，并追究领导责任，实行经济处罚，严重的给予法律制裁。但二十多年下来，有多少官员因污染环境而受到法律制裁了呢？又有多少因发展不当而破坏生态的错误政策得以根本性纠正呢？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央从1992年就开始提出，我们究竟做到了没有？在传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政府要财政收入，企业要短期利润，官员要靠单纯的GDP增长来反映业绩，他们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环保。经常有人说，中国人生活水平太低，当务之急是先集中力量搞好经济，环保是下一步的事。其实，任何国家都可以这么说，惟独中国不成。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资源太少、环境容量太小，可持续发展模式已变成中国人不得不选择的惟一发展模式。要实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要实现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就必须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扩大环保的公众参与，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否则，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会被淡化成口号。

如何推进环保公众参与？

第一要转变思想观念。要明确认识到公众参与环保是群众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和权益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政府和部门有义务来回应和保护。公众参与不是施舍，也不是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主体动员组织群众运动的老观念。在战争时期，我们是革命党，需要动员组织群众通过斗争去争取权利，而现在我们是执政党，要依法治国，而任何法治国家的政府，都要承认和保护群众的权利。这种在环保方面保护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新观念，是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新政绩观，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益尝试，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第二要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信息公开又称环境信息披露，是一种全新的环境管理手段。它承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批评权，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1998年，35个来自欧洲和中亚的国家在丹麦签署了“奥胡斯公约”。核心内容是强调公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随后又有39个国家也加入了该公约。我国政府为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已做了诸多努力，如每年公布环境公报，每月公布大江大河水质状况，每天公布城市空气质量，各传媒都在广泛地报导环境事件。但存在的问题是，公众个人要求政府和企业提供环境方面的相关资料，相当困难。公众向谁要？谁会给？谁应该给？我们缺少公众与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动。公众的知情权关键在于要实行信息法治，我们应开始研究保障环境信息透明化的相关法规。

第三是环境决策民主化。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意义十分深远，它规定政府机关要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专项规划，应当在该规划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中国公民的“环境权益”首次写入国家法律，它意味着群众有权知道、了解、监督那些关系自身环境的公共决策；它意味着谁不让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就是违法。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肯定，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具体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公众一旦遇到具体的环境问题，不知道如何参与。例如，最近一些计划启动的水坝项目受到公众关注，但这种关注更多只表现在网上发发文章，专家们开几个会。热心的公众找不到参与决策的渠道，最后满肚子的疑惑便会选择激烈的诉求方式。因此，为公众参与影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而制定明晰的程序与权利，是我们的义务。

第四是环境公益诉讼。所谓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法机关提起诉讼。而我国现行的环境诉讼法律规定中，唯有直接受害人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最后被归于民事法律管辖范畴。由于环境权益不仅仅属于私人权益，更属于社会公益，所以在欧美各国的环境法中，都普遍采用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由于环境诉讼涉及到许多十分专业的技术问题，为减轻公众在环境诉讼中的成本，弥补其专业知识，各国都为公众环境诉讼创造了便利的司法条件。在我国，为加大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惩治力度，司法应当逐步扩大环境诉讼的主体范围，从环境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扩大到政府环境保护部门，扩大到具有专业资质的其它环保组织，再扩大到更广阔的公众主体，将公众日趋增长的环境权益要求，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

第五是加强与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各类民间环保组织，除极少数不顾中国国情、生搬西方模式的极端环保主义者外，大多数都是积极健康的主体。特别是那些广大青少年的环保志愿者组织，他们热爱祖国、激情奉献、关注环境、倡导节俭。作为政府机关，要对大部分民间环保组织予以支持引导。如对各类环保组织进行专业培训；如多层次地搭建政府与公众座谈与对话的平台；如联合民间环保组织和各界人士共同合作社会公益行动；如就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专门的解释与沟通等等。

我国公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环境权益意识日趋增强，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文明的进步，反映了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反映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这就要求我们在环保方面承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环境信息知情权、环境信息传播权、环境决策参与权和环境政策监督权，一切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有义务来积极推动和参与环保事业。环保事业，是最无私的人所从事的最无私的事业，需要更多无私的人做出更多无私的奉献。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本文摘自潘岳2004 年撰写的《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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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GDP的运用充满挑战与希望

岳潘 — Wed, 14 Mar 2007 17:35:00 +0000

中国的经济在全球发展最快。但如何来计算这样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公共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呢？潘岳探讨了绿色GDP的运用和核算。

一、什么是绿色GDP？

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总量，都要看这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GDP主要有两种统计方法，一种是收入法，它是全部要素所有者收入（如工资、利润、利息等）的汇总数。另外一种是支出法，它是全部要素所有者支出（如消费品、投资品、净出口等）的汇总数。收支两个数，是相等的。GDP能较准确地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产出总量，较准确地表达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水平。

GDP代表着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于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GDP核算体系，GDP作为核心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过程。我们从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成本有多大呢？目前世界各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核算体系，没有一个数据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就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中国在20多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增长”又是通过多少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换来的呢？不说环境与资源，既便从社会学角度看，GDP也不能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不能反映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反映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总之，GDP统计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批评，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修正。

上世纪中叶开始，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尝试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便是绿色GDP。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外许多专家多年来致力于此项研究，虽取得了重大进展，却也存在着不少争论。目前，有些国家已开始试行绿色GDP，但迄今为止，全世界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绿色GDP结果。

二、绿色GDP面临着什么困难？

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

先说说技术难点。GDP通常以市场交易为前提的，产品和劳务一进入市场，其价值就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它传达出来的是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价格信号。一个产品值多少钱，得在市场销售中才能确认。这就是说，市场供求规律所决定的自由市场价格，是GDP权威性的唯一来源。但我们如何来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呢？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现出价格，即可以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这些野生的鸟类、哺乳动物、微生物与流失的水土并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货币符号，我们确不知用什么数据来确定它们的价值。专家们提出过许多办法，其中一个是倒算法，按市场成本来估算一个专题。例如，使黄河变清要花多少钱？恢复一片原始森林要花多少钱？如果做不到，那就是价值无限，不准砍伐，不准破坏。另外，按市场价格，有的具体项目的环境成本也可以科学推测。例如，昆明的滇池近几十年来严重污染，周围的农田、化工厂是主要污染源，如果将这些农田和化工厂几十年来的利润汇总，有几十个亿，虽然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现在要使滇池水变清，将劣五类水变回到二类水，最起码要投入几百个亿。这样一笔账算下来，即便不包括滇池内许多原有的鱼类和微生物的灭绝，也不包括昆明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成本，滇池周围几十年来的经济活动可就亏大了！如今，各方面的专家们已研究出了不少测算模型与方法，各有优点，各有侧重，也各有缺陷，这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补充完善。

再说说观念的难点。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它只反映出国民经济收入总量，它不统计环境污染，不统计生态破坏，不反映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绿色GDP则力求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经济活动的成果与代价，包括生活环境的变化。绿色GDP建立在以人为本、协调统筹、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之上。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扣除了环境损失成本，当然会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数据大大下降。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但任何观念的转变都有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因为这是一项改革，是使公平与效率双赢的一个创新，更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升华。可以想见，随着绿色GDP的研究和实施，环境的保护或破坏，必成为选拔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

绿色GDP的启动实施，虽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但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的真实发展水平，我们就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我们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因此，无论有多少困难，我们都应当立即开始进行探索，立即开始从具体项目到局部地区进行不断的试验，逐步建设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为全世界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还是那句老话，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就变成了路。

三、绿色GDP在国外的实践

绿色GDP的环境核算虽然困难，但在发达国家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

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水力），环境资源，还有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为此，挪威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鱼类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气排放、水排泄物（主要人口和农业的排泄物）、废旧物品再生利用、环境费用支出等项目的详尽统计制度，为绿色GDP核算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芬兰学着挪威，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其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有三项：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资源核算。森林资源和空气排放的核算，采用实物量核算法；而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的核算，则采用价值量核算法。

实施绿色GDP的国家还有很多，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如法国、美国等。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墨西哥。墨西哥可是发展中国家，居然也率先实行了绿色GDP。1990年，在联合国支持下，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这便在传统国内生产净产出（NDP）基础上，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和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然后，又进一步得出了环境退化成本。与此同时，在资本形成概念基础上还产生了两个净积累概念：经济资产净积累和环境资产净积累。这些方法，印尼、泰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纷纷仿效，并也立即开始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参考价值更为重大。

1997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财富”的内涵更为丰富了。

2003年开始，我国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的自然资源进行了实物核算。物流核算是绿色GDP核算的重要基础。2004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已成立了绿色GDP联合课题小组，正在组织力量积极进行研究和试验。

四、绿色GDP与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和绿色GDP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许多环境因素很难纳入货币核算，国外就发明出了一种可称为公众评估的办法。例如，某些规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项目，要核算它的生态影响，不同的核算法有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所以，环境专家们便诉诸于公众的主观评价。围绕这些公共项目，要允许相关的专业部门与较独立的专家机构，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公众咨询与调查。将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写清楚，最后请公众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进行选择。老百姓讲话，人心本是一杆称。公众对关系到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都会有真实的表述。因此，实施绿色GDP，要有一个公众参与的社会氛围。要认真收集与了解公众对经济收入和环境破坏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评价的数据应成为绿色GDP的重要补充。

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直接表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育程度，也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高低水平。人民既需要经济的增长，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更需要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的内涵。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就必须实现这三者的平衡。公众参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杠杆。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不能过于迷信技术手段，因为技术手段总是在不断完善的。科学的绿色GDP数据有助于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证每项决策能真正服务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从世界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看，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保护。所以，在强调下大力气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同时，一定要强调公众参与。否则，环境保护与建立绿色GDP就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

从衡量经济增长的GDP，到衡量资源环境的绿色GDP，最后到衡量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希望的事业。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来。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本文原文为中文,题为谈谈绿色GDP，首次发表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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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需要公众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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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第一部分）

岳潘 — Tue, 17 Jul 2007 14:34:00 +0000

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国家已到需实施公平和持续发展的时候了。潘岳在他撰写的有关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探讨了中国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什么是绿色中国？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就是绿色中国。这句话经过多年的奋斗总结，每一个词都凝结着几代人的心血。为什么要建设绿色中国？因为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可持续，凡不可持续的即是非绿色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还没做到“可持续”三个字。

我们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生产率却是世界的几十分之一。我们目前的资源能源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可居住的土地50年内水土流失了一半，现存45种主要矿藏15年之后将只剩下6种，5年后60％的石油需要进口。我们的环境不可持续。三分之一的国土被酸雨污染，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干净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不到清洁空气。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国成为了世界耗水第一、污水排放量第一、还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中国已经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世界银行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我们批判了那么多年资本主义，批的就是不可持续、不公平、不平等，如果我们社会主义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我们如何体现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为什么会造成不可持续的局面呢？因为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有了偏差。20世纪50年代，我们模仿苏联的重工业模式。虽然这个模式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但并不符合我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20世纪80年代，我们转而学习欧美，用生产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而忽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损失。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走得是一条唯政治的道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没能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地革自己的命。改革开放后，这25年来，我们走的是唯经济的道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有一个思想的误区，就是唯经济决定一切。经济上去了，政治就稳定；经济上去了，人民吃饱饭就安居乐业；经济上去了，我们有得是钱，就可以足够的物质的手段去应对行将来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危机。但现在看来，这是不行的，等这些危机真的来临时，那点经济成果恐怕远远难以应付。

从发展观上讲，发展是硬道理没错，但发展必须是全方位的发展，综合的发展，不是唯经济的发展。全面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实际上，我们却把单纯的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又把经济发展等同于单纯的财富积累，再把对财富的追求变成整个社会的唯一追求。按理说，一切资源都以当前的市场价格来定价，但土地、水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稀缺资源的潜在价值却被忽略。大量社会资源为能“短平快”增加财富的项目所吸收，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疯狂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同时，对财富的极端崇拜导致对人终极关怀的缺失，造成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与价值观的溃散，造成了环保、教育、扶贫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事务被长期忽视，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穷人失去了道义的支持，失去了归属感，黑恶势力与邪教趁机膨胀。对财富的过分追求也使得政治和经济资源大量涌入与经济总量增长关系密切的少数行业和领域，错综复杂的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地方利益纠缠在一起，使整个社会追逐短期利益的行为空前上升，甚至成为主流，可以在“发展”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侵害包括环境权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短期经济总量数目增长的同时，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不公平和腐败。

世界上环保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专业问题；第二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经济问题，第三个层次是把环境当成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第四个层次最高，是把环境当成一个文化伦理问题。我们一直处在环境专业层次，国外早已经进入到环境政治社会层次了。近两年，鉴于中国的环境与经济矛盾空前尖锐，环境既制约了经济，经济也破坏了环境，使我们的环保工作迅速上升到经济层面，但国家还没有系统的环境经济政策支撑，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理论也没有根本转变，环保系统内的素质也跟不上。从世界范围内看，环境问题早已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问题的复合体。

环保为什么是经济问题呢？因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经济增长。世界银行计算过，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很多人都认为，只要发展了，有钱了，再回过头来治理污染也不迟，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中国为什么不行？因为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太不合理，没有对外的殖民统治，没有环境资源的占有与掠夺，没有资金与技术的优势，越往后，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越难于支付环境成本。如果按照现行模式发展，15年后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也会跟着翻几倍。可能还没有等我们储备足够的物质基础，环境危机就会交织着其他危机提前爆发。谁都想着好事，我要当市长、县长，也会首先想到的是发家致富是首要任务，GDP考核是主要标准，先污染、后治理是固定模式。先污染，后治理，意味着我先享受，15年之后的治理责任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事。可惜我们想错了，生态危机比我们想象的来的快得多，危及的不是子孙后代，而是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如五年之内还继续这种发展模式的话，危机的症候将非常明显地呈现。我们只能走一条新的路，这条新路大家都知道，是环境与经济共赢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清洁生产，就是循环经济，就是开发新能源。这条路有人替我们走成功了，西方发达国家抛弃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选择了生态工业经济道路。我们对他们的转型很不服气，因为他们有原始积累，掠夺大自然已经300年了。但日本值不值得我们借鉴？日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我们还不如，但是它也走成功了循环经济与循环型社会，如果我们也不能完全服气的话，我可以再举举韩国的例子。韩国在人均5000美元的时候竟然解决了环境问题。即是说中等发达国家提前解决了发达国家高度发达时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世界上并不是没有路可走，绿色生产、绿色科技、绿色消费以及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等等，都是我们要探索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原有的市场体系中，有一些公共资源是没有价的，我们总假设地球上的资源无限，总假设地球上的资源在被开采之前无价，这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比如说水，比如说煤价，再比如说生物多样性等等。这些稀缺资源都是没有价的，当这些资源的价格体系确立的那一天，便是经济学上重大改革转型的那一天，这种经济发展和思维方式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是一场革命，这就叫绿色经济，这就是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将出台的前奏。

环保为什么是个社会问题？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专门讲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阐述了。简单地说，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形成了恶性循环，带来了社会不和谐。比如，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他们乱采乱挖，污染了环境，赚了大钱。可他们污染了当地环境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北京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房地产，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估计如果这些城市也污染了，他们会跟着炒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房价。他们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享受污染所产生的好处，却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我们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权力与财富向城市、东部和富裕人群集中，农民、西部地区和贫困人群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环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另外，还有社会责任问题。那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家，那些获取了权力的官员，那些获得利益的集团，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对环境与公共事务而言，他们的社会公益责任如何体现？我前不久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呼唤中国企业的绿色责任》，实际上就是呼唤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地区、行业、部门、城市担负起社会绿色责任。为了使大家共同富裕，而让他们弥合社会的差距，弥补一系列社会不公平。他们要明白，不公平所造成的恶性结果对于富人和穷人是一样的。我们总说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初衷，因为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公平，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公平还有没有完全到位，市场经济的效率也没有完全到位。这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付出更为巨大的努力。

环保为什么还是个政治问题？从人事上来讲，是个官员政绩考核问题，因为现在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GDP，又没有环境问责机制，大小官员们为了三年五年的政绩，毁掉十年百年的资源环境毫不心痛。因为决定他们升迁的不是环境与资源，不是教育与卫生，不是治安与人文。所以，应将绿色GDP尽快研究出台，应将环保等公共政策指标尽快纳入到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来。从法律上讲，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环保法律，可真正执行的有多少？执行了的效果怎么样？现行法律中对于污染者的惩罚太轻、赋予环保部门的权限太小，造成了“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状况。从制度上讲，环保部门体制没有垂直，地方环保部门的财政和人事都由地方政府管理，他们的任用、他们的工资、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家属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地方政府管，所以这些人到环保总局来反而成了当地政府跑通环保审批的公关部经理。怎么能指望他们去阻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破坏环境？从决策程序上讲，我们尚未完成行政体制转变的改革，大量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大规划、大工程、大项目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上马，公众知道了也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利益就此被侵蚀。要改变，就要民主与法制，就要提倡公众参与，就要政务公开，就要阳光行政。两年多来，我越搞环保就越感到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我深知环境保护仅凭环保总局一个部门是办不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需要民主法制的尽快建立和实施。在环保领域里最可以搞民主法制的实验，因为环保的政治成本相对小，最易达成大家的共识和共赢。圆明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各种思想，各种部门利益，中央和地方权能，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互动，以及《行政许可法》所阐述的民主科学决策程序，舆论与公众监督等等，都有了一个理性和谐的平台加以交流实验。目前看来，实验成功了。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

第二部分：环保的文化问题

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第二部分）

岳潘 — Wed, 18 Jul 2007 14:39:00 +0000

环保需要重视文化和思想观念问题。潘岳在他撰写的有关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呼吁中国的青少年坚定理想和信念，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为中国的重新崛起而奋斗。

环保为什么是文化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具有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使我们大中华生存延续了几千年。这原本是防止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可惜两次大劫难使其几乎荡然无存。一是五四运动砸乱孔家店，虽有相当的历史合理性，但批判过激。二是文化大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完全对立起来，用“打，砸，抢”来对待传统文化。我们把百年前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原因全归咎于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种传统道德文化缺失的危险中，人们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原则来解释和衡量一切，整个生产与生活的过程简化为赚钱和消费的过程。人与自然和谐的内核也统统被抛置天外。但我们抛掉的，有人却捡了起来，奇迹出现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使儒学成了弥补和修正资本主义缺陷的东方特有工具。所以国学还是要学一点的。为了祖宗你们得学，为了未来，你们更得学。国学是你们应对未来的真正思想武器，未来复杂的世界变局不是靠敲着电脑就可以应对的。

环境问题也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起码是个思想观念问题。出于种种历史原因，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多次被曲解、被教条化。改革开放后，很多人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论述，提倡“唯生产力论”，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却抛诸脑后。出于这种片面理解，我们一直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很少批判其过度的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环境问题是工业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左与右”的问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起了一种叫做生态社会主义的流派，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都靠它来修正或挽救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强调改变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而生态社会主义则认为不光要改变生产关系，还要调整生产目的，即从追求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和消费，变成追求提高人类价值和生活质量的幸福，把劳动从谋生的手段变成创造性的活动。与经济至上论者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要求珍惜自然资源，杜绝官僚主义的浪费；与极端环境主义者也不同，生态社会主义不赞成彻底否定工业文明或者提倡禁欲主义，而是寻求创造一种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减少浪费的新型发展模式。如此，人们才不再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消费欲望，才能摆脱工业文明的矛盾。这些对于中央今天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等政治理论，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环境领域的每一个问题都反映了当前中国的一个侧面，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改造中国的实验。例如，解决了绿色制造业问题，就能同步解决核心竞争力问题；解决了环境生态补偿问题，就能够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经验；建立了环境民主决策机制，就能够为全面的行政体制改革开路；解决了环境文化问题，就能够重建一套充满活力的、适应中国绿色崛起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我说，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只有站在这种高度上，只有拥有这样的视野，才能够真正理解环保对于当今中国的重要性，才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绿色中国和怎样建设绿色中国。作为环保专业领域的青年学生，你们必须要认真严肃地从经济、社会、政治层面对环保进行更深更透的新思考，你们必须要学会如何通过更广泛的渠道参与社会生活。

接下来我要讲讲少年中国。小时候，我的叔叔阿姨们老跟我讲，我们这一代没有完成的事，便把希望落在你们头上，你们一定要争口气，将我们的理想完成。我那时很反感——你们欠的账，你们没有完成就往我们身上落，我们完不成再往下一代落，谁都不去做个先行者去牺牲，存在的诸多问题永远无法解决。人到中年，我又有些理解他们说的话。记得《走向共和》里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梁启超劝李鸿章挥师北上。李鸿章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很多事情，不是上一代不想做，而是被很多历史条件所限制，有心而无力。环境问题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这一代还能用“中国这么大，怎么折腾也能撑个十来年”来安慰自己，你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15年后，也就是你们40岁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今天的四倍，污染总量也将是今天的四至六倍，中国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根本无法支撑，你们可还有立锥之地？环境问题不是由你们的错误造成的，但解决它却是你们的责任。解决得不好，代价由你们来付；解决得好，光荣也由你们来领。这就是命运。

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历史命运，也都在承接命运时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我们父母为了中国的解放赶走了帝国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启动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现代化转型的这个过程。你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找到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需要一点理想主义。什么是理想主义？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纵观历史，每一代青年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先不论对不对，但至少有。一二十年代的青年参加五四运动，为得是主义；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投奔延安，为得是独立；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志愿去边疆，为得是富强；七八十年代的青年成了红卫兵，为得是继续革命；八九十年代的青年希望出国，为得是从欧美学得强国之道。你们这一代我不是很了解，坦率地说我想跟你们像朋友一样交流，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不太好交流，我跟我儿子的交流就不成功。他崇尚个性自由，见了很多大世面也懂了很多事，但就是不懂国家、民族。我们经常吵架，见面也很少，按你们的话说我为此很郁闷。我总结了几句话，批评一下你们，不知你们能否听进去：你们这一代在一个丰富庞杂的环境中长大，但却缺乏坚定的根基；你们对未来充满过分的激情，但对于历史却往往关注较少；你们少有传统的束缚，但也缺乏成型的信仰。简而言之，理想主义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已经很罕见了，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占了绝对的上风。这不是一个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气候大环境的问题。

其实，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也不是坏事，但过度的实用主义会导致集体短视，没有和时代结合起来的个人主义成不了大气候。你们不需盲从我们这一代，但你们必须有自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和时代要求紧紧相连的。中国现在的时代要求是什么？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没错，我们正在崛起——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第三大贸易国。然而，我们的崛起主要依靠的是资源环境消耗、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埋藏的最大的定时炸弹。制约不光来自内部，还来自国际社会。全球化进程使得“环境”和“人权”一样成为了影响国际政治和贸易的巨大因素。欧美把持的全球化秩序极其不公平：他们一方面指责我们不环保，一方面向我们转移他们的污染行业并且封锁环保技术；一方面占有最多的资源环境，一方面又设置绿色壁垒阻碍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中华民族要奋起，我们要代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讨还公道，让他们履行自己的环境承诺；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制度与技术，要勒紧裤腰带走绿色崛起道路；我们要团结周边邻国，进行区域合作，解决环境纠纷；要联合发达国家的生态社会主义等左翼组织向跨国集团施加压力，限制他们向中国转移污染行业……中国能在国际上作的环境工作有很多，在国内也不少。你们天天喊爱国主义，天天讲民族精神，环境领域照样可以体现你们的爱国主义。再说得微观些，中华民族环保意识的提高，便是中华民族国民素质与道德水准的提高。

总之，要干的事情很多。这是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伟大时刻，这一时刻来临时，我们已经老了，赶不上了。《老残游记》里写道：棋局已残，吾人将老，人生之大悲哀也。但这种悲哀让我对你们有了更大的期许，因为真正创造历史的，永远是年轻人。梁启超主导戊戌变法时22岁，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26岁，胡适成为北大教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27岁，毛泽东在湖南发动铁路工人暴动的时候是28岁……再说个和环保相关的，1970年4月22日，美国2000万人大游行创立地球日，发起人丹尼斯·海斯当时也只有25岁！因此，我鼓励你们的激情、创造力和热血，我无条件地支持你们的努力。我们虽然比你们老，但人的老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精神。我们的心没有老，我跟你们一起奋斗。我相信，在今天这个小礼堂中，如果大家都把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变成思想去奋斗的话，那么这个小礼堂将孕育着未来成功的种子。

梁启超写过一篇《少年中国说》，大家都读过。这是激励了我青年岁月的文章，我再和大家重温一次。它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前途最不确定的时代，列强讥之为日落西山的“老大帝国”。而梁启超却相信，只要中国的青年们能够慨然奋起，就能够将这个老朽的国家重新改造成青春的国家。今天的时代，同样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衰落后，中国是否能够重新崛起？将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崛起？这个答案掌握在你们手中。一个可持续的、公平的、民主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绿色中国只能在你们这一代手中完成。我相信，一个绿色中国，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少年中国！正像梁启超说的那样，“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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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甘当配角”

岳潘, 力马 — Fri, 14 Sep 2007 15:51:00 +0000

环境污染执法行动在抑制中国生态环境危机方面成效有限。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与记者马力论及绿色经济及环境策略改变的迫切性。

一改以往强硬的“风暴”路线，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9月9日在中国绿色论坛上一口气提出了7项环境经济政策，注意力似乎从挥舞“大棒”的“环保风暴”，转到了更为实际的经济路线上。

9月9日，潘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马力专访时坦言，以往的“环保风暴”虽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形成制度，“风暴”改变的，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而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正是修改游戏规则的努力。

“环保风暴作用远不如人们的期待”

马力：从挥舞着“大棒”的环保风暴，到探索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这其中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潘岳：从2005年初到现在为止的4次大规模执法行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坦率地说，它改变的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因为种种内生的局限——例如法律惩罚手段的有限性、覆盖范围的有限性，以及过多地依赖于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也未能转变为长期性的制度固定下来。

可以说，建立制度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所以，今天这个现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运动式”的执法方式只会是一个此消彼长，“敌进我退”的拉锯战。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正是修改游戏规则的努力。所以，从传统行政手段到运用经济手段，再到大规模修订法律，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

“环保制度建设面临利益冲突”

马力：你认为利用经济政策，能完全的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吗？

潘岳：中国的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比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认为仅凭一两项政策就能够完全解决这样一个时代问题，那是不现实的。我只能说，环境经济政策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

然而，制度建设可能比“风暴”更为艰辛。它要面对“花瓶”或“令箭”的选择，要面对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要面对公众过高的期望与不完美结局之间的尴尬。过去数年中，环保总局不是没有尝试过，亦遇到过挫折和失败。接下来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韧。

马力：这些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有实践，在国内学术界也有探讨，但为什么国内迟迟没有推行？

潘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当新的政策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就难免被搁置。

因此，我现在谈环境经济政策，不只是要作一个理论探讨，更是想呼吁各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建立节能减排新政策的联合研究机制。在此表个态，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都会大力配合，甘做配角。

“说绿色信贷成功还为时尚早”

马力：绿色信贷制度已经在今年实行了，目前的进展如何？

潘岳：今年7月，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保总局与人民银行已将近15000条环境违法信息输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通过查询征信系统，对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拒绝发放贷款。中国银监会发文向银行业机构公开了环保总局区域流域限批的名单，要求对污染严重的违法企业停止贷款；一些外资银行如渣打银行等也计划与环保部门开展绿色信贷方面的合作。

马力：你如何评价这个首先试水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实行的情况看，算是成功吗？

潘岳：说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当前的环境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之后再去实施那些完美的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

“希望国有大企业参与环境责任险”

马力：目前环境强制保险制度即将开始试点，能透露试点的省份或行业，和试点的政策吗？

潘岳：目前，我们正与保监会制定开展环境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同时，也在制定开展试点的方案和配套技术规范。其中，试点方案将进一步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范围、环境污染责任界定、赔偿标准、程序等。具体试点省份和行业还没有完全确定。

马力：此前，中石油和中石化都表示，目前不宜把大型化工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范围内。理由是公司财力雄厚，可自行解决污染赔偿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潘岳：以上两家企业尚未向环保总局正式表达这个意愿，所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从国际上看，一些跨国的石油石化企业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赔付的资金往往是巨额的，因此也需要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分散企业污染赔偿的经济风险。

我们希望国有大企业能认真研究并参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对于是否将大企业纳入强制保险，我们将在具体的试点工作中进行研究和论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环境税将在近期有所突破”

马力：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环境税的，环境税在中国已经提了很多年，但一直进展都很缓慢，你认为主要原因在哪？近两年内能有突破吗？

潘岳：环境税的设计和实施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税制设计、环境税与其他税种的关系、税率的测算、征收成本，以及实施环境税对经济社会影响分析等等，因此，环境税还很难一下子全面推开。

令人高兴的是，环境税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已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环境税，财税部门也在积极考虑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在当前节能减排的严峻压力下，环境税在近期有所突破是可以预见的。

“生态补偿政策部门色彩明显”

马力：生态补偿也是这两年比较受关注的词汇，但进展也并不明显，它存在着什么瓶颈？环保部门将如何推进？

潘岳：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但从总体上看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生态补偿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标准还存在争议。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具有明显的部门色彩，没有统一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规划，很多良好的政策设计，都莫名其妙地陷入分割体制中的部门利益“进一步协调”之中。

今后生态补偿政策的构建，首先应该集中在构建基于水源地保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策，为建立普遍的生态补偿政策创造条件。同时，不断扩大生态补偿的辐射面，通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一旦研究实施成功，将为建立环境公平补偿体系奠定基础。

对话背景：绿色经济政策首推路线图

9月9日召开的“绿色中国论坛”上，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首次提出了七项环境经济政策的架构和实施路线图，并呼吁各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联合起来进行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和试点。

潘岳提出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包含了7个方面。其中绿色税收政策主要指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税收。绿色资本市场为通过严格资本市场融资的环保要求，让污染企业贷不到款或实行惩罚性高利率、发行不了债券，增加其融资成本。相反，为环境友好型企业融资则将提供低利率贷款等便利。而绿色保险则是对高污染风险的企业实行环境强制险，一旦出现污染事故，将由保险公司对污染受害者进行赔偿。此外，这些环境经济政策还包括了环境收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市场以及绿色贸易政策。

潘岳透露，下一步，环保总局将联合财政部开展环境财税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课题的研究和试点；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境保护核查；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联合商务部，加强对出口企业环境管理。

他表示，从环保总局与各部门合作情况看，将争取在一年内出台若干项政策，两年内完成主要政策试点，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

马力，《新京报》记者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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