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周季钢

"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

岳潘, 季钢周 — Fri, 27 Oct 2006 17:55:00 +0000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周季钢就此文对潘岳进行了专访。采访中，潘岳谈到了全球的不平等和不均衡发展威胁着中国的环境。

周季钢（以下简称周）：众所周知，全球环境危机正进一步加剧，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

潘岳（以下简称潘）：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环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成为转移经济危机的新手段。

周：我们知道，您曾在今年 4月份会见了德国绿党政治家代表团，就生态社会主义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研究生态社会主义意义何在？

潘：绿党并不代表生态社会主义。

我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不等于我完全赞同它。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主义色彩太浓厚，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也很不够，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但它确为中国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政治参考，也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提供了探索空间，更为建立公平的国际规则提供了思想武器。

周：生态社会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又都包含了哪些内容？

潘：绿色运动产生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生与发展，虽然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科技工业革命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拓展海外殖民地，这使发达国家可以大规模地转移本国的经济社会矛盾。资本主义为了保证这种"转移"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制定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系列国际规则，生态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发达国家只有全球 15% 的人口，却占有85% 以上的资源；他们提高本国的环保标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设置了一系列绿色壁垒，尽可能少地承担生态责任。绿色运动者们终于发现，任何矛盾都可以转移，唯有污染转移不了，因为大家都不幸生在一个地球。

绿色运动者们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在完成工业化的模式上基本一致，都是西方工业文明经济学的产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更符合生态社会的内涵。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除了生产力外，更公平正义、更讲道德诚信、更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分配平等、基层民主等方面，绿色运动者们与社会主义者更能说到一起。

与此同时，苏东变局后，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发现，生态问题正是一个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团结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天赐良机。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出了一系列生态观点，例如"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等于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学说；例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正像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样"的和谐社会学说；再例如"我们这个世界面临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等等。他们将世界生态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们还提出用马克思辩证法来批判纯粹的经济理性。

如此这般，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者们开始团结了，很多原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都参加进来，政治上被说成是"红绿结盟"，思想上就被说成是生态社会主义。

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面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外，本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加剧了生态危机的显现，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生态危机问题？

潘：国际上"可持续发展"最普遍的定义是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概念。社会主义的核心追求也是公正公平，理论上来说，相比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中国的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现代化模式是复制于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 20 年内实现了西方国家100 年的经济成就，却也在20 年内集中引发了西方 100 年的环境问题。中国在创造GDP 增长速度第一、外资引进第一的同时，也成了煤炭、石油、钢材消耗第一、二氧化碳排放第一、COD 排放第一。在国际上，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在国内，东部的污染转移到西部；城市的污染转移到农村；富裕人群消费、贫困人群来承受生产的污染。中国某些干部不正确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所带来的社会不公平与环境不公平，违背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结果，脱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反抗导致环境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内要建立起防止不平衡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一系列制度。由此可见，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系列政治理念是何等英明与正确，而推行新型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又是何等紧迫与必要。

周：您曾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第四个阶段，也是工业文明之后的高级阶段。在中国实现这种文明，面临的问题和优势分别何在？

潘：西方国家正在开始以生态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工业文明。所谓西方生态工业文明，主要包括了可持续发展三大理念（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生态平衡）、一部分新教伦理、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以及循环经济、新能源、绿色消费等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不合理，不能走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不能搞霸权，必须向新文明转型。党中央近几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理念，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的文明体系奠定了基础。

如今，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与制度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也就是文明的变革。因此，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将是中国是否能完成从传统工业化文明到生态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战略期。

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困难在于：第一，我们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非常紧张，基础不好。第二，今天的世界，能源、资源和环境已经成为各国抢夺的焦点，我们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将污染转移出去。我们只能不惜代价地坚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源可以继承；我们地处东亚，有儒家文明与工业文明相融合的现成经验可学；我们也有欧洲社会主义与西方文明融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社会主义政治理想中天然蕴含着"社会公正"这一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我们正在不懈努力，把构建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与生态文明作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潘岳,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作为一名新生代中国高官，他敢言敢为，调任环保总局以来更是掀起“环评风暴”，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议。

周季钢，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时政问题，擅长深度报道。他的有关包头核污染、中国大陆地下性产业等调查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发表在中外对话的潘岳的其它作品: 环保需要公众的参与

阿拉善的生态难民

季钢周 — Wed, 06 Dec 2006 11:20:00 +0000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阿拉善从牧区向城镇的移民工作致使大量牧民陷入贫困。周季钢对当地城镇能否容纳如此大就业量以及快速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害提出了质疑。

2006年8月27日，阿拉善左旗刮起沙尘暴。这是立秋以来阿拉善的第一场沙尘暴。作为亚洲沙尘暴的策源地之一，阿拉善近年来深受世人关注。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阿拉善荒漠化土地面积由1996年的92.71%上升到2004年的93.14%，增加了0.43个百分点。每增加0.1个百分点，意味着将增加200多平方公里的劣质土地。分布在阿拉善境内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三大沙漠日渐连成一片，在阿拉善左旗境内有3处“握手”、阿拉善右旗境内有4处“握手”区域。

阿拉善盟林业治沙局局长范·布和说：“人口的增加、牲畜的增加、农业的过度开发，是阿拉善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

历史资料显示，阿拉善人口从解放初期的3万人膨胀到2005年末的21.2 万人，增加6.1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的增长。解放前宁夏军阀征兵，以及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饥荒，是大量外族移民迁入阿拉善的主要原因。

外来民族的冲击使得阿拉善原有的草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的增加促使了牲畜的增加。按照阿拉善目前的自然条件，全盟草场最佳承载量为70万羊单位。据2006年7月全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阿拉善有200万羊单位。

牧民们认为，官方数据并不足以采信，应该有少无多。譬如阿左旗贺兰队在1990年代养羊3万只，而政府的统计报告却只显示了1万只。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并恢复生态，自1989年阿拉善左旗西滩和漫水滩开发建成之日起，阿拉善陆续展开规模庞大的移民搬迁工作，并在移民迁出区实施禁牧。1995年1月，时任盟委书记伏来旺提出“适度收缩、相对集中、转移发展”的“转移战略”，明确了从牧区移民向绿洲和城镇聚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思路。官方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末，全盟已搬迁转移牧业人口5676户、19082人，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继续搬迁牧业人口6520户、21754人。以全盟2005年末21.2万的人口计算，截至十一五末，阿拉善将总计实施生态移民40836人，约占其总人口的1/5，占牧民总量的4/5。

但是，解决环境问题却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阿拉善生态移民导致了大量牧民陷入贫困。

1999年，阿左旗政府作出了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实施退牧还林、移民搬迁的决定，共搬迁转移牧民1500户6000人，转移处理牲畜23万头，退耕3500亩。

牧民每人从政府处获得500元的安置费，贺兰山上被拆的羊圈一座补贴1000元，拆掉的砖房每平米补贴140元，土房100元。一二期移民政府4.95元/亩/年的补贴，补偿期限为5年。2001年开始的第三期搬迁，每亩土地牧民获得国家补偿11斤陈化粮。退牧搬迁之后，由牧民变为农民的移民最大的收入就是种植庄稼获得的农业收入，综合收入仅仅为禁牧之前的1/3。

记者来到苏木图嘎查（嘎查相当于乡）所在的移民区，牧民图木巴特正在院子里转悠，伺候着满地跑的几只小鸡。图木巴特说，自2005年退出草场后，家里卖掉了400多只羊，依靠政府的补贴过起了“闲民”生活。他全家7口人，每年可拿到十万多元的补偿款，补偿期为5年。

“5年之后呢？不让放牧了，也没有地种，政府也没有安排什么就业，我们只有闲着，养几只鸡鸭。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嘎查里还有好多。”图木巴特对往后日子表现出担忧。

阿拉善盟党校经济学副教授杨牡丹着重强调了移民的回流甚至沦为游民的问题。一份名为《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报告书》中显示，截至2004年，阿拉善约有3.4万牧民处于贫困线之下，0.47万牧民处于绝对贫困水平，许多地区已失去人畜生存条件，有2万多牧民沦为生态难民现已迁入他乡。

阿拉善盟副盟长龚家栋承认：“只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给予妥善解决，才是成功实施搬迁转移的重要保证，而仅以经济补偿进行安置是行不通的。”

阿拉善盟行署决定，将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的二三产业以接受移民就业。2006年初，阿拉善对“转移战略”进行了修正，由向“绿洲集中”转向“城镇集中”。与此同时，阿拉善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动愈发明显。

阿兰善盟环境监测站站长陶格日勒表示：“阿拉善的经济发展的确较快，年均达到30%的增速。GDP的增长主要来自工业。按照阿拉善盟十一五规划所言，在未来的5年中，还将有21754人沦为生态难民。杨牡丹认为，按照阿拉善的现有经济水平，能否容纳如此大的就业量，是一个问题。

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又致使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在被视为阿拉善工业重镇的阿左旗吉兰太镇和乌斯太镇，因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国家环保局和土地部门重点监控的地区。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旗沿途的600多公里的路途中，公路沿途曾几乎荒芜一片，全为戈壁和沙漠。

该如何反思阿拉善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得失呢？

刘书润坚决反对草场围封转移，认为围封转移对草场不利、对人对牲畜不利，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

“牲畜适当的少对草场有利，没有牲畜的草场不行。”羊吃七百种草，牲畜吃草、踏草，既是促进又是抑制，并不都是坏事。没有这种作用，植物猛长，也是一种绿色消耗。而且，围封之后的草场没有牲畜粪便的浇灌，多年下来，只有一二种草能生存，将促使物种单一化。

刘书润指出，各种不合时宜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出台，根本原因在于小农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贬低，不经思考的移植汉族经验，并在阿拉善强行推行，只能说是政府的无知，是主流发展观的泛滥。刘书润甚至提出，游牧文化是阿拉善千百年来的自然选择，草原地区应该发展游牧以期社会重构。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长邓仪表示，“多少年来政府保护生态不遗余力，但你可以发现一点，当人和自然来隔离开来，对自然进行恢复的时候就很有效果，拉一根铁丝网，理论上铁丝网围住了，牲畜对自然的压力就减少了。实际上，铁丝网是死的，人是活的，骆驼是大的，羊是小的，那么就是说，改变不了人，牧民的行为不发生变化，所有的治理也只是一个秀而已”。

该协会副会长宋军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上鲜有作为的根本原因是，环保推进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也是项目执行者，却不是环保的利益主体。

宋军提出生态保护应该产业化，确定利益主体——政府充当出具优惠政策，生态保护由市场化主体实施运作，同时也让牧民参与进来，成为生态产业的受益者。

周季钢，曾供职于《经济》杂志和香港《凤凰周刊》，长期关注宏观经济和时政问题，擅长深度调查报道。他的有关包头核污染、中国大陆地下性产业等报道都引起了中国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中国“水交易”初显雏形

季钢周, 光灿彭, 臻曾 — Thu, 26 Jun 2008 12:52:00 +0000

一新的水权规范有望缓解中国西南干旱地区的水荒问题。周季钢、彭光灿和曾臻借机就水交易的前途和风险作出了报道。

4月1日，朱家平从铜梁县水务局的工作人员手中，拿到了一份盖满公章的取水申报报告。这些公章，分别由蒲吕镇及其下属的3个村子所盖。在该报告获批之后，朱家平才成为新联村11社溶洞水源的合法水权使用者。

朱家平的公司计划用溶洞水养殖娃娃鱼。按照新近出台的《铜梁县水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朱家平的申请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该县水务局水政水资源管理科负责人刘尚斌对此的解释是：必须征求水源地附近的3个村子的同意，“看会否影响村民的饮水用水安全”。

虽然手续复杂了一些，但朱家平认为值得。因为在取得村民书面同意后，将来若因取水而发生纠纷，自己便可理直气壮得多。更为重要的是，该水源位于铜梁某开发区附近，随着大量企业入驻园区，一旦有用水需要，则需要向朱家平付费购买。由此，朱家平成为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水权规范办法的首位受益人。

实际上铜梁并非是第一个涉及水交易的地区。早在2000年，极度缺水的浙江义乌市就以2亿元的价格，向毗邻的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每年5000万立方米的永久饮水权，这恐怕是中国有记载的第一笔“水交易”。2006年，北京水务局宣布，每年向河北支付2000万元的“生态补偿”，且之后将向山西、河北两省“买水”。

在“碳交易”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时候，“水交易”也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线。随着民间交易行为的日渐增多，铜梁县成了中国第一个进行“水交易”法制化尝试的地方政府。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铜梁的尝试只是拉开了这个大幕的一角。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

据新华社报道，1990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缺水。日益深重的缺水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水污染却与日俱增，如何用经济杠杆来调节水的分配、使用和治理，已成为摆在中国执政者面前的首要难题。

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划分原则，这必然会导致相关利益方的无序争夺，最终反而加剧了水资源的浪费。

铜梁县所在的中国最大的直辖市重庆，便因为“水权”制度缺失深受其害。据重庆市水利局政策法规处副调研员周懿回忆：2006年夏季，重庆遭遇了罕见的旱灾，嘉陵江重庆段水位逐日下降，取水口全部暴露，无法正常取水。而气象部门则称，嘉陵江上游的金沙江流域雨水充足，“应该”有大量的水源汇入嘉陵江。造成这个矛盾的原因就在于金沙江四川段大小水电站有近50余座之多，他们为了发电而截流，加剧了位于它们下游的重庆的灾情。最后，在国家水利部门的干预下，四川方面才下令金沙江沿线的水电站开闸放水。3天后，重庆嘉陵江水位明显上升。

而铜梁县更是重庆缺水的重灾区，2006年8月，其9个场镇26.15万人饮水困难，5个场镇7.1万人全靠异地送水。整个铜梁大地满目疮痍，干裂的农田可以伸进人掌，耐旱的竹子也都枯死。

虽然当年通过开闸放水暂时缓解了灾情。但是重庆和四川两个省份之间用水的矛盾却仍然存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仍然无法实现迅速协调解决。穷则思变，在严峻的形势下，铜梁成了冲在最前头的“黑马”，重庆首部水权管理办法在这里诞生了。

2007年3月，铜梁县水务局组建了专门班子，从事《办法》的起草工作。然而，过程却并不顺利。

首先，不同的学者，对“水权”的理解不尽相同。譬如原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说，“水权”最简单的说法，是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而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崔建远则认为，水权即为依法对于地面水和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的权利。这造成了在后来下发的正式立法文件中，关于“水权”的定义，被人为回避了。

其次，法律专家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亦未能明确“水权”。如果《办法》精确划定“水权”概念，势必在引起纠纷时，出现于上位法相悖的情况。显然，铜梁没有能力、也不敢有所突破。仅在《办法》的第二条中规定：本办法所称水权是指依法取得水资源的使用权，包括水资源开发权、取水权、用水权和排水权。

除此之外，《办法》原稿中规定的“经过市水行政部门批准”，业已改为在修改过程中，需向市水行政部门征求意见。这背后是一个严峻的中国式难题——“‘经过批准’涉及到行政许可的问题，比较麻烦。”刘尚斌说。

尽管一波三折，经过激烈的争论并两易其稿之后，办法终于于2008年1月获批实施。

虽然《办法》并不完美，但依然为中国的水权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以经济杠杆来调节各个用水主体之间的矛盾。水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据全县的水资源情况，将每年度的用水、排水指标分配到各行业、各单位与各乡镇，它们可将未用完的指标上市交易。

这样一来，各单位就不得随意地用水、排水。否则，一旦超过水行政主管部门所规定的指标，就要到市场上花高价钱购买指标，若买不到指标，将承受更重的行政处罚。这也意味着，在相对节水的单位，可在降低运行成本的同时，通过水权转让可获得一笔额外收入。

“理论界一直在探讨如何水权改革。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中国其他地方有这么一个规范性的文件。《办法》的制定，无疑为将来重庆市制定全市性的水权管理办法，做了很好的尝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环境法学院研究组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曹明德说。

重庆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卢峰则直言，如果在铜梁出了成效，甚至对于全国的水权改革也有借鉴意义。水权改革，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取水、用水、排水行为，保障水权(使用权)交易的进行，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已经是迫在眉睫。

一系列地方法规的出台，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变革。综合民间交易的经验和地方出台的一些法规，由水利部部长陈雷签署发布的《水量分配暂行办法》2008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

《水量分配暂行办法》全文共17条，首次对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量分配———比如长江流域各行政区每年如何取水，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其他跨行政区域的水量分配的原则、分配机制、主要内容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

水利部副部长周英认为，“和之前颁布实施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一起，这两部法规规章标志着中国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基本建立。”

《上海证券报》等媒体更进一步分析，《水量分配暂行办法》有望全面激活中国水权交易市场。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水权转让，从而用市场化手段推动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全民节水将成为现实。

水权法规正迎面走来。新的问题是，水权立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的水资源危机吗？在不少学者看来，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正如明智的经济学家们所担心的，排污权交易是把公共物品转化为市场行为的一个极好办法，但要成功实现制度设计之初所定下的良好愿望，除了应该具备良好的法律和技术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作为其中的守护者，必须有极度的公信力。否则，结果殊难预料。

比如，就取水权的优先等级设置，取水指标、排水指标的制定等等，如何确保合理？如何做到公平？如何不影响可持续发展？这一切，都在考验着各级政府。

铜梁用水大户——永磁材料厂厂长李佰荣对《办法》表示支持。但是，他同时也担心， “如果水权分配量过多，此后的交易就失去了意义。如果分配量过少，势必引起水价非合理性上涨，给企业增加额外负担，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铜梁水务局官员尹远明坦承，由于鲜有参照，“水权分配”也成了最困难的一环。

以纸厂为例，每生产1吨纸的耗水量国家有标准，然后根据用量、回用、损失之后的量来计算排放量，这让水务官员很头痛。除此之外，由于定额限制用水，涉及各单位、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不配合的情况。

刘尚斌日前抽查到的某茶馆便是如此。实际上它每平米的用水量是20多升，但按照其自行填写的数据，平均下来只有大约0.16升。

如今，铜梁水务局已经组成多个调查小组，为《办法》制订后续补充法规进行调研。其首要的任务，就是确定各个行业、单位、地区的用水指标。这是一个庞大而纷繁的过程。

“标准最难制定，水权改革任重道远。”刘尚斌感慨说。

作者简介：周季钢、彭光灿、曾臻是驻重庆的记者。实习生蒋霞曦也参与了此稿的写作。

本文来自于《时代信报》并经中外对话编辑修改

首页图片由Jae Yong.Bae摄

重庆百余村民"袭警"背后

季钢周, 楚华祝 — Thu, 04 Dec 2008 07:03:00 +0000

一个不起眼的小县，拥有占全球总量1/5的电解锰产量，而那里的居民正在为此付出着高昂的环境代价。

位于风景如画的中国西南武陵山中的高东村高东园组，是一个有常住人口278人的小村落。在一个贡献了全球电解锰产量1/5的地方生活，这里的村民——跟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为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付出着高昂的环境代价。

然而这一次，高东村人决定反抗了——再一次以极端的方式，向所属乡乡长控诉锰矿开采对当地人生存的严重危害。

高东村所属的重庆市秀山县。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全县境内有合法锰矿41家。其余的锰矿生产企业均为非法开采，数量超过200家。

生产企业普遍使用炸药爆破然后开采。经常性的爆炸，使高东村和附近的村民，已经对宅基地的裂纹习以为常。因为噪音太大，孩子放学后写作业，用纸团或棉絮塞住耳朵也已经成为了习惯。此外，锰矿大量开采后，寨子里的水源部分枯竭。高东村高东园组以前有6口水井，现在一到枯水季节就取不到水。村民们认为，原因是许多矿洞开在山沟或山脚，水大量从矿洞流出。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大量电解锰冶炼厂的崛起，且直接将含有六价铬、氨氮等巨毒元素的废水、尾渣排放到河流之中，致使河水中重金属严重超标，河中鱼虾水草几近灭绝，河水有时甚至变成黑色。用污染的河水灌溉，庄稼和果树的收成都受到严重的损失，减产达一半以上。矿场锰尘纷扬，使空气质量恶化，而秀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发现，由于重金属污染，已经有有锰矿工人患上了重金属病。

几年来，由于为各种这样的疾病发生，村民们一直在想方设法要求赔偿。2008年1月10日，他们把乡长周会"请"到了一个。

然而，乡长主持下的交涉，并没有令高东村村民满意。

临近傍晚，乡长等人要离开现场，冲突一触即发。

4名妇女——其中包括75岁的刘素仙和67岁的陈银仙，拦住了乡长的汽车，誓欲将乡长"留"住。陈银仙回忆说，派出所的指导员来拉她们，但被4人牢牢抱住双腿。

看到警察对妇女拳打脚踢，男性村民开始卷入冲突。冲突导致乡长周会左手腕骨折，而乡人武部部长和派出所负责人，也不同程度受伤。村民称，4名拦车的妇女中，周玉珍和陈银仙在冲突中受重伤，75岁的刘素仙和54岁的李玉容受轻伤。事发之后，陈被送到秀山县民族医院住院治疗，村民出示的出院证明书显示：周玉珍2008年1月11日入院，1月20日出院。

两天以后，大约凌晨四五点，一场抓捕行动降临高东村。按照村民的说法，"凡16岁以上的男性村民，都要被抓走审问"。一位75岁的老人也未能幸免。村里的男人，无不为此胆战心惊。

他们开始了漫漫的逃难之旅，每晚坚持上山搭草棚睡觉。

村民冉茂祥说，以前高东园组有30多人在附近锰矿打工，现在他们不敢去了。因为打工要用身份证登记，他们担心此举会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现在，冲突双方暂时和解。高东村民没有被起诉，一些采矿企业给了村民少量的赔偿。但是，随着中国飞涨的经济，严重的污染作为发展经济的副产品，已经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满与愤怒，这次冲突只是许多典型的事实之一。高东村的袭警事件中，一些本应依法监管锰矿开采的政府官员，却拥有采矿企业的股份，与之分享利益，这更显现了政治腐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对此的不满情绪逐渐上升也是意料之中。正如秀山县人大常委会一份公开资料称，"行业结构紊乱，利益分配多头"是秀山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重庆秀山的锰矿开采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秀山处于重庆边远山区，其经济极度落后，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唯一可行、也是最为便利的是出售资源、发展采矿业。锰的经济价值，使锰矿开采逐渐成为了当地唯一的经济发展支柱产业。近十年来，秀山与湖南花垣、贵州松桃并称为中国的"锰业金三角"。随着中国冶炼行业的迅猛发展，不锈钢、高强度低合金钢、铝锰合金、铜锰合金等重要合金的生产，对纯度高、杂质少的锰金属需求不断上升。锰矿的提炼和加工已经成为秀山经济的中流砥柱。该县2007年度政府财政收入5亿元人民币（7300万美元），其中80%为锰业贡献。然而这个来自官方的数字，并未反映出当地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属从锰业中的获利。

中央政府的指示和当地法律都提出了控制锰业污染的规定，但在实际中，当地县政府官员并未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最近的几年里，有41家企业得到了在秀山开采锰矿的许可证，而据一家当地报纸报道，秀山全县有非法矿井230多处，每年非法开采使用的炸药约70万公斤！它们用炸药开采地下锰矿，工人把土地炸松后，用手挖掘，再用小型拖拉机将矿石从井内向井外运输。

近年来，尽管当地居民做矿工的报酬能达到2000到5000元/月（290-730美元），这是当地平均工资的4到10倍，但已经无法抵偿采矿导致的严重的环境破坏。炸药开采方式对整个县都造成了影响，使房屋的地基松动、墙体出现裂纹，空气中充满了锰尘污染。最大的损害来自其对当地地上和地下水资源的影响。

现在，由于加工矿石需要使用地下水，以及大量的地下爆破，许多地下水储量枯竭，爆破影响了地下水流的分布，使村民用来饮水的水井干枯。

"锰矿大量开采后，寨子里的水源部分枯竭，许多良田无法灌溉。"高东村高东园组组长赵仁俊说。仅在高东村，有3家合法采矿企业和超过10家的非法企业在此采矿。"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据赵称，该组以前有6口水井，现在一到枯水季节就取不到水。

没有充足水源灌溉的农田大多已荒芜。即便是好的土地，亩产也下降了一半以上。缺水和水污染，导致高东地区约60%生产水稻的农户减产。

许多企业并没有为开采和提炼锰矿所产生的废水建处理池，而是直接将将含有六价铬、氨氮等巨毒元素的废水、尾渣排放到河流之中，严重污染用于灌溉和饮用的水源。

2006年6月，秀山县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该县环保局对辖区内的重庆武陵锰业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其排放的渣场废水中，总锰浓度超标近100倍！（在公众压力下，县政府关停了这家企业。）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疗专家透露，长期饮用被六价铬污染的水，会引发人的心、肾、肝等器官及骨骼的功能衰竭，伴随出现头疼、流鼻血、皮肤炎等病症。秀山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发现锰矿有九名工人患上了重金属病，据说该病如继续加重就会导致帕金森氏综合症或锰中毒性精神病。

当地村民说，锰粉加工厂大量的建立以后，他们的蔬菜变黑了，果树变黑了，粮食变黑了，人的皮肤也变黑了。到亲戚家吃饭，都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怕人笑话。

中国法律规定，污染企业对当地居民造成健康和环境上的伤害，应当对他们付出赔偿。但是直到2005年，这里的企业仍然没有赔偿高东村及附近的村民。当地人通过封堵企业的锰矿运输队的方式，表示反击。2005年，当地居民和采矿企业的"打手"之间发生了几起暴力冲突。在一起冲突中，9名妇女受伤，另一起中，一个村民被砍了3刀。"2005年7月24日，伟业锰矿公司一个矿长率领一群打手，用车撞，用石头砸，当场打伤社员7名。其中3人重伤，4人轻伤；2005年7月31日，拓源矿业公司老板率领几十个打手，用菜刀把一个村民砍了3刀……"村里一个男人说。

没有人在闹事后被逮捕，但是秀山县的骚动仍然造成了一些影响。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第284期"'锰业金三角'污染问题亟待解决"一文上批示："环保总局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治理方案，协调三省、市联合行动，共同治理"。不久，为了协调企业和村民的矛盾，高东村所属的膏田乡政府成立了一个由乡长领头的12人小组，专司矛盾调解之职。

然而当地居民仍然看不到实际的改善。2007年12月的一天，高东园组的40多名老人和妇女，步行来到一家锰矿企业"堵洞"——她们或坐或站，用身体将矿井井口堵住，不允许矿车和工作人员通过。这是在武陵山区腹地，也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混住区。天气很冷，她们带着火盆，甚至燃起火堆，守在洞口，夜里轮流在井口蹲守。这一堵，就是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终于，在今年初，爆发了高东村民和乡长之间的冲突。

随着这一冲突将更多的公众注意力吸引到中国的"锰业金三角"污染问题上，一些合法企业现在已经开始赔偿当地居民，在高东园组，平均每人每年可获补偿1000元（146美元）左右。但仍然有许多企业拒绝对附近的居民做出补偿。

在此之后，秀山县以更大力量治理锰业，关停造成严重污染的非法采矿企业"每年我们80%的工作时间都在矿山，"秀山县主管国土资源和矿产开发工作的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副局长艾大亮说，"但每次我们的执法车队还没出县城，私矿矿主就得到消息撤了。我们去查私矿是看不到人的，顶多把设备和洞子炸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府的强势出击收效甚微。何以如此？记者调查得知，部分政府官员成为锰业的既得利益者。2004年，秀山县经贸委干部李贵仁、蒋朝瑜、杨胜万等人，为争夺部门和个人利益，以支付劳务费的手段，组织群众闹事，后被公安机关拘留。

"既然是唐僧肉，谁不想啃一块？"一位官员直言不讳，包括重庆市的一些官员，都或多或少跟当地的锰矿有染，或直接参股，或指使亲友开矿。如此一来，秀山想要彻底根除锰病，几乎难于上青天。

正如秀山县人大常委会一份公开资料所称，"县、乡（镇）、村、组及城乡个体5个序列、5个管辖级别和工业、冶煤、水电、乡企等多个职能部门管理的经济组织一同开办锰业企业，表面上大家都在开发利用锰资源，共同发锰财，实质是把全县开发利用锰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化整为零，层层谋取，多头分摊，争吃唐僧肉。"

一位当地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不是我们不想打击非法锰矿，只是这里面政治关系复杂，一些市一级的官员都在矿场中有股份，我们不敢打击。

直至今日，污染仍未消弭，危机仍在加剧。附近的居民仍然为他们的庄稼、家庭和健康担心。

40岁的高东村村民冉仁俊感慨说："我们差不多是在等死了"......

周季钢，先后供职于《经济》杂志社、《凤凰周刊》和《时代信报》，关注中国宏观经济、政治走向，作品散见于各大媒体中。现居于重庆。

祝楚华，长期关注时政和经济领域动向，擅长深度调查报道，现供职于中国重庆某媒体。

本文与Yale Environment 360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