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作者：赵诚 著
出 版 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3-1

三门峡是陇海铁路上的一站。几个月前，我还坐硬座的火车路过此地，上车的三门峡本地人坐在我旁边，在拥挤的车厢里聊起三门峡，并不知道特别的故事，只道三门峡大坝搞了多年的旅游。

但半个世纪前，围绕三门峡大坝到底该不该建，怎样建，曾在业界引起了分歧明显的争论。在那个仍以政治立场解释科学的年代，持异见者因此承受了磨难。受害者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位，就是黄万里。

2012年3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记《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的全新修订版。几年前我曾写过关于黄河治沙的报道，当时在查找相关资料时，知道了黄万里，并读过这本书的旧版。

《长河孤旅》一书可能是了解黄河建坝纷争的基础教材，并非因为它全面，而是因为它比较详细地记录了黄万里围绕三门峡建坝的想法，以及他前后的人生经历。1952年开始，中国聘请苏联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但请来的却是水工专家。根据他们的建议通过的规划，选定在三门峡修建一座能防洪、发电和灌溉的大坝。黄万里认定设计思想错误，会造成后患，因此反对建坝。但毛泽东和水利部领导热情高涨，压制反对意见。三门峡事件成为黄万里后来被打成右派的“罪证”之一，尽管后来事实证明黄万里是对的。

作为一本传记，这本书还详实记录了一个“右派”的典型人生：出身名门、受业名师、留美归来、执著于学术、屈辱的右派经历、后代大量移居国外。——最后一点从书后所附“黄炎培及三子黄万里家世简表”中就能看出来：黄万里和他兄弟姐妹的下一代中，31人中有14人已经身居美国。黄万里的6个子女各自的家庭不是自己在国外或香港，就是子女在国外。

书中有一张照片是1981年黄万里在“右派”平反后重返讲台授课。黄万里穿了宽大的布褂子，右手拿粉笔戳着身后黑板上的算式，头发白而蓬乱，看起来很落魄，全没了早年西装照里的英气。书中的诸多照片串联起来，同样勾画了一个沧桑人生。遗憾的是，与旧版相比，新版删去了不少照片。

黄万里不愿卷入政治和党派，他在这方面缺乏技巧，甚至显得天真。书中记录了国民党政府时期与此相关的细节：1949年共产党建国前夕，他受人之托策反国民党官员，还轻松随意地散发《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样的书。身为甘肃省水利局长的黄万里不是国民党员，却被要求在房间里贴蒋介石的照片。黄万里用一颗图钉把它按在墙上，歪了也不正过来。

上述经历并未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打击。但这种政治上的不在乎，为黄万里在共产党政府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49年8月，黄万里受聘于共产党政权在中国东北成立的人民政府。此后，全书超过四分之三的篇幅中，记录了他的“不懂政治”，如何令他的人生陷入泥沼，以至连累到自己和家人、同事的生活。

最初到东北赴任，他竟带了自己的小团队，作者赵诚称之“太没政治头脑”。黄万里还给领导提意见，跟上级发生了矛盾。1950年离开东北去唐山，从此弃官任教。一年以后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因为跟被怀疑对象说了一句英语，也成了批查对象。1956年反对三门峡建坝，接下来的一年被反右斗争批倒，经历劳改的毒打和伤病。黄万里和那时大部分右派分子一样，失去了人的尊严。

黄万里一直不改其直言的风格。他1956年反对三门峡建坝，1957年写小说《花丛小语》讽刺盲目的建设者和不据实直陈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又开始上书反对建三峡大坝。

新版《长河孤旅》的目录中一些小节的题目改得更加温和，例如旧版第九章写东北的一节题为“东北的老百姓很穷，但政府却很阔”，改为“水利部要把黄万里调到北京”；第二十章小节题目“李锐说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改为“反对建三峡的声音”。但实际上，书的内容并无明显的大块删减，却又些许增加，包括毛泽东的秘书、原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反对三峡的部分文字。这些修订似乎暗示了这个时代的微妙特征：强调稳定的政治制度内部酝酿着自我解放的力量。

去年5月，中国政府首次承认三峡工程在移民、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存在问题，似乎显示出决策者的态度转向求真务实。政治运动的时代已过，但今天仍不是黄万里们的理想时代。如今三门峡水坝的缺憾已成学术界的共识。但记录三门峡移民苦难的《大迁徙》一书的作者谢朝平却因“非法售书”而被跨省追捕，拘留一个月。

但尽管备受关注，本书对黄万里当年参与的水坝工程争论仍缺少深入挖掘，时有模糊表述。比如，在旧版“最后的遗言：治江四策”一节中，作者写到，2000年黄万里曾“亲自向我们说过，xxx、xxx这两个人是讲道理的，他们托人来捎话，说‘黄先生在三峡上的观点是对的’”。然而此处却把关键的政府人物名字用X略去。新版中，这段文字被删掉了。

本书的作者赵诚是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在2004年旧版《长河孤旅》出版之后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他说：“人们说这是个道德滑坡的时代，我发现事实上人心中自有公道。清华的许多老师、黄先生的学生、甚至素昧平生的人经常给我来信，讲述他们对黄先生的尊敬。…….黄先生讲真话，人们终归是敬佩他的。”

如今在公共事务领域，大到垃圾焚烧、核电、转基因食品、水坝建设，小到某些具体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估，都存在公众信任危机。人们痛心于当今专家学者为政治意志和经济利益而曲意逢迎。今日人们怀念黄万里，正如赵诚所说，也意在追思知识分子的真与直吧。



孟斯，北京自由撰稿人，前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