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变革大气候

加强中欧能源与气候安全合作

鞍钢胡 — Wed, 26 Mar 2008 11:06:00 -0400

一英国智囊团在一报告中指出说，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的欧盟和经济发展最快的中国可在气候变化和能源方面通力合作。胡鞍钢谈及了他对此观点的看法。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个问题上已经做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逐步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然而，除了这些之外，中国要实现能源与气候安全，实现能源与气候政策良治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中欧合作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多边合作中的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需要深入细致探讨的问题。双方合作的领域、方式和手段实际上都有比较大改进和深化的余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

政府意志：非常时期的有力保障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进入非常时期，非常时期需用非常之法。所谓非常时期，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意志无疑是推动问题得以解决的最有力的保障。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希望碳排放的自动减少和实现低碳经济几乎是不可能的。要实现低碳经济，节能降耗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力推动，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消除市场在外部性问题上的失灵现象。所谓非常之法，就是中国在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要实现一步跨越，直接从高碳经济跨越到低碳经济。例如，通过政府的推动，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城市采用世界最高的节能标准并产生示范效应，实现由点到面再到全局的跨越。政府加强对碳密集型投资的管理和引导，加大对低碳能源的研发等等。

实际上，中国党和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与气候安全本身就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正如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在 200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会议上所阐明的中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战略抱负，与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注重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致力于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其地位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重大决策表明，只要党和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推动，政策措施得当，一些重大的挑战往往成为国内改革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催化剂。我也非常有信心，中国完全可以在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的过程中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避免碳密集型投资锁定。

中国：责任与能力的双重展现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逐步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展示出自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能力与行动。

首先，中国是负有大国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应对全人类共同的挑战面前中国责无旁贷。可以说，中国不是消极而是积极，不是被动而是主动，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不是推卸而是承担对全球公共事务、公共产品、公共空间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态度应当是：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发展模式转变，以参与国际减排规则促进国内减排规则，以实施全球治理推动国家实现良治（节能减排）。

其次，世界对中国充满期待。正如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的那样，“中国所做的选择举足轻重。中国当前就其基础设施需求和消费模式而做出的决定，将对全球范围内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成果，并对将可行的减排速度保持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中国不能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到全球减排的行列中来，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完全可以变挑战为机遇，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的契机打造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最大的环保技术市场、最大的低碳经济体系、最大的低碳制成品出口国。

再次，中国有能力为应对气候变化投资。IPCC报告指出，各国只要拿出平均GDP的0.12%就可以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约GDP的1.6%。发达国家目前有足够的财力投资减排技术，它们应立即实施减排，而发展中国家目前可不承担减排义务。而根据我们的设想，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能耗进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0到20%。2030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量绝对数是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的。单位产出能耗减少一半；全国总用水量基本不增加，进一步降低农业用水比例，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占GDP比重由1.3%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3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24%。

因此，中国有能力减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可以实现2050年之前削减20%排放量的目标，并用高于这个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之中。我们总体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成为推动气候政策良治的领导者，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

中国与欧洲：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的合作势在必行

毫无疑问，加强国际合作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和气候政策良治的重要战略。我在2007年7月份的国情报告——《中国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已经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对全球性的发展问题，仅靠一个国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共同解决世界性难题，这包括政治协商、科学研究合作、技术合作、市场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愿意也主动参加到应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治理之中”。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方面。查塔姆研究所的报告已经指出，“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休戚相关、紧密联系。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欧盟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外国直接投资 (FDI) 和服务产业的提供方。”双方紧密的经济联系为中欧在能源与气候安全领域开展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欧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具体来说，双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

• 一是加强合作，共同承担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无论是在安理会，还是在国际论坛上，双方应加强沟通，了解彼此立场，推动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 二是加强协商，制定国际气候规则和环境、能耗标准，在国际贸易领域改善能源与气候安全状况，推动双方绿色产业的发展。

• 三是分享环保和节能技术，并为关键的能源技术投资。欧盟应加大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帮助中国进一步节能减排。

• 四是建立中国的低碳经济特区。中国目前正在构建主体功能区，优化产业结构。我认为首要的是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低碳经济特区不能仅仅局限于吸引研究及高端制造领域的投资，还应该表现在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和能耗的降低上。低碳经济特区可以选择现有的主体功能区，实现严格的环保标准，通过强大的示范效应推动全国的节能减排。

全球能源与气候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对中国和欧盟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给双方提供了合作的机遇。欧盟在节能环保和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方面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但中国同样也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中国也同样有着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与气候安全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可以说，中欧双方合作的前景非常广阔。既然常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那么双方的政治领导人和企业家们更需要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通过紧密的合作使得中欧双方走在全球能源与气候治理的前列。

作者简介：胡鞍钢现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早年研习工学，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博士学位。 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博士后研究。他还曾是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访问学者。

首页图片由Namtso摄

中国和印度风能的飞跃

乔安娜刘易斯 — Mon, 10 Mar 2008 07:18:00 -0400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在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利用专门技术知识?乔安娜•刘易斯说，两家风电企业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中国和印度能源的发展道路频频受到国际关注。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两国目前与未来的能源发展轨迹使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其温室气体排放。最近，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印度很快将会超过俄罗斯成为继欧盟之后的第四大排放国。中国和印度的大多数发电站都采用煤作为燃料，而且两国都计划在未来10年中大量提高其煤电装机容量。基于这些原因，也许中国和印度最不可能是风电工业有所发展的地区。

虽然当地的风力制造业具有很多潜在利益，但是该产业拥有很多超过20年风力涡轮机制造经验的企业，因此进入这一产业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在发展中国家中，有限的本土技术能力和质量管理使进入更加困难。国际技术转化是一个解决方案，尽管该行业的领先企业不太可能给潜在的竞争者授权。

然而，印度和中国都拥有位于全球前十位的风力涡轮机制造企业。目前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千瓦级）风力涡轮机制造领域，印度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紧随其后。两国风电革新的核心都是国内企业的主动创新以及国家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

领先企业

在过去10年中，印度公司苏司兰在全球化背景下脱颖而出，并在与那些老牌风力涡轮机制造商的竞争中显示出了强大的竞争力。到2006年为止，该公司在全球风力涡轮机销售中已经占有了8%的市场份额：份额并不大，但是一直在逐年增长。目前，苏司兰是印度风力涡轮机市场上的领先制造商，拥有印度52%的市场份额。它的成功已经使印度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先进风力涡轮机技术的领先者。

最近，金风公司成为了中国最主要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目前，该公司拥有全球风力涡轮机销售的2.8%的市场份额，在2006年第一次进入了前10名。在中国国内，它占有2006年销售额的31%。这家公司的产量正在迅速增加，这得益于政府关于在中国风力电厂项目中推进引用国产风力涡轮机的政策。2006年，金风公司的装机容量达442兆瓦，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年安装量。

在从发达国家企业引用风电技术方面，苏司兰和金风采用了类似的策略。尽管对于一个希望进入风电行业的企业来说，技术转化模式很多，但是苏司兰和金风都决定向老牌的、二线公司购买多重许可。

对一个新的风电公司来说，从海外公司获取技术是快速获取先进技术、并开始制造涡轮机的几个最简单的方法之一；然而，对一个领先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来说，对潜在的竞争者进行专属授权存在一个障碍。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化尤其如此，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都相对廉价，采用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技术可能获得相同的、但更廉价的涡轮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经常从小型风电公司那里获取技术，后者在国际竞争中不会有什么损失，却可以在许可费上赚取更多。从这些较小的技术供应商那里得到的技术，未必不如来自较大制造企业，但是这些技术可能使用的较少，并因此拥有较少的操作经验。

许可证

苏司兰购买了南风、Aerpac和安然的许可证，使之具备了进入风力涡轮机制造领域的必备技术基础。基于通过这些许可证获取的知识，苏司兰也成立了许多海外子公司。它同外国公司建立了海外合作伙伴关系，包括特定零件制造商，如奥地利的齿轮箱公司，或进行合作研发，如荷兰的桨叶设计中心和德国的齿轮箱研究中心。苏司兰还将其总部设在丹麦，后者是风力涡轮机行业的主要工业中心。

金风购买了德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瑞能的许可证，这让它在几乎没有本土技术的情况下就进入了风力涡轮机产业。这些许可证提供了足够的技术知识的转化，使金风能够在转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最近，金风正在从Vensys公司收购许可证，以获取更大型风力涡轮机的设计经验。

迄今为止，金风仅仅依赖于许可转让的技术，而苏司兰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许可证模式，并已经购买了几家风力涡轮机技术和零件供应商的过半数控制权。它的收购包括主要的齿轮箱制造商汉森、以及瑞能。购买外国公司的许可证、加上国际化的研发机构和其他工厂、补充以来自世界各地的熟练雇员，这已经为苏司兰创造了一个全球学习网络，为之填补了技术知识基础的空白。苏司兰已经能够通过自己设计的学习网络，来利用世界各地的专家意见，如早期的丹麦和荷兰风力涡轮机技术开发中心。苏司兰与金风不同，因为最初它并没有把其科技学习和创新网络限制在印度，而金风则以中国为中心。

然而，金风虽然缺乏面向国际的扩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进入地区性的、甚至全球的学习网络。该公司来自中国西北部的新疆自治区，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使之成为了中国的风力涡轮机技术试验的中心。随着风电的发展势头转向东部，金风也在中国东部建立了制造工厂，包括环绕津京的新制造业中心。受欢迎的风场地点，如新疆的达坂城和内蒙古的辉腾锡勒，已经成为了几乎所有全球主要风力涡轮机制造商的试验场。很多公司，包括Vestas、NEG Micon、Nordex、Bonus、Zond和Tacke，都在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安装了风力涡轮机。因此，当它们在中国验证其设计的时候，这些制造商在世界其他的风电学习中心获取的知识让，金风能够从中受益。此外，金风还雇用了受过外国公司培训的职员（通常来自位于中国的公司），利用了外国风能技术公司在中国有效发展的员工，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专业化。

因为苏司兰和金风在国内都是最成功的，所以每个公司未来的成功前景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内市场上的持续发展能力。尽管印度的风能政策缺乏一个明确的国家导向，但是从地区角度上来看，它们仍然很成功。金风非常依赖于中国管理本地成分的政策、以及无需阐明的对中国自有技术的优先考虑。公司的继续成功也将依赖于其涡轮机技术在可靠性方面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有他们继续设计更大型、更有效率的涡轮机的能力。如果印度和中国的制造商能够通过实现涡轮机制造的本地化来大大降低成本，这两个地区都极有潜力成为地区出口的制造基地。苏司兰和金风都相信，通过实现涡轮机生产的本地化，他们有能力使价格低于其国外竞争者。

跨越式发展

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上和其他方面都存在很多障碍，这无疑对能源跨越式发展的简单概念提出了挑战。但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实现具体的技术进步是可能的。两国的公司已经能够制造完整的风力涡轮机系统，而且几乎所有零件都实现了本地化，在此之前，两国都只花费了不到10年时间。这些都是在国家法律和国际知识产权法的限制之下实现的，主要手段是购买技术许可证或购买较小的风电技术公司。

特别指出的是，苏司兰的发展模式突出了一种对跨国公司来说越来越流行的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基于全球分布的经营、并利用了专门技术和低输入成本的地区性差异优势。庞大的国际创新网络使之跟得上全世界风力技术的创新，然后通过大量的研发工厂，它能够使这种创新加入到自己设计中来。这种模式已经发展了这种全球创新子公司网络，同时保持了对知识产权的足够控制，使自己处于全球风力涡轮机制造和销售的最前沿。相比之下，金风所从事的研究和制造过程主要位于中国，这限制了它与国外风能创新技术中心的交流。然而，中国正在凭其本身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中心，使不同的国际公司积极地参与风力涡轮机的制造，其中很多公司都位于极为接近的地区。

这些能源跨越式发展的例子证明了，两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创造性地利用多种策略进入新的技术市场。知识产权许可、创造战略性的技术伙伴关系、利用地区和全球的学习网络、利用低劳动成本等地区优势，这些都是这两个公司成功的商业模式的重要成分。随着科技开发越来越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也应该利用它们对技术知识越来越多的掌握，后者以前主要由发达国家开发、并为之服务。苏司兰和金风在把全球技术应用于本地——也可能是全球的——方面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新技术开发模式。

作者简介：乔安娜•刘易斯博士是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的高级国际学者和乔治敦大学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副教授。她目前的研究重点为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转化机制和2012年以后的国际气候协议选择。她曾经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考察可再生能源技术工业的发展，并在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方面向政府提出了建议。

本文的完整版见《国际发展问题比较研究》2007年12月第42卷第3期。

首页图片由dengski 摄

中国关于能源与气候安全的战略对策

治彦刘, 晓柏龙, 峰伞 — Fri, 22 Feb 2008 10:28:00 -0500

中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在"中外对话"的"变革大气候"论坛上就应对全球变暖的能源和气候安全政策进行了探讨。刘治彦,龙晓柏和伞峰解读了中国的战略。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能源需求增长较快，能源供需缺口扩大，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日渐突显，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本国和全球能源消耗总量上升，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加，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气候安全问题也十分严峻。为此，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战略对策予以应对。

中国关于能源安全的战略对策

中国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是人均能耗较低，而消费总量、单位产值能耗较高。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22.25亿吨标准煤，2006年升至24.62亿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5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仅为1.18吨油当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4、日本的1/4、美国的1/7。在中国的产业能源消费结构中，各产业的消费规模均在不断增长，其中工业所占比重最高，达70%左右，但比重呈下降趋势，而民用、交通增长幅度较快。

中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结构不够理想，主要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然气相对缺乏，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

基于上述国情，中国政府明确要求强化各级政府对于能源安全运行的绩效责任，提出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能源发展战略，并采取需求与供应双向调控的政策确保战略的实施。

在能源需求调控政策方面，一是按全国四大主体功能区域，即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布局产业与人口。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确定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促进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新格局。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产业与人口在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二是着力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降低重化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控制钢铁、有色、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规模，加快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是改善工业生产结构和工业组织机构，转变工业增长方式，推广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推进工业信息化与技术升级进程，鼓励企业规模化经营，降低工业生产能耗强度，发展循环经济型生态工业园；四是积极推进节能建筑，减少建筑物的能量损耗；五是加强社会生活能源消费的管理，以办公设备、家电、家用汽车等为重点，建立节能标识制度，实施政府绿色节能产品采购制度，提倡节能消费。

在能源供给调控政策方面，一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加快建立现代煤炭交易市场，逐步理顺成品油价格，加大天然气价格调整力度，形成反映能源市场供需状况的合理价格体系；二是扩大能源生产的投资规模，提高大型能源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行业集中度。建立大型煤炭生产基地，发展以大型环保机组为重点的火电，推进核电建设，加大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力度，扩大投资渠道，改善布局结构，降低风能、海洋能、小水电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产业进入的壁垒。三是优化能源结构，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到2010年，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核电、水电、其他可再生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6.1%、20.5%、5.3%、0.9%、6.8%和0.4%。鼓励可再生能源产业技术研发，如生物质能循环利用系统、太阳能与地热能的集成技术、大容量风电机组技术、海洋发电系统技术等，力争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消费量达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5％左右；四是注重提高能源自给充足率。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一直在90%以上，但是目前中国的原油自给供应率仅在60%左右，同时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机制还没有完善起来。因此，在国家能源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应加大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力度，扩大勘探范围，重点开拓海域、主要油气盆地和陆地油气新区，加快深海海域和塔里木、准噶尔、鄂尔多斯、柴达木、四川盆地等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建成西油东送、北油南运成品油管道，适时建设第二条西气东输管道等；五是建立多样性的石油、天然气供应渠道。扩大境外油气资源合作开发，在沿海地区适度建设进口液化天然气项目，适时建立陆路进口石油管道。在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建立多元化能源供应基地。

中国气候安全战略对策

与能源安全相关联，气候安全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的国家，积极参与联合国主持的有关减缓气候变化和维护气候安全的国际会议，商讨相关协议，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中国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家气候安全的“两手抓”的战略，即采取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与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相结合的战略。

按照2007年6月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是“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的贡献”。

关于优化能源结构与提高能效在上面已经论及，现仅就《方案》确立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战略做些介绍。

首先，中国确立了农业、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等几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以及不同的区域防治重点。

在农业方面，一是加强雨水蓄排、农田灌排、农田节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良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二是优化农业区域布局结构和种植结构，粮食、饲料和经济作物生产相结合，调整种植制度，发展多熟制。三是选育和选用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四是恢复天然草场，建设人工草场，增加草场覆盖度，合理发展农区畜牧业，减轻牧区草场压力，防治荒漠化。

在森林和其它自然生态系统建设方面，一是完善和落实有关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依法保护和建设森林及其它自然生态系统，努力提高森林覆盖率，争取2010年达到20％。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强化对天然林、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监管，防止森林火灾和防治森林病虫害。三是选育耐寒、耐旱、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树种，研发推广湿地、森林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保护与修复技术，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等相关技术。

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一是以流域为单元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疏浚河湖，退田还湖（河），平垸行洪，修复自然生态系统。二是通过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实现水资源在区域之间的优化配置，调剂余缺。三是研究开发水循环与节约利用技术，积极探索海水淡化利用技术。

在海岸带及沿海地区保护方面，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依法管理海岸带及沿海地区生态环境。二是加强对红树林、近海珊瑚礁、沿海湿地等近海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技术研发，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三是运用信息技术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观测海平面变化与海洋灾害。四是采取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应对河口海水倒灌和咸潮上溯。加高加固海堤，提高沿海城市和重大工程设施的防护标准，提高港口码头设计标高，控制地下水开采，调整排水口的底高。大力营造沿海防护林，建立多林种、多层次、多功能的防护林工程体系。

根据气候变化科学预测和分析，在北方气候安全的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南水北调建设，建立农田抗旱灌溉设施；在中部的长江流域进行大江大河治理，疏浚河道，建立防洪水利设施；在南方沿海建立防御暴雨台风的水利设施建设，恢复沿海地区的红树林生态体系，减少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损失等。

其次，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研发工作，确定了中国气候变化重点研究领域，如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与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选择与效果评价、大尺度气候变化准确监测技术、提高能效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主要行业二氧化碳及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与处置利用技术、生物固碳技术及固碳工程技术等。

再次，注重提高公众气候变化意识。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新闻媒体监督和导向作用，以及民间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作用，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鼓励和倡导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倡导节约用电、用水，购买绿色环保产品，增强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的自觉意识等。增加有关气候变化决策的透明度，促进气候变化领域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此外，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工作的领导。国家和地方先后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首席行政长官和主管行政长官负责。国家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担任组长，挂靠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战略、方针和对策，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领导小组执行中央政府决定，并负责地方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总之，能源安全与气候安全是可持续发展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优化能源结构与应对气候变化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手心来看，是节能减排；从手背来看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中国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但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能源、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先进的、有益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则这些设施建设的高排放特征就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存在，这对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气候变化挑战，需要先进的技术作支撑，尤其是先进的能源利用技术。与世界先进国家比较，中国在能源高新技术和前沿技术领域还有相当差距，特别是在碳捕获技术、煤炭转化与清洁利用技术、安全利用核技术等方面与国外尚存在较大差距，能源科技自主创新任重道远，亟待于与发达国家开展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承担起保护人类家园的职责。

作者简介: 执笔人：刘治彦（教授）；协作者：龙晓柏（博士）、伞峰（副教授）他们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

首页图片由pingnews.com摄

访问"变革大气候"论坛

技术转让：合作还是竞争？

约翰巴顿 — Thu, 10 Jan 2008 08:18:00 -0500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都需要新的技术。但是鼓励措施或协议会有助于行业的发展吗？知识产权方面又会怎么样呢？约翰•H•巴顿作出了解释。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新技术，而且发展、推广这些技术需要政府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首先是因为鼓励研究通常需要政府的参与，一般是通过建立一个知识产权（IP）体系或提供补贴。其次是因为通常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收益尚未体现在成本构成中，企业常常发现应用社会需要的技术无利可图。作为回应，政府已经采用了一系列的法规和补贴措施，以鼓励相关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一些人担心，对在发展中国家中推广新技术来说，知识产权的存在是一个障碍。尽管有些时候的确如此，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试图保证只有其本国的产业才能从补贴中受益。为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看看历史上的一些例子。

美国汽车工业

1995年，正当科学家们开始了解汽车污染的时候，美国汽车行业的一些企业签署了一份协议，以交换排放控制装置的信息。每个企业都承诺共享其拥有的排放控制技术的信息，并允许其他企业使用这项技术，而不需要支付使用费。这类似于现在一些人提出的鼓励技术推广的建议。然而当时该行业的批评家声称该协议消除了人们发展新技术的动机。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技术发展缓慢，当时主要的进步是一个减少曲轴箱排放的装置，该技术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1969年，反托拉斯部提出了一项公诉，声称该行业共谋以消除在排放控制装置研究方面的竞争。该诉讼由一份1969年同意判决书所调停，该同意判决书命令各方收回了这项协议。

政府通过强行推行严格的法规努力推动技术发展。这在管理机构和行业间创造了尖锐的矛盾，但是在鼓励技术转化方面却取得了成功——并最终实现了今天的车载自动诊断系统的应用。

在新的商业环境中，该反托拉斯同意判决书所形成的条款被要求延期。政府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工业界表示反对。1981年，这件事情走上了法庭，加利福尼亚联邦法院被允许在合作研究模式——1955年协议所预想——和1969年判决书的竞争模式之间进行选择。出于对技术发展的风险和费用的担心、以及工业界、政府和学术界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利益，法庭选择了前一种合作模式。

研究支持

这个例子指出，在考虑鼓励技术在一个行业中发展和推广的时候，要注意几个原则。关键问题是，该行业的结构和规则是否能够为从事研究创造足够的动机。除非该行业的成员发现支持研究在经济上是有利的，否则本质上是没有私人会发起科技进步的。

这也提出了了一个问题：如果几个实体能够支持研究，他们应该被允许合作，还是需要竞争呢？合作的缺点是，因为来自一个特定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竞争优势，所以每个企业发展新技术的动机都是无力的。而其优点是，发展科技的代价和风险能够被共享，而且每一个企业开发的技术都能够被所有企业所使用。每个行业的选择不同；这依赖于竞争的形式、以及是否可以应用多种技术。

也一定存在这样的参与者，他们有能力和经济实力来从事研究。这在汽车行业或许已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比如在美国电力行业中却并非如此。当该行业认识到它能够从合作研究中获益的时候，便在1972年建立了电力研究院（EPRI）。这为研究提供了财政支持，并使每个成员都能应用其研究成果。因为该行业——跟汽车行业不同——涉及地方公共事业，不直接互相竞争，所以这在经济上是可能的。

核反应堆

所以，适当的法规和补贴是至关紧要的。如果这些都合适的话，新技术便能够得以推广，有助于世界顺应环境要求。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那就是知识产权将是一个问题。然而，在风力涡轮机行业，有相当数量的知识产权诉讼通常明确的使用费大约为1%，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数字。其他行业也许不同，但是他们都面临着必须与现存技术竞争的局面，要求保持较低的使用费。

政治问题不但包括技术是否可以使用，还包括哪一家企业将开发并销售新技术。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谈判都要求来自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到相关的先进产业中去。

回想一下民用核动力的早期阶段不无裨益。法国和美国都资助其本国产业，希望获得国家优胜。然而最后，法国终止了为国内项目采用美国技术颁发许可，部分原因是学习曲线使美国公司取得了领先。领先的企业期望一家企业建立的工厂数量翻一番，以减少10%的建设时间和资本成本，这样就能够降低那些生产了较少反应堆的新加入者的费用。另一个原因是，更广泛的核安全和核武器政治外交，这体现在1958年美国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之间的协议中。

在发展中国家中，在先进科技的行业推广中，经济因素是很重要的。现有企业（通常在发达国家中）相对其他企业有重要的优势，有时来自知识产权，但是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拥有熟练的员工，并在学习曲线上远远领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愿意准许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用其技术。然而，这将部分取决于他们是否有信心在提供核心技术的同时不会失去对那些企业的控制。他们非常可能把技术转化作为深思熟虑的全球策略的一部分，通常是为了减少制造成本。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然也不是不可能的。例如，在光电和风力涡轮机行业里，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最近已经从发达国家买入了一些企业——这是技术转换的一种新的机制。

但是，跟核反应堆的情况一样，政治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进行谈判，在温室气体产生行为上实行全球限制，并使所采用的方法能够维持贸易和经济能力。同时，我们必须使不同国家的科技鼓励项目成为一个整体，以保证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发展和推广新技术的动机。这不容易。设计法规和补贴项目很难，特别是在已经规章化的领域，如电网和核电。最后，需要纳税人为补贴提供支持，这必须与发展中国家使用新技术的政治需要相平衡。

约翰•H•巴顿是斯坦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曾担任过十多个学术委员会和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主席或成员，最近担任国际知识产权协会主席。

首页图片由Irish Typepad摄

中国出口排放，应由西方负责

吉姆沃森, 韬王 — Thu, 20 Dec 2007 09:46:00 -0500

2004年，由生产出口西方的商品而造成的排放占了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的近四分之一。王韬和吉姆•沃森认为，富裕国家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如今，大家认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由此出现了新一轮的呼吁，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减少其显著增长的环境影响。在中国内外，这些呼吁遭到了抵制，因为人们认为发达国家应该为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排放负责。此外，还有人指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进一步增加是由于生产出口西方的廉价商品造成的。

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现在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劳动和高耗能商品越来越多。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就是2006年圣诞节前抵达英国的爱玛·马士基轮，这艘世界上最大的货轮装载着销往欧盟的4.5万多吨圣诞商品，它们全部由中国制造。

贸易顺差

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2004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4%，贸易顺差为320亿美元，2006年达到1，770亿美元，许多人估计这一数字在2007年至少会达到2，000亿美元。WTO2005年预测中国的出口在2010年将赶上美国和德国，而实际上仅仅两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

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全球贸易强国，已经引起欧盟和美国在竞争力和安全方面的紧张。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多年来屡见不鲜，而且经常会伴随着更广泛的政治紧张。最近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食品安全和钢铁补贴问题。同时，欧盟的零售商也召回了一系列有安全问题的中国制造的玩具。此外，在德国照明企业的游说下，欧盟委员会最近将对中国节能灯泡的反倾销关税延长一年。由于欧盟内部正在大力推动淘汰白炽灯，鼓励消费者们转向使用更加昂贵的节能灯泡，这个举动似乎有些“反动”。

尽管巨大的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它也有负面作用。前任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中国有58%的出口来自境内的跨国企业。由此一些人认为，这些企业的大部分经济财富都被其在外国的总部获取了，中国经济并没有从中得到足够的益处。同样引起关注的还有一些商品的污染和高耗能属性，比如出口和内销量都越来越大的轧钢。尽管轧钢在中国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已经很小，但产量的迅速增长给中国造成了地方、地区以及全球各层次的环境影响。仅在2007年，中国政府就对这些高耗能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进行了三次削减，并且对一些商品征收高达10%的出口税。但是，由于强劲的国际需求，这些努力的效果大打折扣。

出口排放

尽管关于中国贸易顺差对排放的影响有一些讨论，却没有进行什么量化工作。在廷道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简报中，我们对中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排放进行了初步的评估。我们分析的结论是，2004年（最新的全面数据只到这一年）纯出口在中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中占23%，这既因为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也因为中国经济的碳密度相对较高。中国的出口排放量相当于同年日本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是英国排放量的两倍还多（见图表）。由于中国贸易顺差的增长，2005年和2006年的相应数字还应该更大。

图表一：2004年中国纯出口二氧化碳排放与其他国家总排放量比较

纵：2004年二氧化碳排放（单位：百万吨）

横：（依次为：美国总排放、中国总排放、中国纯出口排放、日本总排放、英国总排放）

其他的研究也有很多，有些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5年，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水彬（音）在报告中指出，从1997年到2003年，中国有7%到14%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对美国的出口造成的。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姜克隽认为，出口占中国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0%左右。

由于不同出口产品碳密度数据的缺乏，这些结论不可避免地有不确定性和简单化之嫌。但其中的逻辑是很清楚的。在2012年后新气候变化协议的全球谈判中，各国政府代表应该对中国的“出口碳排放”进行一番再思考。

国际足迹

民族国家可能是大多数国际谈判和条约的主体，但全球贸易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碳足迹具有国际性。国家应该只关心境内的排放，还是应该对它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所造成的污染也负起责任？中国等国家的出口造成的大量排放（更不用说这些商品的国际空运和海运造成的排放了）有力地支持着后一种立场。

这个分析还从另外两个方面强调了发达国家率先采取行动的必要性。首先，它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出证明：工业化国家不仅要为迄今的碳排放负主要的历史性责任，它们也是促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迅速增加的原因。其次，这个分析主张进一步努力通过技术援助和财政方法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在碳密集经济模式的投资过多之前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王韬、吉姆·沃森，任职于苏塞克斯大学苏塞克斯能源研究小组和英国廷道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

首页图片Ian Koh摄

中国：低碳经济的赢家

凯乐何 — Tue, 27 Nov 2007 07:25:00 -0500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能耗的，而且会造成气候灾难。何凯乐写道，现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新基础设施，既能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又尽可能减少能源的使用。

中国气候的未来看起来很严峻。经济结构和现有的发展模式都还停留在高能耗阶段，推动经济繁荣的是国际消费品市场的低档产品生产。同时，投资驱动的城市工业基础设施扩展和重工业投资高潮，支持着中国整体经济扩张的投入。结果，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根据许多权威的未来计划，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个趋势还将持续。

中国已经饱受气候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由19世纪中叶以来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业化造成的，而美国正是世界累积碳排放的主要元凶。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中国注定要遭受巨大的气候影响。

19世纪以来世界的主要碳排放者是美国和欧洲，而下一个世纪的主要排放者则变成了中国。很明显，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就得不到解决。因此，问题在于什么能够推动中国在缓解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在，对低碳经济的全球关注日益增加，这给中国提供了赢得竞争力、国际声誉和环境效益的良机。如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或者无动于衷，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包括增长放慢和环境进一步衰退。

意识增强

变化的气候会给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此中国首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有详细的描绘，情况十分令人担忧。未来13年，中国的平均温度预计将升高1.3到2.1摄氏度。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中国许多地方的气温都将明显上升。尽管中国的降雨量预计到2020年将增加2%，而到2050年则增加7%，但这不会缓解北方长期的缺水，反而会加剧南方的洪涝问题。它也将使中国巨大而危害严重的旱涝灾害雪上加霜，给国家的发展潜力造成显著的影响。

其他的后果还有：对农业的负面影响，这将严重削弱食品安全；洪水、台风和海水侵蚀的威胁日益增加，受影响的是中国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包括珠三角和长三角等重要的经济区域。

考虑到中国不稳定的水源现状，喜马拉雅山区明显的温度上升尤其令人担忧。冰川产生大量的融水，在2030年到2050年溶解高峰到来之前增加了大规模洪水的风险。溶解高峰时，中国最大江河的干流量将会减小，并对大河沿岸的人类活动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一系列气候影响，其中许多将对经济发展构成挑战，甚至就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努力解决气候问题的积极推动者。《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强调，中国对解决全球变暖的积极贡献十分重要，并且敦促中国领导人开始把目前的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大力发展新能源技术、提高能效、开发替代能源。

中国崭露头角

中国主要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社会安定。在近10%的增长持续三十年之后，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中国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仍然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每天的生活费不满2美元的有8亿人，不到1美元的有1.35亿人，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然而，发展要求增长，增长的动力是能源。尽管我们无法否认中国的发展需要能源，但问题是如何用一种能效更高的方式来发展，更多地依靠可再生能源来发展。

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改革时期的能源强度。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能源需求的两倍，令人惊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能效起点水平很低。改革之前，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国有重工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属于高能耗型，经济效益低下。由于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匮乏，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是错位的。改革使农业生产力发生了戏剧性的提高，在家庭的层次上也产生了现金盈余，这部分盈余一般被投入到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中去，就是乡镇企业。在八九十年代，这些乡镇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且把中国的产业结构从重工业变成轻工业，用相对较低的能源投入获得了较高的经济产出。

但是，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持续了20年的低能源强度趋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包括市场和资源的流动和国有银行中的资本积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使得中国的生产基地朝向全球市场开放，进行低廉的的消费品生产，从而在中国的经济体系内累积了更多利润。这也大大提高了城市化的速度，钢材、水泥、铝材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商品的需求猛增。由于金融体系中大量廉价资本的存在，投资转而流向重工业。很快，能源需求一飞冲天。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快了50%。

结果，每一种可能的能源现在都被完全开发，而新的发电能力也在尽快增加。这意味着常规粉煤技术在西部大行其道，这种技术的煤电转化效率比精密技术要低得多。到2012年，全世界将要新建燃煤电站近1，000座，其中有一半都在中国。这些电站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目前京都议定书承诺减排量的四倍之多。

改变视角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高能耗型的。随着市场定价机制的加强和扭曲性补贴的减少，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已经有所提高，但中国整体经济的能源强度仍然比日本高10倍左右，比经合组织国家高5倍，甚至比印度还高3倍。换句话说，在全球能源价格越来越高的未来，中国还有非常广阔的竞争力提高空间。

因此，中国必须改变发展视角，找到产业结构的回归道路，对中国这样劳动力丰富而资源匮乏的经济来说，这个结构是最理想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采取政策，增加高能耗生产的成本，如将碳和空气污染与税收相联系。这些政策还能提高中国工业的能效，因为它的单位产出所用能源要比国际上的竞争者多50%。

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人均能源使用量仍然很低。但是随着国家日益富强，消费领域的能源需求越来越大。在中国东部的大城市里，消费和交通开始消耗更多的能源，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大关，但这样的人仍然相对较少。然而，中国能源消费真正的长远挑战正在于此。

中国现在必须投资建成一个社会，它的基础设施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尽可能减少能源使用，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这一点都越来越重要。高能效住房和交通投资的回报是巨大的，中国仍然站在做出正确抉择的位置上，正在建设一个节约型社会。

瑞典的瀑布能源公司（Vattenfall）和麦肯锡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有很多低成本的方法可以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同时，大部分触手可及的果实（即回报良好的投资行为）已经摆在发展中国家的手边。

有无数原因促使中国在抵制气候变化的斗争中采取积极姿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找到脱离滑向恶劣环境深渊的出路，同时又能获得竞争力和国际声誉。

作者简介：何凯乐，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中国项目负责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环境问题。他是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的主要作者；他还参加了最近经合组织《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的专家小组，负责起草“环境—社会的界面”一章。

首页图片由Alex Kirch摄

中国和欧盟能够引领低碳经济的发展

永怡李 — Thu, 22 Nov 2007 11:35:00 -0500

据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与欧盟的经济联合在引领全球向“低碳”转型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李永怡简要介绍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我们正处在新工业革命的浪尖，新工业革命的驱动力是对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的重视。针对这一新的现实，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们开始调整在贸易、金融和生产计划方面的决策。不过真正推动这种决策调整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此展望关乎向低碳未来转型所带来的潜在经济与政治利益——而不是耗费。

中国与欧盟合起来占全球能源消耗的30%，占全球排放量的30%。他们的共同利益为今后25年双方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深化合作奠定了基础。欧盟，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中国是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二者的联合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可产生规模效益并将在全球范围内降低“气候友好型”产品与服务的成本。通过共同合作，中国和欧盟会真正成为全球向“低碳”转型的“引擎”。

这表示一切不能照旧了。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到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将增加55% 以上。而能源的需求与消耗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的迹象。过去八年间，石油价格增长了5倍，2007年10月的价格，扣除物价因素达到了1979年的最高点。廉价烃的时代现在可能终结了。等待世界石油产量达到最大生产能力，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至少20年的液态燃料极度短缺。对供应不足的担忧正在迫使资金投向非传统化石燃料来源，而相关能源耗费巨大并且伴随大量的 CO₂ 排放。

气候变化的预计影响令人担忧，它同时表明决策者和平民所面临的风险、弱势和选择的范围。据斯特恩报告估计，可避免的由不作为而产生的成本占每年 GDP 的 5% 到 20%。如果一切照旧，那么预计到本世纪末气温将急剧升高 4–7^oC。由于气候敏感度问题比先前预计的严重，决策者们应担负起制定风险管理政策的责任，尽可能将温度升高控制在 2^oC 范围内。换言之，全球 CO₂排放量需要在今后20年达到峰值，到 2050年减少50% 以上。对于像欧盟成员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大约到本世纪中叶实质上发展为零碳经济，而像中国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到本世纪末前应顺利跟进。

中国所作的选择举足轻重。中国就基础设施需要和消费模式而作出的当前决定，将对全球稳定温室气体排放量，并将可行的减排率保持到可持续发展水平产生决定性影响。中国目前的CO₂排放量占世界排放量的19%，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27%。初步估计2006年中国位居CO₂排放国名单之首，排放量超过美国8%。然而，如果按照人均碳排放水平考察，欧盟的平均值是中国的3倍，美国的平均值则是中国的6倍。

正如 2007 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所阐明的，中国以科学发展为基础实现创新型经济的战略抱负，与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侧重于发展和采用先进的气候技术与中国移升至全球价值链的理想也是一致的。近期研究显示，200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的每1000美元中，中国仅获利386美元。确保中国获得相当大的低碳经济份额，对于应对中国国内排放量的增长至关重要，并且能够激励中国在2012年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什么中国和欧盟要合作？

中国和欧盟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和依存。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外国直接投资和服务的提供者。中国日益成为欧盟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双边贸易逆差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却掩盖了一个事实，“中国制造”的产品增值中的大部分都累积到欧洲公司。从中国进口的鞋价值的50 - 80% 都返还给了负责设计和市场销售的欧洲公司。作为跨国一体化生产供货链，零部件往往在一国制造，运至其他国家最终组装。这表示弄清谁是产品的经济利益获得者，以及谁应承担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排放的责任，并非易事。

在中国投资有助于欧盟公司进入低成本产品市场而保持竞争性。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意味着欧洲消费者支付较低的价格。在中国直接投资 (FDI) 的回报率一直在增长：2003年是8%，而欧洲资本在其他国家的平均回报率为6%。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随着欧洲劳工总数缩减，对于欧洲经济来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变得更为重要。估计在30年之后，如果中国不能保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欧洲人的工资可能要降低16–40%。

中国和欧盟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面临共同的挑战。到 2030 年，双方 80% 的石油供应都会依赖进口。资源需求驱使资本投入政治上不稳定的和脆弱的地区，改变中亚、中东和非洲的地缘政治形势。因而，确保安全供给和资源丰富地区的稳定，对两个地区都有重大利害关系。他们还需要应对日益破坏食物、饮水和人类安全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尤指超越国界线，包括高度分享战略利益的地区，例如中亚和东非。这两大经济实体都需要从根本上改进他们的适应能力，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降低过度开采重要资源与贫困移民之间资源冲突的风险。中国和欧盟还都制定了非常相近并艰巨的能源政策，以便通过提高能效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增强能源保障。据估计，到 2012 年，欧盟可能会购买中国生产的 77% 的碳信用额，以满足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要求。

对中国和欧盟而言，充分利用双方相互依存的机会是势在必行的，以此来获得实现双赢的解决办法，即不仅带来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还要生产共享的能源和气候安全公共产品。此合作的推动力来自共同的机遇，以及对双边贸易所伴生的应共同承担的碳责任的认识。据估计，中国 40% 以上的 CO₂是在生产出口商品时排放的。欧洲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需要避免政治性不务实的言论，这些言论只会助长人们因对中国竞争力不切实际的恐惧而产生的焦虑情绪。此类人民党主义将破坏欧洲民众对中欧合作的支持，而这种合作是长期保护其能源和气候安全所需要的。

中国市场的规模——及其相应的清洁能源需求——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可以促进新的清洁能源技术成熟并广泛应用。中国与欧盟的合力能够大幅度降低低碳技术和气候适应性工具的成本，可以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地区提供这些技术和工具。欧盟认同应加强与中国在能源和气候安全方面的合作，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其在引领全球的战略目标方面已经成熟。

避免锁定在碳密集型投资中

在今后25年，全球能源供应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22万亿美元。仅中国便需要3万7千亿美元。投资的形式将有助于确定一代人能源使用和CO₂排放的模式。在中国的电力部门，中国对煤的依赖与扩建速度一样是众所周知的。据估计到2030年，将新增发电能力为126万兆瓦的发电站，其中70%为燃煤电站。而鲜为人知的是，同一时期欧洲也将新增发电能力为85万兆瓦的发电站，以取代老电厂并满足增长的需求。两个地区应共同承担责任，确保计划投建的发电站不会使全球陷于“高碳未来”的困境。

用传统技术建设这些发电装置会立即增加排放量，同时也减少了将来转换到轻污染能源的机会。作为可供选择的方案，可以引进现有先进的技术，例如能效和能源可再生技术，并尽快实施。迅速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范围将提高价格，但欧洲和中国可以通过努力消除供应链瓶颈，建立集成供应链用以支持积极的供应扩展并降低成本。即便应用这些方案，中国仍会增加其煤使用量。加强欧盟与中国的合作可以降低整个煤燃料链环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从采煤到电力和热能的利用效率。欧洲还应在碳捕获和碳储存技术方面增强与中国合作，真正建立一种共同伙伴关系，以加速实现中国和欧洲的商业化。

中国的建筑业正处于繁荣发展阶段。从现在起到 2020 年在建的新住房量将等于欧盟 15 国现今住房量的总和。中国现有的建筑规范，若能得到有效执行，将产生巨大的能效收益。如果能够引进欧盟的最佳方法，将会节约更多资源。同样在欧盟，即将启动的执行最佳方法的方案将带来重要的改进，据估计可以在低成本或零成本的情况下，节约超过 20% 的能源。欧洲和中国可以共同努力，广泛采用现有的近零能耗住房技术，并大规模推广此技术，在此行业内为开发更物美价廉的技术而合作。

在中国和欧盟，用于运输的燃料耗费速度在加快，平均来说将超过所有其他资源所产生的排放的递增速度。需求增大兼之以本国资源减少，扩大了激励人们减少耗费石油的趋势。中国汽车中的 80% 是合资企业制造的，很多是欧盟合伙人，因此双方有机会合作，在巨大的联合市场上共同推出更高的排放标准。同样，在低碳和可持续液态运输燃料的研究方面，也存在共同开发和部署的机遇——例如，围绕新一代生物燃料进行的研究。

引领技术竞争

中国和欧盟都已经确定优先开发新型、高效而低碳的技术，其范围包括，进一步改进建筑物和车辆，分别应用创新动力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高级材料。然而，取得这些进展仍然代价昂贵、困难且具有不确定性。将积极的技术革新和传播设定为政策目标，需要创造性地平衡对革新者或投资商两方面的激励，同时又迫切需要以可承担的价格最大程度取得气候技术，以避免技术锁定。

要建立必要的应用框架，能源和气候政策需要包含对创新和普及的激励机制。应改革现有的对无益于低碳技术的低效率技术的补助金制度。研发投资需要有其他政策来进行补助，以便开辟和扩大市场并促进大规模利用低碳技术。规范、价格和公共采购策略等因素产生的市场拉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不同的技术有各自不同的需求，它们将以不同的方式沿着创新链条加速发展，并通常会得到具体机制的促进。

推动全球低碳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实用而有效的发明激励机制，一直以来都进展缓慢。尽管在中国和欧盟，一直在推行活动方案，但如何最好地利用现有成果，大规模地提高经济转型的影响，仍然存在疑问。往往支持全国冠军或保护本地地市场的要求，成为了生产方案风险共担、研究成果汇聚和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合并的拦路虎。中国和欧洲两地区为合作创新而分配的许多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现今真正的机遇出现了，双方可以采用技术合作的新模式来降低成本并加速发展。这就要求作为低碳技术创新和普及的激励框架的一部分，以清晰而稳定的方式建立技术标准、知识产权和执法能力之间的联系。欧洲可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便与中国共同享有公众支持的低碳技术，例如，如果市场改革能够为企业在能效和服务领域实现迅速的市场扩张。

通过贸易和投资获取利益

斯特恩报告指出，投入低碳经济的国际资金流规模需要有变革性的增长。中国和欧盟可以选择双赢的举措，通过建立新的市场激励机制来扩大低碳贸易和投资，以同时捕获“碳”和经济增长。这两个市场的绝对规模意味着欧盟—中国的贸易议程将影响全球市场，并进一步刺激双边贸易机会或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机会。此举措还有助于平衡欧盟和中国企业关于快速转向低碳技术的竞争重点。

然而，这要求消除低碳贸易中对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及投资壁垒。在为低碳产品制定共同的并利于执行的技术标准方面，双方应增强合作，这比减少关税更易于实现且更有重大意义，并能影响贸易和投资模式。扩展与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减排相关的服务贸易（例如建筑设计、能效管理），可以为欧盟国家的公司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中国也能获得更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中国指定的“低碳经济区” 可测试革新的政策，并可从欧洲的大力支持中获益。。

规划途径

本报告简要介绍了几种选择，可协助中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权益人规划向“低碳未来”转型的途径。

1. 构建“低碳经济区”，在中国构建两个低碳经济区：一个位于经济比较繁荣的东部地区，一个位于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比较大胆的举措。这些低碳经济区将成为政策推进“低碳未来”所必要的经济转型的试验地。低碳经济区侧重于吸引对研发和高端制造业的投资，这与中国领导者期望从简单加工组装转型的理念是一致的。低碳经济区对于中国的下一次工业革命可能就像深圳对目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并且成为有活力的低碳经济的强大示范区。欧盟与中国在能源和气候方面的合作将着重在此区域进行，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展示大型低碳经济的转型是切实可行的。

2. 制定能效商品的国际标准，这将为如中国和欧盟这样的主要商品生产者带来益处，例如在“生态化设计指令”下，欧盟将很快为主要的用能产品设定更为严格的能效标准。中国和欧盟可以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为能效和低碳商品设定强制标准，这会促进双方市场的发展。

3. 使煤成为可持续能源，由于未来中国和欧盟对于煤的依赖程度预计会增加，这将成为工作的重心。双方可以增强现有合作以制定一套协定的基准，并尝试提高能效和减少煤燃料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包括增强合作，将开发碳捕获和碳存储作为未来潜在的能源选择。

4. 欧盟-中国超能效建筑物研究平台，可以发展此平台，在这个发展非常迅速的行业获取与中国合作技术和开发的机遇，并可以避免能源消耗锁定。

5. 制定欧盟-中国低碳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成立一个中国-欧盟联合工作组，开发促进高能效和低碳产品贸易的框架。可以将此作为制定潜在中国-欧盟低碳自由贸易协定范围的开端。此方案能够在全球建立先例，处理能够扩展至其他市场的“气候友好型”技术。

6. 开拓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业方法，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竞争的担忧，已引起人们对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全球行业标准协定产生强烈兴趣。中国和欧盟可以从水泥行业开始发展出一个现代行业协定范本，这将有助于提高能效并减少排放。

7. 解决对可再生能源的全球供应限制，这有助于达到中国和欧盟在可再生能源和相关成本方面的共同目标。双方可以建立一个高层次合作委员会，解决生产瓶颈并促进高级投资。

8. 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程度，尤其是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而从不稳定地区进口，这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和欧盟关注的重点。在中国有 80% 的汽车是合资企业（其中有许多中国和欧洲合资企业）生产的，这样便为中国和欧盟提供了共同合作、通过协调能效和污染标准来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独特机遇。

9. 发展低碳投资体制，可以促进中国和欧盟致力于达到快速传播关键技术并确保本地商业竞争力的双重目标。这包括放宽中国对外来投资的限制来发展“碳金融”并增强技术合作。

10. 增强能效和低碳技术合作，中国和欧盟在此方面的合作可以从制定实际操作协定着手，解决围绕知识产权方面的低碳技术合作中的结构问题。可着眼于实际机制，例如条件或强制许可、合理使用权以及标准化准则，以便增强技术传播。其他的合作方案还包括在战略区域合并欧盟和中国的公共研发预算；利用现有供应链连结推动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设立中国-欧盟气候技术奖励基金，以便激励在能效和环境产品领域中的技术创新。

访问"变革大气候"论坛

首页图片Pseudorlaya摄

气候复原之路

达金贝弗利 — Tue, 13 Nov 2007 07:13:00 -0500

危险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对于中国和欧洲来说情况较为相似，因此在制定气候适应性政策方面的合作将使双方获益颇多。贝弗利•达金陈述了此类合作的情况。

在国际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构建低碳经济的迫切需求正在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但是，我们又要面临一个新的事实，仅仅减碳并不能解决气候问题。

气候变化之严重，仅凭减少排放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这要取决于我们回应气候变化（对此我们已经致力在做）的能力。因此，创建“气候复原型社会”并且全社会都能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做出回应，与建立低碳经济的理念是同等重要的。欧盟和中国在此方面奠定了其先行者的地位。

增强人类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做法由来已久，不过随着科学研究的准确性日益提高，以及气候变化引人注目的影响开始在人们心中生根，各国政府都在更为严肃地探讨如何适应气候的问题。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约各方对于 2006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影响、脆弱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内罗毕工作方案》在帮助各国促进理解和评估环境影响方面的作用达成了共识。2007 年 6 月在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此行动方案受到了各方关注，八国集团首脑着重承诺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就适应气候变化和气候研究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的是，加强我们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的愿望不再被视为是减排政策中的“疏忽”。

不过，为何中国和欧洲尤其要在适应气候方面进行合作？

首先，尽管中国和欧盟在地理上有差异且相距遥远，但二者在全球变暖的冲击下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中国科技部、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环境署所进行的科学测评指出这两个地区均面临相似的挑战，包括干旱、洪水、农业区域转移和生产力、海平面上涨、自然生态系统干扰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等等。虽然这些影响在严重程度和地理分布方面可能不同，并且社会经济差异也会在地方层面上影响反应能力，不过中国和欧盟都将经历更为强烈的攻击。

举水为例，欧洲环境署的预测显示，到 2030 年气候变化将导致欧洲南部河流流量减少，从而使南部更干旱区域已经严重的缺水问题进一步恶化。干旱将使类似今年夏天横扫希腊的森林大火的发生风险增大。同时，降雨量提高增涨了欧洲北部地区的河流流量。急剧的降雨（尤其在冬季）将导致洪水更为泛滥，并且由于暴雨参杂城市污水而可能降低水质。干旱和洪水都会造成整个陆地上极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

在中国，由政府部门、中国气象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进行的预测显示气候变化的自然影响与欧洲极为相似，尽管地理分布状态与欧洲几乎相反。气候变化预期将导致北部干旱地区降雨量降低而河流流量减少，从而扩大受干旱影响的区域；与此相反，南部地区河流流量将增多，而预期洪灾状况将更为严峻。

整体来说，中国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频率会增高，同时水量供需之间的差距恶化。据估计，中国西部冰川地区已经退缩了 21%。虽然可用冰雪融水的总量在短期内会增加，不过预期在 2030 年和 2050 年分别达到供应的顶峰之后会逐渐下降。根据《斯特恩报告》，中国 23% 的人口（大约 2.5 亿人）生活在“主要依靠冰雪融水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不断严重的缺水情况将对区域稳定有着重大影响。

对于欧盟和中国为何尤其需要进行合作的问题的第二个答案是，双方都意识到需要将气候影响评估科学和政策制定过程相结合的紧迫性，这样他们才能及时促进适应能力。中国政府于 2006 年 12 月发表了首份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为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和策略提供了详尽而科学的基础。同时，欧盟委员会于 2007 年 6 月发表了首份关于气候变化与适应的绿皮书，阐明行动案例并简述可行的政策选项。此外，中国和欧盟都已确定需要加强世界范围内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协调行动和促进合作的合作伙伴关系。

虽然欧盟和中国可能非常适合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共同工作，问题是他们会以什么方式合作？我们总是将此适应归类为“发展援助”下的项目，要求捐助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源（多数情况是以提供基金的形式）。构建气候复原社会则不同，它要求中国和欧洲成为平等合作的伙伴。

平等合作包括交流知识与技术工具，使我们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影响与易受损害的薄弱点。平等合作意味着我们要共同致力于发展整合科学与社会经济研究成果的能力，从而针对地区制定合理的政策。此外，国家间更好的技术合作与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为达到此目的，应取消对检测、评估设备和适应性技术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其他的方式是通过传统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具体来说要扩展国外和直接投资、合资和人员迁移的机会。

创建气候复原社会也包括共同标准的制定，以增强区域对当地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并遏制会造成气候进一步变暖的行为，如购置空调。举例来说，这包括建立建筑物高效能和产品设计的标准，特别是采暖、通风和空调装置，从而促进能源的节约。此外，还需要增强金融与保险保障，这对于那些最易受极端气候变化影响而无法采取回应措施的薄弱区域尤为重要。

中国和欧盟面临一个抉择：我们共同合作来面对共同的挑战，或者我们各行其道，延误做出响应，坐观其变。但是，等候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有可能被迫做出反应，而采取毫无计划的适应措施。这样很有可能代价很高而又不是稳定之策。

作者简介:贝弗利·达金在2005到2007年期间是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在那之前，她就职于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

首页图片由Madeira摄

中国：变化之风

晓舒 — Thu, 08 Nov 2007 06:36:00 -0500

中国潜在的风力资源能够满足全部用电需求。我们如何才能利用这一清洁能源？欧盟又能帮些什么忙呢？舒晓报道。

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中国努力满足这个需求，同时加大力度减轻对煤炭和进口石油的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要通过提高GDP的份额来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发展可再生能源尤其重要。此外，中国要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化的长远目标，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可再生能源也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能非常丰富，但还远远没有开发利用。

欧盟是中国产品最大的进口者，同时也希望在关键的气候变化事务上获得领导地位。这种明显的两利性，将推动双方进行可再生能源合作。

中国在风能利用上有着巨大的潜力。中国气象研究所指出，中国可开发用于风力发电的风能资源估计共有约10亿千瓦，其中岸上风能2.53亿千瓦，离岸风能7.50亿千瓦。只要利用其中的60%就能满足中国全部电力需求。预计到2030年，风力发电会成为仅次于煤炭和水力发电的第三大能源。

现状

从中国最初的商业风能利用到现在，已经20年了。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建起65座风力发电场，分布在15个省区，特别是在广东、内蒙古、新疆和福建等地。大部分风力发电机的装机容量在600千瓦到1，500千瓦之间，2006年中国的并网风力总发电能力达到260.4万千瓦，比2005年的126万千瓦增加了一倍还要多。

除了大型的并网发电，中国还有超过20万座单独的小型风力发电机，它们为农村地区的家庭供电。总的来说，中国现在采取了切实的措施促进风能商业利用的发展，并且鼓励大型风力发电厂的建设。根据中国最高经济计划机构——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2010年，中国的风力发电能力将达到500万千瓦，2020年达到3，000万千瓦。

发展障碍

尽管中国风力发电增长迅速，但其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下列几个障碍：

• 技术差距：目前，中国国内有20多个风力发电机制造商, 以眼下的技术能力而言，它们生产的发电机的容量最大只能达到750千瓦，1，000千瓦级别的发电机正在发展过程中。 2005年以来，中国建起了好几座示范性的风力发电厂，其中的发电机容量是1，200千瓦和1，500千瓦的。但是，和其它国家更先进的技术相比，中国大型风力发电机的设计和制造还存在着实质的差距，丹麦、荷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大型风力发电机厂商仍然控制中国市场。

• 管理差距: 中国已经树立起风力电厂经营和管理能力。中国不缺少合格的风力发电设计和建设人才，但在风力电厂管理技巧和能力的积累上却步履蹒跚，无法满足未来风力发电的预期需求。

• 风力发电发展的高成本：和燃煤发电比起来，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仍然是最明显的障碍。尤其在风力发电上，前期投入巨大、规模小、发电能力有限成为最主要的阻碍因素。燃煤发电的平均单价是每度3角到6角（4到8美分），而风力发电的价格则是每度7角到9角5分（9到13美分）。

政策落实

在风力发电上，欧洲具有强大的优势。在全世界10大风力发电国中，有7个都是欧盟成员国。目前欧盟促进可再生能源最普遍的机制包括：固定电价制度（用户或供应商必须按定价为可再生能源电力付费）、配额制度（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在总电力中达到固定比例）和税收刺激（比如税收减免）。在大多数情况下，固定电价制度比配额制度和税收刺激的效果更好一些。

中国还没有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财政激励制度，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就对风力发电大力支持。如今中国采取的主要财政激励手段，是一个通过投标和税收支持实现的特许机制。比如，风力电厂可以享受大约50%的增值税和收入税减免。尽管中国也有一个和欧盟类似的固定电价制度，但只是一纸空文。因此，如果中国把快速发展风力发电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就必须实行一个更严格的电价制度，有可能的话，还应该引进可再生能源购买证书制度。

欧盟投资不断增长

尽管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承诺要发展可再生能源，中国企业的热情却很有限。如今清洁发展机制（CDM）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动力。一方面，清洁发展机制使欧盟成员国和私有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京都议定书和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目标；另一方面，来自欧盟的投资也能在减轻可再生能源单位成本方面起到双倍的效果，既能和常规的燃煤发电进行竞争，同时又避免了温室气体排放。比如，辉腾锡勒风力电厂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2001年底开始招标，2005年成为第一个登录在案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登录的清洁发展机制风能项目。

辉腾锡勒风力电厂的装机容量为2.58万千瓦，根据合同规定，它将向荷兰政府的CER单位采购招标机构（CERUPT）出售514，296个核证减排量（CER），价格为每吨二氧化碳当量5.4欧元。通过出售CER，该项目总共可以收入178万欧元，相当于总投资的13%。这个收入可以使每度电的成本降低5分钱。从降低产品单位成本的角度来说，来自欧盟的清洁发展机制投资对本来在经济上缺乏吸引力的项目帮助颇大。

截至2007年7月18日，中国和欧盟签订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到2020年其总发电能力将达到325.1万千瓦。因此，欧盟的清洁发展机制投资对帮助中国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有着显著的效果。

中国风力发电能力

纵向（风力发电能力，单位：百万瓦）, 横向（年份）, 红色（CDM风力发电能力）, 绿色（风力发电装机容量）

新的机会

为了实现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政府将实施一系列财政和税收政策来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这些政策包括：建立特别基金、固定电价制度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指出，到2020年，为了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需要2万亿元投资（大约1，850亿欧元或2，670亿美元）。因此，中国的风能发展在商业上给欧盟带来了巨大的新机会。这些领域包括：风力发电机技术转让、管理及相关服务培训和对中国风力发电项目的直接投资。

舒晓，毕业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获得环境管理学士和环境技术硕士学位。 他专注于气候变化的研究，尤其是清洁发展机制等基于市场机制的利用方面。 他还十分熟悉中国的清洁发展机制，现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主导下的可再生能源促进项目任职。

首页图片由alau2摄

建设节约型社会

Mon, 05 Nov 2007 11:37:00 -0500

发展可持续建筑可成为中国事半功倍的环保努力。潘家华为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建筑的开发措施。

节约型社会建设涉及生产、消费、制度、文化诸多方面，但与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最为密切的，无疑是建筑。我们中国现有的大量公民用建筑，质量差、寿命短、耗能高，浪费极为严重。寻找根源，认识潜力，采取措施，建设可持续建筑，可以使我们摆脱浪费的困境，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事业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可持续建筑的内涵

可持续建筑的特征是持久、低耗。

相同面积的建筑物，物耗相差并不很大，但质量差异可以使其寿命相差数倍。地球资源有限、化石能源不可再生。建筑所用的砖石、钢筋和水泥，不仅是物质消耗本身，而且还内含有大量的能源消耗。对中国人来说，住房是第一要务，是第一大开销和储蓄物品。如果建筑物质量好，寿命在70乃至100年以上，我们就能为自己和后人存下大量物质和能源，这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节约，更是资源意义上的节约。如果建筑物质量差、寿命短，则意味着我们一生忙碌，到头来一无可留，而从资源、能源上考虑，也是无谓的巨大浪费。

可持续建筑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低耗。人类居住需要适宜的温度条件，由于我国的自然气候条件，冬天需要供暖的区域和夏天需要空调制冷的区域都非常广泛。采暖和空调制冷都需要直接消耗能源，而且这种能耗是经常性的，是一种流量性耗能。

可见，可持续建筑不仅要求建筑物本身可以持续性的存下来，而且要求建筑物内维持人们居住温度的能耗流量低。存量久、流量低的建筑，在保障人们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能源消耗，是节约型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可持续建筑的困境

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年来，我国建筑大拆大建，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可谓前不见古人。然而，多数建筑深陷质次、寿短、能耗高的困境。无论在哪个城市，均有大量的拆除和违章建筑。据北京市环境办提供的信息，2005年全市拆除450万平方米违法建筑，2007年规划拆除违章建筑300万平方米。如果按人均住房25平方米计算，相当于两年就拆除了30万人口的住宅面积。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面积的拆除？

首先是规划的缺失与尴尬。或者没有总体规划，或是有总体规划没有细节规划，或是规划俱有，但没有落实。尤其是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换一届政府领导就来一个新的规划，这样就等于没有规划。

第二，急功近利不求持久。建筑是百年大计，但在现在的政绩考核和产权制度下，五年或十年以后的不确定性，很容易使投资和建筑商忽略持久性。目前，我国的现有建筑存量超过400亿平方米，每年新竣工超过20亿平方米，而住宅的平均使用寿命只有30年。加固、改建还不如重建，所以，只能一拆了之。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我国现有的城区改造，中国的传统建筑保留的似乎不多，反而是在中国土地上的欧式建筑，几乎都保留了下来。

第三，八亿农民的农村建筑更新速度更快，相对于城市，更是谈不上持久和低耗。在浙江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外观上完全可以看出住宅的建设时间，几乎没有二十年以上的老房子。住宅节能几乎没有纳入建筑考虑。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建筑的可持续难题将更为突出。

第四，建筑和消费上“买马不配鞍”，只关注房外观和结构，不注意节能，使居住用能极为浪费。南方地区夏天高温40ºC，但几乎看不到中空玻璃。如果建房时不考虑节能，建好后再装修，成本将成倍增加。

可持续建筑的节约潜力

建筑浪费，是我国物质、能源和人力上最大的浪费。如果实现可持续建筑，我们可以有多大的节约潜力？

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高达132年，美国纽约的摩天大楼，也多有百年历史。中国的建筑，按人均50平方米计算（居住30米²，商用20米²），需要近700亿平方米的建筑。如果按目前平均寿命30年计，那么，每年更新面积将需要23亿平方米。如果寿命增加到100年，则我国每年建筑更新面积只有7亿平方米。2006年，我国钢铁消费突破4亿吨，水泥超过14亿吨，能源消耗总量近25亿吨标准煤。如果我国建筑寿命从30年提高到100年，则每年可节省钢材1亿多吨。相应的，水泥、砖瓦和建筑陶瓷的节约数量更是惊人。

可持续建筑的另一节能潜力源于供热和空调。我国近年来的新建建筑中，只有10%~15%能达到国家的强制性节能标准。现有城市的400亿平方米建筑中，95%以上是高耗能建筑。根据天津建筑供热试验，达到建筑节能标准的小区，节能率可达30%。如果天津市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则每个采暖季可节煤100万吨以上。如果考虑天津夏天空调制冷，节能效率更高。我国其它地区的供热或空调制冷时间多数比天津更长，但建筑节能水平比天津更差。天津人口只有1000万，如果全国按10亿人口冬季采暖或夏天用空调，按比较保守的天津的节能率计，如果达到国家建筑节能标准，则每年至少可节煤1亿吨以上。而有关专家统计，通过建筑保温、管网系统调节、提高热源效率三个方面的改进，我国北方地区采暖耗能至少可降低60%~70%。2020年，我国建筑能耗将达10亿吨标煤，如果节能30%，则可每年节省3亿吨标煤。

推进可持续建筑的措施

可持续建筑需要从制度安排与实施、市场手段应用及科技研发等多方面入手，全面推动建筑的持久性和能效水平的提高。

建筑是资金含量高的持久性资本品或家庭耐用消费品，其宏观调控需要从长远规划，注重实施。在制度建设方面，首先要确立规划的法律地位，绝不可以因政府领导的更替而随意更改。而且规划要注重细节，增加透明度和可实施性。第二，一定要明确房屋产权，尤其是产权的法律保护和长期性，这样才能使由投资方、承建方和拥有使用方都从根本上重视建筑的长久性。第三，执法要严格。对违法建筑，管理、执法及建设使用者均应承担法律责任。而目前执法只是强制拆除，成本由纳税人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纵容、鼓励违法。

建筑是商品，需要按市场规律，采用激励机制。首先，对投资商不应该采用高贴现率或高折旧率。作为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国外房贷可长至35年或更长。如果贴现率低，投资商一定会注重质量，从长计议。第二，要加强市场监管，严防假冒伪劣和偷工减料。第三，提供完全信息给消费者，使之了解建筑的使用寿命、能耗水平，做出正确的选择。第四，利用税收的价格机制，遏制浪费和奢侈性消费。例如对于空调用电，人均年超过600度，则按实际消费累进征收能源税。第五，鼓励使用太阳能、地热能等清洁能源，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第六，对于建筑节能，政府可采用补贴措施。

可持续建筑，科技创新支撑不可或缺。首先，建筑设计和材料选用，需要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高建筑寿命。第二，创新建筑材料。新型墙体、门窗和屋顶材料，可以大大提高节能效率。第三，室内通风、供热系统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可以保障室内空气清新，避免开门窗而浪费能源。第四，需要考虑建筑材料的重复利用，减少建筑更新造成的建筑材料的浪费。

总之，通过提高建筑寿命和建筑节能水平，实现可持续建筑，可以事半功倍，甚至多倍地推进是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首页图片Keshan Gunasinghe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