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从巴厘到哥本哈根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令人期待

海滨张 — Mon, 05 Jan 2009 06:23:00 -0500

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为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提供了契机。张海滨做出了分析与讨论。

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是更上一层楼，还是原地踏步，抑或是出现倒退？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最大，因为随着奥巴马的上台，过去妨碍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的一些关键性因素将会被削弱。

奥巴马上台，美国促进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政治意愿将显著增强

中美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近30年来，中美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签署了近40个双边合作协议，取得了一些成效（不少协议虚多实少），但无论与中美两国合作的潜力和国际社会的期待相比，还是与中欧和中日气候变化合作相比，中美之间的合作都是有限的。主要的原因并非双方缺乏合作的能力，而是双方的合作意愿，尤其是美方的合作意愿不足。在小布什执政的8年，气候变化问题不是美国的优先处理议题。2001年，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世界防止气候变化努力的拖后腿者，遭到世界的普遍批评。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也没有将气候变化问题置于关键性的位置。欧盟和日本先后提议与中国签署了关于气候变化的首脑联合声明，展示了强烈的合作意愿。西方主要大国中唯独美国没有与中国达成类似协议。2008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虽然签署了《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但文件中缺乏具体的指标。

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反复强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誓言彻底改变小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2008年11月8日，奥巴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电话交谈中特别提到希望与中国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美国许多智库已经为奥巴马政府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准备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新政府将会大力提升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方面对加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包括中美合作的政治意愿也大大增强。中国在2007年巴厘岛气候会议上展现出的积极合作的姿态受到普遍好评。2007年中共17大报告第一次将保护地球环境列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2008年，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首次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主题进行讨论。胡锦涛强调，气候变化是关系子孙后代和全人类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气候政治的这些重要变化表明，中国对加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的政治意愿也在上升，可望与奥巴马政府的政治意愿对接，构成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奥巴马的上台，中美之间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的分歧有望缩小

小布什政府时期，中美之间在气候变化领域最大的分歧是对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看法根本不同。美国强调中美负有共同的责任，应等量齐观，同步减排；中国则强调有区别的责任，认为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最大，应率先减排，做好示范。双方为此相互指责，妨碍了合作的深入发展。回顾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气候政策就会发现，克林顿政府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实际上认同了中国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上的立场。但当时美国国内政治气氛无法让这一协议获得国会的同意。1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气候政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国民众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和关注度大幅提升，美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看到开发低碳技术的良好商业前景，美国新政府通过推动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的需求也十分迫切，总之，美国国内要求美国在国际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奥巴马本人的态度也非常积极。与此同时，中国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迅速，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因此，奥巴马上台后，双方很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妥协，各自向前迈一步，美国承诺量化减排，中国以自愿承诺的方式量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如果双方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缩小分歧，中美的气候变化合作就能前进一大步。

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依然存变数

当然，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发展绝非轻而易举，仍然存在不少变数和不确定性。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无疑对中美气候变化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奥巴马明确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拯救美国经济；而中国也通过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将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重中之重。双方集中精力处理经济问题，必然会分散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注意力和关注度，使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进程延后。今后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能否尽快从世界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此外，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也会影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在美国，许多人担心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美国的失业率，甚至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不少人相信美国正在以气候变化问题为借口，试图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担心在合作中被对方占便宜。

抓住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中美气候变化合作

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如果双方能够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合作，这种合作将成为中美关系新的亮点，并将积累共识和互信，成为长期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如果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则很可能成为双方相互猜疑和冲突的来源。当前，美国新政府即将就任，中美气候变化合作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中美双方要抓住机遇，尽快签署中美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对双边合作做出具体规划。作为世界两个主要的能源消耗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美加强气候变化合作不仅是两国人民之福，也是世界人民之福。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组织与国际环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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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大会结果怎样？

谭科普塞 — Mon, 22 Dec 2008 06:07:00 -0500

最近在波兰举行的气候变化谈判不欢而散。为何成果甚微，接下来怎么办？谭•科普塞报道。

由于政治惯性和经济危机，人们对最近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望值比较低。即便如此，会议成果之少，还是很出人意料。波兹南大会议程上的一些关键问题，现在必须在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大会之前予以解决。更糟的是，谈判不欢而散，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适应资金问题予以反责。

谈判还暴露了全球变暖的科学认识和各国的行动意愿之间的脱节。把“新绿色协议”作为同时解决经济衰退和气候变化的手段谈论甚多，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发达国家支持自己的减排政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议，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上减排25%至40%，但多数发达国家为较之低得多的目标而辩解。

会议最后一天，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发言中表示：“对于科学家们极其清楚地告诉我们政府所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很多人似乎依然没有感到相应的紧迫感。”戈尔赞成全球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350 ppm的目标，大大低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建议的450 ppm。当前的预测显示，温室气体浓度可能上升到高于这个点，可能导致温度上升3°C至5°C。这将给人类造成可怕的后果，突显在波兹南的点滴努力。

实际结果怎样？

随着宣布启动一个帮助最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基金，会议达到了高潮。资金来源为清洁发展机制（CDM），根据联合国的这一制度安排，允许负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义务的富裕国家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当前的基金价值估计为8,000万美元，从现在开始到2012年，这一数字将获得大幅提升，但是无法达到联合国所宣称的发展中国家数十亿美元的需求。来自这些国家的反应是并不认同，资深的印度谈判代表普罗迪普托·高施表示：“这是最令人难过的时刻之一。在发展中国家，我们每天目睹一幕幕的悲剧在发生，而面对无法承受的人类灾难，我们看到的是冷漠无情、明争暗斗和含糊其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执行秘书伊沃·德布尔为不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的决定进行辩护，强调提供更多资金的想法不是 “工业化国家反对”，而是“政治上时机不对”。

砍伐森林是另外一个症结所在。关于“减少发展中国家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排放”的谈判（REDD）逐步取得进展，但是存在争议，原因是一份临时协议未能提及原住民权利，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未采取强硬立场，以及没有包括大型碳汇的泥炭地。而且，尚不清楚估算是用“净”排放还是“毛”排放：“净”排放估算方法可能使一些国家继续砍伐现有森林并以植树补偿。这一过程将导致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大量丧失。

清洁发展机制的改革也陷入停顿，许多方面存在分歧，尤其在来自未来捕获和储存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碳信用是否包括在内上面。

为何成果甚微？

会议受到了近900公里之外的布鲁塞尔谈判活动的影响，在那里，欧盟在为其自身的气候协议而谈判，直至波兹南会议的最后一天。欧盟达成的一揽子目标和政策软弱无力，缩手缩脚。欧盟承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但是减排留有很大的余地，允许从欧洲以外的地方购买碳信用抵充。协议对污染行业和东欧排放增长同样采取温和路线。

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所有松散地联盟起来的“雨伞集团” （Umbrella Group）成员国，也在谈判中扮演了妨碍者的角色。美国无法在政权交接时期作出坚定的承诺，而对于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在他们自身排放正处于急剧上升之时，在作出承诺上小心翼翼。加拿大因为不断妨碍达成减排目标协议的进展而获得了“气候行动网络”——由超过43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授予的“每日化石奖”。加拿大还主张把提及原住民权利的内容从关于砍伐森林的协议中删除，并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加拿大气候科学家的出席。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通过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些少有的切实成果。巴西宣布计划大幅减少在亚马逊雨林的森林砍伐，而墨西哥、韩国和南非均宣布了本国的减排计划。然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仍不愿意设定减排目标。对于发达国家不愿履行他们的减排承诺、认真对待发展中国家关于技术转让、资金、适应和能力建设的建议，中国代表表达了失望。波兹南会议可能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立场分歧。

接下来情况会怎样？

在气候变化方面，所有目光都集中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新政府上。奥巴马曾经表示，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将重新加入谈判进程。美国参议员约翰·克里在会上提出，美国会承诺到2050年减排80%。短期内，美国可能把重点放在一个更小的目标上，即到2020年使美国的排放回到1990年的水平。这意味着从目前的水平减少15%，但那是否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始减排的一个足够强烈的信号，尚不得而知。

很多人认为，中美关系将决定全球减排努力的成败与否。奥巴马一旦就任总统，可能需要承诺更大的减排以及就气候变化问题直接与中国接触，包括十分关键的四大问题：技术转让、资金、适应和能力建设。

哥本哈根倒计时

2009年将是繁忙的谈判年。在三月底和六月，将在德国波恩举行大会，制定哥本哈根协议的文本草案。UNFCCC同意将有关新的减排目标的讨论推迟到这个时间点上，为美国制定新的政策留出时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建议增加召开两次会议。哥本哈根大会本身已推迟一周，波兹南大会也讨论了进一步延长这一进程，在2009年增加一次会议。

如果在哥本哈根没有达成一份包括所有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的协议，就会对UNFCCC进程及其取得成果的能力提出严峻的问题。经历了波兹南的失望之后，哥本哈根的谈判决不能失败。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运作和发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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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公平和可持续的气候制度

家华潘, 迎陈 — Wed, 10 Dec 2008 06:18:00 -0500

未来几年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到底可以排放多少温室气体，这是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潘家华、陈迎等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

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谈判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公平地进行减排义务分担，并体现各国具体国情的差异。迄今为止，国际上已经提出许多不同分配方案，但反映发展中国家现实国情和需求的方案少之又少。

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潘家华领导的研究团队，以人文发展理论，阐述了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分配应优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低碳发展，遏制奢侈浪费的理念，研究报告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八次缔约方（COP8）上散发。在此基础上，开发的人文发展方案的制度框架，在相关概念、方法论和量化分析方面不断有新的进展，2003年和2006年曾两次举办边会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上获得较好的反响。最近尝试开发了一个具有公平内涵、可量化的排放权分配的新方案，并就资金机制等国际气候制度的相关要素进行了探讨，共同构成了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的一个完整方案，称为“碳预算”方案。

碳预算方案所依据的公平原则，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温室气体排放权是保障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人权之一，公平的本意是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并非国与国之间的公平。其次，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关键是保障当代人的权利，控制人口增长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之一。第三，考虑到发展过程中伴随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传承规律，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是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全过程的存量公平。最后，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优先目标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分配，应该客观反映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的差异。

碳预算方案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仅考虑化石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假设全球碳排放2015年封顶，2050年相对2005年减排50％，1900－2050年间全球碳预算大约为年人均2.33吨CO2。初始碳预算分配与基年各国人口成正比，考虑各国气候、地理和资源禀赋的自然因素调整后，各国碳预算虽有所差异，例如，俄罗斯、加拿大气候相对寒冷，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地广人稀，南非、中国能源消费的碳排放较高，但综合起来，碳预算的调整幅度有限，大约在-20%－78%之间。但是，发达国家实际历史排放不仅已严重透支其未来碳预算，而且侵占了其他国家作为全球公共资源的排放空间。例如：美国实际历史排放是碳预算的2.97倍。为了保护全球气候安全的共同利益，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尽管普遍远低于碳预算，拥有发展和排放的权利，但不得不通过碳预算的转移为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超额排放和保障未来的基本需求所需碳预算“埋单”。碳预算转移的总规模大约为455.7GtCO₂，如果以当前国际市场10欧元／吨CO₂估算，其总价值高达近4.6万亿欧元，远远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义务所贡献的份额。

即便有碳预算的转移，保障发达国家未来的基本需求，但由于其现实人均排放较高，未来即使能采取相对严格的减排政策和目标，未来累计排放仍将超过碳预算，其中大约60％需要通过国际碳市场或国际合作进行海外减排。如果仍不能将排放控制在碳预算内，则必须通过累进碳税进行罚款，同时将为实现的减排量计入下个承诺期。

对于中国而言，碳预算方案并不是一个特意优惠中国的方案，实际上，碳预算对中国未来发展是一个紧约束。中国初始碳预算为458.8GtCO₂，经过自然因素调整，气候和资源禀赋使碳预算略有增长，而地理因素调整碳有所下降，三因素对中国的综合影响不大，调整后中国碳预算为452.2 GtCO₂。中国历史实际排放88.7 GtCO₂，未来剩余碳预算365.5 GtCO₂。假设中国努力实现低碳发展实现2030年排放封顶，相比2005年增长55％，2050年略有下降达到45％，则未来累计排放刚好能满足碳预算。只有进一步减排才可能有排放额度供出售，否则中国还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排放额度。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中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大约占碳排放的30％，2030年这一趋势难以根本逆转，因此中国促进低碳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总之，碳预算方案是基于科学基础，将优先满足基本需求的公平原则与全球的可持续性目标结合起来，为构建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而设计的一个完整方案，对打破当前国际气候谈判的僵局具有较高的政策含义和参考价值。

潘家华教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的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化、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陈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她的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学与全球环境问题。

本文的写作是在其他学者的协助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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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融资和低碳经济

史蒂文格雷 — Mon, 08 Dec 2008 10:36:00 -0500

国际气候变化会议正在波兹南召开，史蒂文•格雷在本文中探讨了在全球变暖新协议中碳贸易所能起到的作用。

在波兰波兹南，气候变化人士正在就应对气候变暖国际谈判路线图进行磋商。会议为期两周，与会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工商业者、环境和发展非政府组织。

气候科学形势逼人、情况严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百万分之445-490，导致气温上升2.0-2.4˚C的“最佳估计值”，全球排放必须在2015年之前达到峰值，并在2050年从2000年的水平下降50-85%。为了避免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可能对人类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水平”，这一层次的目标是必须的。挑战显而易见：任何的努力都应该由所有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最多的国家——主导，而不仅仅是欧盟——欧盟在努力执行其《京都议定书》目标上，基本上是在唱独角戏。

在国际谈判中，需要平衡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达成一份既有区别又公平的协议。气候变化制度框架是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pdf] 原则以及承认不同国情和能力的基础上锚定的。这些原则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运用于始终存在差异的当代国际社会，要求在减缓和适应活动上，不同的国家实行区别对待。

与此同时，采纳未来协议中减排目标的国家必须应对关注国际竞争的国内群体。考虑到其他国家没有排放限制，这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将限制排放视为商业的不利之处。竞争忧虑的解决方案始终推向建立一个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可以认为是要求更大的区分：如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与中国相比具有不同的责任和能力一样，中国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相比也具有不同的责任和能力。得到最普遍引用的区分基础是人均排放量、人均GDP和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历史责任。像韩国、新加坡和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这些衡量标准要求其作出更大的贡献。然而，美国的意见形成者倾向于更多地注重绝对排放水平，而不是人均数字或者历史标准，强调了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重要角色。

如何走向低碳或者零碳经济？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等级采取行动，而且行动要快。然而，谁来付费？

在《巴厘行动计划》中确定的2012年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关键因素是：排放减缓行动、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转让，以及应对来自砍伐森林和资金流动的排放。

《京都议定书》为带有减缓目标的国家之间进行排放贸易创造了可能性。各国因而设计了国家级贸易机制，将减排义务传递给辖区内的污染者，并建立激励机制，吸引私人资本寻找经济效率最高的减排方式。领导者曾经是欧洲，欧洲制定了一个全欧盟排放贸易机制，有效地建立了碳市场。其他发达国家，如新西兰、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在制定国家级贸易机制，作为履行国家减排目标的工具。美国也在单方面讨论建立国家级限额与交易机制的方方面面。

《京都议定书》允许来自发展中国家获批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活动的核证减排量(CERs)用于发达国家履行减排承诺。这使得限额与交易机制具有了灵活性，并保证减排是在以一种经济有效的方式进行的。

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2008年碳市场现状与趋势》[pdf]估计，在2006至2007年期间，投资于《京都议定书》下项目的资金有79亿美元。欧盟排放贸易机制的交易价值达500亿美元。鉴于《议定书》只是在2005年才生效，这对于碳融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这意味着，如果政府给出了正确的信号，私人部门有能力和动力快速采取行动。先前说过，挑战在于规模和紧迫性。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在《斯特恩报告》和《气候变化全球性协议的关键因素》中承认了限额与交易机制的力量，并对由此产生的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金作出了估计，在2020年大约为每年200-750亿美元，到2030年达到每年500-1,000亿美元。

那么，为了在走向低碳经济的行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碳融资需要如何发展？

碳融资本质上是技术公平的，它为私人投资去寻找最经济的减排方式创造了动力。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UNFCCC)预计，进行中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到2012年将产生27亿核证减排量。迄今已有1,253个项目注册，预计到2012年它们将产生12亿核证减排量。

“额外性”概念对于保证该机制的环境整体性是不可或缺的。额外性测试包括证明讨论中的项目要是没有清洁发展机制就不可能发展。迄今为止，每一个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批准）之前，必须证明其额外性。在如何执行“额外性测试”方面尽管有指引，执行起来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主观性，在很多情况下，难以严格证明。

上述情况，加上模糊不清、行动迟缓的行政程序以及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使得清洁发展机制的批评者对其完整性产生质疑并要求进行改革。有些批评人士坚持认为，其规则过于复杂，改变过于频繁，实现过程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其他批评人士则质疑某些项目是否真正具有额外性，或者清洁发展机制是否会创造不良动机。

显然，需要解决清洁发展机制的效率问题。该机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且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国际谈判各方正在努力解决当前的管治问题，这些问题能直接有助于处理其中的一些问题。

在清洁发展机制更具有实质性的改革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建议。事实上，清洁发展机制尽管成就不小，但是没有延伸到所有的领域。在当前的机制内，下列领域尚未从减排项目中受益：能源分配、减少能源需求、化工、建筑、运输、金属生产、溶剂使用以及造林和再造林活动。清洁发展机制的地理分布也是一个主要问题。迄今，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所占比例为74.49%。

围绕着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主要限制之一在于如何定义额外性。在从当前使用的项目额外性发展到减排额外性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建议。

有人建议走向标准化的基准线方法，基准（行业或项目基准线等）将应用于项目类型。为特定行业设定低于正常水平的透明而可靠的基准线，能够对排放额外性作出规定，有助于克服当前保证项目额外性的限制和困难。这一方法仅仅要求执行项目的实体证明减排是在设定基准线的下方。

一个根本的方面是建立一个对早行动者有利的有力机制，并在机制之外（通过国内和国际管理的结合）管理低成本减排，从而碳融资能够拉升减排曲线，而不是为末端解决方案提供数十年的资金。

这个构想是真正为了把清洁发展机制和碳融资发展成为一个更加有力的机制，能够产生大规模的行业项目。一旦技术渗透到一个具体的行业，就应该执行其他的政策，允许其他的行业和技术加入到碳融资中来。在此情况下，碳融资能有助于行业结构性转变的费用支付，并起到政策催化剂的作用。

然而，执行标准化基准线存在一些障碍。数据是一个主要的障碍：精确的历史排放数据和增长预测对于保证环境整体性是至关紧要的。对机制进行监管的制度设计也很关键，政府需要确保制定机制时不把私营部门排除在外。在国家的层面上，政府必须尽快开始克服这些障碍，并在政策上创造一个碳融资和其他补充方法可以得到发展的环境。

谈判在波兹兰继续进行，减缓是构件之一，碳融资则是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众多工具之一。在2009年底，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将需要提出一个长期的目标和中间步骤。同时，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做出贡献。挑战巨大而复杂，但假如人人有意参与，就会有希望。

史蒂文·格雷是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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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

伊恩哈维 — Fri, 05 Dec 2008 06:08:00 -0500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在本文中，伊恩•哈维指出中国应该帮助国际机构构建知识产权框架，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和采用。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比它认为的还要大。这不仅因为中国是最大的二氧化碳(CO2)排放国，而且因为数千年的创造力重新勃发，新的低碳技术将从中国的高校和企业不断涌现。正像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在知识产权(IP)体系的发展上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其它国家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对于知识产权(IPRs)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的把握比大多数西方政治家都要深刻。随着中国成为低碳技术的主要利用者和创造者，它应该发挥显著的作用，帮助关键机构构建其知识产权框架和进程，为低碳技术的巨大发展和采用创造适宜的条件。

世界贸易组织(WTO)负责管理知识产权关键的国际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该协定于1995年1月1日生效。WTO在贸易产业问题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问题上都很积极，我们可以把其中的TRIPS委员会作为一个最好的论坛，建立一个知识产权工作小组，处理低碳技术知识产权问题。WTO还有用于解决冲突的程序，这些程序也应当成为有效的论坛，帮助解决争议、落实知识产权获取的有关协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是知识产权事务的领袖性机构。为了建立在法律上切实可行的全球性知识产权体系，该组织进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努力，但是它却不适合深入解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复杂贸易、经济和产业问题。在这一方面，WIPO既没经验也没人员，况且其纲领也不允许它拥有WTO那样的执行机制。

英国工业联合会(CBI)和国际商会(ICC)等工商业组织也表现出在气候变化和知识产权上的建设性思考。我们应该利用它们和类似的工商业组织，为潜在的问题和市场失灵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

创建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工作小组是很明智的（如果目前还没有的话），这个小组将根据事实和数据，对能源革命和气候变化的特定问题进行分析，以便使问题得到讨论，并且寻求符合经济规律的解决办法。工作小组对知识产权实际情况的宣传是很有用的，这一系列文章的目的也是如此。根据笔者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知识产权讨论中的经验，只要举出真实的例子，说明知识产权的宗旨、利用方法以及它们为什么对解决问题如此重要，经常就能完全消除对知识产权的公开敌视。

中国有潜力在知识产权领域发挥关键作用，寻找通向低碳技术的结构性途径。我在第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中国在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建设方面相当先进。在过去几年我与中国官员和产业界人士的讨论中，有一点非常清楚：他们把知识产权看作建设创新型社会的一个关键部分。

然而，世人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就还不太了解，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许多能体现中国在知识产权上成就的数据都存在于“公有领域”。然而，由于官方报告并未着眼于关键事实，这个信息被大大掩盖了。众所周知，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官员和专家们都缺乏相互交流，中国应该改变这一模式。

•要了解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一些数据十分有用。例如，外国企业在中国起诉侵权者的胜诉率很高，据我估计高达90%，相比之下在美国只有35%。无论是要打官司，还是企业选择诉讼的最佳范围，了解专利诉讼在全国以及司法途径的结果都是很有帮助的。这样的硬性数据或许存在，但是官员们不愿用它，因为担心美国等国家会拿它来攻击中国。然而，公布这些数据似乎是利大于弊的。

•官方可能得到专业援助（可能来自国外），对相应的事实进行确认和提炼，并且找到机制将其置入目标国家的公共领域。

•改进观念：中国确实存在某些老问题，比如北京秀水街等外国人常去的地方长期有卖假货的现象。这让那些要攻击中国知识产权落实情况的人有了现成的口实。官员们也应该反思一下，能把奥运会办得如此成功的国家，难道就不能制止这种对知识产权的公然侵犯吗？

过去两千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富创新性的国家，但是上两个世纪却多少有些反常。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把中国未能实现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学术官僚的抑制”，那些受正统教育的官吏不懂科学技术，也不懂工业革命的产品所需要的市场。在我们寻找促进低碳技术发展的最佳方法时，这个启示非常有益。

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它认识到了这个现实，并且表示愿意通过包括碳捕获与储存(CCS)在内的各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和某西方大公司进行了一次磋商，中国方面要求明晰再议CCS项目中的知识产权。由于双方投资巨大，也由于现有知识产权的投入和新知识产权的创生，中国方面很合理地询问了双方具体的收益来源。“知识产权不是问题”，这次说出这句话的却是那家西方公司。然而，他们犯了个错误，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低碳技术的发展给发达国家带来了良机，它们可以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和中国开展合作。例如，八国集团应该承认中国在知识产权支持环境建设上的巨大进步，它们应该和中国一起进行安排，用最好的办法创造出一个知识产权环境，激励新低碳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对于这样的措施，中国应该欢迎和重视。这样的发达-发展中国家联合举措也可以用来对付某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它们有着严重的保护主义色彩，极力抵制知识产权发挥作用。

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人数众多、素质很高、创造力强，未来重要的新低碳技术很可能来自中国。因此，想出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解决办法，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点击察看其它文章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谬论

科技与全球变暖

低碳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伊恩·哈维，2008年10月

本文中包含为托尼·布莱尔的《打破气候僵局》报告和气候变化组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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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创新：走向全球性解决

佩林佐卢, 谢恩汤姆林森 — Tue, 02 Dec 2008 06:22:00 -0500

各国齐聚波兰讨论气候的未来，低碳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佩林•佐卢和谢恩•汤姆林森报道。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用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前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需要紧急的全球应对。报告指出，要把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2050年之前必须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的基础上减少85%。另外，二氧化碳排放要在10到15年内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要达到这些减排目标，就要迅速提高现有和新的低碳技术的开发和部署，否则这些目标实现的成本极高，难度也很大。各国要有效适应业已发生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也需要创新。明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COP)将在哥本哈根召开，从现在开始的这一年中，为了减少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合力，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创新和技术合作框架。

本文将对目前关于气候变化领域技术转让的争论进行探讨。E3G和查塔姆研究所最近发表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框架，目的是打破发展中国家在风险、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僵局。本文是在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目前的创新计划不足以应对政策和技术失灵的风险，也跟不上更高的气候敏感性的要求。许多气候减缓模式曾经试图对未来的能源结构和涵盖一系列不同减排目标的路线图进行评估。总的来说，这些模式的着眼点都是具体技术的集成，例如大规模碳捕获与储存(CCS)的部署、通过可再生能源和提高四个关键部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发电业）的能效实现能源结构切实的多元化等。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用于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效上的投资必须在目前的基础上增加18倍。报告还强调，50%以上的减排任务要靠能效措施实现，而CCS能实现约20%。然而，这些构想并不是预言，它们是实现能源政策目标成本最低的路径，基础是一整套技术设想。实际上，未来的缓解路径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比如，现在还没有一个工业规模的CCS示范工厂，目前不可能、2015年前也不可能出现。由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新电厂都必须在2030年前实现零碳排放，通过CCS实现20%的减排目标也是高度不确定的。

同样地，上述构想可能低估了实现它们那些减排目标需要的研发和示范的数量。新技术和新兴技术的研发和示范也需要大大增加投资。《斯特恩报告》估计，全球公共部门开支是25年前的一半（目前每年为100亿美元），建议将其翻番到200亿美元。其它各种研究建议的增加额度则在2倍到10倍之间。

总的来说，目前的模式所描述的技术结构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包括政策和技术失灵、气候敏感的加剧。能效节约的经验表明真正的减排经常很难实现。因此，许多模式所设想的巨大改进需要通过创新加大行动力度，而政策可能无法实现这些改进。一些技术在许多构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如第二代生物燃料和先进的核能，由于技术障碍和公众反对，这些技术可能无法投入应用。最后，科学上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气候的引爆点比当初估计的更低，气温变化更低，影响也更严重。因此，我们的行动速度必须比目前期待的更快，方法就是扩大现有技术，增加对新技术开发和部署的投资。

为了消除这些风险，我们必须为技术创新和推广制订一个全面的方案，它能帮助我们应对潜在的失灵和更高的气候敏感性，二者都会提前而不是延后到来。这些应该被列入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的技术行动计划，为未来的投资与合作设立明确的目标。

但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支持来建立有效的创新机制，而不只是单纯地接受技术转让。要实现低碳技术的商业化，必须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进行推广。然而，只有单纯的技术转让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对新技术的推广来说，制度、法律和管理框架与接近技术一样重要。因此，要让发展中国家生成自己的创新机制，就需要一个能力建设的广泛方法。

毋庸置疑，发明创新绝对是一种高收入行为。它的市场需求也集中在高和中高收入国家，也就是说，私营部门开发只面向这些市场的新技术的动因是很清楚的。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要提高技术渗透，收入显然很重要，但只有收入还不够，政策和措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要缓和并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或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性和颠覆性的创新能力。第一种创新能保证适应的技术是成熟的，通过研发或示范，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能发挥作用。其次，新技术和新产业模式一起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也比通常的速度更快。最后，我们必须对抗旱作物等“孤岛”研究领域给予特殊的关照，因为私营部门对它们不感兴趣。

最优水平的创新供应还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它主要在国家层面上运行，被视为研发政策的一个延伸，因此与国家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只靠国家政策是无法利用好低碳新技术中的全球公共产品要素的。此外，与全球性的社会最优条件相比，私有市场对创新的投资过低。因此，必须采取多边行动来纠正创新中的市场和政策失灵。

哥本哈根协议必须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合作与共享。

如果不能解决知识产权和竞争力问题，创新和推广的速度和规模就会受到重创，而且可能损害到国际气候谈判。许多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具体技术因素也会影响创新和推广的速度，如研发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技术复制的便利和知识产权的实施。由于担心知识产权遭受侵害，企业不太愿意在那些制度薄弱、实施能力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发放新技术许可。

从2003年到2005年，约80%的专利都掌握在私有企业手中。其后技术能够让那些在发展和生产上比较有优势的国家建立起能明显带来高附加值的工业。是保持这些既得利益，还是通过技术的快速推广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二者之间的紧张已经显露。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知识产权问题也成为更广泛的竞争力争论的导火索，可能使谈判陷入僵局。

关于知识产权在特定低碳技术推广中的作用，目前几乎还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性研究。然而，知识产权的内涵在不同的部门和技术中似乎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要用一种灵活的方法进行研究。比如，制药行业的专利在产业模式中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因为一个单项专利可以为投资者攫取大部分的回报。这类障碍对生物燃料催化剂、燃料电池和风力发电机中的先进材料来说也关系重大。然而，在信息技术等其它部门，由于逆向工程的易行，其竞争优势集中在隐性知识（比如复杂的电站技术）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可能就很有限。知识产权的成本其实只会对生物燃料催化剂等少数气候技术产生阻碍。最终，如果一个过程集中使用了大量专利（专利丛林），只要其中大多数都属于某一个单独企业，专利获取问题就会变得很突出（比如汽车产业中的污染控制技术）。

尽管可能会出现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法律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企业还是会进行战略上的技术垄断，为的是利润最大化，还有可能是为了减少由技术传播引起的国内市场出口竞争。

因此，我们必须在激励知识产权所有者与尽快推广技术之间重新找到平衡。政府间的协议有助于建立信任。我们可以创立一个明确的框架，要求实行许可发放、平行市场和公共部门买断等不同的共享形式，还可以把加强打击技术盗用与这一框架结合起来。那些愿意按照“保护与共享”原则进行相互合作的国家还可以得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一项多边研发、示范和推广基金的支持。

为了适应变化的气候，把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危险值以下，下一步的谈判必须形成一个在政治上可行、公平而科学的合理协议。我们必须发动空前的全球行动，加速低碳和适应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挑战尽管艰巨，但从太空竞赛到制药行业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只要齐心协力，就能看到巨大的转机。

作者简介：佩林·佐卢，E3G研究员；谢恩·汤姆林森，E3G项目负责人。他们共同起草了E3G与查塔姆研究所的联合报告，题为《创新和技术转让：全球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框架》。报告全文与执行摘要中文版均可在www.e3g.org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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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兹南会议为何重要？

谭科普塞 — Mon, 01 Dec 2008 05:48:00 -0500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是全世界历来最重要的——也是最复杂的——谈判之一，本周在波兰举行的会谈则是这一谈判进程中关键的一步。对此，谭•科普塞撰文予以阐述。

波兹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联合国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谈判从今天开始，将开启为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而达成一份新的全球协议谈判的下半个阶段。谈判进程从去年印尼巴厘岛会议开始，并将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结束，新的协议将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伊沃·德布尔称之为“国际社会历来最复杂的谈判进程之一。”这也是最重要的谈判之一。

与去年在巴厘举行的会议一样，波兹南将迎接大批各国代表、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全球媒体。“中外对话”网站将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作为我们“从巴厘到哥本哈根”项目的一部分。

波兹南会议为何重要？

会议将成为推动艰难谈判进程的一个机会：经过一年时间对新观点的探索和酝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在波兹南分发一份新的全球协议的初稿。这份有望在哥本哈根会议最后定稿的文本，将在新的一年里进行斟酌、辩论和改写。

然而，由于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同时也存在谈判可能失去关键动力的担忧。此外，波兹南将是持不合作态度的美国布什政府在下台前的最后一次出席会议，而且会议将由波兰——一个不能确定其利益是否与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相符的国家——主办，这些也会于事无补。波兹南也许只是通往哥本哈根道路上的一步，但如果形势恶化，它将成为严重的障碍，破坏明年达成任何重大协议的机会。

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什么？

达成任何协议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作出多大的承诺。反过来，发达国家也需要来自最大发展中国家更加坚定的承诺。波兹南将见证这些承诺方式的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富裕国家将削减更多的排放，以换取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对于任何新的协议，关键是如何使减排可测量、可报告及可证实。不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会推迟至哥本哈根会议。

如果进展顺利，很多事情可以在波兹南得以实现。会议不仅是关于下一个全球协议，而且涉及在《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前，我们现在能做什么，以便对其加以改进。联合国也将采取一些坚定的措施，包括成立一个全球适应基金，以帮助早已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较贫困国家。这个基金将从全球减排方案“清洁发展机制”征收款中获取资金。

会议将认真讨论如何有效地为低碳发展提供资金，以及如何推动清洁技术的转让。要讨论的其他问题包括减少砍伐森林和森林退化所造成的排放，以及改革清洁发展机制。

谁是会议的主要参与者？

在发达国家中，欧盟和美国是主要的参与者。中国和印度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的排放国，这几个国家是达成一份新协议的关键。

美国会改变其立场吗？

会上将只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并由布什政府的代表领导。这意味着美国立场在波兹南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不过，很多国家已开始非正式地征询当选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及其过渡团队的意见，与会的国会议员将向奥巴马汇报。奥巴马曾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承诺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将再一次有力参与这些谈判，并帮助领导世界走向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中国的情况如何？

中国现在正寻求将重大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支持作为新的全球协议的一部分。唐学鹏在“中外对话”网站上撰文写道，中国政府支持倡议发达国家拿出GDP的1%，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技术提供帮助。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已经拥有大多数的相关技术和技能，呼吁提供更多的援助乃是抵挡来自欧盟和其他国家呼声的拖延战略，而且作为全球协议的一部分，中国的减排大大低于正常水平。

还应当关注谁？

观察人士还将密切关注加拿大和日本。在实现《京都议定书》拟定目标方面，这两个国家均存在很大的问题，并可能改变长期坚持的立场：尽管不可能选择完全退出进程，但两者均不可能推动严格的减排目标。欧洲内部也存在反对的声音。例如，意大利一直对具有广泛影响的欧盟目标表示担忧。

东道主的情况如何？

尽管波兰是欧盟成员国，其担忧更接近转型中的经济体——例如俄罗斯，以及像中国这样的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波兰很多人担心该国在继续保持增长并重建其工业的同时实现欧盟规定目标的能力。波兰电力行业以碳密集型燃煤电厂为主，并拥有庞大的煤炭储量。在1997年的京都会议上，东道国日本承诺大幅减排，作为达成一份全球协议的手段。相比之下，波兰不可能寻求发起可能对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承诺。

全球金融危机将如何影响谈判？

经济低迷对这些谈判将造成影响。考虑到各个市场的状况，德布尔最近表示，“很幸运，协议不必在波兹南达成”。不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解决全球变暖的机会。在和印尼、波兰和丹麦领导人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他声称各国需要找到“我们所面临的严重挑战的共同解决方案。涉及到两个最严重的挑战——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答案就是绿色经济。”

波兹南可能遭遇艰难而复杂的谈判，然而在通往哥本哈根并达成决定我们共同未来的一份新的全球协议的道路上，它是重要的一步。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运作和发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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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技术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伊恩哈维 — Fri, 28 Nov 2008 05:39:00 -0500

这是伊恩•哈维知识产权和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本文探讨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问题。

在上周的文章中，我们提出，要发展新的低碳技术，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将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本文将要讨论的是潜在的知识产权问题及解决方案。

专利丛林

在许多产业部门，大量的专利（称为“专利丛林”）及其复杂性带来了潜在的问题。这些产业包括计算机、移动电话、音视频压缩、数字和高清电视等。尽管企业嘴上经常抱怨这样做的复杂性和成本，实际上它们通常都能很有效率地解决问题，解决办法包括交换使用专利权、建立标准制定机构和发展专利联营（这些并不违背反垄断法）。

只要创立起标准，通常就会形成专利联营。音视频压缩的动态影像压缩标准（MPEG）和MPEG-LA专利联营的关系是很好的例子。在这些个案里，知识产权定义明确，专利价格是一致和开放的。定义明确的知识产权使全球性和兼容性的标准得以建立，并且能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FRAND)的基础上得到推广。这些协定在法律上是可以实施的，并且为产业界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一个定义明确的架构。移动电话在欧洲的普及之所以比美国要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业界形成了统一的标准。

建立专利联营要冒违犯反垄断法的风险。低碳技术的拥有者想建立专利联营，来保证自身和他人的专利获取和价格，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避风港”。在竞争与知识产权问题上，欧、日、美的反托拉斯方式是相互冲突的。比如，美国的专利许可总体上看是促进竞争的；欧洲按照罗马条约的规定，专利许可一般都被认为是反竞争的，除非能证明并非如此。在历史上，美国在知识产权和竞争的界面问题上的考虑更有条理、更合逻辑。这些问题必须保持一致，这样“避风港”行为才能在所有国家都合法。

降低低碳技术的专利许可费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费用，有助于通过全球能源技术专利联营来增加流动性,然后专利联营会进行证券化，提高贸易能力，确定一个保证市场供求平衡的价格。

知识产权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获取低碳技术并不意味着践踏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最情绪化，似乎也最棘手。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主要是他们能否获得公平或买得起的技术（因为这二者不是一码事），这些正是发达国家强加给它们的。许多情况下，人们察觉到的问题可能只是一种假设。拒绝知识产权或易行的强制许可（可能伴随着搭便车的风险）并不是解决办法。

大部分技术都不会在最不发达国家(LDCs)申请专利，因为那里的潜在市场太小了，连专利申请成本都收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最不发达国家的企业可以在该国内免费使用该项发明，但不能把技术出口到有专利保护的国家。因此，知识产权在最不发达国家是不会受到抑制的。如果最不发达国家的厂商获准（通过强制许可）生产销往有专利保护的国家的产品（出于商业性原因），就会破坏知识产权所创立的激励结构，因此不应该让其轻易获得准许。

企业通常都会在最不发达国家以不同的低价出售技术，只要这些产品不会悄悄流回售价更高的本国。世贸组织2001年的《多哈宣言》使这个方法适用于制药业。日本等国家必须修改法律法规来防止类似的交易。

如果相关知识产权真的抑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相反法律设置，解决方式有以下几种：

* 如果知识产权是公有的，当地企业就能获得有地域限制的许可，价格优惠、甚至是零费用。这不会对更广大的目标造成什么明显损害，这个目标就是提高私有部门对某些国家的低碳技术和产品的投资，这些国家对减少全球碳排放有较大的影响。

* 如果知识产权是私有的，那么就有好几种解决方法：技术使用费可以由政府埋单或提供补贴；也可以由慈善组织埋单或提供补贴（如制药领域的盖茨基金和全球基金）。特别价格的承诺承购可以为这些国家寻求低成本的解决方式提供动力（就象世界银行和上述慈善组织在卫生事务上的做法）。强制许可可能也能作为一种最终手段，但弊端十分明显。

大多数国家都把强制许可作为一种非常措施，为的是在发生滥用专卖权或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限制知识产权拥有者禁止别人使用知识产权的能力。但强制许可的使用受到一项世贸组织协议的限制，被当作一个最终手段来用。使用者也必须付给知识产权拥有者一笔合理的专利使用费。因此，强制许可并不是一种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做法。欧洲允许实行强制许可，但至今还没有使用的实例。总的来说，政府和产业界都把强制许可当成一种“核选择”，不用等到拿出这个法宝，协议就可以达成了。

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情况似乎与制药等“有效化合物”截然不同，在制药领域，一个活性药品的单项专利可以支配好几种疾病的治疗。低碳技术，特别是低碳产品似乎要复杂得多。要获得最终效益，必须具备众多的开发成果和技术成分，没有哪项专利可以占据支配地位。在这些情况下，产业界人士之间通常都能很好地达成相互特许权协议。在这个产业结构中，竞争可能会很激烈，比如计算机和移动电话产业。随着竞争压低价格，强制许可就不会那么理性了。如果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在于对技术的“购买力”（如在南非用于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那么多哈型协议、财政补贴或授权最终都是必须的。

如果强制许可也能列入考虑的话，实用性是很大的。要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很困难。在强制许可完全不可能实行的地方，一项对低碳产品有价值的技术可能会被用在完全不同的产品上。困境有两个，一个在于是否要一个总括性的强制许可证，这能从其它用途上获得回报；另一个在于是否试探并确定界限，这通常不可能实现。

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个案中，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些在南非价格很低的药物正在流向价格更高的发达国家市场。这不仅损害了发达国家厂商的利益，而且因为药品的使用不当，在两个市场都产生了健康问题。《多哈宣言》强调了这种所谓的“平行贸易”的非法性。宣言允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通过强制许可方式生产价格适当的药品，必要的话还可以在第三国生产，但是严禁这种低价药品在有专利保护的发达国家出售。欧洲成功的刑事诉讼表明宣言还是有相当约束力的。但另一些人认为《多哈宣言》并未有效地控制这种非法贸易，也没有防止彻底的假冒伪劣。

如果低碳技术领域想要实行符合《多哈宣言》精神的有限强制许可，就必须马上对其有效性和作用进行独立评估。从其它产业的经验来说，粗略估计低碳技术许可的市场成本占工厂或产品成本的比例在2%到20%之间。

建立规定的“避风港”式专利联营领域，既可以鼓励确定专利使用费的专利共享，又能够被反托拉斯机构所接受。只要未来的限制是清楚和确实的，企业就有可能准备投资。企业的投资倾向和许可证有效期的吸引力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关联。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点击察看其它文章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的谬论

科技与全球变暖

知识产权与低碳技术

作者简介：伊恩·哈维，知识产权协会主席。本文中包含为托尼·布莱尔的《打破气候变化僵局》报告和气候组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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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经济

晓华孙 — Wed, 26 Nov 2008 06:13:00 -0500

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部长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女士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将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孙晓华报道。

丹麦气候与能源部部长康妮·赫泽高（Connie Hedegaard）呼吁国际社会拿出解决眼下金融危机的紧迫感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目前多数人看待金融危机的黯淡眼光不同，她看到的是“令人鼓舞”的一面，那就是各国政要在救市行动中所表现出的空前的紧迫感和一致性。

“当今年夏天WTO谈判破裂后，很多人置疑，说国际社会不具备就某个重大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性，”赫泽高说。“可是，当9月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看到各方力量迅速集结，共同应对危机。我想，如果在气候变化谈判问题上，各方力量也表现出这种一致性，那么2009年，完成后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不是什么难事。”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很多环保人士担心，各国政要将会以金融危机为借口，拖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议程。赫泽高认为，这的确是风险之一。“目前，各国政要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但是她同时也认为，金融危机也提供了一个重建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的机会。

“现在大家都在探索如何应对金融危机，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正是出路之一,”赫泽高说。“提高能效以及在其它的环保投资领域正是代表了这种新的投资方向。这种投资稳健，收效快，更可以创造大量绿色就业机会，是个双赢的选择。”

无独有偶，日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印尼总统苏西洛、波兰总理图斯克和丹麦总理拉斯姆森共同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称：“当世界面对多个危机考验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寻找共同之处。目前，世界面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

该文援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零温室气体排放能耗方面的投资将达到1.9万亿美金，占全球GDP总额的相当比例。目前，全球大约有200万人就职于风力与太阳能产业，其中一半在中国。在巴西，其蓬勃发展的生物能源产业大约每年能创造100万左右的新职位。在德国，到2030年，环保领域的投资大概是现在的四倍，占工业产值的16％，就业人数将超过其汽车产业所吸纳的工人。

下个月在波兹南，位于波兰中西部的该国第五大城市，第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各国谈判代表将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人类如果应对气候变化展开讨论。波兹南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明年的哥本哈根最终谈判而拉开序幕，扫除障碍，铺平道路。

“现在全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机会已经到来，能否抓住这个机会是实现2009年哥本哈根谈判预期目标的关键，”赫泽高说。“科学家估算，我们大概需要10到15年来稳定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如何稳定的方案必须在2009年谈判桌上拿出来。机会已经到来，但是稍纵即逝。我们必须抓住，否则，世界上贫困国家与人民将饱受气候变化之苦。”

但是，赫泽高也承认，要达成一个符合科学依据的全球一致的协定，非常“复杂”，有很多“困难”。这需要全世界的政要拿出勇气，付诸于行动，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南非，日本，俄国和美国。

以美国为例，虽然奥巴马选战中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以及他的当选都给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带来一丝曙光，“但是我们不能就天真的以为，美国加入后京都议定书的过程是一片坦途，”她说。1997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承诺加入《京都议定书》，但是后来却遭到参议院的反对而被迫退出。

“新总统的当选不意味着白宫什么样的改变都能做出。美国的参众两院没有改变很多。奥巴马依然要依靠国会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赫泽高说。

而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且不承担减排义务，赫泽高也在努力进行游说，以期中国在2009年谈判中表现出积极姿态。

这正是她此行中国的目的－－参加11月7日和8日在北京召开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与转让高级别研讨会”；会见中国气候变化高级别的官员，互相交换意见；会见中国商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会见中国地方官员及商人，推广丹麦先进的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

做为努力的结果，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已经答应明年5月率领中国高级别商业代表团参加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变化商业峰会，此峰会是丹麦政府为年底的谈判而组织的一个商界预热会议。

而浙江省，在赫泽高率团拜访的过程中，也对丹麦的风力技术，生物能源技术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赫泽高说，浙江省迫切需要的新能源、清洁能源等技术正在丹麦所掌握的强项。

孙晓华，现任中国日报资深环境记者，她长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曾多次参与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赴北极、西藏等气候变化敏感地区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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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全球变暖

伊恩哈维 — Fri, 21 Nov 2008 12:32:00 -0500

在为“中外对话”撰写的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中，伊恩•哈维指出，知识产权将促进低碳技术的投资、创新、扩散和发展。

很少有人知道，知识产权支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发起一场新的清洁能源革命中，知识产权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刺激因素：促进低碳技术的投资、创新、扩散和发展，从而限制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将为创新提供动力，有关知识产权是“技术转让的障碍”的任何论调无疑都是错误的。在外部因素定价中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让价格信号推动市场的发展。

知识产权为创新提供了动力，并能促进在开发、销售和安装新技术中的风险投资。历史表明，这类投资多数以失败告终。但是，如果有一个可预测的商业环境，投资成功后不会出现“摘桃子”（竞争者复制或强制许可）的风险，公司将依然会投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风险项目。

市场是传递新的低碳产品最快和最有效的途径，这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外部因素定价中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让价格信号推动市场的发展。任何市场失灵都必须在通常维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情况下予以解决。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端生动地提醒我们，专利制度给我们所带来的一切以及对高风险新技术投资的影响。詹姆斯·瓦特之所以有可能发明蒸汽机，仅仅是因为专利制度使他能够筹集到巨额的资金，以继续其发动机的长期研究，尽管最初经历了多次的失败，而且其第一个支持者也为之破产。维多利亚时代的实业家充分发挥专利制度的作用，在接下来的250多年里持续改变着西方的经济福利。

总之，知识产权提供：企业对旨在符合市场需求的风险项目进行投资的动力；进行技术转让交易的法律明晰性和确定性；知识产权持有人对于如何使用其发明的选择——拥有知识产权有别于对收取多少费用和是否收费作出决定，亦有别于防止他人通过后一发明和相关的知识产权阻止使用一项技术的能力。具体如下：

投资的动力

要使低碳技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发明数量可能非常大。为了开发新的低碳技术，企业必须在研发上投资。为了吸引充足的资源，那些投资需要在成功地创造出新的产品之后产生诱人而持续的回报的动力。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提供了这一动力。如果投资获得成功，它们提供了能够赢得滚滚财源的明晰性与确定性。如果企业具有知识产权所提供的能够从成功中获益的合理确定性，就会在风险项目上投资——哪怕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在短时间内发展创新性的低碳技术，需要在诸多的技术和产品上大量投资。多数投资者将失去他们的赌注，而少数投资者将变得非常有钱——为获得我们改变世界的必要技术而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强有力的、可预测的知识产权制度为产生这些巨大的回报创造了环境。

生物技术和遗传研究行业就是一个例子。多数生物技术公司都失败了，但是公司中数额相对不多的政府资金以及数千亿美元的后续投资，如今正开始创造出让患者受益的治疗方法。一项理性的分析表明，生物技术投资者整体而言得不到良好的投资回报。然而，进行投资就是希望能带来回报，而且有些公司，例如安进（Amgen）和基因泰克（Genentech），显然大获成功。在这个行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是进步的基石。

强制许可与市场失灵

阻碍私营部门技术发展的一个快捷方法，就是通过强制许可减少技术开发者的潜在回报。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美国，通过对大约100家公司作出同意判决，这种情况就曾大规模发生。如果我们要促进诸多新技术的开发，满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需要，就必须创造一个政策环境，掀起一股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之一的投资热浪。通过降低技术开发回报的干预，例如任何新技术都可能被授予强制许可的特定或潜在威胁，投资热浪是不可能出现的。对强有力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各种威胁，例如很容易就能获得强制许可，可能成为投资的强大障碍。

让市场解决这个问题的问题在于，多数低碳技术以当前的价格还不具备成本竞争力。如果没有适当的价格信号或者压力，如限额与交易/碳信用项目以及排放限额规定，如《京都议定书》或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标准所规定的那些内容，那么，与化石燃料相比，当前的低碳技术在短期内不可能具有市场竞争力。政策制定者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这些市场失灵情况下的定价问题。未能解决碳定价外部因素，任何理论上的“知识产权约束”都是微不足道的。

任何市场失灵的解决途径，都应避免损害知识产权制度所带来的利益。

技术转让的法律明晰性

不论你想要免费转让一项技术或者授予许可，除非你能够确定你想要转让的东西是什么，否则就无法办到。你无权转让不属于你的东西。知识产权提供了法律上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是否标上价格则是一个其后的决定。知识产权为技术转让的法律协议提供了框架，没有知识产权，协议就无法明确。

通过知识产权，人们可以利用相关的联合授权建立可执行的全球和兼容标准。

选择的自由

知识产权的建立和拥有大大有别于决定如何使用知识产权，没有知识产权就没有选择：既没有东西给予，也不能转让（或出售、授予）权利，让他人能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上投资。

所有权明晰就可以自由选择如何行使所有权。以开源软件为例：版权是支持开放源代码的基本知识产权。没有版权，你无法具体说明你放入开放源代码中的东西，也无法证明它不属于其他人。关于知识产权术语的混淆以及知识产权作用的误解，开放源代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开放源代码的正确定义是源代码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开发。然而，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没有知识产权的免费软件”：只有存在知识产权，开放源代码才行得通，因为知识产权清楚地规定了放在公共域中的是什么，没有人能对其宣称拥有所有权。对于很多开源软件，消费者必须付钱，因为它取决于这类软件的开发者是否收费。开放源代码是软件业的一个不同的商业模式，但是完全建立在事先存在知识产权——主要是版权——的基础之上。

任何合作开始之前，都必须在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使用上取得一致。英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清洁能源合作项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是英国石油公司出资合作的第四个此类技术研究中心，也是中科院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就如何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的背景、前景、相关信息以及新的知识产权）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讨论、谈判并达成协议。对于合作架构，双方皆大欢喜，清楚、公平而且平衡，为双方合作、投资和有效工作提供了动力。

技术扩散

申请专利要求公布技术。对于那些研究人员而言，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获得的资源，尽管常常未获得充分利用。公司可以选择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他们的方法保密，减少他人借以利用的能力。专利公开的要求促使专利及早传播，促进技术扩散。

防止阻碍专利的使用

没有任何专利授予会导致一项技术的使用受阻或者受限。在1930年代，英国发明了青霉素，那时候不可能给医学发明授予专利，而且这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这项技术在1940年代初转给了美国政府，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生产。生产青霉素的美国公司将生产技术申请了专利，当英国在1940年代中期想要生产青霉素时，英国公司必须向美国公司支付大量的专利费，以获得使用其专利生产技术的权利。如果美国公司选择那么做，它们可以拒绝授权并完全阻止英国公司进入市场。假如英国自己申请了青霉素的专利，在青霉素上所发生的问题就会得以控制。即使他们没有向美国公司收取青霉素的生产和销售权费用（专利使他们有权这么做），英国可以协商达成生产青霉素的免费授权。

重要的技术，即使最初是由公共部门提供资金，应该依然获得专利保护。专利所有人享有专利权，因而能够决定和控制专利如何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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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哈维：英国知识产权协会主席。本文内容包含承担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报告和气候组织的工作。

首页图片由Lori Spindler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