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讨论环境后哥本哈根

中国企业家的环保秀？

洁冯 — Thu, 18 Feb 2010 14:53:00 +0000

去年底，一批号称中国最环保的企业家浩浩荡荡的赶赴哥本哈根。然而他们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果？这是那些较真的人反复追问的。冯洁报道。

2009年12月5日，王石和冯仑（万通地产董事长）搭乘一列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铁路联盟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组织的“气候特快(Climate Express)”，由布鲁塞尔抵达哥本哈根。另一支中国“绿色企业家”团队，包括杨敏德（香港溢达集团董事长）、张跃（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总裁）、张在东（锋尚国际董事长）、宋军（九汉天成集团董事长）和黄鸣（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等人，则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大教授吕植带队，一路从德国北上，在法兰克福与德意志银行气候金融团队会谈、并参观了欧洲太阳能之都弗莱堡之后，在哥本哈根与地产商分队会合。

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以观察团名义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也是少有的在大型国际环保交流活动上的高调亮相。中外各界人士都对这些开明的中国企业家充满了期待，中国企业家们到哥本哈根干什么？

在2009年11月末于北京长安俱乐部举行的小型“出征仪式”上，这些企业家们表示希望传递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了解气候变化带给中国商界的机遇和风险。

2009年12月8日，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哥本哈根“首秀”活动，就是发布“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活动地点在气候大会会场贝拉中心外，哥本哈根著名的五星级酒店Radisson，后来温家宝总理也在那里下榻。遗憾的是，这个活动只有极少数外国记者出席，与会的基本都是中国面孔。

这让与会者很困惑，如果是这样，为何不在中国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12月11日，在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BCSD)和国际商会（ICC）联合举办的“商业日Business Day”活动上，这些中国商业领袖也没有出现。

WBCSD在全球拥有超过200个公司成员，其中包括壳牌（Shell）、杜克能源（Duke Energy）、 E.ON、英国石油公司（BP）和力拓（Rio Tinto）等。在本次哥本哈根大会上，WBCSD倡导建立全球碳市场，以及一个包括工业、农业用油、核能和碳捕获封存技术在内的行业自愿协议。ICC的情形类似，这个囊括了全球几大污染者如Areva, ExxonMobil和 Vattenfall等的组织，继续向政治领袖们呼吁，商业本身正是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应把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上。

中国企业家缺席的原因其实比很多人想像的简单。WBCSD召集全球企业家对话之时，作为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老大哥的王石，因既定的日程安排已经离开哥本哈根。其他企业家大多英文不好，国际交流经验不足，没有太强烈的参与意愿，也就不了了之。

作为全球最大住宅地产商的领导者，王石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代表团的突出人物。万科从2007年开始推行住宅产业化，在施工中用可以重复使用的钢模替代传统的木模版。3年内，万科成功地将钢模使用的面积增加到60万平米。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王石将这一目标提高到200万平方米。王石还有更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20年，要带领中国房地产业对中国减排目标的贡献率超过10%。

这些万科做法，在“气候特快”上由王石讲给《华尔街日报》、《每日电讯》听，获得了更广泛的认知。也正因如此，王石的提前离队，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商界声音在哥本哈根的传递。更糟糕的是，在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出发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参与Business Day活动明确列在日程表中，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些外国记者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在Business Day会场上见到一个中国企业家，很失望。

事实上，聚集了众多跨国巨头CEO的Business Day会场上，不仅看不到中国面孔，也缺乏来自巴西、南非和印度的面孔。而与会的商界巨头们也收获不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德博埃尔跟他们说，贝拉中心里上演的是政府间的气候谈判，参与者们必须将商业暂时放到一边。

哥本哈根之行让中国企业家更受触动的，却是一些日程表之外的活动，那就是他们以自由人身份参与的NGO游行等民间组织行动。九汉天成集团董事长宋军说，比起混乱的大会谈判和枯燥的边会报告，各国NGO人士形式多样的抗争活动，更加深他对气候变化的思考，也坚定了他自己走生态产业的方向。这个常因过于理想主义遭受质疑的企业家，一直试图让更多人接受中国传统文中的节制理念，呼唤给人类的需求划一个上限，而不仅仅是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还环境气候问题。

宋军从2002年起在内蒙古沙漠里投资“月亮湖”生态旅游项目，但坚守理想主义的环保理念在今天的中国殊为不易，他也不断遭受各种经济挫折，过了五六年才开始盈利。下一步，宋军打算在锡林郭勒实施他的新型草原保护计划，将曾因生态问题被搬迁的原住牧民回迁。这一计划得到了王石、张在东等人的响应。这或许是宋军哥本哈根之行最现实的收获。

不管怎样，被寄予厚望的中国企业家们的哥本哈根秀，多少让人觉得不尽兴。和中国政府一样，中国商界最近几年一直在努力行动，同时加强沟通，力图跟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绿色进程。但如何将行动信息有效地传递出去，在对外交流中全面真实地展现自己，还需要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但也有少数中国企业家在这方面是先行者。

远大空调张跃放弃私人飞机的故事在世界上广为流传。2008年，“气候组织”发起人、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提交给G8首脑会议的报告中，用的唯一企业案例，就是远大的非电空调。张跃在哥本哈根大会期间一直神出鬼没，怀揣着一份自己测算的表格——《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措施》，他相信中国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节能潜力。尽管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黄鸣太阳能王国的故事很多人也都熟悉，他也是在哥本哈根发言最活跃的中国企业家，还组织了一场足球赛呼吁各国不要再“踢皮球”，回国后更是大声疾呼要2012年在中国举行COP18。

另一个更有国际知名度的是尚德太阳能的施正荣，他是2009年5月份唯一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世界商业峰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但很遗憾未能在COP15时来到哥本哈根。

对这些企业家来说，“秀”得好与不好，都不是他们最在意的。王石、张跃、宋军们需要担心的，可能是来自哥本哈根的虚无信号。在缺少明确、强烈、长期信号的情况下，企业很难评估投资的可行性。尽管这些先行者们已经在以往的潮流中，敏锐地把握到了与自己合拍的部分，毫不犹豫地融入了绿色洪流。

冯洁，原《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现任职于《南方周末》。

首页图片来自互动百科，从左到右为：宋军、冯仑、王石、张跃、张在东

数字的力量

谭科普塞 — Tue, 16 Feb 2010 14:45:00 +0000

在哥本哈根，人们对国际谈判的信任产生了极大的危机，但这仍是我们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最佳途径。请看谭•科普塞的观点。

最新签署的《哥本哈根协议》规定，1月31日之前各国需要向联合国提交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计划，这一截止日期已经过去了。截至2月1日，55个国家已经就降低排放或者控制排放做出了承诺。尽管如此，国际会谈的前景仍不明朗。

各国按照协议规定向联合国提交的自愿承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各国的基准年限和承诺程度也大相径庭。举例来说，挪威承诺截止到2020年将其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30%。而美国则努力将其排放量在2005 年的基础上降低17%，尽管美国在他们简短的提交报告中明确说明他们的行动取决于是否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得到支持，但是由于民主党在上月的选举中失守马萨诸塞州，从而失去了该党在参议院中的绝对多数地位，因此通过这一立法的前景已经变得非常暗淡。中国和新成立的基础四国的其它成员 – 巴西、印度、南非重申了他们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对限制各自排放量增长所做出的承诺。

目前还没有人确定这一新的协议如何能够融入到现有的全球气候治理与谈判的框架中去。负责协调联合国谈判进程的德博埃尔称颂各国提交的承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对话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跟众多其他领导人一样也表达了对这一协议的良好愿望，希望这一协议能够为今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会谈上就全球气候问题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好准备。在墨西哥会谈上，将对《京都议定书》的体系和机制进行扩充，并为工业化国家设定有约束力的目标。

但是，近日来自加州的智囊团——突破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泰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塞伦博格认为“用于降低碳排放的整个京都框架随着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进行而失效了。”他们建议，可以将《哥本哈根协议》作为向一系列更加细化的国家和地区政策措施以及不具有约束力的、自下而上的国际体系迈进的重要一步。他们说：“真正的国际行动将会涉及双边谈判和多边谈判，以开发并应用清洁能源技术。”

这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着一些风险，而且或许也不足以应对气候变化给全球所带来的特别挑战。简而言之，一种更大程度上依靠各国自觉自愿的方法在减排方面不会很成功。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建议发达国家到2020年将其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降低25%至40%。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分析，各国按照《哥本哈根协议》的要求所自愿设定的减排目标，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排放量降幅将很有可能仅为1990年水平的12%到19%。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项目催化剂、Ecofys的最新报告，目前各国所做出的承诺还不足以遏制全球气温升高2摄氏度或2摄氏度以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气候顾问扎诺斯•帕兹托在看了各国按照协议做出的承诺后肯定了这一结论。气候互动组织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分析表明“如果当前的承诺都得以全面实施，全球气温的升幅将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截止到2100年将升高大约3.9摄氏度。”

在过去，国际谈判一直作为催化剂来敦促各国冲破自己国内的各种限制，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然而，一个靠自觉自愿、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体系或许会导致各国争当末位的情形的出现，会令各国对自己主动做出的承诺食言。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了：1月31日加拿大向联合国提交的减排承诺的力度没有该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始时做出的承诺的力度大。极低的目标加上缺乏确保目标实现的手段，很有可能会导致温度更大幅度地升高。

在确保财政支持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是哥本哈根峰会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被算作成功的领域之一。发达国家承诺在2010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出资300亿美元（合2050亿元人民币）、在2020年之后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合6830亿元人民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轻并适应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正如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近期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关键的问题依旧是：资金从哪来？如何分配？作为亿万富翁的慈善家比尔•盖茨最近也对这一问题表示关注，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将不会是额外提供的，或许会蚕食掉现有的援助预算。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卫报》报道说英国最初做出的一些资助承诺将被融入到现有的政府资助预算中去。

协议也缺乏相应的法律架构和法律体系的支持，从而无法促使国际融资向低碳发展倾斜。从短期来看，诸如依赖于国际融资来帮助其减少森林砍伐的巴西这样的国家，将很有可能在实施气候变化的相关国家政策时面临重重困难。

没有有约束力的承诺和强有力的法律体系，一个新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于国家之间的信任。到某一阶段，这种信任有可能不复存在，从而给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金流动带来新的威胁。美国和法国已经开始公开讨论对从那些没有做好减排工作的国家进口碳密集型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性。这种关税很有可能不能以公平的方式征收，因此会造成进一步的国际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报复。

面对这些严峻的挑战，或许各国应该重新开始努力在墨西哥达成一个以《京都议定书》和始于2007年巴厘岛的双轨谈判进程为基础的协议。但是这些体制的问题给协议的达成带来了很难消除的政治阻碍。

因此在评价《哥本哈根协议》时，需要一定程度的实用主义。协议中简要地提及了一些核心问题 – 避免森林乱砍滥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与适应低碳经济提供融资、监控降低排放的努力；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取得更多的进展，这一协议仍旧可能为一个全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打下基础。

从过去三个月的情况看，这个框架结构或许混乱不堪、残缺不全、效率不高。但是，它仍旧比国际无政府状态要好。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的挑战，如果各个国家各自为战是无法应对的。在这一困难时刻，我们应该对任何迈向国际合作、认可相互依赖的举动表示欢迎。

谭·科普塞是“中外对话”的发展总管。

首页图片由Tattooed JJ摄

哥本哈根的争论

安娜达科斯塔 — Mon, 15 Feb 2010 11:46:00 +0000

哥本哈根会议八周后，会议通过的协议——甚至联合国的议事程序本身——都引发不断非议。安娜•达•科斯塔报道。

根据最近热议的《哥本哈根协议》，1月31日星期日这天是各国向联合国上交减排目标的最后期限。联合国收到了来自55个国家的承诺，但是139个国家仍然不支持这一政治声明，因此，联合国不得不将这一所谓“承诺最后期限”无限延后。

自12月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高层峰会以来，全球气候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目前的争论主要存在两个方向：一个包括美国在内，另一个则忽略了这个主要排放者。有些人认为，哥本哈根协议将会引进第三个方向，使得目前已经紧张的审议过程更加复杂。

哥本哈根峰会进行到第11个小时，这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协定终于诞生。有人赞扬说这个协定得到了来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更有力的承诺，这些承诺将逐渐变成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条约。但是主要气候变化协议——《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UNFCCC)所规定的议事程序，尽管已经实行了20多年，也会因协定的形式而遭到动摇。

美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五国制定本协定时，是希望194个国家都能够接受。但是很多参与的国家认为结果并不民主，虽然联合国的初衷是让每个国家都获得相同的话语权。很多人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至少在谈判过程中为众多国家指明一个方向。但是协定本身没有包含这类细节条款，而是要求各国单方面制定自己的减排目标。

协定的其他条款还包括：全球温度上升值绝对不能超过2℃；建议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启动300亿美元（人民币2050亿元），在2020前启动1000 亿美元（人民币6830亿元），来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月31日前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上交至联合国，而现在这一最后期限已被“无限”延后。

气候行动网南亚分部部长桑杰认为，协定并未达成一致，而是反映了“错误谈判过程的结果……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参与了讨论”，而不是194个国家都参与其中。还存在很多就协定内容本身的保留意见。尽管它涉及了一部分主要问题，但更加关键的细节问题还是被搁置了。国际环境与发展协会气候变化部门的高级研究员萨里木尔·胡克说：“减缓和改变气候变化的资金从哪里来？如果确实有这些新的、附加的资金，我们将如何分配、调运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模糊。” 萨里木尔·胡克也是气候财政问题报告的作者之一。

一些观察家认为，协定没有对温度上升的控制做明确的要求，但是若要保证诸多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的权利，这种控制是必须的。根据可持续能源顾问Ecofys最近的分析，目前各国单方面的减排目标结果会使全球温度上升3.5℃，而不是商定的2℃。

而拥护此协定的人们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强调，协定的价值在于，它为改变美国国内政治提供了基础。像中国、印度这些经济迅速崛起的国家，他们的承诺将有利于促进美国参议院的就气候变化问题立法，这有利于敦促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做出承诺。

美国参议院外事部主席参议员约翰·克里在一次声明中说：“奥巴马总统、温总理、辛格总理、祖马总统达成一致意见，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标志。他们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军人。有了他们的一致意见，我们明年年初就能通过国内立法，最终将问题解决。”

美国上交了一份保证，承诺到2020年，全国排放量要比2005年减少17%。其他54个国家也向联合国上交了减排目标，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和南非。

下一步是什么呢？有关协定的争论之后，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声明要于2010年12月在墨西哥举行的会议上成功签订一项全球条约。一月末在印度德里的联合声明中，来自所谓基础四国（BASIC，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的部长重申了对哥本哈根协定的支持，以及“承诺将合作致力于今年年底达到一个共同目标”。部长们拜访了主持哥本哈根峰会的丹麦总理拉斯穆森，建议组织两方在2010年三月前进行谈判，并保证在墨西哥会议——UNFCCC的第十六次会议——之前“至少会面五回”。

基础四国在哥本哈根合作密切，共同对发达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发达国家作出高标准的减排目标，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但一些观察者反驳说，这些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广泛群体——77国集团的利益。有人担忧，基础四国在拿基本议事原则冒险，而77国集团是十分看重这些原则的。

印度环境部长伊拉姆·拉梅什于一月24日在新德里基础四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担忧。他说：“基础四国是植根于77国集团的，所以我们之间不该有分歧。由于这四国是大国，我们必须联合行动起来，帮助77国集团中的贫穷和弱小的国家，让他们能够自己行动起来。”拉梅什进一步强调，在四方各自基础四国会议之后，将在提交联合国会议之前，与 77国共同商议会议结果。

有些人质疑联合国是否有能力公平有效的处理全球谈判。美国环境学家、350气候行动组织创始人比尔·麦基十二月称：“有声明说，弱小和贫穷的国家不重要，国际社会不重要，低碳目标不重要。这破坏了联合国声誉，也妨碍我们对全球变暖制定一个切实的计划。”

其他人暗示，联合国发起的气候会议其实难于操作，正确做法是在主要排放国，如G8+5（八国集团加基础四国和墨西哥）范围内，或20国集团召开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已经根据协定提交减排目标的55国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的78%. 英国气候大臣爱德·米利班德在12月末《卫报》的评论专栏如是写道：“联合国需要在监督谈判、执行谈判的方式上有所改革。”同样在《卫报》上，美国气候问题谈判专家乔纳森·潘兴在对自己的一篇近期专访中指出：“试想，让庞大的192个国家共同参加谈判并涉及所有细节，这根本不可能。”

在联合声明中，基础四国环境部长们都表示希望协定对当前气候谈判起到约束作用，不希望有新的框架出现。印度的拉梅什说：“我们一致认为，协定的价值不只体现在出现了新的文件，我们希望在双方谈判过程中看到它的价值。”

安娜·达·科斯塔，印度新德里世界观察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早先以《当气候会谈步履蹒跚——争议中的联合国会议进程》为题，由世界观察研究所发表。

首页图片来自 IISD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将影响全球气候治理

轩秦 — Thu, 04 Feb 2010 15:56:00 +0000

中国和西方国家就气候问题数月以来的友好磋商在哥本哈根片刻化为乌有。秦轩认为国家的外交战略亟待调整，避免类似事情再度发生。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表明在中国及新兴国家外交战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全球治理的目标。

哥本哈根大会连一项原则性共识都未能全体通过。气候变化大会的目的不仅是各国政府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而是直接参与全球性的行动。大会的成果将检验联合国能否应对全球治理这一课题。在此过程中，仍有一些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家尚未清晰自己的目标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哥本哈根大会的最大价值，恐怕就在于将如上命题清晰地揭示出来，而未来气候大会的成功与否，在本质上，也在于如上命题能否大致解决。

气候变化大会之后，欧美世界的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中国。英国《卫报》记者以及该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都发表了类似观点的文章，指责中国搞垮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中国国内也引起反响。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圣诞节随即发表所谓揭示温总理在哥本哈根60小时行程的内幕文章，进行回应。

而理解这一强烈反应，则需要回顾一年中美、中欧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因为一年以来，中国通过外交部、外交学会、人大等渠道与两大利益集团就气候变化议题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并建立了相当的互信基础。这就使得哥本哈根如此之不顺利，显得极为反常。

在奥巴马上台初期，2009年1月，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和亚洲协会披露了建构中美G2关系的设想。美国并没有通过《京都议定书》，而G2框架同样不以联合国为基础，而是在两国间确立标准，然后扩大到OPEC集团，再吸纳欧盟，最后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

希拉里访华游说中国政府，国务院成为白宫与中国建立新关系的渠道。G2的做法并没有付诸实现。但随即中美之间就环境、能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合作与沟通工作。有学者认为，中国希望通过与美国能源合作获得调整中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转型的支持。

美国的气候谈判特使托德·斯特恩在随即一年多次往返中美之间。5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罕见访华，几个月后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访美，期间也会见了美国议会的能源委员会代表。

在与美国进行公关的同时，中英、中欧间的外交也相当活跃。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中国外交学会的运作下多次访华，访问贵州、宁夏等不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中国为减排做出的切实努力。根据其回国后的表态，以及米利班德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夕对中国态度的乐观预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欧盟至少在中国公布减排目标之前，对中国是赞许的。

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中，值得关注的是基础四国的合作。一年多以来，历次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印、巴、南四国谈判代表在每次谈判之后再进行内部会谈达成共识。而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可以注意的是，基础四国集团看上去已经分裂，巴西、南非更倾向欧美，但是其核心成员中、印两国的同盟关系，似乎还没有遭到破坏。

新华社在去年12月2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披露，称很多“秘密谈判”将温家宝拒之门外。其中包括17日晚餐后，由美国牵头、数国领导人参与的一个会晤，而这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

12月18日上午与下午举行的大国首脑会议中，温家宝均未出席。上午中方派出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与会，中午在与奥巴马有过会谈后，下午派出的则是更低一个级别的，司局级官员、代表团副团长于庆泰。

这一做法引起外界诸多猜想和争议。新华社披露的内容为中方对闭门会议的不满提供了解释。但或者值得追问的是，假设新华社披露的细节属实，在经过长达一年与欧美两大集团沟通之后，信任基础是否真的脆弱到如此地步，无法协调？

在大会第一周的讨论中，77国加中国集团经过3晚协商达成难得的共识。这在近几年都是罕见的。维系这一共识的价值之一在于，坚守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双轨制的底线，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应关系，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形成新共识。如果以主要经济体与贫穷国家划线，则这场游戏变成了G20集团与部分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应关系，其逻辑结果就是双轨制至少要做一定的修正。

大会的结果是，77国集团与中国关系破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而最受到这一划线方式影响的就是既属于G20集团，又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四国。如果主要经济体需要在减排上担负更大责任的原则被确立，那么基础四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所谓有区别的义务将不复存在。

笔者与中国代表团同班机回国。通过与代表团成员的交流，笔者以为在下一届墨西哥气候大会上，依然有可能再次重建77国集团、中国以及基础四国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核心因素恐怕就是，欧美的援助承诺到底能否兑现，兑现多少。

北京大学环境外交学者张海滨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面临一些问题。第一.中国的国际压力继续增大，发展中国家身份越来越模糊，中国认为提出的减排目标雄心勃勃，但国际社会的反应低于中国预期。中国是排放大国、经济强国，世界对中国期待增大，责任相应要增大；第二，发达国家合流，发展中国家分化，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的任务更加艰巨；第三，中国走到国际社会的前台，矛盾漩涡的中心，回旋余地减小，外交政策战略智慧面对更高的挑战。如能解决上面的问题，就意味着中国外交核心战略的调整。

说到底，笔者以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议题，应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外交战略，面对全球一体化的事实，中国打算付出多少成本担当区域和全球的外交责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期结束之前，很难预期应对气候变化大会有新的进展。

秦轩，《南方都市报》深度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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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立法，华盛顿路在何方?

苏珊娜戈登伯格 — Wed, 13 Jan 2010 14:34:00 +0000

全球经济衰退、美国中期选举，再加上哥本哈根会议苍白的决议，这一切都预示着未来必然要有一个限额与交易立法。苏珊娜•古登伯格在这里预测了2010年的前景。

气候变化立法在美国的发展现状如何？

看来奥巴马是把他的名誉都搭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了，他声称美国可以对付气候变化。但现在一切都要看国会。去年6月众议院通过了《瓦克斯曼—马凯气候变化法案》，该法案将为碳定了价，更进一步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它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17%，到2050年减排80%。

美国参议院环境与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伯克瑟去年11月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和众院法案一模一样的版本，但参院的行动却被搁置了，伯克瑟遭到了共和党的杯葛，提案就连在她自己的委员会里也通不过。但民主党人实在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再和共和党来一场全面冲突，因为他们才刚刚因为医疗改革火并了一场。

下一步会怎样？

美国的环境组织说仍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参议院在今年通过气候变化法案。因为参院中有一个气候“三驾马车”：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共和党人林赛·格拉汉姆以及独立的乔·利伯曼，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气候变化法案的草案，认为这个草案很可能得到两党参议员的同时支持。克里本来承诺到去年底拿出这个草案，现在期限推迟到了1月底，那就有望在春天开始推动参议院的审议进程。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对议案的前景的利弊？

奥巴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整整13个小时连轴转的外交被视为其行动决心的体现，这对气候法案来说应该是加分的。最大排放国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尽管远远低于期望，但至少显现了中国的重要让步，因为她已经开始减少排放，并且摸到了一点如何减排的门道。这一事实有助于扭转那种认为中国无动于衷，如果美国进行能源改革就会失去竞争优势的想法。

参院议案会不会和瓦克斯曼—马凯法案大同小异？

完全不会。克里和格拉汉姆肯定会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这就意味着有不少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难以妥协的地方。一个就是核电的发展，因为共和党人一直在竭力推动用利息更低的政府贷款来修建更多核电厂，并加以有效的法规约束。他们还力主发展海上石油、限制那些必须靠强迫才会减排的工业。他们能提出的东西也就是给电厂制定上限而已。

美国中期选举有何影响？

奥巴马得当——民主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有可能两院皆输，这将让气候变化立法的前景更加渺茫。但是就连中期选举的日益逼近本身也对气候变化法案产生影响。

民主党领导人们表示参院必须在2010年春天之前通过一项气候变化法案，否则就别指望任何立法能获得通过。但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的时候，要来自煤炭和传统工业占主导的各州议员签署一项彻底改变能源和气候法律的法案，他们恐怕会很谨慎。石油、煤炭和制造业游说集团已经开始成百上千万地烧钱，努力给气候法案抹黑，让人们觉得它会加剧失业并且增加家庭采暖支出。

如果参院通不过法案怎么办？

气候变化立法可能在参院受阻，但联邦政府和几个州和城市都在奋力前行。工商业界也将加入进来。奥巴马政府已经提高了汽车的能效标准。美国人口最稠密的州——加利福尼亚已经下令，到2020年电力公司的发电量中必须有三分之一来自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还有一个或许最重要的情况，就是美国环境保护局(EPA)上个月宣布其将开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制。但是，一些共和党议员打算阻止环保局的这一工作。1月20日，参议员将就是否推迟环保局的管制行动投票。

这对遏制碳排放的全球方案有何影响？

哥本哈根会议的关键成果之一就是发达国家承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拿出1000亿美元帮助最脆弱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美国承诺的份额要依靠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才会有钱，而碳市场本身要通过气候变化立法才能建立起来。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表示美国份额的款项来源将多元化，而不仅仅从政府基金里出。这样一来，气候变化法律的缺失就意味着美国碳市场的缺失，给穷国的资金也就大大少掉一块。

来源：www.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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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说“不”导致哥本哈根大会失败？

海丽曹 — Thu, 07 Jan 2010 13:33:00 +0000

有些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搅了局。曹海丽则称，现实远比这个说法复杂。

如果气候变化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那么，解决起来可能要容易得多。但是，它显然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发展等多重国家利益关系的问题，其间的利益分化和纠葛错综复杂，这使得达成一个令各方满意的国际协议注定困难重重。

为期两周的哥本哈根会议在很多人来看，是一次惨重的失败和灾难：在少数几个关键国家闭门磋商后产生的《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份水得不能再水、和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政治文件。而且至少有五个国家至今仍纠缠在程序透明和合法性问题上。他们的谈判代表在最后一晚上的愤激言辞为这次举世瞩目的大会划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

大会最后48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称，中国总理温家宝没有被邀请参加当地时间12月17日晚和18日晨“由美国发起”的秘密会谈，为此颇有意见。印度气候谈判特使萨兰也在18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这一细节。

而英国气候自由撰稿人、马尔代夫政府特别顾问马克·莱纳斯则在英国《卫报》上撰文称，他出席了周五（12月18日）晚上由2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闭门会谈，亲眼见证“中国是如何搅局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依然没有出席那次闭门会谈，而由外交部副部长代为出席。在西方媒体的类似报道中也都认为，因为不满美国执意要求中国的国内减排工作接受国际核查，温家宝拒绝参加有奥巴马参加的这两次闭门会议，导致谈判受阻。

英国环境部长米利·班德在《卫报》上撰文，称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协议；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则乐观表示，中、美未来将会“有更多作为”。

除了和美国在MRV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中国被指“搅局”的主要行为是，坚决反对在文本中出现“2050年全球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50%，其中发达国家减排80%”的目标。

中国反对的理由很简单，这个目标会限制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和经济、能源结构，中国很难在2050年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中国谈判代表之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的解释，1990年全球碳排放约210亿吨，到2050年减半就是105亿吨，而中国2005年的排放量已达60亿吨，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105亿吨排放量或许到时还不够中国自己用，更不用说全球了。

换句话说，中国不想要对其发展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限制，不愿意把任何有可能给中国限定温室气体排放上限（cap）的条款写入文本里，因为它担心国内的政治经济稳定。

中国的这一立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始终坚持的一点。特别是自2009年10月的曼谷会议以来，由于欧盟立场的转变，谈判的核心已经变成是坚持《巴厘路线图》制定的双轨制还是两轨并一轨。在前者的框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承诺强制减排目标。但如果并成一轨，中国受到的约束力将大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明显加剧，成为气候谈判这个困局中的一块（a piece of the puzzle），并且是很大的一块。

但是，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反对，就能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强有力的协议的看法，也绝非现实。只要看看八前年启动但至今仍搁置的多哈回合谈判就知道，在这个谈判中，中国并不是主要的利益方。在多哈回合之前，美国和欧洲还能控制局面。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以及联合国自下而上的决策体系，过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多边谈判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甚至某一个利益集团所能控制的，更何况气候谈判涉及的利益和层面较贸易谈判远为复杂。

即使没有中国的强硬说“不”，国际气候谈判的另一决定性力量，美国所能承诺的减排目标也会使哥本哈根气候谈判难以达成。

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能源法案，美国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应实现减排17％，如果换算成按1990年基础计算，仅相当于减排4%，不仅离发展中国家提出的40％的目标相去甚远，就是和欧盟提出的20％－30％的目标也难以匹配。但美国仍然声称自己已作出足够的努力。

美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总统并不具有绝对决定权。而美国国会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越来越沿着党派界线分化。这使得任何一个提案的通过都费尽周折。目前，众议院通过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尚在参议院讨论。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虽然积极支持达成一个气候协议，并专程赶到哥本哈根游说。但所有人都知道，要让严重分化的参议院通过他的提案而不让其缩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更高的减排数字。

事实上，缩水的《哥本哈根协议》也是美国乐见其成的。因为美国国会还没有做好接受任何有国际法律约束力协议的准备。奥巴马政府也需要更多智慧和策略保证《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2010年的春天在参议院通过。否则，美国政府在谈判中的任何承诺都是一张“空头支票”。

同时，印度等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接受任何来自发达国家的限额压力。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8月底曾造访北京，目的便是和中国商讨结成同盟共同抵制西方国家的压力。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都远落后于中国，但对印度来说，如何处理好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样是一个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限定减排总量说“不”，中国并非孤立。

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个缺乏法律效力的极弱的政治文件，中国算是为自己的发展买了时间。但这一权宜之计能维持多久并不好说。中国继续说“不”的国际压力已经越来越大，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不发达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奇迹是建立在环境急剧恶化的代价之上的，这样的发展注定不可持续。无论对内对外，中国都没有理由推卸自己的责任。

在我看来，或早或迟，谈判是要朝着单轨的方向发展的。因为任何不包含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协议都是没有实际效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哥本哈根会议仍是有成果可言的——它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将中国和美国拉上了同一条船。

曹海丽，原《财经》杂志高级记者，中外对话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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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谈判暴露国际政治本质

伟汤 — Wed, 06 Jan 2010 12:31:00 +0000

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失败揭露了当前国际秩序不和谐的真相，汤伟报道。

2009年12月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终于在哥本哈根落下帷幕。尽管许多人先前已经预料会议可能不会有什么成果，但谈判成果如此之少，还是让人感到震惊。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列出的五项指数（减排目标、时间表和行动计划，全球集体减排行动所需的资金技术安排，世界各国共同遵守的测算汇报标准，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国家承诺执行机制以及一份最终法律约束力协议），哥本哈根谈判似乎一项也没达成。

即使阿尔·戈尔认为的碳定价机制形成并将碳减排和日常生产生活相联系，谈判似乎也没有做到。如果硬要说哥本哈根谈判有什么成果的话，那就是达成了一个全球需要紧急应对气候变化的意向性声明，以及发达国家将从2020年起向发展中国家及小岛国等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

谈判过程中，各种方案不断出现，外交波澜高潮迭起。这说明，在发达国家减排指标、发展中大国限制排放增长、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未来减排协议的“基本构架”等四大基本问题上，全球还存在重大分歧，气候集体行动的逻辑仍然存在重大阻隔。

地球的安全温室气体容量有限，国际社会必须在综合各国经济增长、代际公平与人类生存的基础上限制各国排放量，这导致了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的竞争。

同时，人类要减缓气候变化，必须进行清洁能源创新和核心技术变革，这又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影响着国际体系的变迁。

在上述双重逻辑的推动下，气候变化逐步从纯粹的科学问题、环境外交问题演变为经济问题和地缘政治博弈问题。谈判阵营也由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逐步分化为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中国+77国”这三股力量。而这三股力量内部又演化为西欧、东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非洲联盟、小岛国联盟、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基础四国”等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的多重博弈、多重制衡构成了今天异常复杂的谈判局面。

以往国际气候谈判的突出特点是“反对方”率先做出让步，或者某一方所提出的气候保护措施只是作为有条件的提议。但哥本哈根谈判中的种种迹象显示，小岛国和超级大国的利益分歧并不总是能够通过谈判和协商得以解决。

哥本哈根谈判结果推翻了人们原有的一些认识。比如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全人类只有通力合作才能解决，因此可以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生长点。

这种理想主义思维忘记了主权国家行动动力首先来源于自身的生态脆弱性、减缓成本和其中的利益归属，任何国家都不会为了全球治理而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即使他人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现实主义虽然残酷，却鲜明地指出，当今的国际体系对超级大国的不负责任行为无可奈何，以及当前制度安排总体上服务于北方国家。人们曾经以为，随着奥巴马民主党的执政，美国的气候政策会有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会从自身国际领袖形象和绿色产业竞争力角度考虑，承诺强制性减排目标并回到多边主义上来。

然而奥巴马和美国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在谈判过程中的表现说明，美国的气候立场虽然随着国际大环境转变而有所软化，但在强制性减排义务、要求新兴大国减排、资金技术援助、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等实质性问题上仍然与布什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此美国气候政策转变是相当有限的，至多只是姿态上、意愿上、理念上的。

美国的气候政策至始至终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霸权而战斗，在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也不例外。主权至上原则在美国这样的后现代国家仍然没有过时。

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坚持和斗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巴厘路线图”以及“双轨制”的谈判结构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再次得到确认。但哥本哈根谈判也逐渐显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也要逐渐承担减排指标，或者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也应承担强制量化减排指标并受到国际核查。

哥本哈根谈判前夕，中国等诸多新兴大国宣布了各自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借助四国基础会议表达了对哥本哈根的支持，以及自身不可撼动的气候外交底线。然而谈判过程中的种种事件显示，发达国家并不准备接受并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愿望。

这说明，气候外交的国际话语权是争来的，国际气候机制是经博弈而成的。我们不应奢望发达国家会放弃自身的利益，会主动的提供资金技术，也不应奢望发展中国家在利益高度分化的情况下仍然铁板一块。

即使正确的原则也需要实力去维护，即使再小的利益也需要靠自己去争取，即使在气候变化日益成为政治正确性议题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应像国内某些学者揭示的那样，过早承担强制性减排目标，放弃发展权益和未来环境容量。

新兴大国在自愿减排上已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似乎仍很难让发达国家相信发展中国家已竭尽所能。因此，新兴大国除了上述划定外交底线外，还必须让世界气候外交家知道，我们需要、鼓励、推动并尽可能采取措施，确保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但同样也不惧与我们应对能力不相符的任何压力与要求。

汤伟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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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报：《哥本哈根协议》

谭科普塞 — Thu, 24 Dec 2009 10:32:00 +000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谭·科普塞为您解读这一新的协议。

在经历了混乱的两周之后，188个国家最终在哥本哈根就共同努力继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达成了一份有条件的协议。

本次会谈既不像确立了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1992年里约大会那样正式，又不像缔结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的1997年会谈那样成果卓著。各国领导人之间最后的会谈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混乱局面；英国首相与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的首脑之间关于将协议比作是大屠杀进行充满了火药味的最后谈判；以及委内瑞拉女代表紧握拳头地试图引起人们注意。

环境公民社会的很多成员对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表示不满。社会市场中心的马利尼•梅赫拉认为该协议“也许是现代的《慕尼黑协定》”，而当时正是由于这个绥靖战略才使纳粹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旨在限制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的350.org网站的创始人比尔•麦克基本则认为该协议破坏了联合国。

《哥本哈根协议》是一篇仅有1400多字的简短文件，其中对于具体细节及目标的叙述均十分有限。尽管该协议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内容，但是却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该协议还反映了一个新的政治现实，那就是，无论是寻求实现《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减排目标还是达成一个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目前都是不可能的。2007年在巴厘召开的气候会谈曾缔结了一份关于未来达成协议的路线图。由于《哥本哈根协议》仅仅是重复《巴厘行动计划》中设定的大部分目标，而不是就这些目标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的亚历克斯·埃文斯称其为“第二份巴厘协议”。

尽管协议正式承认全球平均气温在工业化以前水平上升高的度数不应超过2摄氏度，但是却没有明确提出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签署国“承诺到2020年实施……对整个经济进行可量化减排目标 ”。然而，这些目标却是由各国自主决定。例如，美中两国各自提出的减排目标就有可能使温升超过2摄氏度。

尽管如此，哥本哈根峰会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以及可预测的和充足的资金 ”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排放、减少森林砍伐，以及促进技术的开发、转让与实施等。并将在2010年～2012年总共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发达国家还承诺到2020年再提供1000亿美元的支持。此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通过新成立的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来发放。

就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在各自国家范围内的恰当行动”进行监控的问题，各方也做了相应的妥协。例如，中国就提出了其降低碳排放密度的目标。而如何才能决定这些行动的可测量性、可报告性、可核实性（三可）是谈判过程中的难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对于其产业将要接受国际监督的前景表示担忧。协议虽然允许“在国内进行衡量、报告和审核”，但是，却要求“通过国家间沟通，以及国际磋商和分析”加以报告。

美中两国既是历史上给气候变化造成最大影响的国家，也是当前最大的排放国。而这两个国家也恰恰正是导致哥本哈根无法达成一个更具实质内容协议的根本原因。美方谈判员排除了他们或许可以接受高于目前正在参议院进行讨论的减排目标的可能性，尽管这些目标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目标。中国则仍然既不同意2020年后对其排放设定上限，也不同意为其排放达到峰值设定一个目标年限。

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支持这一立场。图瓦卢，一个大部分领土不高过海平面一米的小岛国在哥本哈根峰会的第一周就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干预。在其他小岛国的支持下，图瓦卢呼吁形成一个《哥本哈根条约》，条约包括很多高远的目标：将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目标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建议的450ppm降至350ppm，以及温度上升不超过1.5摄氏度。中国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这意味着将要求中国很快达到排放峰值。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之前阵线统一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进一步出现了裂痕。包括G77轮值主席国苏丹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若干拉美国家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对协议作出了谴责，暗示协议是“傲慢”、“自大”的美国炮制的，中国则指责发达国家挑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内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同比较脆弱的最不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界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选择强调这些新兴经济体在帮助达成协议方面所能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哥本哈根协议》对《京都议定书》的未来意义重大。《京都议定书》允许国与国之间进行碳交易，并且包含了很多灵活的市场机制。与这一自上而下的、受法律约束的、而且是国际化的议定书不同，《哥本哈根协议》描绘出的是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觉自愿的体系。如果《哥本哈根协议》在未来的几个月中被用做行动的基础，那么各国继续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前景可能就不那么乐观了。已经大幅度超出其京都目标的加拿大将没有什么动力去购买碳信用来抵消其碳增长，而拥有过剩碳信用的俄罗斯则会更加贫穷。

对那些继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和清洁技术领域寻找投资机会的投资者们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协议。投资者们将面临各国气候变化政策大相径庭所导致的不确定局面。并由此滋生出不公平竞争的环境，将增加高碳行业向那些政策不够严厉的国家“泄漏”的可能性，同时也将增加一些国家向碳密集型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可能性。哥本哈根会谈后不久，碳价格降至六个月的最低点；国际排放交易的长期前景目前看起来十分暗淡。《哥本哈根协议》也会令那些寄希望于这次会谈能够对饱受争议的清洁发展机制进行改革或者扩展的人们感到困惑。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寄希望于明年11月份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下一届全球气候变化峰会能够将这一基本协议发展成为一份全面的、受法律约束的条约。但是如同负责这一过程的德博埃尔所说：“在迈向墨西哥的路上，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下一步的工作在明年一月底就将接踵而至，在《哥本哈根协议》上签字的发达国家将被要求向联合国提交涉及其整体经济的排放目标。

也许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一片批评与指责的声音中，德博埃尔是不多见的乐观派。他说：“我们从未目睹过如此众多的各国领导人聚集到一起为解决气候问题做出努力，尽管他们似乎很难[达成一个协议]，但是115个国家政府首脑还是选择来到哥本哈根，参与其中。这为我们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对这个协议本身还是心存疑虑，这个协议所打下的基础足够坚实吗？

谭·科普塞：中外对话的运作和发展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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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须确保全球环境公平

军马 — Thu, 17 Dec 2009 12:59:00 +0000

要在哥本哈根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实质性协议看上去似乎前景黯淡，马军指责各国无法在效率需求与公平原则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点。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最为复杂的挑战之一，各国各地区代表能够齐聚一堂，共商全球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安排，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哥本哈根大会开幕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持有的立场尖锐对立，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实质性协议的前景黯淡。弥合如此严重的分歧，仅仅通过技术层面的修补难以实现，需要各方回到公平与效率这两个基础命题去思考。

双方分歧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对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上。相关研究表明，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过去150年间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认为，发达国家理应为减排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不需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但发达国家质疑，这样的方案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因为过去10 年以来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规模随着经济发展而放量增长，发达国家的减排量很快会被一些发展中大国的增量抵消。

一方面是基于环境公平的考量，发达国家需要为其历史排放承担责任，发展中国家不应同发达国家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开始减排行动；另一方面，基于有效性和减排效率的考量，要切实防止气候变化给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需要发展中国家现在就立即采取行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快速增长。显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公平和效率之间呈现出尖锐矛盾。

事关地球环境和人类命运，为公平而牺牲效率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将意味着人类无法避免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而为效率牺牲全球环境公平，也不应是适当的选择，因为任何缺乏公平正义基础的协定，在当代世界都是行不通的。各方逐渐意识到，要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兼顾效率和公平，只有通过让发达国家拿出技术和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现在就加入到全球减排行动中。

然而，自1992年以来，虽然发达国家屡屡表示愿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在实践中却是“口惠而实不至”。发展中国家因此提出，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所要讨论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但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参会各方爆发了最为激烈的争执。发达国家愿意提供的资金额度非常有限，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差距极大；美国代表甚至直接提出不应向中国提供减排资金，引发中国代表回应称其“缺乏常识”。

各方立场如此尖锐对立，根本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准备在确保全球环境公平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而是试图回避自身的责任，其中部分国家更是根本不愿面对到底是谁造成了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大国做出绝对减排作为他们自己承诺减排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将提供减排资金当做是作慈善，全然不考虑这点资金是否足够弥补自身150年排放给别国带来的损害。

显然，发达国家是否真正承认其历史责任，是协调各方立场的关键。基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资金的问题上，应作如下考量：首先，发达国家应本着严格控制全球气温升高幅度的要求，依据各自应承担的历史责任，确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深度减排义务，特别是明确美国等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所应承担的具有可比性的减排义务；最不发达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应当得到援助，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的排放大国应该做出自主减排努力；在此条件下，如果一些发达国家确有难处，需要发展中国家帮助完成其自身的减排额度，则应该为发展中国家的额外减排努力提供全额资金支持。

当然，一旦巨额气候变化国际基金建立起来，必须辅之以相应的监管制度安排，确保这笔巨大的资金能够得到有效使用，防止资金被浪费甚至被贪污。毋庸置疑，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是发达国家未能真正认识其历史责任；但发展中国家不应就此陷入被动的等待，而是应该从现在起就努力完善自身的治理机制，尽快建立公开、透明、参与的监管体系，以此来提升各方对未来国际减排基金得到有效使用的信心。归根结底，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让谁还债，而是必须制止全球气候的恶化，如果巨额减排资金被滥用，则人类真的将错失防止气候灾难性变化的最后机会。

马军2006年当选为《时代周刊》的“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同时他的著作《中国水危机》（1999）被称为中国“第一次为环境发出的伟大号召”。他现在是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开发了中国水污染数据库和网站。 Sabrina Orlins 和Wang Jingjing 帮助翻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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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政治风向

提姆哈福德 — Wed, 16 Dec 2009 14:12:00 +0000

提姆•哈福德认为，哥本哈根召开的政府会议所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误。他们应该通过提高价格的方法，使污染国为排放付出代价。

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临近，我乐观的态度有所动摇。我认为，世界各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如果12年前他们在京都采取了不同的举措，那么，我们如今离切实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目标可能会近得多。

这个问题错综复杂，所以暂时芟繁就简可能会有所帮助。世界各国政府均将温室气体减排的重点放在“限额与交易”计划上；但是，他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污染国为排放支付的价格上。这两种方式具有相似的激励机制，都会提高碳排放的价格，从而减少碳排放量；都能够随着时间进行调整，从而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减排曲线。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两种体系都能够发挥作用。

然而，从政治角度讲，人们长期以来都认为“限额与交易”计划更容易获得认可。因为，按照这一计划，在经过有关各方协商通过后，确定某一地区内允许排放的水平上限。只要是没有超过这一上限，企业之间就可以在限额内进行额度交易。因此，我认为这一计划名不符实。尽管已经有一些限额与交易计划在技术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它们都不需要目前所必须的政治妥协。实际上，远在乔治• W •布什就任总统之前，基于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就已经失败。经过8年时间才得以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因为没有有效地协调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巴西等国的利益，因此很难说它会有什么好的前景。

限额与交易计划的问题在于，各国必须就如何分配排放额度达成一致。在以1990年为基础分配排放额度时，该计划的麻烦便凸显出来。美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突然使该国的额度捉襟见肘。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经济崩溃后，其额度就显得有些过于宽松。我们不应对一些经济体的增长快慢与预期水平有出入而感到意外。

加布里埃尔·沃克与大卫•金爵士共同撰写的有关气候变化的著作《热点话题》本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极好的作品。然而，在这本书中他们却坚持限额与交易计划在政治上更为可行的传统观点。可是，随着他们开始描述达成此类协议所需的各种政治前提，包括就（颇具争议的）全球排放限额以及各国间排放额度分配等问题达成一致，他们的论点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碳排放税模式。这种模式与沃克和金所暗示的不同，碳排放税将不会由世界银行来负责征收。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将同意对本国经济广泛征收碳排放税，由各国政府征收，并且花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各国不必保持高度一致，只需在碳排放税上大致相符，并承诺保持这种大致相符即可。

《气候变化政治经济学》的编者之一卡梅隆·赫本指出，排放量调控使分配和补偿等棘手问题成为国际谈判的核心。协调一致的碳排放税将这些问题搁置一旁。这些问题可以（也必须）分别进行讨论。征收碳排放税或许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但这完全是为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各国能够开诚布公地解决目前的混乱局面。这是各国政府所选择的道路。我真诚地希望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提姆·哈福德：金融时报周末杂志《卧底经济学家》专栏作者，最近出版了其《亲爱的卧底经济学家》一书（小布郎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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