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农

中国食品安全走到十字路口

三聚氰胺事件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食品安全问题。然而缺乏强有力的道德标准,严格的安全标准也无法发挥显著作用,周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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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奶业的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让我们思考很多问题。根据中国卫生部通报,截止到2008年11月27日,中国共有29.4万名婴幼儿因食用添加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患泌尿系统结石,重症患儿154人,死亡6人。

很多人简单地把这一事件当作奶制品的行业事件,是产业链和公司治理的问题。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一个经济问题。

在处理类似三聚氰胺事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不少努力。但这些努力,有方向性的错误。在没有认清食物消费的信任品属性,没有认清食品安全危机无法通过责任追究机制避免的情况下,食品安全危机没有出路。

不幸的是,现在的几乎所有努力,都放在了责任追究机制上了。如果认为做好外部监管,比如推出《食品安全法》;或者做好内部控制,比如推行HACCPISO等质量管理体系,就能解决问题,实在太过简单。往食物里添加形形色色“三聚氰胺”的深层原因,是食物体系的逐利机制,和所有参与者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在缺乏道德底线的社会系统中,“谋财”和“害命”的可作为空间很大。目前食物体系中,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注重的只是食品消费的可观察和可体验部分,对食品消费的长期和隐含影响,无可奈何。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潜规则的普遍流行。一方勇于谋财害命,另一方甘于被谋财害命。诚实生产、诚实加工与健康消费的体系,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在社会系统缺乏道德底线的情况下,全社会付出的健康代价、环境代价、生态代价,还在不断地加大,不断地变得隐秘。“劣币驱逐良币”、“劣牛奶驱逐良牛奶”、“劣公司驱逐良公司”、“劣制度驱逐良制度”等诸多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实际上,食品消费具有很强的信任品属性。信任品是指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之后,对食品带来的健康等长期影响部分仍然无法了解。我们没有人在吃饭之前,把面前的食物放在显微镜下检查有没有致病细菌;没有人会用化学试剂来测试里面有哪些化学物质;没有人会将一盘菜端到营养师面前,咨询这顿饭的营养含量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需求。没有人会这么做,每个人在吃饭前,都是存着信心来吃的,已经相信这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但是,消费者并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营养、健康和安全,只是信任而已。

食品的信任品属性,意味着无法追求责任。即使爆发了食物安全危机,除非是短期内致病致死,如三聚氰胺事件,否则无法追求责任,因为无法举证。某种食物消费对自身健康和生命状态的影响,人们并不能当时验知,许多潜在影响,往往经过体内几十年的复杂生命反应过程,才释放出来。受影响的消费者,在几十年后根本无法举证食品的质量责任,甚至连寻求几十年前的消费与几十年后的身体状态的因果关系,都不可能。在长期食品健康方面,我们无法举证,只能推测。比如,现在少年儿童普遍发育提前,成年男子的生育能力普遍降低,消化道癌症等各类疾病快速增加。人们只能推测,食物体系中的激素以及各种添加剂,是主要的导致因素,但却无法举证,更无法落实到什么公司、什么类食品、什么时候消费这些具体的举证细节上。

三聚氰胺事件,让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走到了十字路口。如果对三聚氰胺事件的反思肤浅、手段单一,那么未来中国人的生命安危、子孙后代的健康发育,都将会处在一个自杀性体系之中。如果仅仅把三聚氰胺问题,简单地看作一个企业治理问题、一个产业发展问题;在认识到食品消费具有信任品属性、无法真正追究责任的情况下,只是去谈一些企业家社会责任、政府与社会公众监督责任,那么食物体系中的问题会一直掩盖,而且会做得更加隐秘,就像一些添加东西的小贩们直白地告诉记者的话:“只要现在吃不死人就好了”。所以,趁着三聚氰胺事件,中国还有机会做深入反思。否则,过渡成“吃不死人”为主导的食物产业模式,我们连反思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们反思时,需要从三个方面做出改造现有食物体系的努力:

首先,重塑粮食和食品的观念。粮食不仅仅满足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还有战略品、国家公共物品、准自然品等多种属性,是惟一一个兼具数量安全(即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质量安全(food safety)和国家与人民主权(即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三大国家安全功能的物品。食品也具有生态、文化、社会、传统、艺术等多种功能。食品消费的信任品属性,更加需要被认知,并由此确立食品体系内在道德约束的核心地位。如果继续把食品仅仅当作商品,食物体系的危机,还会不断出现。

其次,认识和改造食物体系的不平衡结构。在食品体系的四个主角——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中间商定价的局面,中间商不仅确定了食品的原材料和销售价格,甚至也掌控了评价标准,并在重塑人们的食品生产和消费观念,而这一套观念,不是朝向食物的天然化,而是朝向食物的人工化。所以,不仅仅需要强调企业家社会责任,更需要发起一场消费者社会责任运动,利用消费者手中的“货币选票”,来制衡中间商。而且,需要更加明确食品安全的政府职责,使得国民健康有所保证。

最后,重建社会信仰结构。如果没有社会信仰体系的建立,基本的道德底线就无法建立。缺乏社会公众内在道德约束的任何制度,都只是沙滩上的大厦。三聚氰胺事件,只是暴露了食品体系的冰山一角,背后则是一整套以利益驱动为核心的世界机制。必须重建由“信仰-文化-制度-社会-经济-金融”的一整套社会结构,确立社会信仰的基础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运行健康的食物体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态体系、国民健康体系、经济体系和消费文化体系。


作者: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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