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

三河三湖:远见成本的代价

周雷分析了中国西南江河治理不力的局面,显现出政策制定者缺乏远见和想象力。
中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最近公布了一则有关“三河三湖”治理七年之功的审计报告,其中提到,2001至2007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910亿元财政性资金及银行贷款,用于“三河三湖”( 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滇池)流域城镇环保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及综合整治等7大类共8201个水污染防治项目建设,但是整体水质仍然很差。

几乎在审计署颁发报告的同时,还有另外一则新闻:美国尤金·史密斯基金会将“2009年人道主义摄影奖”首次授予一位名叫卢广的中国民间摄影师,他名为《中国的污染》的组照,揭露了中国环境治理失效、社会分化、生态危机的残酷事实。

近千亿的资金蒸发,账面上5.15亿的虚报和挪用,长期以来有关三河三湖连续不断的环保负面新闻和生态危机和民瘼,不断更新的三河三湖区域超级城市宏大计划。这些事实让人担忧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的生态前景和城市未来。

从一个调查记者研究滇池污染治理开始,我最近刚完成一篇有关滇池治理的博士论文,从生态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角度对滇池进行了重新审视,我注重研究中国对生态危机处理深层存在的悖论和理念危机,特别是所谓的“远见成本”。

厄尔里希·贝克首先提出远见风险这一概念(hazards versus providentiality),在一个风险社会,一个决定可能产生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而进入风险社会之后,社会自然滋生各种风险使得既有的安全体系失效,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失去远见而陷入危险。厄尔里希·贝克认为,进入这种风险社会之后,人类需要一种具有反思性现代化理念。

在审计署提供的报告中,认为长期治理失效的原因是:环保审批前置相关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水污染防治统计和考核指标体系不够完善,部分水污染防治工作尚不完全落实到位,水污染防治五年规划落实不力,部分地区环境执法不到位;部分入湖河流及源头地区水污染治理力度不够,部分地方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工作薄弱,城镇污水、污泥和垃圾处理不完全到位,部分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对环保工作重视不够……

其实,这些原因远非问题关键,面对前所未有的中国生态危机,真正的风险来自一种认知和制度悖论:现有的生态治理制度和资金投入体系,事实上生产了一种污染自体循环。

在云南,有关滇池治理的决策部门最终决定从三江并流区域的金沙江导入“滇池引水”方案来解决昆明水少、滇池水脏的根本问题,以加快现代新昆明建设的过程。 2010年昆明城市总人口将增加到333.5万人,2020年达到495万人;城市用地规模从目前的201.5平方公里扩大到47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 云南正倾力打造一个超级城市,第三亚欧大陆桥的构想就是一例。

构想中的第三亚欧大陆桥东起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沿海港口群,由昆明经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从土耳其进入欧洲,最终抵达鹿特丹港,横贯亚欧非21个国家,全长15000公里左右,比目前经过东南沿海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要短3000公里左右……第三亚欧大陆桥将成为连接“三亚”(东亚、东南亚、南亚)的枢纽、沟通“三洋”(太平洋、 印度洋、大西洋)的纽带、横贯“三洲”(亚洲、欧洲、非洲)的桥梁。

作为一个缺水型、内陆、生态脆弱、生态资源富集的省份,在长时间的生态治理过程中,云南并没有构建出一个环境污染治理的高效制度和智力体系;有关城市治理的智囊和决策库也没有真正严肃思考一种可持 续、节制、微型、智能的城市,而是将城市的魔方越做越大。因此,上述城市远景规划和构想的实现,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治理污染、解决城市化导致的社会问题、探索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时,我们往往注重研究一种生态治理的纯技术化知识体系和认知模式,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并没有使得我们有关城市未来的图景更清晰、更“科学”、更“先进”,而是不断滋生新的矛盾体。

由于缺乏远见,许多有待治理的污染区域成为个体和集体的知识和权力博弈的场所,我们往往会忽视和混淆现实的污染事件以及潜在的更大风险、发展的现实策略和未 来多元可能。一些发展规划、远景规划、政府管治文本实为一种重叠包裹的“知识容器”。在某些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权力操纵愈发复杂,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在滇池区域,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已经展开,围绕着滇池区域已经在进行一个大型环湖建城和景观路修 建计划,大批具有历史传统的村落和半城市社区被整体夷为平地,在当地政府的一份远景规划中,2020年的昆明将容纳超过450万人口。在这种“远见”指导 下,各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被集体“招安”,提供卷佚浩繁的可研报告和科学分析,未来城市的技术化和权力化转向不断催生垃圾焚烧、跨区域调水、变水为 油、将滇池的污染物转化为能源、城市集群这类极富争议的项目。

从彝族古文献中的“谷俄罗多海”、激发了郑和航海梦的“昆阳海”、于坚诗歌里的“滇池”,到共和国时期的“高原明珠”、三河三湖中的“危重病号”、后改革开放时期的“东方日内瓦”——在这些对滇池的多种称谓中,究竟哪个存放着滇池的未来?

周雷,云南大学人类学博士生、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志奋领学者。

首页图片来自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