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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仍不及格

中国各地市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有所提高,但远远达不到及格。近日一份民间机构的评价报告显示。孟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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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市级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有所提高,但远远达不到及格。近日一份民间机构的评价报告显示。

2010年12月28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发布一份报告,对中国113个城市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百分制评价,平均得分36,其中及格线(60分)以上城市11个,不足总数10%。宁波以82.1分居榜首,锦州以14分垫底。

2009年9月,这两家机构首次发布2008年评价排名,得分在60分以上的城市仅有4个。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报告编写者之一马军在发布会上说:“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充分的公众参与,环境污染问题将很难克服。”

这份题为《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2009-2010年度113个城市评价结果及对照分析》的报告,对与污染违法记录、环境投诉、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8个项目进行评估,对象为分布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113个城市。

报告显示,此番113个城市平均分比2008年同体系评估结果高出5分,体现出总体进步,但环境信息公开的进展并不均衡,呈现出分化趋势。东南沿海地区优势进一步扩大。“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和广东评价城市的平均分名列前茅;而来自中、西部的贵州、内蒙古、江西、吉林和甘肃得分垫底。”

省内城市间比较,得分差距也较大。9个省区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城市分数差超过一倍。以广东省为例,最大分差达55.7分。珠三角特区城市珠海落后深圳37.3分。

报告还评出进步和退步最快的10个城市。进步最快的城市有嘉兴佛山东莞中山深圳等。其中排名上升最多的嘉兴由2008年对企业日常监测记录公示仅有80余家一跃升至358家,并自2010年开始按月公布行政处罚企业名单和案由。佛山2009年处罚企业数量高达500家。

退步最大城市为昆明太原武汉长治湖州杭州合肥赤峰牡丹江锦州。其中杭州2009-2010年度公开企业日常超标记录数量锐减,依申请公开未得回复。太原市在2009年全面终止了《重点污染源监测季报》制度。赤峰市环保局网站则长时间无法显示。

报告指出,部分中心城市表现差强人意。“如四大直辖市中,天津公开状况非常有限,而北京得分则有明显下降(43.5分,居第31位)。25 个省会城市中,排名后5位的呼和浩特贵阳长春南昌西宁得分仅20分左右;在多达11个省中,省会城市未能在本省领先,其中杭州、石家庄等省会城市在本省的得分排位明显靠后。”

一些地区的进展未能常态化,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期间暂时的良好表现未能持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环境法项目主任、报告编写者之一王立德(Alex Wang)说,媒体和公众申请环境信息公开、司法救济等方面仍面临困难。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瞒报长达9天,暴露出上市公司违反信息公开要求的行为仍是巨大隐患。

报告认可政府推动信息公开有可喜进步。王立德称,2010年3月环保部发布了2009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放超标企业的通报,公布7千多企业将近40%有超标行为,这是环保部第一次公开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违规。

但他也指出,上述通报仅列出了企业超标违规名单,并未公布企业的污染排放数据。

对于各地公开程度存在差异的原因,报告中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三位学者对2008年数据分析显示,城市经济越发达,政府财政越稳定,单一工业企业在地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越小,则信息透明度越高。

但报告合作撰写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认为财政投入低并不必然导致公开水平低。他表示,尽管今年仅有2个中西部城市挤入前20,但2008年评估中确有中西部城市异军突起。“比如2008年前10名中武汉排名第4,太原排名第9,昆明排名16。”竺效认为,理念是关键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也表示:“公开环境信息可以大大减轻环境执法部门的压力,企业迫于压力会自动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但黄石市环境保护局信息中心主任唐远鹏表示,环保部门面临综合压力。“本身是很不错的企业,如果揪住一点问题大肆炒作,可能对其发展不利。”此外,他也坦言地方保护意识和领导面子有影响作用。

重庆市环保局自然生态处处长陈盛樑认为重要企业由于技术受限而出现问题,政府不能坐视不管。他举例说,重庆某生产氧化铬的工厂,产量现已达到世界总量60%,是重庆在世界市场有定价权的两家企业之一。地方政府并未公开污染信息,而仅督促其采取措施,并暗中采取办法帮助其改进技术,治理污染。“公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技术上确实没有办法。” 陈盛樑说。

陈盛樑还提出建议,希望民间评价指标设计尽量与政府内部的指标大致一致,使相关部门更清楚自身水平。对于官方和民间两套评价体系排名结果的出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介绍,政府评价多侧重于网站功能,而本民间评价标准则更关注污染监管信息。“有环保部门官员私下交流认可民间评价标准更客观中立。”王晶晶说。

过去20多年,信息公开的制度已成为全球趋势。王立德在报告发布会上介绍,继美国1986年颁布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后,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已陆续实施类似制度。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企业级的环境信息公开,尤其是污染排放的数据对企业压力明显,对提升环境表现有积极有效的影响。例如,美国从1988年到1999年主要有毒化学物质降低了46%。

竺效说:“信息公开并不是所有问题的终点,只是一个开端。政府应该利用公开的信息跟进相应的执法活动,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首页图片为学生经过汕头一家垃圾焚烧厂,图片来自绿色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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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anxx

公开意味着承兑责任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被禁止拍摄在北京楼房暖气系统装载煤炭的情景,那时我意识到政府部门与排放机构的利益关联。 任何高度重视且致力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及正义的政府(我相信中国政府也是其中之一),都有明确的责任确保人们了解污染排放物带来的危害,以便做出有效的纠正和补偿。 由于当地政府偏好于与其他地区对比经济发展,以及拥有潜在的责任允许或忽视污染的源头,像公开这种强迫性的任务不能由当地政府去解决。 我个人对中科院提出的注重科学优化发展方案印象十分深刻,但是应该号召这个中央政府机构提供切实的计划和方法来监视污染源以及从数量上评估成本和对环境的整体价值。

Disclosure Means Acceptance of Liability

As a foreigner who was prohibited from taking a picture of coal being loaded into a Beijing building's heating system, I came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huge liability issues associated with pollution emissions generated by or allowed by government entities. It is clear that any government that highly values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and justice for its people, as I belie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has a clear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the population can determine and understand the degree of damage caused by emissions of pollution so that remediation and just compensation can be effected. The task of compelling such disclosures cannot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y compete with other entit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ve huge potential liabilities for allowing or ignoring pollution sources. I am extremely impressed with the emphasis on scientifically optimized development plans produc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ut this orga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must be called upon to provide the plans and the means to monitor pollution sources and to quantitatively evaluate the costs to people and the general value of the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