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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背后的危机

保罗•奥默罗德写道,经济增长比之幸福指数,或许还能勉强当作人类进步的标尺。 幸福指数为政策决策者们提供了颇具迷惑性的错误信息,同时也为之提供了限制人们自由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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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出台的政策应更明确地着眼于增进幸福指数或满意度(二者可互换),这个观点在西方社会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支持者们认为调查人民幸福感而得出的幸福指数,几十年来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主要原因是政府已经确定以追求狭义的、物质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也就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不是去追求基于幸福康乐的更全局性的指标。

但是经济学家很早就知道GDP并不能完全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效益。事实上,西蒙·库兹涅茨,现代GDP估算系统之父,早就在1971诺贝尔奖的获奖致辞中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原则上来说,以一种更广义的方式来衡量效益,这是无可非议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家比尔·诺德豪斯詹姆斯·托宾就首次尝试着引入环境因素来调整GDP

但当其被定位成一种实用性的衡量工具时,细节就不一定那么可怕了。即便有种种不是,GDP仍然有清晰的理论支撑,能衡量各种经济活动所带来的价值增长。相反不可避免地,幸福指数则带有大量关于得与失的武断论断。

在西方,关于幸福与GDP并无关联的陈旧谬论仍时常被提起。这种论调的持续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已经有有力的技术性统计数据证明这种观点并不严谨。安格斯·迪顿,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与国际事务专业教授,就成功计算出GDP与幸福感相互关联变化的百分比(并根据综观一生而不是情绪化的某一天,总结出了不同的程式),这跟那些统计理论所论证的结果一致。

同时,那些幸福感的拥趸几乎从未提及幸福指数与可提高人类福祉的一切因素之间缺少必然关联。例如,美国白人的平均寿命1972年的72岁提高到现在的78.2岁,而黑人的平均寿命增长得更多,由64.6增到73.2岁,这表明不仅寿命增长,而且黑人、白人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基于男女收入中间值的比较而得出的性别之间的不公平状况也发生极大改观。在1972,女性的收入只有男性收入的58%,而到了2008年,该比例已经提高80%。然而幸福感与以上所说的各种进步并无关联。

英国与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收入不均程度加剧,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因此减少。我们常听说近几十年来人们的压抑感与日俱增;但这幸福指数并没有因此衰退。(值得一提的是,在技术统计方面,当我们将满意度与GDP水平相比较时,以上缺乏相关性研究的三个例子并不该受到责难,毕竟满意度与这三个例子本身都具有局限——他们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

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说致力于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相关政策完全无用,而是说关于幸福或满意度的测算几乎没有包含什么有用的信息。

不丹王国的幸福国策引来了一片赞誉,这是唯一一个将国民幸福指数(而不是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当作国家首要发展目标的国家。尽管如此,不丹也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国度。失业率与偷盗现象持续上升。更甚者,多数人的幸福是建立在歧视尼泊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基础之上的,许多尼泊尔族人被迫迁入难民营。迫害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在许多国家盛行——因为这会增加大多数人的幸福感。

各国政府将操纵与控制其一手打造的所有有关幸福或满足感的评测方法,这就十分危险了。这一切几乎都将徒劳无功,就像短时间预测与掌控过GDP的情况一样,几十年过后,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们仍不会就此打住。

政府为增加幸福指数而不是真正改善我们的生活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大都事与愿违:随意创造新的指标分散公务员处理核心工作的精力;给人们灌输信息说他们的幸福来自国家政策而非来自个人的努力;给政府制造压力,迫使其努力提高一个从来未随政策或社会经济的改变而发生系统性变化的指数。

这些正是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曾经弥漫的“一切瞄准目标”的错误心态。我们应该吸取教训,而不是让错误重演。

真正的危险是,幸福指数的狂热分子们又会以此为由来表明专家们比民众更懂得什么才对民众有益,而这与几乎所有已知的事实相违背。在有关幸福指数的著作中,诸如“民众居然无法判断如何会自己感到幸福”的论调随处可见。的确,这些幸福指数相关政策的积极分子,经常宣称自己比当选的政治家们更知道什么才是对他们的选民最好的。“专家”靠复制粘贴与还原分析得到了地位的升华,这也是对幸福指数相关政策的干扰之一。

没有人会反对为民众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原则上从更广的意义上衡量民众满足感也是非常有益的。但政府必须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慎之又慎。

GDP并不是万能的衡量福祉的标准,只是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工具。让我们感到幸福的许多重要事项都没有包括在内,而这些需要一个稳固的公民社会与一个民主可信并高效的政府来维系。如果没有“科学证据”因而拿不出可信的事实依据来证明这些会让人们感觉幸福,我们在道义上就寡助了。政府没去衡量幸福感并不是失误,被低劣的信息误导并分散精力才是失误。

保罗·奥默罗德已经著有三本畅销经济类书籍,《经济学之死》《蝴蝶效应经济学》、以及上榜《商业周刊》美国年度商业类书籍《为何多数事情都归于失败:进化、灭绝与经济学》 

图片来自Oxfam 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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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eanxx

幸福是相对的

奥莫罗德博士的观点很容易接受,即普遍的幸福是由“强大的公民社会和运转良好的民主政府”来提升的。但奇怪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的文章中竟然没有提到将富人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以提升普遍(或更具体点,普通大众)幸福这一明显的经济手段。把几千美元给一个亿万富翁对他来说并没有怎么影响他的幸福,而同一笔钱给穷人家无钱医治等死的孩子提供医疗服务则会极大地提升这个家庭的幸福。这并不是说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均贫富,但只有用在帮助穷人上的钱才比提供基金(最后不管怎样还是进了富人口袋)具有更重要的经济价值。而在美国我们还是为亿万富翁减税,面对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这一事实,我们却依然削减社会福利。

Happiness is Relative

It is easy to agree with Dr. Omerod that general well-being is enhanced by " a strong civil society and a democratically-accountable, well-run government". But it is odd that an economist would not discuss in his article the clear economy of enhancing the general (or more specifically, the average) well being by assisting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by simply redistributing wealth from the rich to the poor. A few thousand dollars provided to a billionaire would have no impact on well-being or happiness to that individual whatsoever.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given to a poor family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or a child that would otherwise die would immeasureably enhance the lives of many members of the saved childs family.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best economic policy is to make everyone equally poor, but only that money used in helping the poor has orders of magnitude more economic utility with regard to enhancing general well-being than providing funds, through whatever means, to the wealthy. Still, in the US we have provided huge tax breaks to billionaires while cutting social services in the face of the highest infant mortali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