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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电力政治

默克尔取消核能,有的人将之视为一项重大变革并为此欢呼,而在另外一些人眼里这不过只是一场政治秀,于尔根•梅尔在此为您揭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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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危机最大的政治影响并非在日本本土,而是在遥远的德国。这次危机导致了默克尔所在的保守党联盟在政策上180度的转变。就在福岛核事故发生的几个月前,默克尔刚刚推动国会通过了一项颇受争议的法案,该法案旨在延长德国核反应堆的使用寿命。福岛核事故发生后的数天及数周内,德国政府的政策出现了彻底转变:7个老化的核反应堆被即刻关闭。现在,他们计划在2022年彻底取消德国境内的核能发电。

回到2001年,当时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绿党联盟已同意一项法案,该法案称,直至2022年,要对核能发电进行限制;与之配套的还有野心勃勃且非常成功的可再生能源法案。当时,这一行动遭到了默克尔所在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的反对。去年,默克尔的“核能扩展法案”在德国引起了激烈的政治争斗,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核示威游行,甚至在基督教民主党内也引起了很大争议。由于该法案未向国会反对党控制的上议院进行提交,对于是否会违背宪章规定通过这项法案,最高法院仍保留一些法律程序,未作裁决。

显然,默克尔的亲核政策不是德国政府大失民心的唯一原因。但她的联盟在民意调查中落后对手近20个百分点,且在地区选举中屡次失利,使得他们必须有所行动。到目前为止,国会行将疾速通过的新的能源配套草案,是挽回默克尔直线下降民意的“救心丸”,而非为后核、气候友好能源的未来精心策划的蓝图。这一举措的主要目的是为反核的反对党派提供一个“国家能源共识”,其明显的副效应就是,对随后在2013年举行的联邦选举来说,能源问题不再会是竞选战场。

事实上,与一年前情况相比,该能源配套草案实际上没有改进。而一年前,默克尔正准备废除2001年的“核电逐步退出”法令。如今,许多媒体所描绘的“历史性决定”——到2022年,废除核能发电——是一项已存在了近10年(2001-2010年)的法令。当然,政治上的不同在于,在2001年,基督教民主党对此法案持反对态度。而这一次,国会中没人坚持让核能发电维持到2022年以后。

考虑到此能源配套草案的其它内容,实在不值得被贴上“历史性”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可再生能源的上网条件变差了,而同时,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达到总发电量35%(目前为17%)的目标却没有得到改善。(事实上,这一目标,比20108月向欧盟递交的《德国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中最初设定的38.6%还要低一些——这一数字部分由于去年默克尔的核能扩展计划而被缩减。)

因此,如果你将20108月的法案同20118月的草案相比,你会发现,2020年的目标中可再生能源减少了,而核能基本未变。简言之,没有改善。

与去年夏天不同,现在有关 “煤炭复兴”的讨论很多。许多人认为,气候目标可能会成为所谓“核电快速逐步退出”计划的真正替罪羊,因为化石燃料会被用来填补能源鸿沟。执政联盟的政客和传统的亲煤反对派社会民主党都在讨论建立新燃煤发电厂及新天然气发电厂的问题。

反对的论调很强。煤炭是项非常昂贵的投资,有赖于未来几十年高额的电力销售。在开放的电力市场中,这对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已经构成了很大的障碍。在像德国这样的市场中,风力和太阳能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出现了显著增长,而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优先并入电网。即使煤电厂运作足够灵活,能够填补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空缺,仍然意味着煤电厂的运作时数会越来越少——也就意味着,利润会越来越低。

天然气的前景稍显明朗,因为其投资成本较低(但运营成本高)。无论从从技术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灵活的天然气厂都可作为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的理想后援。但是,由于天然气要依赖俄罗斯,所以在政治上存在保留意见。该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是在建筑业内取得显著改善;更好的保温结构可节省大量因取暖浪费的天然气。多年来,政府在是否支持更好的保温结构这个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现在看来,至少其将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政府能源政策了。

即使是天然气,对新投资者来说,市场回报率也不是很高——在开放市场中,同无需基建成本的老厂进行竞争非常艰难,对大多数渴望高回报率的投资者来说尤其如此。因此,就要看在未来几年内,政府将采取何种措施来激励对化石燃料行业的投资——欧盟有关法律规定,对电厂的补贴最多不允许超过其投资成本的15%,这显然不足以使那些却步不前的投资者改变想法。

然而,经验显示,即使高度管制的能源部门也非常难以规划。德国(或更广泛的来说,欧洲)一直都是提前实现其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如果政府想避免可再生能源行业出现投资混乱的局面,迟迟未动的政府“能源革命”有可能会再次出错:在政府与欧盟委员会制定出对新煤电厂的补贴计划之前,可再生能源占较高的市场份额可能已经变成了事实。

诚然,一切都还未定,但挑战依旧存在。执政联盟屡次限制陆上风力发电的扩张,大型电力公司无可作为,转而投资更昂贵的离岸发电,而离岸发电成本太高,中小投资者只能望洋兴叹。必须建设新的传输电网,把适用于少数大型电厂的电网改造成为适用于众多分散电厂的电网。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错误政策会对“能源革命”造成巨大破坏。很多时候,由于政策的技术性太强,公众或大多数国会议员难以理解。

同时,即使当前政府在德国能源革命方面做得不及前几任多,但它毕竟明朗化了一件事:如果想在政治上站得住脚,就不能后退。没有谁比德国四大主导电力公司受到的冲击更大。自福岛核事故以来,这四个公司的股价跌了16%19%,而自2008年起,跌幅则超过了50%。他们正在就废除9月份的“核能扩展法令”一事起诉政府。即便是主流商业报刊,现在也开玩笑将这些电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描述成“恐龙”——若不迅速以新形象示人,将会灭亡。

与欧盟的其他国家不同,德国拥有庞大的工业生产基地。如果德国找到了后化石燃料、后核的未来之路,那么,对大多数其他国家来说也容易照做。

然而,作为先行者的德国拥有极大优势:其他国家(比如法国)现在没有任何针对未来的明确的能源计划,当2022年来临,他们要被迫开始其“核电逐步退出”计划时,会感到压力巨大。

到那时,德国越来越多的老化核反应堆必须要关闭,将这些核反应堆替换掉会异常昂贵。德国的(和中国的)风力电厂、太阳能电池板、电网技术和其他21世纪能源市场技术的生产商,将开始步入辉煌时期。


于尔根梅尔,德国非政府组织环境与发展论坛的负责人。

主页图片来自Chris Grodotzki。在五月的反核示威游行中,德国无政府组织Compact放飞一万个气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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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he

这不止是电力政治

能源是国家的核心战略,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会仅仅因为民众的选举意愿和政党斗争就轻易改变和妥协,特别是对于坚定、务实的默克尔而言。影响能源政策的核心因素仍是:国家利益、能源安全、经济成本和投入产出。

德国的能源战略主要基于两大原则:一是大力发展新能源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二是充分考虑经济成本和投资回报以确保德国工业的全球竞争力并成为新经济时代的领导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德国虽然是全球领先的核电技术强国,但是却选择了与法国截然不同的路径,没有全面依赖核电,而是把核电定位为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全面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技术”,依托核电的经济性,平衡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

所以,无论是2002年施罗德政府立法到2022年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 2010年10月默克尔宣布延长国内核电站的使用期限至2035年,还是现在默克尔再次改变德国核电政策,其背后都有更深刻的经济根源。

much more than power politics

Energy resources define a nation’s core strategy and no leadership in the world would easily change and compromise such a strategy only because the wishes of its people or clash with those of a political party, particularly not in the case of the steadfast and pragmatic Merkel. Factors that are capable of influencing the core of energy resource policies remain as follows: State benefit/profit,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economic budget and return on investment.

Germany’s strategy regarding energy resource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rinciples: The first one is to strongly develop new sources of energy to confront climate change and achieve the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and energy structure transition. The second one is to fully consider the economic budget and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to guarantee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German industry in becoming a leader in the new economic era. It is because of these testing issues, that Germany, despite its position as global leader in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has chosen a different path to France by not becoming completely dependent on nuclear power but by labeling such power as an ‘interim technology’ to be relied 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fossil fuels to clean energy, with the cost of nuclear power balancing out the high price of renewables.

As a result, no matter whether it is the Schroeder Government’s enactment of laws in 2002 ordering the shut down of all nuclear power stations within the German borders by 2022, Merkel’s announcement in October 2010 regard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use of nuclear power station until 2035 or a further change to the nuclear power policy made by Merkel more recently, behind all of these lie deeper economic rea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