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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的大熊猫人工繁育背后有隐忧

中国人工繁育大熊猫红红火火。但王大军认为:表面的繁荣遮盖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即忽视了野外种群和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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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各种媒体上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十几只出生不久的大熊猫幼崽,在科研和饲养人员的陪护下,展示在公众面前。这一切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印象——好像大熊猫的保护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人工繁育的成功,不能替代野生种群保护的重大意义。

从小生活在暖房里的大熊猫,和生活在山林间的大熊猫,在生物意义上没有质的不同,但在生态、生命伦理和美学意义上,一个自由的、能自我维持的物种,和人工饲养的物种是完全不同的。

保护生物学上有一个概念——野生灭绝。物种需要一个能够在野外自我维持的种群。能够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才是真正的生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过饲养繁殖研究人员30年的努力,在技术的长足进步下,大熊猫饲养繁殖的个体数量大幅增加,目前人工繁育的种群数量在300-400只左右。但野外种群保护持续面临困境。

目前,第四次野生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全国调查即将开始。近10年前完成的第三次全国调查的结果,大熊猫野外种群有1600只左右。我们急切地期待着四调的结果,告诉我们过去10年野生大熊猫保护的成绩。

北京大学野生大熊猫研究团队自1984年以来持续开展了野生大熊猫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的大熊猫野生种群的遗传状况并未进入到近亲衰退的死胡同,野外还保留着健康的繁殖种群;这些种群中至少有一部分在自然繁殖方面保持着活力,具备自然增长的能力;大熊猫以箭竹作为主要食物,已经形成了身体结构和行为上的一些适应机制,营养方面也没有致命的缺陷,虽然这种在演化中形成的适应看起来并不完美;野生动物执法的力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偷猎对野生种群产生的直接影响;那么目前野生大熊猫种群恢复的最重要障碍是栖息地的破坏和片断化。因此,保护野生大熊猫的关键,是野生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这实际上是中国濒危物种保护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熊猫保护的力度是不断增加的,目前已经建立起了超过60个针对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国内外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的投入也是巨大的,大熊猫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受关注的野生保护物种之一。《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遏制了针对大熊猫的偷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停止了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森林采伐,并且大力投入资金开展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和退牧还草工程,为大熊猫等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恢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部分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开始恢复。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乐观,因为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围绕大熊猫栖息地、甚至在大熊猫栖息地内的大型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又造成了新的栖息地的片断化的形成;以及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毁坏性的开发趋势越来越严重。目前大熊猫野生种群恢复的前景并不乐观,其根源仍然是野生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

在一些濒危物种的保护中,放归野化是一种野外种群恢复的办法。

但目前全世界对于熊类动物的野化和放归,并无成功的案例,部分原因是因为熊类动物在资源利用上更倾向于“机会主义”,一旦习惯于与人在一起的“舒适”生活,就很难完全适应野外。所以其野化的成功注定面临巨大的困难。认识到这些,就不能急功近利,需要长远的计划和长期深入的研究和试验。

1997年,曾经有过一次研讨会讨论大熊猫放归的问题,会议的一大共识是:加强野生大熊猫的生活史和生态学的研究,收集相关信息,以指导放归的工作。十几年之后,这个领域的研究进展并不大。

2007年,四川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第一只放归野外的人工繁育大熊猫祥祥,最终死于野外。可能的死亡原因是被其它雄性大熊猫追赶,从树上坠落致死。

相比于雄性个体,野外的大熊猫社群会更加容易接受一个外来的雌性个体。早些认识到类似的生态学事实,也许那个实验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此后,卧龙的大熊猫放归试验更加谨慎,大熊猫“草草”母子从海拔较低的培训圈,逐步向海拔较高的培训圈过渡。

2011年4月,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对媒体称:计划当年扩大大熊猫野外放归培训的规模。

这些尝试在科学上和管理都是有益的,但是大熊猫的放归对于大熊猫保护来说,即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对症之药,也不可能在近期内实现。首先,野生大熊猫面临的根本的和紧迫的威胁时栖息地的破坏和片断化,只要有良好的自然栖息地,野生种群是可以实现自然增长的,不需要另外个体的加入。反之,如果没有高质量的栖息地,即使再多的饲养个体,也没有地方可供“放归”。

还有一个隐患令人不安。卧龙保护区和成都繁育基地在饲养繁殖上的成功,已经成为了更多单位和地方的学习的榜样,人们希望建立起更多的繁殖基地,生更多的小熊猫,来展示保护的成果,结果会导致从野外抓“种源”,其对于野外种群效果完全等同于“偷猎”。实际上,这不仅仅是个隐忧,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作为中国独有的珍稀物种,大熊猫长期以来被赋予浓厚的文化象征意义,经常被作为国际交流的礼物,以及开展饲养繁殖和行为学研究为基础的租借展览的国际合作。这方面的特殊性,在十几年前刚开始做保护繁育工作的时候,呈现出了明显的积极意义。通过跟国外合作,中国的饲养繁殖和种群管理,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培养了很多国内的科学家。

现在,很多人将关注过多地放在了饲养繁殖上,在一定程度上,野外种群保护的重大意义被淡化了,大家的重视程度有所削弱。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整体较低,对有效保护大熊猫来说,是欠缺的。自然保护区大多脱胎于林业采伐部门,在观念上、人员能力上,都需要转变和提高。

近20年保护实践告诉我:我们不仅仅是在保护大熊猫这个濒危物种,更是在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包括我们和野生动物共有的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精神家园。作为一个物种的保护,怎样是“成功”的标准?我的回答是野生种群和栖息地的保存和恢复。 

王大军 博士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程师

 图片作者:robert w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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