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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环境记者,“行动胜过专业”

关心环境的公民们积极地使用微博以及其他网络工具为环保出力。2012(第三届)最佳环境报道奖对于他们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冯永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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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65岁的记者极其罕见。但4月10日,65岁的刘福堂与几个三十来岁的中国年轻记者一起,获得了中国环境新闻界的大奖。他们之间除了年龄的差异,还有工具的不同:年轻的记者们在中国专业性最好的媒体――南方报业或财新集团发出声音,但刘福堂的媒体非常简单:一个微博。

一年前,刘福堂用微博披露海南省毁林事件,引起公众关注。他一个人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一家报纸。正因如此,他获得了今年“中国最佳环境报道”的“最佳公民环境记者”大奖。

刘福堂当过飞行员,在东北林区从事过不少年头的森林防火工作,经常坐在飞机上俯瞰森林,对森林充满热爱。后来刘福堂在海南林业局工作,他发现,海南的热带雨林,正“在凯歌中消亡”。所谓的“在凯歌中消亡”,是指中国大量的生态破坏和环境伤害事件,是以“丰功伟绩”的形态出现的。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刘福堂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对大型跨国公司大肆以发展经济、造福农民的口号,破坏海南森林的行为,进行了勇敢的揭露。但无论他如何努力,海南的天然生态系统,已经无可阻挡地“灭绝”。由于要建设“国际旅游岛”,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不仅要把当地的农民强行搬迁,把当地的良田、港湾占为己有,还要把海南绕岛的海防林和沿海滩涂最重要的生态系统红树林毁灭净尽。

刘福堂退休后经常写博客反映环境问题。去年4月10日,他跟两位职业记者聊天,两位记者劝他开通新浪微博,可以更好地传播环境保护。他回到家里,当天晚上就拥有了自己的媒体――“@海南刘福堂”。

两个月之后,有村民向刘福堂“举报”,中国著名央企“华润置地”,公然毁坏海南万宁石梅湾的一大片水椰林。当天晚上,刘福堂花了不到一分钟,就把这消息放到网上。他的朋友、绿色和平的钟峪立即转发说,请海南记者关注。“但第二天,海南记者没到,北京记者就到了。”刘福堂说。

一位北京记者赶到海南,刘福堂陪他去看了毁林现场,并及时写出微博。6月13日晚上,央视记者联系他,他第二天又陪着去采访。

刘福堂说,以前海南毁林太多了,官员和公司根本不在乎,但现在一下来了记者,他们害怕了,炮制了一个“假移植”,说只是移植,不是毁林。“每个环节,我都用微博反映,他们利用当地媒体来造假,我就用微博揭露,社会反响越来越大。”

几个月间,刘福堂接受采访上百次,带记者去现场采访十来次。现在当地政府“在破坏生态方面,收敛多了。”刘福堂说。

在生态环境方面,中国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公民记者”。一些环保机构相信,有必要对公民环境记者进行培训和引导。那些梦想要当记者但又一度丧失机会的公民,也相信,自己要想“以笔为旗”,写出富有效率的公民环境报道,也需要经受相当严苛的训练。

从2009年始,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举办了10期的公民环境记者讲座,邀请知名环境记者讲述写作技巧和心得。来听讲的人经常把一间能容下60人的屋子挤满。

但刘福堂和这次“最佳公民环境记者”的两位提名奖获得者的经验说明,其实“新闻写作技巧”的训练,对于公民记者来说是其次的事,重要的是你作为一个公民,得对你关注的议题有足够执着和坚定的付出。也就是说,行动大于专业。

这次的提名奖获得者吴柱曾到青海可可西里当过一段时间的志愿者。2011年,当他发现雪花啤酒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要“勇闯可可西里”时,又对此进行了持续的劝阻和揭示。

吴柱用的“报道”方式也非常简单,就是博客加微博,详细一些的在博客上放置,然后用微博转发。快速、简短的则直接用微博发动报道和讨论。“你不要沉迷于报道,你要行动,你想劝阻雪花啤酒,你就得和他们谈判,告诉他们违规违法的依据和事实。必须到现场去劝说他们。有了具体的行动,你的报道才会更有力量。”吴柱说。

吴柱专程赴北京与雪花啤酒进行面对面沟通、配合环保组织举办相关讨论会,后来干脆与其他志愿者一起,自费奔赴青海,一路劝说雪花啤酒的穿越队伍不要进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他的“热心帮助”下,雪花啤酒在最短时间内提升了环保智商,改变了穿越路线,顺“青藏公路”奔赴拉萨。

另一位提名奖获得者张祥是退休林业工人,2005年以来,一直是多家环保组织的志愿者。在北京的所有河流中,北京北部的清河污染最为严重,每天有将近30万吨的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流。面对这样肆无忌惮的排污行为,北京市环保局和北京水务局互相推诿,甚至把责任推卸到“排污小区和排污公众”身上,以污水处理厂运营能力不足为理由,漠视清河两岸居民的环境权益。

2011年9月份,张祥开始用简易的拍摄设备,每天到清河边“拍摄北京排污口”。然后学着传送到微博上。同时,每次都向北京市环保和水务部门进行举报,并如实记录了这些机构的反馈和举报。这个活动几乎每天都在延续中,一个普通公民就这样让自己的生命与一条河流连为一体。他所拍摄的照片冲击力越来越强,所带动的讨论越来越深刻而具体。

持续的拍摄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刺激了相关部门加速治理污染的决心。他拍摄河流排污口的行为,直接引发了更多的环保组织一起拍摄中国排污口,一起评比中国污染最严重的10条河流,一起把排污口信息汇总起来,成为“中国环境风险地图”的重要资料。现在,随手举起相机拍摄污染,随手推送微博传播污染现状,随手打电话向相关部门举报污染,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共同行动。

这三位公民记者的行动,很清楚了阐释了一个公民的环保责任,也给了公众一个最好的示范模板: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便利地参与环境保护。

冯永锋,北京记者,环境组织“达尔问”创办人,“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评委

图片来源:刘福堂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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