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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苹果树”为邻的生活

一端是光鲜时尚的电子产品,另一端是终日投诉废气的居民。这二者之间,是一条悠长的国际供应链。无论旁观者如何解读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色彩,生活在其间的居民所面对的,却是每天实实在在五味杂陈的生活。孟斯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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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富士康工厂比邻而居的生活,并不轻松。 

杨秀端想买一部苹果手机,前提却是:“等我们把家门口的苹果赶走,就买。”他指的是苹果公司的代工厂、距离他所住小区两百米的富士康工业园区。

38岁的杨秀端是太原某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他和小区里的其他居民一样,从一年多前陆续入住后,时而闻到空气中有怪味,怀疑的对象从门口的臭水沟到家里的装修,最后聚焦到与小区一路之隔的富士康工厂。到去年夏天,从工厂排出的气味已令一些居民不堪忍受。其中一些人出现了咳嗽、头晕、排泄物异常等症状,他们认为这与来自富士康的刺激气味有关。

富士康作为著名的台湾企业集团,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电子代工厂之一,2010年曾经因为深圳工人连续跳楼事件而备受瞩目。随后,北京多家环保组织要求苹果治理供应链中产生的污染问题,使得苹果长期处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深圳富士康占据全球媒体重要版面的同时,其它代工厂的环保纠纷却未得到充分的报道。但这并不表示没有问题存在:在太原这个中国北部以煤炭开采著称而非制造业闻名的城市,一场电子代工厂和当地居民间的风暴呼之欲出,居民们声讨代工厂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这样的故事,曾经在中国东部到处发生,而紧随着产业转移,也开始在中西部上演。

在迅速的规划扩张中,合理距离被冲破,小区逼近工厂,气味流散在人群间。一部部光鲜炫目的苹果电子产品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真实成本。

500公里外的北京,环保组织从一年前开始披露苹果公司供应商污染现象,太原富士康与苹果的关系浮出水面。太原富士康是苹果公司电子产品的代工厂之一。2010年在马军的发起下,多家环保组织开始苹果代工厂的污染问题。陆续公布的两个报告揭出苹果包括太原富士康在内的多个供应商工厂的污染事实。由于苹果的产品全部由代工厂生产,环保组织认为富士康污染,说明苹果对其产品生产的环保要求不够,苹果也有责任。

在以往的查处中,太原的这家富士康工厂留下了“排放刺激性气味”的不良记录。

居民们希望这场针对苹果的环保运动能给政府和工厂压力,破解目前的僵局,彻底解决污染问题。他们担心家人的健康和耗费积蓄购置的房子。对他们而言,苹果对其供应商的环保要求,关系着不开窗都能飘进房间的化学气体,和似乎已经显现的身体伤害。小区内的居民们从呼吸道到消化道,各种病状都被怀疑与此有关,但又无法确认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图为当地居民印制的抗议T恤衫,孟斯摄。 

笔者置身杨秀端所住的小区,感觉到一阵阵近似油漆味的气味,不算浓重,随着风势,时有时无,还曾出现在某天夜里十一、二点左右。在居民们的形容中,气味种类多样,有硫磺味的、有像是烧焦的气味,甚至还有甜味。

太原富士康的一位管理人员在电话中承认工厂存在刺激气味的问题,他提到“苹果公司来查过两三次,详细审查了基本的排放信息”。 2月底“中外对话”与苹果公司联系时,苹果表示从对该工厂的审核中并未查出污染问题。

区域规划问题?

所有纠纷的源头是最初的规划问题。按山西省环保厅的官方说法,“恒大绿洲小区距离富士康科技工业园区的直线距离约200米。”这个距离下,刮东风时,处于下风向的小区里最靠近富士康的8栋楼内居民对气味感受很明显,其次便是距离仅次之的另外8栋楼居民。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刘湘说,因工厂类型的不同,法律规定了不同的防护距离,但有些类型的工厂未被规定防护距离,这时要看是否符合项目环评报告中建议的防护距离。但是,这样的环评报告信息是不对外公开的。

虽然杨秀端不想为难环保局,但屡次申请都拿不到环评报告,加上也没有监测数据,他不知道能拿什么去投诉富士康。

开发区环保局刘效文局长也承认这个距离不合理,但对此无能为力。“事已如此,只能尽量平衡。我们要对周边居民负责,也要对富士康10万员工负责。” 他介绍说富士康员工最多达到过10万人。

小区居民卫先生说,小区将来全住满有一万两千户,将成为山西省最大的社区,至少有三万居民。现在工厂的南面也在大兴房地产建设。

小区居民用不同的情绪和措辞往区级、市级、省级和国家环保部门打过无数投诉电话,以至于接话员一听小区名字就知道投诉原因。2011年8月6日,一百多名小区居民开车堵了大运路,引起来省市政府官员。居民和政府部门、富士康厂方开过座谈会,进厂参观过4次,也上访到过省市信访局(他们带着省信访局的介绍信到市信访局,但被警察拦在门外)。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能够通过闻空气中的气味,辨别那是来自涂装车间还是机加车间。

杨秀端知道和许多环境健康事件一样,医生无法证明污染与病情的联系。他和一些居民在网上通过文章、微博持续发布着关于太原富士康污染的消息,向环保部门举报,彼此在QQ群里讨论;在网下则发动群众上访、进工厂、打电话给环保部门和厂方人员,动用私人关系获取未能公开的信息。

杨秀端虽然一闻到气味就生气的给刘局长打电话投诉,但他说:“我其实怕刘不理我。他如果不理我,这条线就断了。那样所有沟通的渠道就都断了。因为现在往中央、省、市反应问题的线已经是断的了。”

居民们迫切希望获取更多更详尽的检测结果讯息。环保部门来监测了4次,投诉者想知道究竟监测到了什么气体,超标到何程度,却至今仍未得到公开说明。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到居民中调查时,这些外行人士只能用形容词和比喻作答:烧塑料的味、硫磺味、烧胶的味、酸味、熔化剂的味、有点甜……

早在2010年省环保厅《关于富士康科技有限公司废气污染环境信访案件的调查处理报告》说,气味是 “涂装车间废气和机加车间的切削油发挥产生的油雾气味”。2011年市环保局的又一份反馈称“刺鼻性气味主要污染物为涂装废气、污水处理站挥发的气味、材料回收车间的粉尘和切削油挥发产生的油雾混合而成。”

公开监测结果最详细的是山西省委社情民意办公室的反馈,上书“监测结果显示:非甲炕总炬的50个监测数据中有7个超标”。搞不清什么是“非甲炕总炬”的杨秀端在环保厅申请信息公开时顺便问了督察处工作人员,才恍悟:原来是把“非甲烷总烃”写错了。非甲烷总烃在大气中超过一定浓度,除直接对人体健康有害外,在一定条件下经日光照射还能产生光化学烟雾,对环境和人类造成危害。 

但究竟是哪些数据超标?气体成分究竟是什么?有何危害?包括杨秀端在内的居民们想申请信息公开问个清楚,而他们却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无奈的对策:买室内空气净化器。现在小区内有了两家卖空气净化器的商店。因为空气不好而放弃户外晨练的卫先生,向邻居们推荐喝用百合泡的水:中医说百合解毒。

刘局长说厅里在开会研究开展对富士康排放的系统性监测,但方案什么时候出来,不好说。他不敢对投诉的居民说这话,但他坦言,既然是工业区,不可能没有一点味儿。然而从居民那一方面,没人表示有这种牺牲精神。

我们吸入了什么?

居民们要求信息公开的努力屡屡受挫,但他们仍旧不断的尝试各种途径。杨秀端在单位算是中层领导,2011年,当他为家门口的富士康,到省环保厅办申请信息公开的手续。一个年轻的男公务员叫他“别在这,到别处去问”,他依照建议去了另一楼层,却又在那里险些跟另一个女公务员吵起来。辗转之下,环保厅找到了给他打电话的公务员,但告知他未写申请用途,不合格,要重申请。杨重写了材料。

他申请公开富士康工程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和过去三年对它的环境监测数据。

24天之后,杨秀端收到了省环保厅的回复:全面监测的排污数据现在没有,等有了由企业自己公布;环评报告不给,只给看环评批复文件,且不让复印和拍照。杨曾希望拿到证据去告富士康,但现在他说:“这条路看来走不通了。”

杨秀端的碰壁经历并不稀奇。2008年5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杨秀端提出申请,正是依据这一条例。但是,4年来这一条例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问题和挑战

中国加速扩张的城市

离城市最近的农村村民首先卖掉了田地,给市区渐已饱和的房地产开发腾了地方。这些村民中年轻者多进城打工,留下的靠卖地和出租房屋也有了收益。地方政府也愿意靠工厂的进驻来带动GDP,而工厂则正好利用上比城里便宜的地价、比农村优越的基础设施,以及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但这些城乡过渡区域,也常常因为其特殊的社区组成和人口结构,成为了环境监管的薄弱环节。

连贯城里和农郊的大运路在城市的扩张中,正是见证了村庄改称社区、荒地和农田变成房地产小区的过程。

富士康同样见证了这一城市化过程。富士康2005年在太原小店区经济开发区里建厂,两年后恒大绿洲小区开工建楼。当富士康眼看着周边的荒地和农田上盖起居民楼,那些新来的居民开始不依不饶的投诉,富士康“平静”生产的日子一去不返。

最初到底是谁怎么批下了这个工厂和小区的距离?和中国许多类似的纠纷一样,它们往往普遍成为神秘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当前问题的解决割裂开来。

去年底中国科协的一次会上公布,地方政府主导了中国80%的土地违法现象。一位发改委官员也曾对各地热捧的开发区发出警示:“这种分散化的开发格局,不但耕地承受不了,能源也承受不了。”

紫气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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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富士康怨声载道。对恒大绿洲小区的居民来而言,富士康意味着有害气体。但对城西村的村民来说,富士康飘出来的却是“紫气”。城西村在杨秀端所住小区的北边,隔着大运路与富士康斜对着。一座高大古式牌坊树立在靠近富士康一侧的村口,上面“紫气东来”四个镶金大字十分醒目。

在城西村卖杂物有10年的何老先生说,城西村的富裕就是富士康来了以后的事。除了把田地卖给房地产商赚了钱,几乎每家都有房出租,出租对象多是富士康的员工。

高女士和在富士康上班的丈夫在一栋私家盖的宿舍三层楼里,租了一间30平米左右的两居室。这栋楼每层能住7户。高女士说,2009年刚来时房租每个月200元,现在已经涨到450元。

走在村里,常能看到住家的大铁门上贴着空房出租的广告,路边饭馆、旅店、诊所、洗衣店等服务场所随处可见。

村里没有人清楚富士康污染的事,但环保局刘局长承认有过村民投诉富士康的气味,不过“投诉量极少”。在村里卖干货的河北夫妇说,夏天的确闻到奇怪的气味,但不知道是富士康,还是烧煤的味,还是村口臭水沟的味。

城西村与富士康共存的时间更长,曾在小店区某医院工作的李医生,认为有必要关注城西村环境健康问题。尽管缺少量化的调查,但她印象中城西村村民呼吸道和孕妇胎儿畸形的发生率在病人中偏高。她说从2006年到2011年,城西村胎儿畸形(如腭裂、唇裂、脑积水、脊柱裂)检出率明显增高,能占全部病例的70—80%。

电子器件清洗和油漆喷涂工序中常见的有机污染物苯是致癌物,有研究表明高浓度苯暴露能使生殖细胞异常白血病。李医生说,呼吸道问题常常跟空气中不良物质的刺激有关系。

此外,从某权威机构得到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底,富士康周边城西村、南黑窑村、小店村、南畔村、杨庄村的死胎、流产、畸形及呼吸道疾病发生率比2002年-2006年显著提高。

左右为难的官员

开发区环保局局长刘效文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面临着公众健康,社区稳定,居民就业和居住环境平衡发展的重任。这正折射出蓬勃兴起的中国城市建设下,民众和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小区的居民几乎都有开发区环保局局长刘效文的手机号。刘局长深感压力。居民一投诉工厂有味,他就亲自去工厂里检查,有时居民夜里投诉,哪怕到凌晨他也亲自赶来。但他坦言,富士康是省里批的项目,经济开发区环保局只有监督权。

作为基层干部,刘局长认为自己工作担负着维护一方稳定的责任。“局里有10个人,这一年主要的精力都耗在了富士康这件事上。”刘说:“老百姓说话再过激,没有法律责任,但你代表的是政府,你的反应如果过激,那就是错的。”

新年前夕57岁的刘局长给杨秀端打了电话,想叫几个小区住户一块吃个饭,但嘱咐别叫那些投诉中骂人的。12月31日,刘局长和牛副局长跟十几个投诉代表围坐在一张饭桌上。

“不管是什么心情,总算是打了一年的交道,促进了我们的工作。”刘局长的话透着无奈。

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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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居民的反复投诉之下、在厂房和居民的座谈会之后,安装了环保监测设备,这能否缓解和居民间紧张的关系呢?居民的反应各不相同。住10号楼的小杨并不信任那些设备,他和很多居民觉得最终解决办法只能是“把富士康这位爷爷请走”。

杨秀端认为舆论压力有作用,几次沟通和整改后,目前气味减小了。但现在居民一边却仍难重建信任和安全感。安装了设备以后,仍时而飘来气味,虽不像过去严重,却继续扰动着居民的神经。为什么上了设备还有味?为什么生产停了还有味?他们还怀疑,是不是冬天的西北风把气味吹到东边去了?那边没居民楼,等到开春改了风向,说不定又变严重了?

居民们早就不再轻信官方的表面说辞。在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上,一篇题为《太原展示现代循环经济》的文章称富士康排放过程完全可控,基本实现了零排放。废气同样做到了无害化处理。整个烤漆过程,废气100%做到了无害化处理。2006年,富士康一跃成为太原市环保模范企业、山西省绿色企业,国家环保总局领导多次深入调研,并给予高度评价。

经历了投诉如家常便饭一般平常的几个月之后,杨秀端的贾素梅无奈地说道:“今年夏天咱们搬别处住吧,我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但杨回答:“别担心,我相信会好的。”    

孟斯 北京自由撰稿人,前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主页图片为富士康(太原)厂区大门,孟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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