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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水电人”潘家铮

潘家铮是“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是大力开发水电的代表人物。他对三峡工程负面影响的反思,并没有影响他对大水电的热情。中国第一代水电人逐渐离去,中国会反思高歌猛进的水电发展吗?李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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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3日,潘家铮先生辞世,享年85岁。他曾经是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政协常委,还有“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等称誉。官方传媒称其去世是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但也难掩关于他的争议。

我与潘家铮先生并无一面之缘。我是法学、社会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参与过国家重大水电工程环境评估(我参与过紫坪铺、怒江、红水河龙滩、瓯江滩坑等4个水电工程的评估)。此外,我还参与过三峡移民调查,因而对与潘家铮先生工作相关的水电工程有着多年的关注。

很多人知道,潘家铮先生坚决主张修建三峡工程,他自己说当时“一听到有人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后来,作为“三峡大坝的总设计师”,潘家铮先生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应、抨击异议,但很少有人知道潘家铮先生所著《三峡梦》中写过自己的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在“国际生态环境法庭”上受审,被判“开除人籍,永堕魔道,发往阴司地狱,去受凌迟之苦”。

潘家铮先生曾说:在担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之前,自己对三峡工程可能面临爆发核战争带来的灾害、景观古迹被毁、珍稀物种灭绝、环境恶化、“地震、滑坡、水库淤积、航道堵塞等等”,也“忧心忡忡”,而在其后,经3年时间的论证,就从“反对者”变成了“支持者”,因为“发现自己原来担忧的问题均已迎刃而解”。但潘家铮先生直至去世也没有就这些问题是怎样“迎刃而解”的,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在潘家铮先生看来,不能受“西方”影响,水电发展是“国家富强”的需要。把质疑水电看作是西方借以“限制穷国发展”(潘家铮先生语)的说法,其实只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表现。一方面说和平、发展、合作是世界主潮流,一方面骨子里近于强迫症的“敌情意识”不断表现出来,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特有景象。

潘家铮先生和他所处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人只分两类,非敌即我。他称“三峡工程是一项优质工程、安全工程、争气工程”。优质、安全,须待时间检验。至于“争气”,则显现了时代的问题所在。“出生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像梦魇一样压在潘家铮先生们的心上,“救亡”、“图强”,“科学发展”、“国家兴盛”遮掩下的争强斗胜,与人为敌心态,成为他们奋力以向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现今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自谓制度世界最优,经济排名第二,却时时担心不被别人看重、认可,在做出来的强硬下,不时显露出底气不足;天天说别人欺负自己、限制自己发展,却不检讨自己为什么至今未进入发达行列。

潘家铮先生自认为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由此,他就代表“中国人民”宣称:“决不允许江河自由奔流”,“将进一步开展史无前例的宏伟的水利建设”,将在21世纪“修建更多更伟大的高坝大库”,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水电大国”。潘家铮先生所言正在成为现实,但这对生活在中国的人,是福是祸呢?

“中国要发展,发展需要能源”,水电系统以此回应各种批评。但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所谓“电荒”时,主要产业大多产能过剩,能源浪费和使用不当,中国等量能耗对GDP贡献远低于一些国家。所谓的“发展”是基于与环境生态恶化、能源安全渐成问题。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不能在人类已经认识到错误后,藉口“你们已经修了那么多坝,我们还没有修够,你们已经污染过了,我们还没污染够呢”,继续做对人类有害的事。更何况水电系统所言的“发展”包含了巨大的部门利益。

潘家铮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讲述了水坝带来的灾害——1960年,三门峡工程蓄水后泥沙淤积、25万亩农田被淹、5000人被水围困;1975年,板桥和石漫滩水坝溃决,2.6万人遇难(另说一为8万余人遇难,一说20余万人遇难)。潘家铮先生认为以现在技术能力,这些不会再发生了。潘家铮先生是一个工程技术专家,像中国的多数技术专家一样,“科学”与“技术”不分,相信有资金支撑的技术发展力量是无穷的。技术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技术发展的程度越高,它可能给人类带来始料不及的危害越大。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多人“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的时代。

潘家铮先生在其著述中讲述了他亲历的移民情状——他去了新安江水库蓄水前的库区,“那里简直像面临大瘟疫或大战役的前夕,遍地狼藉,一片混乱和凄凉”,潘家铮先生说:“我们确实对不起移民”。今天,移民安置的经费大大地增加了,但移民问题解决好了吗?

潘家铮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问题是反对者的声音没有通达决策者、通达国民的制度性保障。反对者不但承受不当的巨大压力,而且言路不通。为防止决策可能为利益相关者左右或失误,需要两种制度:一是保证决策是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后做出,二是保证决策时能够协调、平衡不同利益。这两种制度,今天都没有建立起来。

三峡工程是至今唯一交全国人大表决的水电工程(出席代表2633人,1767人赞成,177人反对,664人弃权,25人未投票)。当时有评论:“大型工程建设的民主决策,三峡工程首开其端”。20年过去,这个“端”后无续,至今再没有一个工程进入全国人大的“民主决策”。这使我们考虑是否应该建立规定,哪些工程必须交由人大表决,在何种情况下必须举行公开听证。

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中的生态环境报告,先后有两个,第一个结论是工程“弊大于利”,第二个相反。参与过整个论证的有403名专家,其中9人拒绝在报告上签字。

作为参加过国家重大工程评估和参与过立法、决策咨询的人,我的感受是:今天请你,你就是专家,明天不请,你就不是专家;在压力和说服下,不签字是很难的。我曾建议:设立专家库,听取专家意见时,采取以专家类别随机抽选和异议优先相结合的办法;改变在拟好的稿上签字的做法,每个专家都必须自己写出意见,所有参与决策或决策咨询的专家姓名和他们的意见向社会公开;专家因利益或认知错误支持了不当决策,固可不像官员那样被问责、惩处,但也应承担名誉上的责任。

常在有人逝去时,人们会感叹“世上再无某人”!这昭示着一个时代即将过去。潘家铮先生的辞世,使我同样慨叹——“世上再无潘家铮”。潘家铮先生的心永远是不平静的,因为只要他活着,就永远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而许多不及潘家铮先生的人是无须面对、思考的,因为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他们一心牟利,不计其他;他们早已为一种机制造就成机会主义者,言行各异,里表不一,且应对自如。

共产党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新执政理念。“以人为本”,而不是再以“国家”为本,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去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这可否开启潘家铮先生这一代人离去后的新时代呢?

(原文较长,本文有删节)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图片来源: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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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 Anonymous

Three Gorges

I have no particular opinion on the Three Gorges project. I've seen it from an American tourist perspective. Dams have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I do hold strong opinions re: Socialism/Marxism/Communism. Lenin/Stalin/Mao/Chavez/Castro/Pol Pot etc. etc. are way worse than any river dams.
Just say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