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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的危与机

不断变化的膳食结构、食品安全和用水问题给新一代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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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中国“毒鸡肉”事件导致其母公司百胜集团在华盈利下降。 图片来源:jimmy1979's ALBUM

2013年1月,澳大利亚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沃斯开始限制婴儿配方奶粉的购买量,规定每位顾客只能买四罐,这一措施是在可瑞康(Karicare)等人气品牌的需求猛增而导致存货告急的情况下出台的。

然而,需求激增的原因,并非澳大利亚的妈妈们购买婴儿配方奶粉的热情突然高涨。真正的需求来自中国。中国家庭担心国内婴儿食品的质量有问题,于是转而通过在澳洲的亲戚或者代购来获得国外奶粉。为了让孩子吃上他们认为没有污染的奶粉,中国的父母们心甘情愿支付高昂的加价。

其实,更早的时候,同样的场景已经在新西兰上演过了。在其刺激下,Nutricia公司(法国食品巨头达能集团旗下企业,负责澳、新市场可瑞康奶粉的生产)奥克兰工厂的婴儿配方奶粉产量增加四倍,达到每年2万吨,并且宣布未来一年中其产量还将增加1万吨。

Nutricia公司和其他厂商生意兴隆的一个基础,就是中国父母眼中“清洁绿色”的环境。这恰恰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中国未来十五年最大的挑战之一:13.5亿人的食品、水和空气安全。中国只有不到世界百分之十的耕地和百分之七的饮用水,却要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而且,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对于肉类和乳制品等高耗水、高蛋白的食品需求越来越大。

食品安全的恐慌

2008年的“三鹿事件”引发了中国的乳业地震。这次事件中,共有六名儿童因乳制品中的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致死,30万孩子致病。尽管政府部门对事件进行了严厉的处置,两名责任人被判处死刑。

近年来,“地沟油”( 来自泔水、用过的废油以及动物皮毛内脏)成了人们的另一个恐惧之源。除了食品污染以及被采矿和工业生产活动污染的耕地,中国的消费者还面临着另一个威胁,即禽畜过密养殖,而且由于饲养和畜牧实践不善,这一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的大量猪、鸡、鸭一旦爆发疫情,都会给食品供应链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实在太大了。即将就任的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总理李克强必须拿出前任们在上世纪80年代谋求经济增长的决心,才可能予以解决。目前,中国已经公开承认土壤、水和空气的普遍污染是经济成功的负面结果。

在2011年到2015年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制定了众多“绿色”措施,包括有约束力的节能环保目标。比如,提高农业灌溉效率,节约30%的工业用水,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均减少16%左右。

“十二五”规划还包括“建立坚实的国家粮食战略基础”、“保护产粮基地,确保粮食供应安全”、“加强食品安全检查的能力建设”。

最近数周,北京、上海等城市颁布了《食品安全条例》,警告那些触犯食品安全条例者将终身禁止从业。但是,新一代领导班子在食品安全治理上的时间显然并不充裕,他们最多还有十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一挑战,否则中国的环境问题将成为一个烂摊子。

饮水何源?

水源质量和水源短缺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根据麦肯锡的研究,中国20%以上的可用水源都不适合农业用途。此外,中国对地下水的开采速度已经超过了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

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可用水资源量将从目前的每年2195立方米减少到区区1760立方米。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水资源量标准,低于1700立方米即为用水紧张,低于1000立方米为重度缺水,低于500立方米则为极度缺水。

根据著名全球风险评估公司Maplecroft的2012年压力指数,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和华北其他地区的水源已十分紧张。

这一严峻形势,正是中国耗费600亿美元巨资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原因。该工程将连接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及其众多的大小支流,以及淮河和海河等其他大河。这一宏大的工程分为东、中、西三路,将把中国南方的水源调往北部地区。

无论这一工程的长期环境和社会影响是什么,众多“压迫点”已经摆在眼前:城市化、移民潮、繁荣、总体人口增长、水基础设施不足以及家庭、工业、能源、采矿和农业等部门的竞争性用水需求等。此外,干旱、洪水、地震、滑坡和其他极端气候事件等自然灾害因素及中国粮食安全的前景已经开始显得不容乐观。

不断增加的肉类乳制品需求

尽管如此,在小麦和大米等关键主食上中国仍然能够自给。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猪肉和鸡肉生产国,以及众多其他食品的出口国。但是,中产阶层消费的变化十分迅速,农民们必须生产出更多的大豆和玉米充当动物饲料,如若不然,就要进口。

中国目前的大豆年产量为1500万吨,但仍然远远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必须从美国和巴西进口约6000万吨的大豆。到2015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将达到每年8000万吨,玉米的进口量也将达到2000万吨。

中国农业部门面临巨大的压力。因此,除非中国能够对其用水模式、食品供应链和废物处理系统进行反思,能够实现其工业布局的大幅“绿化”,否则就会有社会混乱搅局经济发展的危险。

大城市的食品价格飙升可能导致动荡。在世界经济论坛刚刚发布的《2013年全球风险报告》中,中国专家们已经将严重的收入悬殊列为未来十年可能性最大的全球性风险。他们还提出了另外四个最大的风险,包括供水危机、温室气体排放、根深蒂固的腐败和人口老龄化应对不力。

日本的经验

有了适当的政策,中国就有机会同时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比如,政府应该鼓励更多的城市居民开展城市农业,把屋顶变成菜园。

中日之间频发的关系紧张,可能让中国不太愿意去模仿日本的做法。但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在经过数十年的战后工业化之后,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将严重污染的环境重新绿化的经验。东京、大阪、横滨等大城市在空气和河川的净化方面走在前列,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榜样。

除了“减少、再用、回收”这“节约六字真言”之外,中国要扛过即将到来的食品和水源难关,最终还要依靠另外几个法宝,即“改革、创新、投入和基础设施”。

政府必须倡导改革,铲除食品供应链中的腐败和不法行为,同时不断提高创新水平,让食品安全及其生产的用水效率更高。新的执政团队还必须促进对国内和海外粮食资产的投资,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实现食品和水源配置以及废物处理系统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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